“西学”的内容很多，我在这里就讲讲几个理论的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西学”这个概念。“西学”这个概念是历史的产物。“西学”这个名称是从17世纪开始的，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学。“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再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再次涌入了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开始大量译介西学。当时设立了两个翻译馆，一个是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一个是北京的同文译馆，这两个翻译馆介绍了几百种西学著作。当时张之洞又提出了一个说法，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认为西学只是在科学上对中国有价值，但是中国的纲常根本是不能够动摇的。这种思想提出后，就引起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直到“五四运动”，才树立了“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民主”和“科学”是西方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反驳。但是，“五四运动”之后，关于“体用”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汤一介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现在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就好像是在说“驴体马用”、“马体驴用”。用传统的“体用”关系来说明中学和西学的说法是很不恰当的。

我们强调国学是应当的，但不能因此就贬低西学。如果这样做，实际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作祟。尽管五四运动也有缺陷，但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要吸收西学里的普遍价值。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把人类的普遍价值作为我们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同时要注意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沿着这个方向来推进我们西学的研究。

“西学”里面包含的普遍价值，我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或者说已经认识到了，但是我们的认识还不统一、不一致。这些价值虽然说是起源于西方，但是西方人发明的不等于说就是西方人所独有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胸怀，有一些西方人发明的东西是我们本土文化中缺少的，我们就要虚心地去学习。当然，对于这些价值的普遍性，即使是在西方，也还有很大的争议的。然而，这只是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上的不同理解，但是对于一些基本价值的规定，还是有公认的。西学中包含的人类普遍价值，我们都是应该学习、借鉴、吸收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简单地讲一下“国学”和“西学”的关系。认为“西学”就是西方人的学问，“国学”就是中国人的学问，这是望文生义的简单理解。“西学”是中国人研究西方的学问，这一点我们要强调。在西方产生、但在中国传播的思想，我们把它叫做“西学”。当然，一开始的时候，18世纪时，是西方人在中国传播的。西方人是从来不把自己的学问叫做“西学”的，只有中国人才把西方的学问叫做“西学”。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西学”确切地说，不是西方人的学说，而是中国人用汉语表达的西方的学说。

既然是中国人研究的西方的学说，是用汉语表达的学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都有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眼光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倡更自觉地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学，反对盲目性，这种自觉离不开国学。所以我们在学习西学的时候也必须学习一些国学。

国学也有学习西学的自觉问题。有些人说“国学”就是“中学”，把“国学”等同于“中学”，我觉得也不全面。“国学”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现代学术的概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学”。以现代的眼光来重新诠释、重新理解、重新整理、重新发掘的中国传统的现代学问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学。

既然国学要有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方法，那么就需要西学。因为现代学说里面的一些可以普遍接受的道理、普遍的价值观、普遍的规范等，很多都是从西学当中来的。我们现在讲的国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我们的国学教室，虽然讲授的内容是《周易》、老庄、孔孟、佛学的经典，但基本的方法，基本的规范、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很多方面是参照了西学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西学的观念、西学的眼光，国学也是学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