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从“新儒家哲学”看 “新文科建设”与“西学”资源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6 次 更新时间:2024-06-02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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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新文科”与“儒家哲学”两者的汇聚点,就是“新儒家哲学”。存在着三种不同含义的“新儒家哲学”,即宋明新儒家哲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哲学和21世纪的当代新儒家哲学。它们都进行了传统哲学的转化和发展,即都进行了某种意义的“新文科建设”。就其学术资源来看,其共性是:它们都汲取了某种“西学”资源。具体来说,宋明新儒家汲取了“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资源,即佛学;而现当代新儒家汲取了“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资源,即西方哲学。因此,在思想学术资源这个问题上,“新文科建设”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应当是:在保持文化主体性、“中国性”的前提下,积极地吸纳“西学”的资源。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新儒家哲学;西学

 

今天这个工作坊的主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与新文科建设”。谈到“文科”,众所周知,其核心是“文史哲”。我本人的研究领域属于“哲”,主要是做儒家哲学研究。传统的儒家哲学,当然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谈到“新文科”,对于儒家哲学来说,合乎逻辑的汇聚点就是“新儒家哲学”。所以,我就通过“新儒家哲学”来谈谈“新文科建设”这个问题。

所谓“新儒家”,即“New Confucianism”,这个称谓最初是冯友兰先生所创,本指帝制时代后期即唐宋变革之后的宋明理学,以区别于帝制时代前期即汉唐时期以及轴心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这里的“新”,英文是“New”。后来,港台以及旅美的儒家学者,又用“新儒家”来指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20世纪的儒家;这里的“新”,英文是“Neo”[1];为了区别于古代的新儒家,又称之为“现代新儒家”。再后来,出现了21世纪的新儒家;于是又有“现代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的区分,可参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徐庆文教授的专题文章——《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2]。

这些不同时代及不同时期的三种“新儒家”,相较于他们之前的儒家,都对儒家哲学进行了转化与发展,即都进行了某种意义的“新文科建设”。因此,他们怎样进行这种建设,值得关注。

我在这里不对他们展开全面分析,而只侧重谈谈他们进行儒学转化与发展所汲取的思想学术资源,尤其是“西学”资源。这是因为: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儒者竟然将“中学”与“西学”截然对立起来,以拒斥“西方”的名义来拒斥现代文明价值,以似是而非的“中西之异”来掩盖理所当然的“古今之变”,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不但无助而且有害于儒学的复兴。[3]

这里所说的“西学”,有两种不同时代的含义:一是古代的“西学”,即“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也就是佛学;二是现代的“西学”,即“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4],也就是西方学术及西方哲学。我曾经解释过:

儒学在历史上的每一次复兴与繁荣,都离不开儒学之外的学术资源。其中最突出的典型现象是我多次谈到过的儒学对两种意义的“西学”的吸纳:一次是宋明“新儒学”对“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佛学的吸纳;一次是现代新儒学对“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西方学术的吸纳。[5]

当然,已有学者指出,“西学的传入起过引发的作用,但仅是外来的助因”[6]。上述三种新儒家哲学的内因,乃是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生活方式的演变所产生的“内生现代性”或曰“内源现代性”[7],由此引起思想观念的转变,包括儒家哲学的思想观念转变。这个“走向现代性”的历史趋势,有学者追溯到明清之际,甚至有学者追溯到“唐宋变革”[8]。

例如,关于明清之际的新儒家哲学,我曾经讲过:

传统儒学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遭遇了致命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儒家的外部,例如“西学东渐”带来的西方思想观念的挑战,而且首先来自儒家的内部,例如黄宗羲对形下的君主主义的挑战,王夫之对形上的先验人性论的挑战。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社会自发的内源性现代性的发生,使儒学早在“西学东渐”之前就已开始自发地走向现代性。[9]

但是,“西学”尽管只是外因,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外因的引发,新儒家哲学的产生也是不可能的。我曾讲过:

中华学术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吸纳异族文明的历史;其中有两次对“西学”的吸纳:一次是古代对佛学的吸纳,是“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一次是现代对西洋学术的吸纳,是“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没有对佛学的吸纳,就不会有宋明“新儒学”;同理,今天,没有对西方学术的吸纳,就不会有现代新儒学,儒学、国学就不可能真正复兴。[10]

宋明新儒家吸纳作为“西学”的佛学,已经是中国哲学史的共识和常识,无需赘言;而距离我们最近的则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和21世纪的当代新儒家。

对于援引西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是很自觉的。例如,在唐君毅先生看来:

我们要救当今之弊,必须再生清代以前的宋明儒者之精神,发扬西方近代理想主义与中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此乃是求中西学术文化精神之返本。不过,此“返本”同时也是求“开新”。因为,融会中西方理想主义、人文主义之精神及其文化思想,是“开新”工作的始点。[11]219-220

这里的“西方近代理想主义”,实指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如唐君毅先生本人所引为资源的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

至于当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西学资源的区别,我曾谈道:“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其西学资源,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而21世纪的当代新儒家,“其西学资源也很复杂,既有英美系统的哲学,也有欧洲大陆系统的哲学,其中德国哲学方面更重视现象学,此外还有广义的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资源。”[12]

那么,究竟怎样汲取西学、融通中西哲学?唐君毅先生有一段议论:

人类到了现在,应当是把整个人类当成一体看的时候了。同时已到对东西各大文化系统加以评论的时候了。对世界现存之四大文化系统,我们若作为一个整个人类精神之表现、或一上帝精神之表现来看,则印度文化如上帝之右手,中国文化如上帝之右足,回教文化如上帝之左手,西方文化如上帝之左足。……故我们可名此上帝之左足之成就,为“人类精神之分散展开”的成就,上帝右足之成就,为“人类精神之凝聚翕合”的成就。……此可以喻中西学术文化之当谋互相取资以开新,夫然后上帝之神足乃能遍行天下,人类之精神之行程得日进无疆也。[13]

这里以“上帝”来统合东西学术,当然可以商榷。但是,“把整个人类当成一体看”,这是没错的,这就是全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生活”“共在”(Mit-sein、Being-with)。

当然,在这个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时代,毕竟还存在着民族国家之间的“主客”之分。有学者这样概括唐君毅先生的哲学宗旨:

中国当前的文化思想问题,乃在于如何自作主宰地把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国家观念、自由民主观念等,融摄于中国的人文思想中,以消除融解由中西文化冲击而产生的思想上、精神上的矛盾冲突。[11]220

这样汲取西学的宗旨,应当说是可取的。所以,关于怎样汲取西学资源的问题,我曾说过:

这种方法并非所谓“中体西用”,也非所谓“中西会通”,更非什么“以西解中”“汉话胡说”,而是以中为主、以西为客,以儒学来消化西学;犹如我们吃下了、消化了牛肉而并不变成牛。唯其如此,他们所建构的理论仍然是货真价实的儒学。[3]

这样的汲取“西学”,也与“中学”内部的选择密切相关。章太炎先生在谈到“整合孟荀”时,说过这样一番话:

今将为荀子之徒欤,西学具在,请就而学焉;将为孟子之徒欤,……要自三代以上之礼乐文章,七十子后汉唐学者之绪言,而我朝二百四十年来所孜孜焉讲求者也。[14]

我评论道:“他简单地将荀子归于西学,而将孟子归于传统,这是可以商榷的;但他把‘整合孟荀’与‘整合中西’联系起来,这是值得肯定的。”[15]

总之,我想再次指出:历史上,儒学的两次重大复兴,都是与“西学”密切相关的。

一次是“唐宋变革”之际的儒学复兴,也就是宋明“新儒家”的兴起,其所涉及的“西学”是所谓“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也就是佛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佛学的东传,就没有宋明新儒学,也就没有儒学的第一次复兴。

另一次就是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的儒学复兴,也就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其所涉及的“西学”是容闳所说的“西学东渐”,亦即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西学东渐,就没有现代新儒学,也就没有儒学的第二次复兴。

当然,必须指出:儒家文明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现代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是要放弃,而是要坚持儒家文明的自我主体性;儒家文明的创新与发展,乃是这个主体的自我转化与自我更新。然而同时也要指出,儒家文明的传承创新、转化与发展,不是“内卷”的,而是开放的;儒家文明的现代化路径,应当就是张岱年先生所倡导的“综合创新”。

回到“新文科建设”这个主题,我想,在思想学术资源这个问题上,“新文科建设”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应当是:在保持文化主体性、“中国性”(Chineseness)的前提下,积极吸纳“西学”资源。

 

参考文献:

[1] 郭齐勇.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N].人民日报,2016-9-11(05).

[2] 徐庆文.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3(2):122-128.

[3] 黄玉顺.现代新儒学对儒学复兴的三点启示:祝贺大陆版《唐君毅全集》出版发行[M]//杨永明,郭萍.当代儒学:第1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334-335.

[4] 黄玉顺.反应·对应·回应:现代儒家对“西学东渐”之态度[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22-28.

[5] 黄玉顺.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J].孔子研究,2018(4):17-21.

[6] 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4.

[7] 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J].社会科学研究,2016(6):125-135.

[8] 崔罡,黄玉顺.儒学现代化史纲要[M].济南:齐鲁书社,2022.

[9] 黄玉顺.社会儒学与生活儒学之关系:与谢晓东教授商榷[J].学术界,2018(5):95-106.

[10] 黄玉顺.当代国学院及书院的任务[J].衡水学院学报,2016(5):8-12.

[11] 汪丽华,何仁富.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19-220.

[12] 黄玉顺.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与前景[J].衡水学院学报,2017(2):69-71,96.

[13]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0卷[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449-450.

[1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7.

[15] 黄玉顺.孟荀整合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J].文史哲(英文版),2020:6(1):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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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衡水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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