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在第五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2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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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王博在第五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今天的学术研讨会也是向存山老师致敬的会议。存山先生是我的学长和老师,从读书的时候起,就开始阅读李老师的著作,受益良多。我们曾经一起随朱伯崑先生工作,经常见面,结下深厚的友谊。存山先生为学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也不断提出新的学术创见,令大家敬佩;为人光而不耀,敦厚谦和,兼具传统士君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令同仁钦佩。

   李老师学术的规模、特点和贡献,学界同仁都有很好的概括。我想从一篇文章入手谈一下关于中国哲学独特精神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思考和体会。这篇文章就是“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非常有深度的文字。各位都知道,余英时先生此书甫一出版,即风靡学界,且引起海内外很大的反响。这部著作一开始就对于哲学史家的研究方式给出了直接的评论,“哲学史家关于道体的现代诠释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理解,但就宋代儒学的全体而言,至少已经历了两度抽象的过程:首先是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其次再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至于道学家们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则自始便未曾进入哲学史家的视野。”余英时特别强调道学的主题是秩序重建,因此把道体、道学重新安放在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之中。哲学史界的回应是很不同的。李存山老师的反应是“似当是应有之义”,并引《太史公自序》六家皆“务为治者也”以为佐证。六家如此,宋代道学也是如此,不过更强调了治道须以内圣为本。这种回应显然也代表了李老师对于中国哲学特质的理解,自然也会影响到对中国哲学研究方式的思考。我想顺着李老师的想法,以及本次会议的大主题“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谈两点体会。

   一、边界与视野

   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是从学科边界的划定开始的。谈中国哲学史必从哲学始,又必从西方哲学开始,这当然是由于哲学学科的舶来品属性所致。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由此,边界的划定主要取决于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对于西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不难发现,随着我们对西方哲学认识和理解的变化,中国哲学史的叙述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间的关系,有如庄子所说罔两、影和形之喻,难免会产生出中国哲学史叙述的“特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就必须兼具两个自觉,一个是哲学的自觉,另一个是中国哲学的自觉。从逻辑上来说,要建立起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必先强调哲学的自觉。这种自觉一定伴随着冯友兰所说的“选出”,或者余英时所说的“抽离”。但“爱之所以成,道之所以亏”,“选出”或“抽离”的哲学之成,给人的感觉却是中国哲学精神之亏。于是,在哲学的自觉之后,就有中国哲学自觉的问题。中国哲学的自觉意味着不应以哲学之名单向地支离中国学问,同时也要关照到以中国学问丰富对于哲学的理解,并在两者的互动会通中确立起真正的中国哲学。奠基于此的中国哲学史叙述既能满足呈现中国文化独特精神的要求,又能因应引领中国文化进入现代世界的目标。就前者来说,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应突显中国学问的视野,自觉意识到“选出”或“抽离”带来的刻意遗忘或漠视,以完整地呈现中国哲学的特质。就后者来说,借助于哲学的视野,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可以让中国学问蕴含的理性思考和价值理想更清楚地在现代学术形式之下得到表达,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好地理解。

   这样说当然不是取消边界,甚至取消中国哲学之名,而是在更开阔的视野中思考更恰当的边界。更重要的是,中国哲学应该在哲学和中国学问之间自觉地定义自己的边界。但这种定义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向一个唯一的边界,事实上,多样性的尝试和探索才能更好地呈现中国哲学的丰富品格。

   二、经典与经验

   经典兼具与历史时间相关的经验性和与超越理想相关的普遍性。做一个文字的游戏,经典乃是经验中浮现出来的典范。经验与历史相关,是实事;典范则是历史的抽象,表现为空言。前人有五经或六经皆史之说,即有见于经与史之间的密切关联。按照一般的看法,经之所重在道,史之所述在事;经揭示价值世界,史指向事实世界。但这种看法不能绝对化,中国学问的特点恰恰是道与事、价值世界和历史世界的统一。李存山先生自谓他与当代新儒家不同者之一是认为儒家哲学并不主张两层存有,而是只有一个人间世界或生活世界。依此,经和史都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上,它们的侧重或有不同,有张力但绝不割裂。史虽是事的排列,却也是道在时间之中的展开;经虽是道的铺陈,同时也是经验中呈现出来的条理。

   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来说,经典是最重要的哲学文献。从历史上来看,经典的经典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对经典的解释活动。经典解释必须平衡经典的经验性和普遍性,所以解释活动一方面是经典中所包含的义理不断明晰化和系统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向新经验开放而实现意义更新和转换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说,旧经验与新经验之间的张力让经典不断获得克服时间的生命力,使道持续落实在人间世界。宋代的新经验既让老经典(六经)旧貌换新颜,又创造出新的经典(四书)。但当这种张力大到无法弥缝的时候,经典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清末民初的新经验就颠覆了传统经典的地位,终结了经学时代。李存山老师之所以特别关注常与变的问题,其用心就在于此。这在他关于民本和民主的一贯思考中就可以看出。哲学史应该更重视揭示经典的经验面向,以及经典与经验的互动,以更好地呈现其中的常与变,并为新哲学的奠基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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