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9 次 更新时间:2022-01-10 09:52

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新发展社会学  

李培林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非常罕见的巨大社会变迁,呈现诸多独有的特点,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跨越式发展和发展阶段叠加,人口规模庞大,世界影响深远。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在发展的理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瓶颈问题、发展的目的等一系列重大发展议题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为构建新发展社会学奠立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新发展社会学  中国经验  社会变迁


中国的走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世所罕见的巨大历史变革,它必然会产生广泛、深刻和长远的世界影响。在人类发展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发生过这样大的变动,这无论是对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还是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都是一个新事物。


社会学伴随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发展,每一次现代化的巨大变迁,都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的发展理论。基于欧洲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社会学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基于美国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大家熟悉的“芝加哥学派”、后工业社会理论和网络社会理论;基于拉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践,产生了发展社会学的“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等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被称为“东亚奇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实践,至今还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和学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东方社会学,更加需要理论上的建树。中国学者也在试图创建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理论体系,如经济学家提出了 “过渡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等,社会学家也提出了“转型社会学”“实践社会学”等。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需要自身的理论构建,是因为迄今为止各种关于现代化的理论,都很难准确概括、理解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从国际社会学的理论构建来看,“新发展社会学”是一个具有学术积累传统、丰富实践基础和理论构建潜力的选择。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国在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的国际环境、发展的根本目的等一系列重大发展议题上,基于自身的新发展经验,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认识,为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特色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也有许多共同点和相通之处。但中国式现代化也有一些鲜明的特色,即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如现代化的庞大人口规模、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时进行、不同发展阶段的叠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百年屈辱的历史记忆、东方现代化的世界影响,等等。不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特色,就很难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走向。


第一,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场非常罕见的巨大社会变迁。这种“罕见”突出体现为它的巨大人口规模。世界现代化进程已进行了几百年,至今全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还不到10亿人。在人口比较集中的现代化经济体中,欧盟有4亿多人,美国有3亿多人,日本有1亿多人。而中国是14亿多人共同走向现代化,东方和西方现代化的版图将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国和小国崛起的逻辑完全不同。这种现代化的庞大规模,是西方一些政客决意打压中国的一个深层理由。当中国还处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发展阶段时,他们会认为中国的发展有助于维护世界经济社会格局的稳定。但现在情况不同,在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下,他们会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自身的相对衰落。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少民众,也存在一种可以理解的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焦虑。中国人口规模如此庞大,如果中国人民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民众那样的生活,那世界需要多少资源、能源和财富?世界是否会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爆发争夺财富、土地、资源的冲突和战争?但这种焦虑和担忧,并不能成为剥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权利的理由,而且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也一再证明,人类有能力化解这种新的“马尔萨斯陷阱”,就像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西方学者当年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


第二,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有两个同时进行的重大转变。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迁,由两个重大转变组成:一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即经济体制变革转轨的过程;二是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两个转变的同时进行,在现代化历史上非常特殊。有学者把中国现代化放在“市场转型国家”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与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行比较,其实中国与它们除了存在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根本差异,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些国家大多数在市场转型之前,就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不像中国有那么大的社会结构的改进弹性;也有学者把中国现代化放在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理论框架中去解释,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过程进行比较,而实际上后者并不存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发展维度。而对中国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过程的解释,经济体制的变革创新始终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量,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也始终是驾驭中国巨大变迁的快车的关键。我们原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是阶段性的,一旦实现转变就会基本稳定下来,因为体制变动是有摩擦成本的,而社会结构的转变则是更加长期的和艰难的。但现在看来,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广泛影响,经济体制仍然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不断地进行适应性的深化改革和创新。这种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同时进行的双重重大转变,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第三,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和发展阶段的叠加。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曾断定,现代化是一个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组织理性化的整体过程,是从传统社会结构类型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类型。但中国的走向现代化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即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很多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从1978年到2020年的42年中,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2%,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200美元,甚至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多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并预计在未来几年跨过按世界银行标准的高收入发展阶段国家的门槛。在这种跨越式发展中,由于发展的各个层面的不平衡,中国在发展中呈现出发展阶段的“三期叠加”,我们要同时面对和解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问题。比如说,我们依然要保证粮食安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大规模减少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同时我们要适应发展动力的转换,使国内消费成为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并防止过早“去工业化”;我们还要采取最严格的绿色发展措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兑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承诺。正是由于这种发展阶段“三期叠加”的特点,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发展问题,如城乡发展的差距和人的现代化素质。


第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球化背景和东方现代化的世界影响。过去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并不缺乏世界视野,也从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分工或依附发展的角度讨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并构建了由边陲国家、半边陲国家、核心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理论框架。但中国今天走向现代化面临的全球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开放程度和复杂性都前所未有。用以往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冷战”历史背景下的“两大阵营”理论以及“文明冲突”的理论,都难以深刻解释现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从文化的深层原因看,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还从未面对过像中国这样人口和经济规模如此庞大的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很难理解,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更非所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裔(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为主导的国家,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快。虽说日本也是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但日本自视已“脱亚入欧”,属于七国集团的“西方阵营”。而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拒绝“全盘西化”,对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优越论者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一种文化威胁。特别是中国有上百年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记忆,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有骨子里的排外心结。而且, 即便中国按他们的意愿发展,他们依然会把中国作为一种改变西方国家统治秩序的威胁进行打压。所以,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并不只是一种学术的表述。


第五,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族记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开启了中国近代受列强侵略、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割地赔款的耻辱史。据有关学者统计和测算,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因战败等原因,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支付的战争赔款总值高达10亿多两白银,造成晚清财政的崩溃和国运衰败。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有哪一个其他国家,财富被如此巨大规模地掠夺过?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掠夺无数财富和资源,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段耻辱的历史,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血泪记忆里。


鸦片战争之后,启蒙、救亡、变法、图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中国的志士仁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并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近代史上的政治社会运动,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国家仍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中国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引进过各种主义和思潮,尝试过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和总统制,并以失败告终。中国最终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现在西方各主要大国的所谓民主制,实则存在很大差异,对君主立宪制、多党或两党制、半总统制或总统制,中国并未说三道四,但愿适合他们自身的民意和国情。但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却不断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套用“极权主义”(totalism)或“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理论来抹黑中国的政治体制。但他们无法理解和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成功地驾驭和发展市场经济,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难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制度选择与一种国体和政体存在的理由,能够脱离其历史文化、民意基础和人民生活幸福的目标吗?中国在实际的政治过程和决策选择中,经历了广泛的征求各方不同意见的民主程序,他们对此不愿了解。而其对民主的理解,已背离了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民主形式的多样性发展实际进程,只限于作为意识形态上“政治正确”的选票政治、政党抗衡和议会里少数人的论辩、争斗。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走向现代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人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世界上生活在1.25美元(购买力平价)贫困线下的每100个人中,就有43个是中国人,到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1人。2015年联合国提出到2030年全球消除极端贫困的愿景,中国提前10年在2020年就实现了这个目标,全部消除了按国际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由于中国的进步,东亚的极端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的61%下降到了2015 年的仅有4%”。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有7亿多人摆脱绝对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减少贫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侵略其他国家,没有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也没有向其他国家输出难民。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已经约5亿人,是世界上潜力最大、增长最快、规模庞大的单一消费市场,这将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理念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瓶颈问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带有转折性的。这些深刻变化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的挑战。但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面对错综复杂的新发展问题,中国经过最广泛的凝聚智慧和共识,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体系,用以统领发展全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一次新的发展观的革命。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涵盖从发展动力到发展目的的完整体系,每一个关键词对解决新发展阶段的瓶颈问题都极具针对性。新发展理念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要求,对以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有重大提升和创新,对构建新发展社会学意义重大。对我国来说,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都成为新发展社会学的重大研究议题。


1.能否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


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本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所谓产业结构的升级,就是一个经济体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再转变到以服务业为主的过程。因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几乎都在70%以上。而且我们过去认为,既有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似乎就是保护发达国家用高技术产品和现代服务业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和一般工业制成品进行交换,发展中国家也只能在这种交换中积累资本和技术,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中国家过去的产业技术升级,一般也都是走模仿和替代的道路。我们知道,技术的更新换代有一个规律,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从电灯的发明到芯片的产生,过去需要几十年更新换代的技术产品,现在可能几年就被更新替代了。“摩尔定律”(Moore’s Law)揭示的不仅是一种行业规律,还是技术更新替代的发展总趋势。所以,一项技术发明如果不能及时实现市场化应用、获得收益,就可能血本无归。为了鼓励对科技开发的投入,人类发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实际是本国低廉劳动力和市场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设计的结合,本来是一种发达国家占据控制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地位、拿走大部分收益的互惠合作。但当中国按照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则,制造品从服装鞋帽发展到电子产品时,美国却感到了一种失去技术垄断的威胁,对中国提出的“自主创新”极为敏感,不惜丢掉他们一直标榜的自由贸易的旗帜,对中国开始实施全面的技术封锁和恶意打压。我们应该庆幸的是,这让中国幡然觉醒,意识到关键技术上被垄断和仰人鼻息是多么致命和可怕。走市场换技术的路,在一些“卡脖子”技术和关键领域是行不通的。


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尽管学习、模仿、替代仍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普遍规则,但现在看来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产品和发展阶段。中国要实现产业结构在新发展阶段的升级,必须在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上打破垄断,全面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尽管这可能是一条艰难、坎坷和漫长的路,但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命脉。所以,我们必须对创新的动力、创新的环境、创新的文化和激励创新的制度有全新的认识。


2.能否实现均衡发展和乡村振兴、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


均衡发展是长期发展的内在要求,尽管有时打破均衡、实现重点突破也是必要的。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如果用现代化的标准衡量,我国最大的发展软肋,就是仍然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庞大的农业人口,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仍然属于低收入人口。2020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农村居民仍占总人口的36.0%,约5亿多人,农村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的39.0%。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收入较低的根本原因,还是人多地少,全国农户平均耕作面积不到0.5公顷,绝大多数农民耕作面积和经营规模较小,难以达到社会劳动者的平均收益。2020年,从我国就业结构来看,农业从业人员还占就业总人数的23.6%,约1.8亿人,但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只占7.7%。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和平均收益,都远低于第二、第三产业。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


所以说,乡村振兴的要求有千条万条,但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是最大的难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民走向现代化和普遍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走过两条道路。一是欧美国家的道路,就是转移农业劳动力、减少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规模经营。比如,这些国家的农业从业人员通常只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以下,农业增加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但这些国家多数是人地关系宽松,比如欧洲大国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约为中国农户的60倍到80倍,北美和南美大国农户的户均耕作面积就更多。二是东亚和一些人地关系也紧张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通常无法实现农业的大规模土地经营,但通过农业多种经营、高效农业、以工以商补农,特别是大量减少农民,也使农民普遍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放弃了自主保证粮食安全的观念,认为在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里,可以通过国际市场保证粮食安全供给。


中国也在借鉴已有的农业和乡村社会现代化经验,但由于自身国情又无法完全模仿这两条道路,必须走出自己的新路。中国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走了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的农业发展道路,即迫于生计,只能在有限耕地面积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和资金,尽管单位面积产出较高,但劳动边际收益却持续降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也开始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并促进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经有约1/3的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现了流转,也有近2.9亿农民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成为农民工。农民工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40%以上,并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农业劳动者的老龄化程度加剧,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潜力降低,理论上依然存在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实际上都不再可能成为工商产业的劳动力后备军。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几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目前还不清楚这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产生的短期变化,还是我国劳动力总量的持续减少带来的转折性变化。


我国也在尝试通过国际市场的粮食贸易调整农业的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的效益水平,通过农产品的贸易逆差弥补耕地和水资源的缺乏。但我国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像一些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那样,放弃自主粮食安全的战略,必须确保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当然,乡村振兴和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从规模化农业经营、农业劳动力兼业和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有多种发展的路子,但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关键还是要看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长远发展能力的增强和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


3.能否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成果共享和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基尼系数衡量的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2左右,在理论上处于一种非常平均的分配状况,但这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成为影响劳动积极性和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等一系列举措,冲破了传统观念和僵化体制的羁绊,极大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市场竞争机制的效应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形成的合力,也使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快速攀升。起初,一些学者认为,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发现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倒U型”曲线(inverted U curve)的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收入差距也会在2000年中国实现总体小康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后自然缩小。然而,由于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最重要解释变量这一特殊性,也由于2000年之后我国房地产业和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产生重要影响,2000年之后我国基尼系数继续攀升。


从2006年开始,我国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要求“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此后,我国在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减少农村贫困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更大力度的举措,对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到达转折点0.491,此后步入收入差距缩小的轨道,但在2016—2018的3年又出现“翘尾”,警示我们缩小收入差距的道路会艰难而漫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十四五”时期以及到2035年发展目标和任务时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我国学者在这种发展变化中也在重新审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其一,效率和公平可能并非过去我们所认为的绝对此起彼伏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二者之间的一种均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能够实现这种均衡。比如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与韩国差不多的浙江,在我国发达省份中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民营经济产出在地区经济产出中占比较高的省份,2020年地区人均GDP已经相当于韩国人均GDP的2/3,但其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在全国都是最小的,具有了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良好基础。其二,共同富裕也是有差别的富裕,并不是要返回平均主义。所谓公平,更重要的是看公正不公正,看机会是否公平,而不是简单地只看平均不平均,共同富裕也是建立在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之上的,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其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更要优化财富分配结构,随着人们财富拥有量的增加,财富分配将成为控制贫富差距的更重要的方面。其四,根据一些国家控制贫富差距的经验,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足够的耐心。


4.能否继续保持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除了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巨大能量和活力,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1982—201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总量从6.25亿人增加到峰值9.96亿人。1982—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61.5%增加到峰值74.5%。在此期间,我国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持续下降。加之我国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劳动力供给比较优势明显,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


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从2009年到2020年,中国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对世界制造业贡献的比重接近3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为全世界普通家庭的生活提供了大量性价比优良的商品。


但20世纪第一个10年之后,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相继越过转折点出现下降,现在劳动力总量每年减少数百万人,劳动力规模的比较优势和红利不断弱化。为此,我国也适时逐步推出人口均衡发展、放松人口控制和适当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生育养育的直接成本(特别是子女的教育成本)和间接成本(就业、升职、进修、娱乐等的时间和机会)大量增加,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持续降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快速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蓄积,从劳动力的规模和数量转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在这方面,相比于发达国家,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近20年来,我国的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占18—22岁适龄人口的比例),1980年只有2.2%,2000年达到11.2%,2020年则上升到54.4%。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8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达到13.8年。


通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工作技能的大幅度提高,我国仍可望继续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红利。


5.能否在绿色发展硬约束要求下持续发展?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出这一庄严承诺,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2021年3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该纲要在阐述2035年远景目标时也向全世界宣布和承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中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双碳目标”,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条件的“硬约束”,对中国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极大挑战。因为在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产生碳排放的化石能源占84.7%,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等能源仅占15.3%。而且,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并且确定了到2050年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保持的持续经济增长使能源消耗总量仍处于上升时期,人民生活的快速改善也使得人均耗能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这种耗能增长的“叠加”,意味着我国能源消耗的总量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但无法出现转折性变化,还会继续增加。因此,我国必须走改变能源结构的道路,逐步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占比和总量,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通过技术改进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同时实施全民节约能源行动,这将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


当然,中国提出这一“绿色革命”,并非屈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我们也没有用美国人均耗能是中国人均耗能的十几倍作为中国可以放宽自身绿色约束的理由,中国是根据自身确定的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坚信可以通过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实现现代化。


绿色发展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机遇,我们需要抢占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先机,使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6.能否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继续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扭转了对外封闭、对内搞阶级斗争的错误,适时作出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判断,把“对外开放”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1982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正式写入我国宪法。邓小平同志当时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围绕着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设立经济特区,一直都有很激烈的争论,也有很多担忧,主要担心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和被外国资本控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曾作了各个方面的研判,也一度担心中国的经济经受不住对外开放带来的冲击。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面对外开放的新起点。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原来把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市场、极力施压要求中国对外开放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崛起会改变既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认为中国从对外开放中占了大便宜。特别是美国转而对中国采取设立国际贸易壁垒、技术封锁、金融打压等一系列“脱钩”和“孤立”政策,试图迫使中国就范。其实早在1982年,顶着各种压力大力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邓小平,就富有远见地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进入一个发展前景极端不确定的时期,这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磨合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适应中国的发展变化,放弃所谓“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谋略和“零和博弈”思维,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会在维护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三、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思考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走过了艰苦卓绝和波澜壮阔的道路,进行了规模宏大和不断开拓创新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和教训。我们需要对这些宝贵的经验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梳理,以便成为我们创新学科理论体系的经验基础。从新发展社会学的视角来总结,可以大致概括如下要点。


1.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


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中,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被描述成是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全面转变,包括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文化的世俗化、组织的理性化等。后来人们发现,当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完成之后,社会实际发展过程超越了这种理论叙述框架,用经典现代化理论很难解释新的发展现实,于是后现代理论应运而生,并用一系列结构性变化的指标,来标志“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但深刻改变社会的新的结构性变量不断产生,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影响,催生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突然意识到,虚拟社会的无限扩大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要尊重实践的发展,不应当受到理论上某种社会类型的束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所谓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实际是一个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这种结构改进可能并没有一个宿命式的社会类型终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不断塑造着我们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增长,是社会结构改进的基础,但社会结构的改进,也并非就是经济增长的被动后果,社会结构的改进反过来也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增长”和“发展”区别开来,把“发展”视为一种更加广泛的结构改进和社会进步。


当然,在现代化的连续谱式结构改进过程中,也形成了由一些标志性转折点划分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阶段性的划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动力、发展任务和发展要求。例如,在长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 从温饱阶段到小康阶段、从小康阶段到全面小康阶段、从全面小康阶段到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要解决不同的突出发展问题和突破不同的发展瓶颈。特别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小康社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让我们认识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其实也是因时因地并随认识的深化动态调整的,要根据发展理念的提升不断完善,而不是刻板的规定。我们要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发展战略,但也不能违背发展的规律或凭激情去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


2.民富国强的逻辑: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要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为了快速地实现初始资本积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强国,选择了“先生产后生活”、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和重工业赶超战略完成初始资本积累的国强民富道路。这种战略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意外的结果是人民生活改善相对比较缓慢,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不足、活力不足、效率不足问题突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快速发展,让我们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初衷出发,选择了优先发展与人民消费密切相关的产业战略,大力发展民生产业,成效显著。从食品加工业到纺织业、从家用电器到各种电子产品、从汽车到住房,中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飞跃发展,用几十年的时间快速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走出了一条民富国强的新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奠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从国强民富的道路到民富国强的道路,或许都是我们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发展挑战做出的必然选择,但发展的结果告诉我们,只有把发展动力建立在民生福祉之上,把生产和消费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调动起亿万民众的发展激情和热望,才能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是民富国强的逻辑所在。


3.非均衡中的均衡发展:全面发展和重点突破


“均衡”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比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宏观经济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增加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调控目标,都是国民经济的均衡要求。但这就像社会学所讲的“和谐”,是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和追求的基本目标,而现实中的发展状态可能更多是“非均衡”和“非和谐”的状态。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周而往复、循环上升的过程。


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一些阻碍发展的瓶颈,要破除瓶颈,又往往不得不打破发展均衡,而由此产生的新的非均衡,又可能成为新的发展瓶颈,造成发展策略上的两难选择。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保持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均衡是非常必要的,但实现发展瓶颈的重点突破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需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设立深圳特区和采取沿海率先对外开放的政策,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体制和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发展民营经济和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的政策等,都是为了打破发展瓶颈的重点突破。没有这种打破均衡的重点突破的带动,很难有跨越式发展,但没有宏观发展的相对均衡,发展的持续性就难以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低碳目标、坚持绿色发展、防范重大风险,这都是要实现的新发展均衡要求,但也是夯实基础、蓄积能量,以便在新的发展基础上实现更大的突破。


4.从渐进变革到全面依法治国: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把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驾驭中国式现代化高速航行巨轮的稳定锚。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实现改善民生的第一要务,稳定是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中国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没有采纳当时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的建议,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实现过渡,而是通过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试点先行、以点带面以及“双轨制”过渡等渐进式改革方法,最终取得了成功。而根据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的理论推论,“双轨制”过渡会造成高昂的体制摩擦成本,并形成滋生腐败的大量租金,造成普遍的投机寻租行为,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国渐进式改革为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提供了工具性手段,避免了难以承受的社会震荡代价,从而通过发展成果有效抵消了改革成本。从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市场化转型过程看,他们普遍承受了经济停滞和倒退一二十年的沉重代价,其社会震荡代价远高于渐进式改革的摩擦成本,而国家解体的代价就更无法估量。当然,这也得益于中国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政治风波、国际金融危机还是重大自然灾害,都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为推进改革、分期支付改革成本和维护社会稳定奠立基础。


现在看来,渐进式改革也并不是一切改革的普遍法则。中国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各方面的制度都已经趋于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试点先行仍然是我们推进和深化改革的主要方法,但顶层设计和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在新阶段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更普遍做法。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成为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提高制度效能的新要求。但深化改革仍然是一项长期任务,随着实践的发展,体制仍需要进行不断的适应性变动和创新。


5.国家治理的新框架:政府、市场和社会


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时,人们通常采取“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分析框架,把市场调节视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力量,而把政府干预视为规范市场秩序和对市场自发调节失效进行纠偏的必要力量。不同理论背景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强调有很大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主流思想是市场决定一切,国家干预经济越少越好,但实际上也不尽然,现在的美国就正以国家安全为名对经济横加干涉。东亚一些国家曾被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指责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经济干涉太多,对社会主义中国,他们更是把政府干涉经济作为一项罪名。而现在是中国在高举经济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大旗,而西方国家反而不断设立自由贸易的障碍。中国主动参与了西方国家制定规则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现在他们却认为中国占尽全球化的便宜,他们要改变规则打压中国。其实中国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也好,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好,都是按照自己的国情和经济本身发展的规律,并非受某种意识形态的束缚,这可能也就是中国在此问题上成功的秘诀。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经验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调控、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发展方向还是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等方面,政府都发挥了更强有力的作用,这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关系,而不是简单地把“大市场、小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这种不精确的表述视为圭臬。


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行和资源配置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比较倾向于使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并习惯于把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作为相互制衡的力量。通常的理论推论是,过分强大的和缺乏制衡的国家权力,会形成压制社会自由的桎梏,导致国家极权专制,而现代社会的基础,是形成能够制衡国家权力的“公民社会”。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一盘散沙,所以一直被打上东方专制国家的符号,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仍没有消除这种西方偏见。


其实任何现实的经济运行,都是嵌入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没有能够脱嵌的在理论上存在的纯粹经济运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使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经济社会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新的认识框架,即“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治框架,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建立有效率的政府、有秩序的市场和有活力的社会,它们共同发挥作用而又各有侧重,对于发展的不同事务,“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一个“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的国家,变成“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的国家和逐步走向“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国家。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大流行中,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社区治理发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显示了迅速成长的强大的社会力量。


6.社会共识的形成:广泛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共识形成的集体意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皇权”和“绅权”的分野,造成了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分途。而皇权的崩溃、频繁的战乱和群雄四起,造成基层社会的一盘散沙。所以,1949年毛泽东在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指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释放社会活力,发展生产力,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先后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和在城市进行了“单位制”改革,并在法律上确认了城乡社区基层组织的“自治”性质,整个基层社会面临一个普遍的再组织过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化过程,中国基层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基于社会共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成熟制度,广泛的社会参与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自治基础。


这次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大考验。我国几十万个城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令人刮目相看。快速有效地深入到千家万户的社会动员,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抓手,从纵向到横向的单位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形成严格防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共识,迅速建立科学、动态的基层社区治理分级防控体制,保障封闭社区的物流和生活必需品供给,形成一种既能够抵御非常态现代社会风险又能够适应常态经济社会生活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7.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令西方一些政治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视为“专制”“威权”“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长期执政,怎么会在中国获得那么高的民意支持;他们期望的中国“和平演变”和服膺西方意识形态,怎么会总是落空;缺乏“两党制衡”或“朝野制衡”的中国共产党,怎么实现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偏革新。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中国共产党把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执政的社会基础。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改善人民生活,大到消除绝对贫困、乡村振兴和改善生态环境,小到垃圾分类、厕所革命和治理背街小巷,都是从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执政的坚实民意基础。而每一项发展的重大决策和长远规划,都历经外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细致的民主协商程序,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智慧和远见卓识,一旦做出决定,就言必行、行必果,长期坚持、久久为功。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地团结社会各阶层和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决不允许政治腐败、经济寡头、金融大鳄、网络大亨操控政治、垄断市场、煽动和挟持民意。可以说,人民共同利益的守护者,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始终要居安思危,高度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和社会团结。近十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特别是中产阶级平均生活水平下降,产生普遍的失望和焦虑,反建制、反权威、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新民粹主义兴起,形成庞大的社会民众基础,造成社会撕裂,促使极左翼和极右翼的走强,动摇了传统大党的执政基础,这是需要我国引以为鉴的。


8.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和走自己的路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已经有目共睹。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世界上潜力最大、增长最快、规模庞大的单一消费市场,这将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已制定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因任何波折而中断。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搞意识形态的对抗,但也不惧怕被当作“西方价值观”敌对的国家。我们坚信,崇尚自由、平等,市场经济才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追求公正、法治,社会生活才有崇德向善的道德风尚。


中国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在让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同时,也要成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建设者和负责任的国际大国,不断提升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不断增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理解和沟通,与世界人民一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这当然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可能会不断有矛盾、冲突和对抗,但大国都需要具有管控对抗激化边界的智慧和能力,走出一条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世界和平发展的新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不确定性,但“丛林规则”是走向毁灭的选项,人类应该有智慧创造共同发展的未来。


本文只是为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破题,作为一种学科思想体系,还需要更加规范的理论框架、更加清晰的分析逻辑、更加学理化的思想表达和对中国经验普遍意义的阐释。最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的学问,要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北京10248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P4—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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