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9 次 更新时间:2022-04-21 21:36

蒙培元 (进入专栏)  
讨论中国人文精神的问题,首先需要实现视角的转换,即从社会层面的问题转到人本身的问题上来。讨论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就更需要站在现代的维度上同古代人进行对话,实现心灵的沟通。视角的转换,与主体选择有关。既是选择就有某种自由,但这种自由又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或限制,并且会出现许多“盲点”。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跟上历史的潮流,坚持历史意识;而且要弘扬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而又能够跨越时空的东西,坚持超越意识。这样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人的问题,人的内在心灵与终极价值的问题。我以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即在于此。这一点对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显然不会产生直接效应,但它最终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其作用是无法估计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能力,克服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而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溯本求源”、“掘井及泉”,以领悟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及其“现代性”问题。

文化的主体是人,任何文化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因此,文化研究的根本着眼点应当是人的问题。人既是社会主体、历史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它可以分为内在性与外在性两方面,前者指人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内在潜力及其价值取向,后者指人的社会角色及其交往活动等等(这只是大致近似的区分),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作用,但不可代替。就人的根本存在而言,其核心则是内在方面。存在主义者萨特把人说成“开放的无限的可能性”,后哲学文化代表罗蒂把人说成“一束无中心的网络”,他们都反对内在与外在之分,但在我看来,如果丢弃了内在方面,只限于外在化甚至工具化的方面,那么,人本身的问题就被忽视了,甚至变成一般的“物”,一句话,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被遗忘了。中国文化启示于今人的,恰恰在这个方面。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实用的、功利的,从属于政治的,被称之为“政治伦理”或“政治文化”。但有趣的是,这种看法首先是由西方人提出的,马克思·韦伯就是一例。他认为中国只有“社会伦理”而无“宗教伦理”。他只看到一个层面,而且是与封建官僚政治相结合的一面,或被统治者所利用的一面。

中国文化是由不同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但是首先必须区分原形的中国文化与变形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借用这个词)的中国文化是原形文化,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后来出现所谓“政治文化”即变形文化,它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形文化的机制受到严重压制,但原形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仍在继续发展,正所谓“不绝如丝”。

从社会层面看,中国文化确是一种“家族文化”或“群体文化”;从政治层面看,它又是“家族文化”的延伸或扩大;但从人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则是所谓“圣人文化”。每个人都是家族或群体中的一员,但他有个体人格,有个人的价值追求,这就是成为圣贤。又因为中国文化所说的“圣人”,是人而不是神,“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语),所以它是人文主义的。所谓“圣人”,不过是一种人格类型,是一种精神境界或心灵境界,因此是人人心中具有的。圣人与“天”合一,这所谓“天”,具有绝对普遍意义,但又不是上帝那样的绝对实体,它无非是宇宙“生生之道”,赋予人而为性。因此,人有“天赋”的内在本性和潜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格。这就是人之“良贵”,即人的价值所在。人不仅是社会伦理中人,而且是宇宙生命中人,自有其独立地位,它的内在潜力的实现,就是真、善、美合一的心灵境界,也就是“圣人境界”。

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仅仅用“家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是不能说明的。人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天民”,作为“天民”,他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可欺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语)这个“志”就是个人的自由意志。

现代社会是科技、信息时代,现代人是掌握科技、信息的人,但是“德性”方面并不是没有问题。大自然创造了人,是否就意味着只有发展“智性”而不能发展“德性”,或者现代已进入“智性”时代而“德性”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必须作出回答。现代人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古代“圣人”,但应当实现自己的内在潜力,应当有目的追求,从而树立自己的人格尊严。至于既无“德性”、又无“智性”而只受物欲驱使的人,就很难指望实现现代化了。在现代竞争激烈的时代,尤其需要关心人的情感,满足、发展人的情感需要,以避免人的各种形式的“异化”。中国的“德性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情感文化,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它提倡高尚的情操、情趣和情怀,把情感看作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并且提升为理性化的“德性”。它不需要上帝的“拯救”,只需要自我实现、自我完成。这是人的内在需要,也是人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德性文化”,就是中国原形文化的基本含义,它具有个体性特征。它同麦金太尔所说的“情感主义”决不是一回事,同康德所说的“道德情感”也不能相提并论(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详论)。这种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是否缺乏内在动力呢?这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不是“狡狯”的而是真诚的,不是掠夺的而是和谐的。如果对之进行现代维度的调整,不仅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而且能变成一种内在动力与调节力,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与困惑,是将“内圣”与“外王”结合在一起,企图用“内圣”解决“外王”的问题。当代新儒家也大讲“内圣外王”之学。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它既严重束缚“内圣”的开展,又严重阻碍“外王”的建设。应当承认,在“外王”即社会政治层面,中国文化缺乏资源,原因在于,它缺乏对于人的外在方面的考虑。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更倾向于宗教文化而不是世俗文化,它是一种人文主义宗教,缺乏客观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支持。

因此,对中国文化需要进行消解,只有消解,才能重建人文精神。所谓消解,具体地讲,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将社会政治层面的人与自身存在的人进行必要的区分。这不是说二者没有联系,只是说有内外层次之别。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有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之分,但在自身存在的意义上,只能是个体的人,这就是传统文化所说的“为己”与“独”。在这一方面,特别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发展人的内在潜力,实现人的德性,确立人的地位与价值。二是消解“内圣外王”的整体结构,开发“内圣”之学的现代意义,重新解决所谓“外王”的问题,其中包括法制、民主建设。终极价值的关怀,是人类文化所创造的最大的成果,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绝不能完全消解,但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必须实行改革。这样一来,所谓“内圣”之学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内圣”之学,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理论;所谓“外王”之学,则有根本性的转型。所谓“重建”就是消解之后的重新整合,特别是要将“德性”与“智性”、“内在性”与“外在性”、终极价值与工具理性及世俗化结合起来,开创新的人生。要实现真正的重建,必须以开放心胸,吸收一切先进文化,包括西方文化。消解的过程同时就是整合与重建的过程。这是时代课题,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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