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湖湘文化的特质与要素——湖湘文化访谈(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 次 更新时间:2022-04-21 10: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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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进入专栏)  

   □湖湘文化定名的历史依据是什么

   □湖湘文化的特质与要素源于何处

   □湖湘文化的二重组合有何独特优势

  

   记者:朱教授,我们已经做过几次以湖湘文化为中心的访谈,我认为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精神漫游,相信不少读者也有同感。我想,美不胜收的湖湘文化一定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寻幽探胜之处,我们是否可以再作一次访谈?首先,我仍想从“湖湘文化”的概念谈起。我感到无论是研究者、实际工作者或文史爱好者,大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仍然不大一样。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其内涵与外延并不十分一致。就从时间的维度上说,有的仅讲近现代的湖湘文化,有的定位在宋代以后,有的则讲到春秋战国的楚文化,有的还要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炎帝、舜帝文化及三苗文化等等。这就使得湖湘文化成为一个内涵和外延均不太确定的概念。这种将湖南历史文化的总和统称之为“湖湘文化”的观点,您同意吗?

   朱汉民:湖湘文化是一个区域文化的概念。湖湘文化是一个与湖南行政区域相关的地域文化概念,它是一个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地域性文化类型概念。

   要明确湖湘文化这个地域文化类型的概念,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区域文化形态及其历史作一整体的概览。中国的区域文化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部族文化、方国文化与行政区的不同地域文化概念。史前时期的文化完全是以部族为单位的区域性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遗址,上古时期的黄帝部落、炎帝部落、两昊部落、三苗部落等历史传说,就是这种部族文化的体现。商周以后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区域文化是相对独立的以方国为基础的区域性文化,即方国文化,虽然这时发展出了汲收各部族文化的中原核心文化,但是分封制使得各个不同封国形成了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独立性很强的诸侯国,加之殷周之外的大部分地域均是独立的方国或部族,因此产生区域性特征很强的方国文化,我们现在所讲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就是这种以诸侯国为基础的方国文化。秦汉时期建立统一的帝国之后,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那些地理条件不同、生活方式各异、文化历史传统有别的各地方行政区,又逐渐形成了各有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上述区域文化的三种形态,在历史阶段、空间范围、表现方式均有不同,不能混淆。现在的湖南行政区一带的历史文化也先后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并产生了苗蛮文化(部族文化)、楚文化(方国文化)、湖湘文化(地域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可见我们所讲的湖湘文化,是在建立统一帝国及确立湖南行政区划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地域文化。

  

   记者:根据您的看法,湖湘文化只是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地域性文化类型的概念。它似乎与这个被称之“湖湘”、“湖南”的地方性行政区的确立有关?

   朱汉民:对,湖湘文化的概念,应该与湖湘作为一处区域性行政单位的确立有关。我们既然以某个地域名称命名一种区域文化形态,那就不能忽略这个行政区域的形成历史,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有强控制力的国家。湖湘文化是指湖南这个行政区域的历史文化形态,它与“湖南”或“湘”的定名过程密切相关。先秦时湖南一带属楚国,秦汉以后,这里是逐步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区划。秦汉时期在湘中、湘东一带设长沙郡,其郡治就称“临湘”。至南朝时,此处始设“湘州”。唐宋之际开始出现以“湖南”命名这个地域,唐代后期置湖南观察使,宋代设湖南路。故而在唐宋时期出现了“湖湘”的文化地理名称,南宋时湖南出现的第一个著名的理学学派,即被当时学界称之为“湖湘学”、“湖湘学派”。元、明、清几朝的行政建制和名称均有变化,但比较普遍地以“湖南”为区域行政建制命名。由此可见,唐宋以后,湖南地区才广泛地出现以“湖南”、“湖湘”的行政地理、文化地理命名,这应该是今天学界以“湖湘文化”命名湖南地区文化的历史依据。当然,我们说湖湘文化成型于唐宋时期,不仅仅是因为唐宋时期才有“湖南”“湖湘”的行政单位和域名,更重要的是,由于两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儒学地域化的发展,使得南下的中原文化与湖湘之地的本土文化结合,产生了这个既有地方文化传统、又在当时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

  

   记者:您这么一讲,脉络就很清楚了。根据您的看法,古代的苗蛮文化、荆楚文化与湖湘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呢?

   朱汉民:文化总是前后相继的,特别是对于这个稳定性高、又从未中断的中国文化来说尤是如此。上述三种文化阶段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即地域文化对方国文化的继承,方国文化对部族文化的继承,前一种区域文化形态虽然不复存在,但是其某些因素、特质保存下来,可能会融入到以后的区域文化形态之中去。楚文化的产生,就是中原文化与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苗蛮文化的一些因素、特质融入到楚文化之中;同样,湖湘文化的成型,也是中原的儒家文化与本地的楚文化遗存相结合的结果,那么楚文化甚至是苗蛮文化的一些因素、特质也融入到湖湘文化中来。

  

   记者:您认为古代湖湘文化是本土的苗蛮文化、荆楚文化与传入的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那么,这种不同来源的文化因素是如何体现在湖湘文化中呢?

   朱汉民:文化是一个外延极其宽泛的概念,其内部的层次划分十分复杂。但是,如果就对精神文化作一分层的话,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心理文化与思想文化。心理文化层面主要涉及到由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性格、习惯、心理等,而思想文化层面则包括了科学、艺术、伦理、宗教、哲学、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思想观念。一切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与中华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湖湘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同样是在中华文化演进的条件下进行的。湖湘之地的本土性文化与因文化迁徙而传入的外来文化的不断重组,就构成了湖湘文化的形成机制。我们会发现,湖湘性格等心理层次的文化总是以本土文化为主导,而湖湘之学等思想层次的文化则往往是以传入的文化为主导。荆楚文化是中原文化与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荆楚文化中那些属于地域性的性格、习俗、心理等文化要素是以本土的苗蛮文化为主,而另一些属于思想、观念及意识形态等文化要素则是以南下的中原文化为主。唐宋成型的湖湘文化也是本土文化与南下的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样,那些民俗、心理、地域性格的文化仍以本土文化包括苗蛮文化、楚文化的历史积淀为主,而关于思想学术等社会意识的文化则明显是以南下的中原思想文化为主,所谓的“潇湘洙泗”、“荆蛮邹鲁”主要是指思想文化的儒学正统观念。近代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发出夺目的光彩,近代湖湘人士的“气质刚劲”、“踔厉敢死”的湖湘性格即是蛮族风习及本土民性的体现。而近代湖湘思想文化能够成为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时代的强音,也在于湖湘学人能大量地引进东南沿海的进步文化和接受近代的西方文化有关。由此可见,湖湘性格与湖湘学术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来源不同,但又共同组合成湖湘文化。

  

   记者:这似乎也就是您以前曾谈到的湖湘文化的二重渊源的问题。那么,这种文化的二重渊源在湖湘文化发展历史上各有什么重要特色?

   朱汉民:我们知道,湖湘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在这个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涌现出一代又一代有思想、有抱负、有个性、有才情的知识群体,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文化的社会化功能,故成就为炳耀史册的思想家、学问家、政治家、教育家。那么,湖湘知识群体为什么能够一代代崛起于这个原本文化并不十分发达的南蛮之地?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他们的思想性格,就可以发现,他们身上均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二重构造。

   一方面,湖湘知识群体大多具有鲜明的湖湘性格特征,那种“蛮”、“倔”、“刚”、“烈”的性格特质成为他们的群体性风格,他们充分地保持了具有悠久历史的本土文化的传统。那些土生土长的湖湘士人固然有着突出的苗蛮之后的性格特质,就是那些迁居湖湘的一代代学人也受这里的地理环境及文化的影响,他们也表现出这个南蛮之地所特有的倔强性格。如南宋胡氏家族大义凛然,决不和投降派秦桧合作,因品性高迈、意志果决而闻名于世;王船山坚毅顽强,敢于和强大的清军作军事对抗,抗清失败而隐居衡阳,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气概作学术研究;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亦是具鲜明湖湘性格,曾的“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格言和“血诚”、“明强”的个性,分明是来自于山国的悠久文化和历史积淀;谭嗣同、唐才常敢于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奉献给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黄兴、蔡锷的血性意志,使得他们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代豪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朱镕基等更是具有鲜明的湖湘性格,刚烈耿直,一往无前。

   另一方面,湖湘知识群体不仅有刚烈、果决、倔强的血性意志,同时也具有深远开阔及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故而能够站在中国文化演进发展的前沿。还值得一提的是,湖湘文化又是一种有深度的思想文化,我们如果简略追溯一下湘学的原道思想传统就可以证明。道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最深刻的核心范畴,思考道、探寻道(原道)向来是中国学界的最高深学问。而湘学的思想精华、学术成就也充分地体现在原道方面。屈原的《天问》具有深厚的楚文化根基,到贾谊的《鸟赋》、柳宗元的《天对》,其对天地求索的精神构成了湘学之原道的思想源头。此后,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对儒家之道的重构,到王船山的“器变道亦变”;从魏源的“技可进乎道”,到谭嗣同的那兼容古今中西的仁学之道,正清晰地展现一代代湖湘学人的开拓进取探索和思想深度。可见,时代性、深刻性正是湖湘思想文化的最大特色。

  

   记者: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即湖湘气质性格与湖湘思想学术确实均有其独立的价值。那么,这种湖湘文化的组合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功能呢?

   朱汉民:湖湘知识群体所具有的性格特质、思想观念常常能统一为一个整体。他们往往是既有山民的刚烈、果决的强悍性格,又有超前、深达的学术思想。这种组合尤能产生出一种奇特的人才辈出的现象,这在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中尤其明显。著名教育家杨昌济曾经说:“湘省士风,群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近岁革命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有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应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可见,湖湘知识群体人才辈出,一方面是由于“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即湖湘性格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学风所播”,在思想文化方面与时俱进,从而引入了新思想、新观念。作为学者、书生,他们追求着合乎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观念;作为湖南人,他们又都有刚毅、果决、倔强的血性意志。所以,湖湘性格成为湖湘文化中具稳定性的特质。当然,湖湘文化的二层构造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够导致人才辈出、文化振兴的结果。在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湖湘士人都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也有不少湖湘士人并不能将刚决的性格与开阔的思想结合起来,故而表现为目光浅短、观念狭隘、思想保守,再加上他们所具有的蛮、倔,使得他们成为一批最顽固的守旧人物,并可能成为历史进步与发展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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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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