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天下、天下为公及其现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5 次 更新时间:2023-05-30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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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进入专栏)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天下”是具有中华文明独特性、同时也将会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重要理念。挖掘“天下”理念蕴含的丰富思想意义,不仅能够让现代中国人理解它在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可以让现代世界思考它可能对现代人类多元文明共存的重要意义。

但是,“天下”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往往受到一些质疑,为了避免对“天下”理念的误解,需要对“天下”的基本意义做进一步的分疏。在中华历史上,“天下”一词除了地理空间的字面意义之外,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政治秩序的“天下”制度。上古华夏经历了从单一氏族方国的“五帝”到“协和万邦”的夏商周王朝,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国家。特别是西周王朝通过分封制,将不同地域纳入一个“九服”制度的政治共同体,形成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政治体系。秦汉帝国的“天下”政治秩序又发生变化,实行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地方的郡县制,加上中央王朝通过朝贡、册封的藩属,以及遥远的蛮荒之地,构成后世中国政治秩序的“天下”空间。无论是西周王室通过分封制主导的天下,还是秦汉帝国通过郡县制统辖的天下,均是建立在亲疏尊卑基础上的一种政治制度。

其二,人文价值的“天下”理念。当西周的天下体系解体后,为了重建天下秩序,春秋战国诸子纷纷推出未来天下的不同构想,而此时诸子开始思考并倡导新的“天下”意义。开创民间讲学的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建构了仁义价值的天下有道理念。早期儒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希望在礼崩乐坏的东周重建礼治秩序的天下,但是他们普遍具有“天下有道”的超越精神。所以,孔子开创的“天下有道”理念,完全是一个不断提升、超越的价值序列,他从和谐的礼治秩序提升出普遍性的仁义价值,又不断将人间仁义与超越天道融通起来,与“天下”相关的价值理念进一步获得超越的永恒性。

应该关注的是,作为政治秩序的“天下”与价值理念的“天下”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天下理念是从天下政治中总结出来,但是天下理念提出后就有独立价值,会不断改造和提升天下政治,从而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完善与持续发展。所以,应该注意区别政治秩序的天下制度与价值目标的天下理念,天下制度是历史的、有局限的;但是,天下理念超越了天下制度的局限,对民族合作、文化交流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探讨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重点是对中国传统天下理念做思想探源和文化思考。

如前所述,政治制度的天下主要是由华夏民族与蛮夷戎狄的不同族群组成的,体现为一种由中心到边缘的等差秩序。而仁义理念的“天下”则已经超越了天下制度的限制,代表一种更为平等的价值追求。仁义价值体系希望消除差等,建立一个平等互爱的人文世界。孔孟毕生努力实现的“天下有道”,就是强调人与人的关系要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儒家认为仁爱源于人皆有之天性情感,仁义价值的天下就应该建立在此天性情感的基础上。汉儒往往以“博爱”解释儒家的仁爱,而宋儒肯定仁爱最终会成为“民吾同胞”“万物一体”的博爱精神。儒家仁义的天下理念有深刻的传统思想背景。儒家经典提出的“天生人”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由于“天”是以“自然”方式“生”出人类,天与人是血脉相通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故而普天下的人类也是一种相通血脉的兄弟关系。所以孔门弟子子夏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在古代,“四海”是一个与“天下”相同的文化价值空间,这个空间范围人与人应该建立起平等互爱的关系。所以,在人文价值的天下理念中,华夷的区分不是血缘种族而是仁义价值,遵循仁义理念的任何族群均可以成为华夏,悖逆仁义价值的社会则会成为蛮夷戎狄,更严重的则成为非人类的禽兽。可见,仁义价值的天下理念,最终肯定一切种族、社群均是平等的。

与此相关,中国天下理念标榜一种王道精神,批判霸道政治手段。王道是要建立一个平等互爱的人文世界,而霸道却是用暴力强化等级差别的政治秩序。中国传统天下理念孟子区别了“得国”与“得天下”的不同,他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认为不仁的霸道者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政治权势,但是绝不能够获得长久的天下,因为得天下者必须首先能够得天下民心,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一切政治家希望能够得天下民心,必须首先坚持以仁义得天下、治天下,也就是以王道而得天下。孟子强调坚守仁义理念的王道才能得天下,认为绝不可能通过不仁的霸道而获得成功。所以,儒家倡导仁义的天下,其实也就是王道的天下。

显然,仁义、王道的天下理念都是理想化的,而儒家的天下理念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又是从西周、两汉的政治现实出发,并且希望兼顾现实可能的。其实,儒家天下理念的起点是现实政治与社会实践,理念化的天下必须包含一种从现实政治到终极意义的价值序列,即前面所述的礼制、仁义、天道的价值序列。所以早期儒家提出天下理念的同时,又提出区分小康与大同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人既向往最高的大同理想,同时又承认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小康”时期,“小康”之世是从现实出发的不得已的主张。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建立“货力为己”的保护个人权益的经济制度,加强“城郭沟池以为固”的军事设施,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类不能满足于小康,而应该在“天下为家”的时代想到还有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这恰恰是天下理念中包含“天下大同”的人类理想。所以,“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既是我们批判小康时代不足与缺陷的参照,也是我们奋斗前行的长远目标。因而,仁义的天下,也是王道的天下,最终目标是大同的天下。

中国传统天下理念在中华文明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理念既不回避天下是由利益不同、文化差异的民族构成,但是又不将这一种利益、文化的差异固化,反是以不同族群能够和谐共处的仁义精神、王道精神,为天下寻求价值共识提供天道的依据。我们相信,中国传统天下理念也会对现代人类多元文明共存有重要借鉴意义。现代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而全球化世界体系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国家之间因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矛盾,从而引发越来越激烈的利益冲突。如何兼顾家国利益与人类普遍利益,已经成为现代世界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国家利益日益冲突的当代世界,应该将仁义理念作为不同民族国家共处的思想理念,以民心至上的王道精神反对霸权主义,通过弘扬推己及人的天下主义而破解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具有普遍意义的天下主义作为重建世界文明秩序的原则。这样,才能够消除国家不平等而带来的矛盾冲突,在重建世界文明秩序过程中,将不同民族国家平等和谐的天下大同作为世界秩序的最高理想。

(作者:朱汉民,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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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27日 11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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