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湖湘文化的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5 次 更新时间:2022-04-20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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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进入专栏)  


《中国政协报》编者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五卷本《湖湘文化通史》日前出版,该书研究数千年湖湘文化,全面展示湖湘文化的形成、演变、发展的历史。该书出版后,受到各界人士与中外学者关注和赞誉。本期讲坛特邀请《湖湘文化通史》总主编朱汉民先生讲述湖湘文化的“圣贤—豪杰”精神。


■阅读提示:

·近代湖湘文化试图解决的是时代课题,却又继承了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忧国忧民的经世情怀、探求宇宙的原道精神、道德修养的人格魅力、不屈不挠的性格特质,等等。

·曾国藩坚持既把圣贤的道德人格、文化理念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追求,又执著于豪杰的事业开拓、卓越能力,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做到一种力所能及的境界。

·湖湘文化在艺术审美、伦理人格、知识卓识等方面的优秀传统,能够为当代的中华文明复兴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融汇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绵延了数千年,21世纪,中华文明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崛起。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大的实体:从时间上看我们通常讲五千年文化,从空间看有960多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文明,是由许多具体的、丰富多彩的区域性文化所组成的,湖湘文化就属于区域文化之一。

“湖”是洞庭湖,“湘”是湘江,湖湘文化即以当代湖南为空间范围的区域文化,它的形成发展是在中华文化演变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湖湘文化有着自己的历史源流、主要特质,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总是随着中华文化史的变迁、发展而不断地演变、重构,从而建构自己的文化形态。但是,这种不断演变、转型的地域文化又有着明显的继承性,从而表现出文化类型固有的区域性的特质。

在湖湘文化成型之前,湖南地区已经出现了区域性文化形态———苗蛮文化与南楚文化。史前时期湖南一带主要是三苗、南蛮人活动的地方,盛行作为部族文化的苗蛮文化。以后出现的楚文化则是一种以方国为基础的区域文化,其幅员包括后来的几个省区。楚文化是一种有特色、有成就的文化形态,尤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民风民俗、工艺器物等方面成就突出。屈原将“俗文化”融入到“雅文化”中,创立了楚辞,成为“湖湘文化”孕育时期的代表人物。文化总是前后相继的,楚文化的产生,就是中原文化与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样,湖湘文化的成型,也是中原的儒家文化与本地的楚文化遗存相结合的结果。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重心经历了一个北而南移的历程,而文化重心南移的真正完成是在宋代。这个时候已经确立为地方行政区域的“湖南”,其文化教育、学术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从而导致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同时,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正在进行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综合,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主流是理学,故而这段时期崛起的湖湘文化是一种理学为主的核心文化。湖湘之地先后出现了理学开山周敦颐、理学集大成的湖湘学派、理学总结者王船山,使得宋明时代的湖湘地区成为理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大本营,湖湘之地发达的书院则成为理学思潮的学术文化基地。当然,楚文化的一些特质和要素也渗透到重新建构起来的湖湘文化中,如楚文化中对宇宙天地的求索精神,苗蛮文化中的生命意志与信念执著,均对宋以后湖湘文化产生影响。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冲突、融合中形成的。地处内陆的湖湘文化崛起于中国近代史,并且成为全国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地域文化之一。近代湖湘文化站在中国文化变革发展的最前沿,与时俱进,从“师夷长技”的呼吁到洋务运动的倡导,从维新变法的流血到辛亥革命的起义,从新文化的引进到马克思主义传播,近代湖湘仁人志士总是挺立在中华文化转型发展的时代前沿。近代湖湘文化试图解决的是时代课题,却又继承了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忧国忧民的经世情怀、探求宇宙的原道精神、道德修养的人格魅力、不屈不挠的性格特质,等等。

说到湖湘文化,其代表岳麓书院为人所熟知。书院在中国历经唐宋元明清数个朝代,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教育机构,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岳麓书院正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办学至今已有1039年,仍然是当代国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岳麓书院的大门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它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杰出的人才,这句话很好地体现出湖湘人才荟萃的特色。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才的精神气质中普遍存在着圣贤、豪杰合一的理想追求。而且,这种人格追求绝不仅仅是一种浪漫想象,而是确确实实体现在一批鲜活的湖湘知识群体的精神和实践之中,形成他们独特的节操和风骨。下面我就着重来谈谈湖湘文化中这种圣贤豪杰统一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

二、修身与经世兼具的人格理想

作为地域性的学术风尚、精神气质,湖湘文化的理想人格具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在推崇圣贤作为理想人格的同时,特别强调“圣贤”是包括“豪杰”在内的,这对湖湘地区的学术思想、学风形成、人才模式均产生很大的影响。

早在南宋时期,在湖湘学派的士大夫群体中,较为普遍地具有将心性修养的圣贤人格追求与事功开拓的豪杰人格追求结合为一体的精神气质。譬如,湖湘学派宗师胡宏说过一段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者,大贤之分也;‘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者,圣人之分也。”一个人显达后应该用自己的理念去兼善天下,若是不显达,面临穷困,那么可以隐居在山林,种田读书,独善其身就可以了。人们通常认为这样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但是胡宏认为还不够,真正的圣人应该“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即你在面临穷困的处境时,也不能放弃经世理想,要为了天下担当起责任,要兼善万世。但处于穷困如何兼善万世?胡宏主张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和人才培养而兼善万世。湖湘弟子中很多在抗金、抗元的斗争中都能够带兵打仗,应该体现了他们兼善后世的目标。据《宋史》记载,南宋末年时元兵南下,当时长沙守城之战打得非常激烈,岳麓书院的书生都全体出动去参加守城战斗并壮烈牺牲,非常惨烈。这是把圣贤与豪杰的精神落实到现实的人生、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典范。胡宏所讲的圣贤人格具有“兼善天下”、“兼善万世”的气概、胸怀和能力,其实是包含着豪杰精神在内的,为圣贤、豪杰的合一奠定了基础。

明确将理想人格类型确定为“圣贤”兼“豪杰”型的是明清之际的大儒王船山(今湖南衡阳人)。明朝灭于清朝,引起了晚明很多学者的深刻反思,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三位清初大儒总结历史教训,认为只讲修身养性的圣贤之学是远远不够的,故而都呼唤豪杰精神,其中尤以王船山突出。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乱世之大权也。”王船山强调圣贤与豪杰的统一,圣贤所代表的是一种对儒家理念的坚定信仰、对儒家道德的身心实践、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推广;而豪杰则体现为一种坚勇的气质、经世的能力、开拓的精神等等。这段话鲜明地表达出王船山对于理想人格的两个理念:其一,豪杰是成为圣贤的必要条件,不能成为豪杰者就不是圣贤,所以,一切有志于成为圣贤的君子都要有刚强气质和经世能力。仅仅追求心性修养会变得柔弱,不能开拓事业、不能管理好国家。其二,圣贤比豪杰的人格内涵更加丰富,圣贤除了具有豪杰的能力、气魄与功业等条件外,还有道德人格与文化理想,具有自我完善的价值理性。王船山的思想当时还不为多数人所知,到了清道光年间,经湖南乡贤发掘、普及之后,特别是在曾国藩不断印《船山遗书》之后,他的学说影响才变得很大,特别体现在对近代湖湘文化影响上。

下面我要讲述的人跟这种思想都有紧密的关系。推动中国近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魏源(今湖南邵阳人),被认为是唤醒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的学术思想跟王船山不是一个脉络,王承袭宋学脉络,魏从事今文经学。尽管如此,魏源推崇王船山的人格理念,他在代表作《默觚》中提到,“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贾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体,合之则汉世颜、伊之俦,不善学之则为扬雄、王通之比”。他认为圣贤代表的是“王佐之体”,而豪杰代表的是“王佐之用”,前者是价值理念,后者是现实功用。所以,魏源在追求儒家文化理想的“圣贤之道”或“王道”时,总是强调要与豪杰的事功结合起来。如果说圣贤代表一种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精神的话,豪杰则代表一种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精神。魏源还认为儒家的三代王道理想必须落实到现实社会中间,所以他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晚清时期,很多人大谈“王道”,但是如果王道理想使得国家贫弱、人民贫穷,又怎么称得上是王道?换句话说,首先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国泰民安,然后才有资格讲“王道”。

在湖湘文化史上,能够使“圣贤—豪杰”型人格成为湖湘士人的普遍追求并成为一个典型的区域文化现象,则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的思想与实践。曾国藩非常推崇王船山的思想,并把它作为湘军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立军理念。从曾国藩的书籍、日记和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坚持既把圣贤的道德人格、文化理念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追求,又执著于豪杰的事业开拓、卓越能力,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做到一种力所能及的境界。一方面,他所理解和追求的圣贤人格,并不只是那种一味追求正心诚意、静坐内省的人格特质,相反,他特别强调圣贤人格的“周知庶物”与“豪侠之质”,他说:“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又说:“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这其实是将那些豪杰之士所具的智慧、气质、能力均纳入到圣贤人格中,这样,他所追求的圣贤人格,就具有豪杰的质性。这是曾国藩对王船山理念的进一步思考和深化。另一方面,曾国藩又将圣贤的道德理念、文化追求纳入到豪杰的经世事业、军国大计中去。譬如仁、礼等儒家理念向来是圣贤人格内在追求,但曾国藩将其作为“带勇之法”,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这样,曾国藩就将圣贤、豪杰融为一体。所以他要求家人、统领要立志做“圣贤豪杰”,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曾国藩对“圣贤—豪杰”型理想人格的追求,使他受到“三不朽”的赞誉,梁启超曾称他为三不朽之完人。当然,世上没有完人,曾国藩也不认为自己是完人,但他在立德、立言、立功三个方面进行了完好的结合。

三、革新精神与热血才华

湘军将领曾国藩以及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成就了自己的“圣贤—豪杰”型人格,形成晚清文化史上的一道绚丽风景,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精神气质影响到后来的一代代湖湘士大夫和知识群体。后来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中,湖南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才,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揆一、刘道一、禹之谟、杨毓麟等等。辛亥革命的政治领袖之一宋教仁就说过,“凡古昔圣贤之学,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一方面,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理想、完善的道德操守,体现出传统人格的修养。晚清以后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文化形态也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一些湖湘仁人志士相应提出“仁通平等”、“自由”、“共和”等新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想。人人常常会觉得湖南作为一个中部农业省区,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新的理念?其实,谭嗣司、唐才常、宋教仁、黄兴、陈天华等人能够提出这些理念,主要不是源于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文化觉醒,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表达。他们内心追求的是圣贤的理想人格,完全是基于一种救国救民的追求,希望实现天下安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志向,而这些理念则是他们实现圣贤人格的必要条件。例如,谭嗣同认为,“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让之风。”唐、虞揖让之风就是尧舜圣人之道,他把近代民主思想和唐、虞揖让之风结合起来,认为变法图治是“不忍尽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谭嗣同所倡导的科技知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包括在这种圣人之道中。他本人在维新失败后,也表现出高尚的风骨节操与超越生死的人格理想。

另一方面,这些仁人志士又表现出气质刚劲、卓励敢死、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体现出豪杰之士的热血、才华和成就。他们既爱读书、擅诗文,有很高的思想理念与文化理想,但又性格刚毅,能领兵打仗,有很强的经世能力与实干精神。如谭嗣同之后,又有“七尺微躯酬故友”的唐才常发起自立军起义并英勇献身。此外,还有“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蹈海英雄陈天华,总之,在湖湘大地涌现出一批批气质刚强、建功立业的人才,这与湖湘地区的普遍性精神与区域性气质有关。

“圣贤—豪杰”型人格对青年毛泽东影响也很大。从人格成长史或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青少年的人格对其中晚年会产生极大影响。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主要是在湖南度过的,这时是他形成自己的精神气质、文化性格、价值理念非常重要的时期。毫无疑问,湖湘地域的文化传统通过各个不同渠道对青少年的毛泽东产生影响。一方面,曾国藩、胡林翼、黄兴、蔡锷等具有“圣贤—豪杰”的精神气质的乡贤典范,一直是湖南读书人的楷模,青年毛泽东就一直将他们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另一方面,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精神导师杨昌济是一位深受湖湘文化传统影响的教育家,他继承了王船山、曾国藩等乡贤的人格理想。他不仅在修身课的课堂上反复讲这种“圣贤—豪杰”型人格,还在平日多勉力毛泽东以乡贤曾国藩为榜样。在毛泽东听杨昌济讲课的《讲堂录》中,青年毛泽东写道:“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记录了老师关于王船山对“圣贤—豪杰”型人格的论述,同时,还作了深入思考。从青少年开始,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经历了近代各种思潮的冲击,最后,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时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他在青年时代立下的“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志向,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影响,成为他精神气质的历史原型与人格理想的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构造着我们的过去,并且正在构造着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因此,讨论和反思湖湘文化传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建设和发展现代文化的重大现实意义。湖湘文化在艺术审美、伦理人格、知识卓识等方面的优秀传统,能够为当代的中华文明复兴更好地发挥作用。


原载《中国政协报》2015-06-29,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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