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占鹏:网络零售平台经济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2-04-02 06: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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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占鹏  

   【内容提要】 平台经济如何调和资源分享与资本逐利间的矛盾冲突?本文借鉴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选取网络零售平台和网商群体为经验对象,分析资源分享和资本逐利间的矛盾运动,揭示其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网络零售平台经济立足于生产资料形成上的共有、使用中的分享、积聚上的互利,利用生产资料集中与依附关系、平台垄断与能力集成以及“自发劳动力”的动员优势,不断强化平台企业的资本“帝国”。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分享和互利为基础,以集中和动员为优势,创新了资本积累的模式,为生产资料归属问题披上互利交易的外衣,吸纳共有制的优点,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企业主与劳工之间以及企业主内部之间的矛盾,对如何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提出了新的理论与实践挑战。

   【关键词】 平台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网商,网络零售平台

  

   一、研究问题:资源分享与资本逐利矛盾中的所有制

  

   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越来越成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由于网络效应和需求规模经济①的存在,传统的企业架构非常不经济,平台竞争成为新的制高点(孙军、高彦彦,2016;Wan & Chen, 2017;裴长洪、倪江飞、李越,2018)。最大的平台企业已经迅速成为全球企业(Munkøe, 2017),越来越多的公司探索将平台纳入基本商业模式(Zysman & Kenney, 2017)。平台经济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如2016年欧盟28个成员国从事平台工作的工人约为1280万人(DeGroen et al., 2017),2019 年阿里巴巴电商零售平台(包括淘宝网、天猫和聚划算等)总体为我国创造了4976万个就业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2020)。平台企业(以下简称“平台”)迅速占据资本市场的核心位置,反映着生产关系的变革。

   广义的平台经济由来已久,它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实体商品集散地为表现形式的平台经济,如集市、商场;第二阶段是以提供服务业实体平台为表现形式的平台经济,如证券交易所;第三阶段是以提供信息平台为最新表现形式的网络信息平台经济(史健勇,2013)。第三阶段的平台经济,即狭义的平台经济,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平台经济和分享经济的概念外延有交叉,现代社会的分享经济往往借助平台来实现,如易贝(eBay)、早期的淘宝网、爱彼迎等。本研究在文献回顾中参考了分享经济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平台经济本质的研究大体存在两种倾向,即基于网络效应的资源分享倾向与基于私有产权和新型剥削的资本逐利倾向。资源分享倾向可以用积极的网络效应、需求规模经济、双边市场、生产资料公众使用等概念来解释。资本逐利倾向可以用私有产权、过剩资本、数字劳工和虚假的独立承包商等概念来解释。

   资源分享倾向源于平台经济的竞争优势与组织架构。在平台经济中,达成需求规模经济的过程带来了积极的网络效应,参与其中的用户有利可图,并且需求规模经济长期存在,平台经济中的用户处于资源分享之中。平台依赖双边市场创造价值,首要问题是解决“鸡蛋相生”难题,即如何吸引供需双方用户进入平台以形成双边市场(Piezunka, 2011;丁宏、梁洪基,2014),因为供需双方是相互依赖的,在缺少一方的情况下,另一方也不会进入平台当中。努力形成双边市场的过程往往包含着免费促销、平台让利等吸引用户的方式。此外,分享经济促进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是一种新的合作生产方式(廖萍萍、李建建,2019),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变为社会公众使用(张玉明、王越凤,2018)。由此来看,平台经济所分享的资源不只是平台的业务内容和利益,而且还有生产资料,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和使用具有了公共属性。

   资本逐利倾向源于平台经济的私有内涵与新型剥削方式。分享经济试图在不牺牲私有产权的前提下去修正私有产权所导致的负外部性(王宁,2018),它是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本逻辑的深化(常庆欣、张旭、谢文心,2018),是过剩的资本借助新兴信息技术进行逐利的新途径(符平、李敏,2019)。它不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张旭、常庆欣,2018),而且由于平台经济具有内在垄断倾向,将加深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谢富胜、吴越、王生升,2019)。很多研究关注劳动控制和数字劳工问题,大量普通用户作为免费劳工被“非雇佣剥削”(刘皓琰,2019),平台经济中所谓的“独立承包商”实际上是将风险从公司转移到工人身上(Zwick, 2018),平台工人始终依赖平台销售产品,是一种从属雇员(Unni, 2018),中小网商②沦为受电商平台剥削的创业劳工(钱霖亮,2020)。这是一种新型劳动剥削方式,反映着平台资本逐利的本性。

   资源分享和资本逐利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按照经典理论的逻辑,大量劳动力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与资本隔绝,只能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马克思、恩格斯,1956:40;马克思,1972a:626),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周怡,2002)。矛盾冲突的焦点在于,资源分享是促成平等的结构性前提,这又怎会带来以不平等为指向的资本逐利呢?实践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部分企业和个人确实在平台经济中利用分享的资源获益壮大,另一方面针对平台经济资本逐利和剥削的批评又不绝于耳。不同于部分传统企业形式(如社会企业)和社交媒体平台(王宁,2021)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更多平台经济的资源分享与资本逐利主要发生在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不是溢出效应,平台和网商的目的是获利。

   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于,是什么机制促使这种具有资源分享特质的平台经济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劳动剥削方式,或者说,资本逐利的平台经济为何要带有且能带有资源分享属性?解释资源分享与资本逐利间的矛盾是如何调和的,需要研究平台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形式的生产关系,关键在于揭示平台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平台经济中资源分享与资本逐利的矛盾是平台经济特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外在表现。

   网络信息平台经济可分为不同类型,如交易型平台(淘宝网、优步等)、创新型平台(微软、英特尔等)、复合型平台(谷歌、亚马逊等)和投资型平台(软银等)(裴长洪、倪江飞、李越,2018)。本研究选取交易型平台经济中的网络零售平台为经验研究对象,主要关注平台(以淘宝网、天猫为主,兼顾京东、拼多多)、网商和消费者三个主体。网商即平台中的网络零售商,这个业内通用的概念容易让人局限于商业流通领域来理解,但实际上,网商在网店运营过程中从事着大量的生产性活动(各类信息产品),部分网商还直接从事他们所销售商品的生产。

   本研究所用资料来自实地调查和网络资料。实地调查包括笔者对多地“淘宝村”和城市电商产业园的调研:首先,2014年9月、2015年6月、2015年11月调研了浙江临安CH镇及BN村;③其次,2014年11月,“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行为与淘宝村发展状况”课题组在“双十一”期间调研了江苏睢宁SJ镇、温州永嘉XA村、义乌QYL村、山东博兴WT村、河北QH县和BG镇等;第三,2015年11月调研了浙江杭州XNG食品有限公司、临安GDF有限公司、临安WY科技有限公司;第四,2018年2月对江苏宿迁电商产业园的JD·宿迁馆、江苏CM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宿迁GC镇和沭阳YJ镇YX村和SW村进行调研;第五,2019年7月对网易YX公司(杭州)、DFBF袜业集团等进行了调研。网络资料来自阿里研究院、京东商家学习中心、网经社等。

  

   二、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与本研究框架

  

   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贯穿其理论脉络的始终,是一个涵盖分配、生产、交换、消费、竞争及积累范畴的理论体系。所有制或产权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生产关系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交易概念,产权关系是由生产方式的内部运动决定的,而不是由交易方式的变化或交易成本决定的(林岗、张宇,2000)。

   生产资料的分配——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马克思、恩格斯,1956:74)——是生产过程的基础(马克思,1972b:40)。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伴随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对立和分离(马克思,1972b:38-40、44),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所有者,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马克思,1972a:626)。资产阶级不断消灭生产资料的分散状态(马克思、恩格斯,1958:469),资本的积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马克思,1972a:686-687)。

   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革命。一切生产资料都应该公有化,以保证每个人都既有权利,又有可能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马克思,1964:652)。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私有制是对生产资料分散的个人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而否定的否定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1972a:832)。学界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解存在分歧,但其立论前提是明确的,即社会联合与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马克思在研究股份公司时发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很多生产资料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才能是生产资料,股份制度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马克思,1974:493-497)。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指认,后文将探讨平台经济中企业主内部的矛盾与剥削。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西方产权理论的缺陷在于它用个体分析代替整体分析,用交易过程代替生产过程,用法律关系代替经济关系,用自然权利代替历史权利,而在克服这些根本性错误之后,西方产权经济学的某些议题、方法和认识是可以整合进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中的(林岗、张宇,2000)。这些议题和理论表现在平台经济中应该包括网络效应、需求规模经济、双边市场等。

   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体现了辩证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眼光,对事物开展动态的矛盾分析,并且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地展开批判分析,审查现存事物存在的根据或被异化的原因(刘少杰,2019)。理论逻辑是本质决定现象,研究逻辑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归属、分配和收益,不过,由于平台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特殊性,并不能用私有制加以简单概括,而想要揭示这种特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需要从其外在表现入手,对平台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分布状况与矛盾运动进行研究,分析生产资料的形成、分配、收益、积聚④四个重要环节,四者之间相互影响并不断循环,共同揭示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一)生产资料的形成

         生产资料的具体形式因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类型,再加上“很多生产资料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才能是生产资料”(马克思,1974:497),所以考察平台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类型、形成与集中程度是研究的基础。

   (二)生产资料的分配

      根据已有研究,平台经济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不再完全对立和分离,但不同类型生产资料之间并不对等,研究生产资料的分配不但要关注各类生产资料的分配状况和分配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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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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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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