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邵占鹏:舆论焦点掩盖下的中国阶层流动现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 次 更新时间:2014-11-11 1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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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邵占鹏  

   “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舆论焦点代表的是中间阶层的话语,缺少对流动机会问题的关注,反抗的是上层或其他中层的代际遗传性,追求的是那些缺少代际遗传优势的中层立场上的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而非站在低阶层人民立场上。将这些舆论焦点简单视为中国阶层流动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表象,是舆论焦点对阶层矛盾的误导。   

   中国当前阶层流动的代际遗传性强度在学界尚缺少权威定论,各方见解并不一致。如李春玲认为,“很难简单地依据流动情况,判断经济改革之前或之后的社会结构哪一个更开放或更封闭。”①而高勇依据城市调查数据认为,基于权力经济资本或知识资本的继承效应的社会流动樊篱始终都较为稳固地存在着,当今这种社会流动藩篱的强度与改革开放初期(1979~1990年间)相比确实增强了,但是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仍然是减弱的。②可以想见,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尚无定论的问题,在社会中却产生了代际遗传性增强的大众共识,故事的背后定有多方面的社会因素使然。   

   舆论焦点对阶层流动现状的误导与揭示   

   社会公众舆论中流行的“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概念并不能简单视为中国阶层流动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表象,其产生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抛开网络传媒的作用不谈,单就社会流行语所揭示的阶层流动问题而论,把握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现状,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找准评价阶层流动的标准、明确舆论话语权的立场、理清舆论焦点揭示的问题。   

   找准评价阶层流动的标准。本文第一作者曾经指出,“一个社会中,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这种社会结构是比较有弹性的。”③上层永不松懈就是说上层要有危机感,而非垄断阶层流动;下层永不绝望就是说下层要有机会,不能被排除在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之外。从阶层流动的角度来看,上述区分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个层面为“是否有机会流动”,第二个层面是“能否实现流动”。对于低阶层人民而言,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向上流动的机会;对于中间阶层而言,他们的主要问题是能否抓住流动的机会,即能否实现流动。让更多的低阶层人民有机会流动,是衡量阶层流动好坏的基本标准也是最重要的标准,这是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结果公平不能被视为评价阶层流动好坏的标准,因为结果公平难以准确定义,不同利益群体有各自的结果公平,且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和付出均有差异,一味追求结果公平,必然导致更严重的不公平。真正的公平就是合理的差别,至于如何界定“合理”,就是在保障机会公平的前提下,允许那些能够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差别激励作用的存在。   

   明确舆论话语权的立场。“拼爹”、“官二代”、“富二代”这些流行语并不是完全针对阶层流动的,它们包含了改善生活、反对投机活动等更加丰富的意涵。这里单就其中的阶层流动意涵来说,概念背后所代表的阶层并非低阶层人民。因为,目前中国的低阶层人民尚不具有在公众舆论中的发声能力,很多农村地区甚至较少受到“拼爹”、“官二代”、“富二代”这些流行语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流行语都是在“能否实现流动”这一层面上展开的批判,没有关注到“是否有机会流动”的问题。所以,即便“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缓解了,受益的也仅为有机会进行阶层流动的人群。笼统地将就业、购房等问题都归于“拼爹”,不仅言过其实,而且脱离了阶层流动的语境。公众舆论反映的是发声阶层的利益,“拼爹”、“官二代”、“富二代”所揭示的是在“能否实现流动”层面上,有流动机会的中层与上层之间、中层内部之间的矛盾。   

   在把握了舆论焦点的误导作用之后,再来分析舆论焦点所揭示的问题。虽然“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概念有着阶层立场的局限,但这些概念却揭示了当前中国阶层流动面临的新问题。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市场化逻辑和地位再生产逻辑共同影响着中国的阶层流动。李煜将这种阶层流动模式总结为:市场化和再生产“双重流动机制”下的菱形结构模式,即上层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多表现为家庭地位继承的流动模式,而处于中间阶层的大量普通社会成员受益于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开放性,其流动模式趋向自由竞争模式。④按照此论断,反观舆论焦点中的“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概念,可以想见中间阶层在阶层流动中面对的新问题。   

   舆论焦点展现的中层边缘化。作为公众舆论发声者与参与者的中间阶层,原本处于阶层流动开放性模式之中,但“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流行语的出现却映射出中间阶层在阶层流动中遭遇的尴尬。这种尴尬有两方面,即流动意愿与流动结果之间的反差,表象逻辑与实质逻辑之间的反差。   

   流动意愿与流动结果之间的反差。虽然中间阶层和低阶层人民均有向上流动的意愿,但是中间阶层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机会,他们向上流动的目标更加实在,他们流动的意愿更加强烈,在遭遇流动受挫后的反应也更加强烈。这是中间阶层的独特性决定的,他们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均得到启蒙,他们能够感受到上层人民的种种优势,也缺少低阶层人民安分守己的心境,对于中间阶层而言,不努力进取就会退步,市场化逻辑与参与竞争是他们的基本信条。可是,真正实现向上流动的概率很低,流动意愿与流动结果之间容易形成反差,在反差下中间阶层相对剥夺情绪就会通过舆论表现出来,“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流行语正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表象逻辑与实质逻辑之间的反差。中间阶层一方面看似拥有很多向上流动机会,另一方面却又屡屡与向上流动的达成失之交臂,在如此反复的过程中,他们对阶层流动的不满情绪不仅在于意愿与结果的反差,还表现在表象逻辑与实质逻辑之间的反差。市场化的逻辑是中产阶层社会流动的表象逻辑,也是他们所信奉的逻辑,但是,从舆论焦点中的“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概念可以看出,在决定能否实现向上流动的问题上,代际遗传性扮演着实质的运作逻辑。二者的反差就给意愿与结果之间的矛盾增添了被欺骗的意味。   

   上述两个方面的反差揭示出当前中国中间阶层(尤其是缺少代际遗传性优势的中间阶层)的边缘化处境。在边缘化研究中,人们仅将目光停留在底层人民的边缘化上,较少注意中间阶层的边缘化问题,这在中国阶层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边缘化问题本就不是客观的阶层结构问题,而是包含着结构与心理两个层面意涵的建构概念。中间阶层虽然没有面临低阶层的结构边缘,但是他们可能比低阶层群体更加感受到自身的边缘处境。从“拼爹”、“官二代”、“富二代”这些流行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向上流动意愿强烈却难以实现,他们信奉自由竞争却屡屡遭遇代际遗传与地位再生产,这些流行语正是中间阶层面对自己心理边缘处境的呐喊。   

   总而言之,“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舆论焦点代表的是中间阶层的话语,缺少对流动机会问题的关注,反抗的是上层或其他中层的代际遗传性,追求的是那些缺少代际遗传优势的中层立场上的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而非站在低阶层人民立场上。将这些舆论焦点简单视为中国阶层流动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表象,是舆论焦点对阶层矛盾的误导,至于这些流行语的出现,所揭示的问题实质是中间阶层在阶层流动上的心理边缘化。   

   中层边缘化对阶层流动的当下影响   

   市场化逻辑作用空间的缩小。“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舆论焦点揭示了阶层流动中市场化逻辑的退步、再生产逻辑的强化。其中展现的中间阶层的边缘化处境表明“能否实现流动”的阶层边界在整个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上移,中间阶层的内部出现了分化,更多的人仅是具有流动的虚幻可能性但无法达成真正的流动。上文指出,机会公平是评价阶层流动好坏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标准,而如今,再生产逻辑的强化已经侵蚀了机会公平,将中间阶层中的很多人排除在了机会公平之外。如此发展,市场化和再生产“双重流动机制”下的菱形结构模式将不复存在,真正留给市场化逻辑的空间已远不如改革开放初期。   

   进一步思考,市场化逻辑空间的缩小对阶层流动又有怎样的影响呢?市场化逻辑本就是中间阶层所主导的阶层流动模式,而如果假定“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流行语确实是阶层流动开放性程度的真实反映的话,那么中间阶层内部的分化将导致再生产模式成为整个社会阶层流动的主导模式。如果特定时期阶层流动率保持不变的话,那么,那些缺少代际遗传性优势的中间阶层将成为唯一贯彻市场化逻辑流动模式的群体,他们无力与具有代际遗传性优势的其他中间阶层对抗,最终只能导致他们为争夺仅有的流动可能性而展开相同地位阶层的内部厮杀。在这个意义上,中层边缘化一方面反映出市场化逻辑在阶层流动中作用空间的缩小,另一方面间接起到了为阶层流动模式排序的功能,即首选代际遗传性,次选市场化逻辑。这两方面的结果均是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方向相悖的。   

   再生产逻辑作用空间的夸大。上面假定的是舆论焦点真实反映了中间阶层的边缘化处境,但实际中,拥有公众舆论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在主导舆论焦点上,有可能过分夸大了自身的边缘处境,从而借此与上层和具有代际遗传性优势的其他中间阶层进行对抗,以此寻求向上流动的可能。在寻求阶层流动的过程中,由于部分中间阶层缺少代际遗传优势,而单纯的市场化逻辑只能是在既定蛋糕(流动机会)大小的情况下争夺剩余机会。这时,那些缺少代际遗传优势但却拥有舆论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就会以舆论焦点为武器,借此扩大流动机会。   

   另一方面,在当今的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焦点容易夸大实际情况,尤其是在中国长期缺少现实公共领域的情况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更加剧了“群体极化”的风险。有研究指出,当前媒介对“官二代”的负面评价更加突出,“富二代”污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消解,而“官二代”的污名却很难去除。⑤此处的污名化作用就是舆论焦点偏离实际情况的表现,对利益或价值的追逐滋生了夸大问题程度的可能。舆论焦点想要成为斗争的武器,自然不能停留于对社会实际状况的真实反映层面,这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部分中间阶层借助舆论力量,夸大阶层流动中的代际遗传性程度,致使大众形成了被扭曲的普遍共识。在此意义上,中层边缘化问题成为缺少代际遗传性优势的中间阶层在自由竞争中的话语筹码。   

   在阶层流动中,如果再生产逻辑作用空间果真被舆论焦点所夸大,那么舆论焦点所推动的阶层流动模式调整就会脱离实际的阶层封闭性水平,看似推动了整个阶层流动模式的优化,实则服务于舆论炒作群体的利益。这种舆论焦点对阶层流动的反作用需要加以重视。   

   阶层流动中等级效应的扩大。中层边缘化有着浓重的阶层局限,它所催生的舆论焦点忽视了低阶层人民向上流动所面临的问题。在公众舆论缺少低阶层人民有效参与、阶层流动缺少低阶层人民流动填充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所展现的就仅是上层与中层之间、中层内部之间的游戏。有学者指出,基于精英认同基础上的等级效应的社会流动藩篱在中国阶层流动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⑥。这里所指的等级效应是超越个人层面上的代际遗传性,是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的区分。由此可知,“拼爹”、“官二代”、“富二代”这些流行语所反映出来的中层与上层之间、中层内部之间的矛盾问题仅是显像,其前提性矛盾则是中层与上层共同对下层的排斥。   

   在代际遗传性增强的情况下,舆论本应成为对抗代际遗传性的力量,但是如今被中层边缘化问题主导的舆论焦点在批判代际遗传性的同时,贯彻的却是上层与中层内部的再生产,遵循的却是现有流动机会水平下的市场化逻辑,而没有质疑现有流动机会水平对低阶层人民的排他性。

      

总结来看,基于精英认同基础上的等级效应的社会流动藩篱才是突出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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