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东西方民主的差异与优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8 次 更新时间:2022-03-15 23: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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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  

  

   民主,通俗讲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已经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政治合法性的标志。然而,由于文化、历史、传统等差异,民主在全球出现了多种形态。这其中中国倡导和践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西方推行的“自由民主”是最突出的两种民主形式。其中,哪一种是真正的民主,或者更好的民主,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其实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全球化、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不同民主形态的表现在第一时间就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9年年底以来的新冠疫情,是对东西方不同民主在同一时间进行的一次综合性大考。到现在,虽然疫情还没有被人类彻底击败,但全球已经看到了初步的答卷:中国虽然面对的是未知病毒的遭遇战,但却以果断的措施、强大的执行能力、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以及坚定不移的意志力,打赢了这场建国以来传染性最强、规模最大的疫情。随后在面临传染性更强Delta(德尔塔)变异病毒时,中国又是唯一一个将之打败的国家。现在当欧美面对传染性更强的Omicron(奥密克戎)变异病毒而躺平时,中国则毫不犹豫地又一次发起了阻击战。

   反观西方,既有中国全力抗疫争取来的一个多月宝贵时间,更有中国艰辛努力探索出来的经验和对病毒的认知,却仍然未能避免疫情的爆发,更没有作好必要的准备,成为全球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2022年新年的来临并没有阻遏新冠病毒的肆虐,反而随着奥密克戎海啸般席卷全球而一再创出令人瞠目的纪录:美国连续单日感染破百万,欧洲新年第一周增加了700万。虽然法国日增达到创纪录的30万,但卫生部长却承认实际感染超过一百万。世卫组织预测半个欧洲、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Anthony Fauci)预测整个美国,都将很快被感染。

   其实类似于抗疫的对比和结果,这并不是第一次。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的表现也是完胜。中国2020年刚消灭绝对贫困,2021年就把共同富裕作为新的奋斗目标。要知道此时的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人均GDP刚突破一万美元,还没有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门槛。人类的历史表明,西方是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才开始化解贫富差距。美国是当今世界拥有财富最多的国家,却也是贫富差距非常悬殊而且仍然日益拉大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2021年第二季度,收入最高的1%美国家庭总净资产首次超过占总数60%的中等收入家庭。可见美国的民主在这一问题上处于失能状态。这和中国在发展阶段远低于同期西方的时候就全力推动共同富裕,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过从学理上讲,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何表现如此优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呢?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也有许多观察角度。由于不管什么制度形态都具有“政治权力”这一要素,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分析的切入点。权力有三个层面: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分配和权力的运用。而就是在这三个方面,中国和西方的民主形态有着本质和巨大的区别,也相当程度地决定着两者的表现。

   权力的来源

   当代西方的权力来源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进行频繁的授权,每四年或者五年一次。频繁的授权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传统的。古典民主希腊时代,雅典的执政官就是一年一选,罗马的保民官也是一年一选。

   但中国文明自出现国家起到现在,这种授权就是一次性的。这个“一次性”有两层含义:一、授权之后,只要还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就不需要再授权;二、一旦因为执政无能被收回,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这和今天西方短期、多次授权显著不同。中国的“天命观”就是这种授权理念的产物:既保留了民众继续授权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也给权力的拥有者施加巨大的道义和执政压力。用当代的政治话语说就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原因主要在于,相对于授权过程的代价,如何让获得授权的一方更好的使用权力、尽量避免再次出现授权,反而于国、于民都代价更小。

   东西方权力的来源不同,也决定了各自在面对危机和挑战时的悬殊表现。新冠疫情就非常典型。

   第一,西方政党和政治人物都不怕出问题,也不怕解决不好问题,因为最差就是等几年后再去争取下一个授权机会。结果就是面对疫情,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漠视中国的经验,丝毫不在乎病毒造成的危害,更无视医疗专家的建议。连医疗物资都没有储备,结果造成巨大的生命灾难和严重的经济后果。英国在爆发疫情之初就提出“群体免疫”,瑞典则直接实行这种理念,美国更是感染和死亡人数名列全球第一。

   本来,西方授权模式的初心是为了给执政者以压力,避免其懈怠,从而达到实现良政的目的。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完全走样,反而成了劣政、怠政的保护伞。更何况,就是这一次下台了,过几年之后还能卷土重来。

   反观中国,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现象。疫情出现,必须迅速化解危机,因为“一次性授权”决定了绩效是和权力合法性结合在一起的,打败病毒、保障人民健康是获得权力一方对人民的承诺和责任。所以中国政府才能以不计代价、不惜代价的决心去抗击疫情挽救生命,最终事实也证明了这其实是代价最小的。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抗疫不力的官员都被立即就地问责。仅武汉封城到实现拐点一个多月期间,就有654名官员被问责,其中局级干部十人,处级干部144人。所以我才在《巴黎日记》中这样感叹:这次疫情,西方体现了强大的不怕出问题的能力,中国体现了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事实上,中国这种政治现象并不仅仅体现在新冠疫情上。2008年汶川地震、2011年利比亚内战后从海外大规模撤侨、全面反腐、从严治党等都是如此,体现了对民意的迅速回应。

   第二,在西方,大众和资本都能影响政治,但资本的力量远远超出大众。

   西方的授权模式需要资本提供的竞选资金,也需要民众手中的选票。所以在作决策时,往往迎合双方的需要,哪怕这种迎合是错误和代价高昂的。这次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唯一认可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中国率先实行的封城、大规模检测和采取各种手段迅速的追踪病毒。但在西方出现疫情之初,却迟迟无法“抄作业”。因为资本和大众都反对。封城,就意味着正常的经济活动被打断,大众要暂时被限制自由。这也是西方抗疫灾难性表现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仅仅把问题归结于某一个人是不公平的,根源还是体制。

   等到出现大量死亡、医疗资源透支和崩溃迫使西方不得不采取卫生隔离措施时,欧美又不断出现这样的论调:经济高于生命。美国官员比如得克萨斯州副州长帕特里克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FoxNews)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不能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打垮,提出牺牲年老一代以挽救经济。法国媒体一再讨论经济损失要比生命更严重。英国疫情最严重之时,首相鲍里斯.强森(Boris Johnson)曾拒绝封城和发布隔离限制措施,他宁可让新冠病毒席卷整个国家,也不愿让经济被扼杀。鲍里斯.约翰逊私下里还认为,新冠死者基本上超过了80岁,这些人已超预期寿命。这背后就是资本的力量作祟了。所以西方各国在疫情一开始下降还远没有清零就立即解封,结果迅速导致疫情反弹。

   反之,中国一次性授权的传统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制则决定了:尽管资本和大众影响力一直在上升,但政治权力保持了最终决策权,能够在出现突发危机、出现重大利益冲突之际,作出最优选择并迅速付诸行动。武汉是一个上千万人的城市,又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是发生在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期间。在这个地点、这个时候能够果断封城,而且在大年三十全家团聚之时,就组织全国的医生护士逆行前往武汉。这只有中国体制能够做到。

   第三,西方这种方式往往无法选出胜任的领导人,甚至出现危险的民粹主义人物。

   从常态上讲,在西方这种票选制度下,政治人物的才能并不是胜选的唯一因素。候选人的形象、性别、宗教信任、口才、是否有丑闻等都是重要的因素。这自然导致了选举的偶然性。如果运气好,也能选出克林顿这样较为称职的总统,如果运气不好,也会出现小布什这样发动两场战争和爆发一场经济危机的总统。

   然而选出小布什仍然并不是最坏的结果,还有当今世界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者登堂入室。这次疫情,以下几个国家应对最为荒谬,代价极为惨重:美国、巴西、印度、英国。这几个国家的共性是都选出了民粹主义领导人。这些民粹主义者不相信科学,独断专行,任意乱为。

   美国的特朗普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流感,夏天来了就消失了。他反对卫生隔离措施,也反对戴口罩,还在记者会上建议大家去打消毒液。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则几乎反对一切必要和正确的措施,连疫苗都反对。甚至要动用军队去终止地方各州的封城令。他自己带头不戴口罩出行而被罚款!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样评价这位选出来的总统:“所有不该做的事,巴西都做了”。至于英国,“群体免疫”就是它的创意,因此采取行动非常迟缓,甚至卫生部长都公开违反卫生安全规定。印度则在变种病毒爆发之前宣布抗疫取得成功,然后放开宗教节日活动,举行大规模的选举造势活动。当疫情大爆发后,总理莫迪呼吁民众练习瑜伽对抗新冠病毒,因为“瑜伽能提升人体免疫力”,可以有效的保护人体不受病毒的侵害。所以,美国死亡七十多万,巴西则以五十多万的纪录紧随其后,印度则是以四十多万名列第三。英国则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席卷全球采用西方制度的国家,原因很多,第一自然是这套票选制度为民粹主义人物崛起和胜选提供了制度可能性。第二则是西方目前面临的两大困境长期无解:一是全球化背景下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产阶级萎缩;二是种族结构的迅速变化,传统白人日益成为少数,非白人比例迅速提升。这两大困境成为民粹主义崛起的土壤。第三则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民粹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舞台。第四,最有效的政治动员手段往往更有利于民粹主义者。

   政治人物要想赢得选举,必须要获得民众手中的选票。这就需要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从人类的历史看,政治动员最有效的办法有三个:一是宗教,如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漫长的宗教战争都是如此。二是诉诸仇恨,比如把问题归于某一特定族群。纳粹德国是归罪于一战的战胜国和犹太人。当代全球的民粹主义者则把民众的不满如失业、犯罪率高归于移民、外来族裔甚至第三国。比如特朗普就把失业归罪于中国,治安归罪于外来移民。三是诉诸于利益,因此政治人物纷纷承诺上台后要提高福利。对于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来讲,他们没有“政治正确”的束缚,更没有传统政治理念的操守,一切都是为了胜选,可以毫无底线的去竞选。特朗普可以公开的大讲外来移民都是强奸犯,美国一再被中国强奸,刻意迎合和煽动民众的不满。

   但在中国,政治人物都需要从基层开始漫长历练,只有能力得到足够检验的人才能被选拔到更高一层,直至成为国家领导人。这个过程往往长达数十年,政治人物从而也具备了从地方到中央、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的管理和工作经验。这种方式不仅能选出优秀和称职的领导人,还能将华而不实、缺少经验的民粹主义者完全排除在外。

最后,频频的授权和权力重新洗牌重组,其经济代价、社会代价相当高昂。例如:美国2016年和2020年大选,跌宕起伏,社会高度紧张,国内外资本都很难进行投资决策;政府频频更替,也打破了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更别说制订长远规划;领导人就职第一天就迅速否认前任的政策,大量资源被来回浪费。如此,整个国家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即使从这次疫情来看,这种频频授权模式也成了病毒传播的帮凶。因为选举是这种制度中权力的合法性唯一来源,取消选举是不可能的。2020年3月法国市长选举,上千万选民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外出投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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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远望》2021年11-12月号(总398-3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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