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辉 欧阳谦:福柯的权力理论与治理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4 次 更新时间:2022-02-13 10: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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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辉   欧阳谦  

   摘要:权力一直是当代政治思想的重点问题。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对传统权力理论的一次全新探索。通过将权力看作力量关系,福柯的权力理论不仅弥补了传统权力理论将权力与支配等同的缺陷,还能够同时分析国家的宏观机制和局部的微观实践;同时福柯的权力理论还提出了一种权力下的自由的新型自由实践理论。本文通过阐释福柯权力的基本理论假设,理解其权力理论对现代权力理论的突破之处,并指出其理论对现今政治理论具有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福柯;权力关系;治理模式;权力策略;自由实践

  

  

   权力,一直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往往满足于直觉性概念,而缺少严格的分析。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一文中就曾指出,我们拥有分析国家机器和生产关系的工具,但是却没有办法分析权力关系,这就让我们无法检视现今泛滥的政治权力。传统的权力观在分析现代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时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批判力度。

  

   当代政治思想中的传统权力观可以追溯至霍布斯开创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在人的自然社会性与国家之间放置了一道鸿沟,只有通过外在的权力保证,才能维持政治社会的稳定,但是这一内在的不稳定结构始终存在,于是权力问题就被转化为维持政治社会存续的主权问题,从而与法律、支配等概念相关联。

  

   即使洛克试图通过劳动和财产权缓和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对权力的理解也没有超出臣民一致同意而托付给主权者权利这一范畴。因此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开端,权力问题和规范性问题解密结合在一起:如果个人之间的社会性结合是不稳定的,当只能通过外在权威保证社会秩序时,长期的规范秩序是何以可能的?

  

   韦伯是第一个真正系统地从社会学角度探索权力规范性问题的人。韦伯对权力问题的关注源自他一贯的主题:现代国家“理性化”过程的正当性基础。韦伯认为政治组织的支配形式“都有通过诉诸其正当性之原则的、最强烈的自我辩护的必要”。韦伯构建了三种正当性支配的类型:法理型支配、卡里斯玛型支配和传统型支配,在现实中的政治支配形式往往是三者的混合体。

  

   韦伯通过支配社会学想要说明的是现代不可逆转的理性化过程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伦理理性化的势弱导致人们成为“没有精神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正如其书名所暗示,在韦伯这里,权力被等同于支配。这种看法也主导了自韦伯后的大多数关于权力的探究。但是随着社会学的发展,社会被看做一个具有自主性的道德实体,仅仅从支配的角度已经难以解释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生活,将权力与其支配效果等同,是将权力视为“零和”的游戏。它的缺陷在于过分地将权力看做暴力和强迫,并进而将权力理解为一方占有而另一方失去的不对称性。除了支配效果外,权力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交往)起作用,所以分析权力就需要更加复杂的方法。

  

   阿伦特、帕森斯和哈贝马斯等人试图通过“集体目标”和“社会共识”等概念,克服权力的“零和”效应,由公共沟通和权力授予等方式将权力理解为“非零和”游戏。但是这种权力观却忽略了权力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从而否定了权力和冲突与支配之间存在关系这一事实。因此,上述权力理论就在其批判潜能和泛化权力的倾向之间摇摆。

  

   福柯的权力理论拒绝了霍布斯—韦伯式的权力观,在他看来,这种权力观将权力简单地看做某人拥有、自上而下的支配,而现实政治的权力现象实则更加隐蔽和去中心化。福柯权力观的核心是将权力看做一种力量关系,这一观点继承自马克思,他承认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他发现了以关系和技术理解权力的方法,并运用在了自己对权力机制的考察之中。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虽然从没有直接提及马克思,但是如若不将福柯有关“监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理论的论述与剥削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些概念就难以理解。

  

   通过将权力看做力量关系,福柯既能够不抛弃权力的支配效应,又能够阐释权力更加微妙精细的运作。正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一样,权力的效果不仅不能被一眼看出,反而被理所应当地接受下来,统治的加强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界限的消失是同步的。而这也是福柯权力理论最具批判性的地方,利维坦的主权者是一个明显的标靶,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真正值得警惕的恰恰是这些“润物细无声”的非直接支配式的权力效果。

  

   最终,当福柯将无孔不入的权力现象暴露在我们眼前时,他回答了自笛卡尔以来的问题:“我是谁?”权力塑造了我们的主体性,如何逃离权力的主体化后果就成为了福柯权力理论的最终指向,也即自由问题。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详细阐释福柯的权力理论,辨识出其中的批判维度和自由内涵,并指出其理论对当今政治理论具有的启发意义。

  

   一、一种新的权力理论

  

   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有一句形象的表述“在政治思想与分析中,人们一直没有砍去国王的脑袋”。所谓国王的脑袋,就是主权—法律的权力观。福柯认为之前的权力理论总是落入“法律必须是权力的形式和权力应该总是以法律的形式行事”的窠臼。在他看来,权力除了以一种与法律相关的方式运作外,还具有更多更巧妙的运作方式,其根本原因便是福柯将权力理解为一种力量(force)关系。

  

   福柯所谓力量,不同于暴力(violence),而是如德勒兹所言,力量是影响其他力量或被其他力量所影响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不能将权力理解为可被占有的具有实体性质的东西,而纯粹是一种关系、状态。于是对权力的分析,便是“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不会处于永远的固定之中,所以权力分析是动态的,固定的视角只能看到一种简化的权力效果。

  

   在福柯看来,最为典型的将权力视为固定的、被某人占有的权力观就是主权—法律的权力理解。这种权力观试图从主权者、法律制度、国家机器方面理解权力,从而将权力关系单纯地看做支配关系。但是福柯认为,法律制度本身就是权力关系斗争的结果,它本身就是力量关系网络的产物,而不是反之。虽然国家机器与权力关系毫无疑问是同一个现实,但福柯转换了原因和结果,使得他能够更加灵活地分析权力及其效果,从而逃离传统权力观的束缚。

  

   以上便是福柯权力理论的基本前提。当他将之运用于历史中权力的具体事件时,“策略”概念就处于中心地位。“策略”是阐明权力关系的指导,可以将其看做权力关系的可理解性网络(grid of intelligibility)。在这一意义上,福柯的策略与康德所说的(知识的)“可能性条件”暗暗相关,因为权力纯粹是动态的力量关系,如果不以某一策略为切入点理解这些关系的组织方式,权力就会“停留于一种递嬗、不稳定、消殒、几近虚拟,总之不被理解的状态中”。

  

   分析权力的策略时,福柯继承了尼采的重要主题:不存在超然的真理,知识与权力总是成对出现。它不仅仅意味着知识是因为对权力有用才被权力利用,更重要的是能够表明在权力谋划中,知识总是权力的一部分:知识是权力的知识,权力也是知识的权力。于是,与尼采一样,福柯的权力理论也是一种对“真理意志”的批判,“在要言说这‘真实’话语的意志中,如果牵涉的不是欲望和权力,又能是什么?”

  

   “权力—知识”这一对子能够帮助福柯解释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即一种权力效果如何被大众广泛接受。在社会中,权力的运行并不总是凭借权威,而是通过与知识的链接,误让人们认为自己的服从是对真理的追求,从而产生出自我臣服的幻觉,比如规训权力让主体“将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在权力关系中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

  

   二、尼采假设

  

   在1976年(写作《必须保卫社会》)前,福柯认为权力的主要策略是“战争”,而在这之后直到其去世,则转换为“治理”。自1972年《惩罚的社会》开始,福柯将战争作为权力运作的策略:“内战(civil war)是一切权力斗争的模板,是一切权力战略的模板,由此也是一切关于权力和反对权力的模板。”战争作为权力策略的模板不同于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霍布斯那里,内战是消解主权统治的危险因素,内战的出现意味着政治权力的瓦解,随着战争的消除,主权得以重新建立。但是福柯认为,内战不仅总是群体参与的,而且“内战与权力并不是一种排斥的关系。……内战的发生就是为了保留或夺取权力,为了占有或改造权力。”1976年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授课中,福柯将这一分析模板称为“尼采假设”。

  

   福柯逆转了从霍布斯到康德试图确保的“永久和平”的努力,权力本身就是战争的体现,永久和平不如说是永久战争。福柯用尼采的口吻嘲讽着人性进步,他认为人性并没有获得任何缓慢的进步,只是从一种支配到另一种支配。于是福柯颠倒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他说政治就是战争的继续。

  

   战争除了是敌对力量的冲突外,根据福柯熟悉的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战争的结果就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于是福柯说:“无论如何,镇压(repression)不正是战争的政治后果吗?”战争—镇压图示是福柯在1976年以前权力研究的指导思想,而其中支配问题占据了重要位置,“对我来说,问题就是避开主权和个人对这种主权的服从这个法律的中心问题,而使支配问题和奴役问题取代主权和服从问题”。

  

   但是经常进行自我修正的福柯,在总结了自己的工作后又对战争—镇压图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镇压”和“战争”这两个概念应该得到很大的改正,也许至少应该放弃。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详细解释了放弃这两个概念的原因。战争作为社会历史关系的分析器起源于一种历史—政治话语。这个话语在法国的出现,以布兰维里耶的表达最为强力。布兰维里耶是法国贵族,他运用这一话语一方面要抵制国王的专治,另一方面则要宣示贵族阶层对平民的权利。他创造了“民族(nation)”概念:贵族作为民族中的一支与其他民族处于斗争之中,于是战争就不仅仅是实际发生的事,也是分析社会、政治和权力的策略。“从战争的事实出发和从人们用战争术语进行分析出发,历史可以使所有这些事物发生联系:战争、宗教、政治、习俗和性格,并成为社会可理解性的一个根源”。

  

   此历史—政治话语在第三等级兴起后衰败了,它让位于一种国家整体的话语。民族不再主要是野蛮和好战的支配关系的参与者。民族是国家积极的、构建的核心。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单一民族构建的国家不需要民族斗争的话语,国家内部斗争将采取国家种族主义的方式,即在单一民族的内部创造一个威胁着民族整体安危的生物学断裂,纳粹政权是国家种族主义的极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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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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