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张爱玲《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张爱玲的香港传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22-01-22 16: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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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1941年,丁玲在延安最重要的文化期刊上发表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两年以后,另一个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女作家,在日据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杂志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前者写慰安妇做间谍,回延安养病;后者写上海女生在香港半山豪宅自愿从娼。两部作品,内容南辕北辙,手法完全不同,却都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精品,而且两个故事居然也不无相通之处。为了革命养病,今后再到前线“做同样的工作”也好,为了虚荣或婚姻,为姑妈找男人为丈夫找钱也好,女性身体在男性压力下又被迫又自愿的特殊挣扎和困境却是相同的。而且,莎菲女士和薇龙小姐所倾心的男人,竟然也有惊人相似之处,或是南洋归来的侨生,或是香港贵族子弟,都是生理/精神上的混血,都有令女人心动的颜值、风度以及花花公子的本性(在其他现代文学作品中,这样的男人很难寻找)。20世纪中国小说系列,选择重读张爱玲(1920—1995)的四篇早期作品,《第一炉香》和《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传奇,《金锁记》和《红玫瑰与白玫瑰》则是张爱玲讲述的上海故事。

  

   一 大城市里的“堕落女性”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第一部小说,初载于1943年的《紫罗兰》杂志,是张爱玲早期代表作。《第一炉香》可与曹禺的剧本《日出》、张恨水的长篇《啼笑因缘》并置阅读,几部作品都写美丽的女人在大都市里的堕落。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城市文学的常见故事,即便是享受都市文明的新感觉派(如《上海的狐步舞》)也不例外。然而,都写女人在都市堕落,《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在写法上有明显差别——某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差别。

  

   假定“一个本来纯洁、朴素、弱势的美女,为了金钱等利益屈从一个她不喜欢的有权势男人”是“堕落”的标志和过程(这个“堕落”要加引号,因为其定义可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那么《日出》叙述堕落的过程“略前详后”。前面陈白露结婚,失恋,到大城市做舞女、明星,后来变成交际花,都只用几句台词简略交代,但是“堕落”的后果,交际花的悲惨结局,却详尽描绘。豪华酒店,花天酒地,应付各种男人,最后欠债,被迫吞药。最后她的台词:这么年轻,这么美丽,“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观众对女主人公充满同情,觉得她是一个无辜的被侮辱被损害者。既然她是无辜的受害者,眼前悲剧应该由谁负责?当然就是社会,罪恶的大城市,这是左翼文学主流的声音。

  

   张恨水《啼笑因缘》里的卖唱女凤喜,已和书生樊家树在一起,又贪图钱财跟了军阀,虽有一定胁迫性,也有一点自愿成分。军阀把她骗到家里,然后手举存折跪下,凤喜先是拒绝,最后一笑接受。有侠客在窗外,也没法再救她。正因为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堕落有一定责任,所以之后她受到虐待,甚至发疯,读者的感受就比较复杂,有同情,又有谴责——此乃通俗小说的基本功能,先让读者迷醉白日梦,再提醒大家不可模仿,有一个道德教育的框架底线。所以《啼笑因缘》写女人在城里堕落,是“详前详后”,全过程一个环节也不少。

  

   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张爱玲《第一炉香》的叙事方法却是“详前略后”,因此同样的故事却显示了不同的意义。

  

   二 《第一炉香》:女学生“自愿从娼”的故事

   葛薇龙从一个恳求香港姑妈赞助学费的上海姑娘,一步一步自愿地走进了堕落的结局,中间经过了至少四个选择。

  

   第一步,明知姑妈家里风气不正,仍然住进去。第二步,睡房里这么多衣服,提醒她:“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摆明是要她充当学生以外的角色,但她陶醉于美丽衣服的华尔兹舞,对自己说“看看也好”!第三步,姑妈老相好司徒协,突然套个金刚石手镯给薇龙,显示她在姑妈家的培训期结束了,It's time to work。薇龙还是不舍得离开香港,接下来就和混血靓仔乔琪乔感情赌博。这三步选择,我在北京和香港的课堂上做过调查,大部分学生都认为会走下去,“看看也好”。可是到了第四步,为了挽救名声而嫁给花花公子,还要帮姑妈勾引其他男人,这个荒唐结局是人人都害怕的——但它又是前面几步的合理发展。

  

   夏志清这句评论被不少人引用:“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 [1] 在我读来,《第一炉香》的结尾就是《日出》的开端,几年以后,薇龙就是陈白露。张爱玲的“详前略后”,使得她的小说一开始就有别于左翼主流文学和鸳鸯蝴蝶派。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家庭背景是所谓“最后的贵族”——衰败、破落、腐朽,但又有不少别人没有的、令她留恋的东西。张爱玲考取了伦敦大学,因为二战只能在香港读书,香港生活经验在她早期创作中演化为异国情调。《第一炉香》和《倾城之恋》,其实都是为上海读者制造的香港传奇。香港于是变成专为中国人制造的“异域梦”(同时又是为西方人演出的“中国梦”)。在另外一篇小说《茉莉香片》里,张爱玲预言,“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如果言中,纯属偶然)。《第一炉香》有意无意地延续了晚清狭邪小说的传统,特别是《海上花列传》中青楼家庭伦理化的传统,性工业也要模拟家庭气氛并遵守伦理道德。仔细想想薇龙后来在姑妈家里的华丽生活,不少男人因她而来,有的会姑妈,有的见她。靓仔老公也要应付姑妈,又要照顾薇龙,还获得金钱,当然还有别的女人,家里的美丽丫头也要承担各种不同的功能……

  

   高全之曾把《第一炉香》和《金瓶梅》相比较,认为薇龙和李瓶儿都有“飞蛾扑火的盲目与清醒”,她们美丽的从娼心理历程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自愿性,第二是现实性。 [2] 其实青楼文学传统,也有社会批判功能,《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有官员将女儿或者儿媳妇送给上司做妾的狗血桥段。茅盾改写这一情节,乡下财主冯云卿将女儿送给赵伯韬刺探情报,更突显色情交易和家庭道德的结合与冲突。甚至《上海的狐步舞》里,也描写了一个老太婆要帮自家儿媳妇在街上拉客。仔细想想,《第一炉香》中的姑妈,不也在替薇龙拉客吗?而且还不完全是勉强的,薇龙对乔琪乔还有自欺欺人的感情投入。从这个角度看,《第一炉香》可以视为“青楼家庭化”向“家庭青楼化”的一个转折(张爱玲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就是《海上花列传》,《第一炉香》里的“长三堂子”不只是一个隐喻)。

  

   三 《倾城之恋》:从饭票出发却找到爱情

   晚清青楼小说,除了《海上花列传》式的“近真”,也有《花月痕》式的“溢美”,从交易出发最后收获真情。现代版“从饭票出发却找到爱情”的传奇,就是《倾城之恋》。傅雷在称赞《金锁记》的同时曾批评《倾城之恋》“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3] 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大都悲观绝望,《倾城之恋》是一个例外。在现实层面上,当然也是白日梦:刚刚跳舞认识就买头等船票,马上入住男人付钱的浅水湾高级酒店,这段感情游戏一开局就不平等。张爱玲写白流苏的上海旧家庭,亲戚排斥母亲不帮,这就把女主角在香港寻找饭票之旅合理化了。没有退路,她才跑上阁楼,对着镜子阴阴一笑,然后出征。

  

   在《伤逝》《创造》《家》《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中,“五四”小说的基本爱情模式已经一再重复——男的总是思想进步的才子(凌吉士思想不进步,就被莎菲女士“飞”了);男人穷,他的性苦闷才值得同情。怎么吸引女性?当然主要靠文化,男人相貌并不重要。女人必须玉洁冰清。基本上男人在讲他看什么书,女人就在旁边睁大了美丽的眼睛,点头,仔细倾听……

  

   《倾城之恋》也有这样的场面。华侨商人范柳原花钱把28岁的女人白流苏从上海请来香港浅水湾,住进海景房,先吃饭后跳舞。男人说:“我要你懂得我!”女人低下头来说:“我懂得,我懂得。”然后两个人就到夜晚的花园里,来这里本来就可以kiss了,“流苏愿意试试看。在某种范围内,她什么都愿意。” [4] 可是,男主角觉得,只靠钱来拍拖,胜之不武,所以他还要模仿一下“五四”文人的恋爱方式,便将白流苏带到了一个荒凉的断墙下面,讲了一番“地老天荒,执子之手”等《诗经》金句。这种场面在“五四”爱情小说里常见,没有见过的是女主角的心理独白——

  

   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 [5]

  

   这段话“放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看,是女主人公觉悟的一个小降低,却是女性主义创作的一个大飞跃”。 [6] “五四”的爱情小说灌入了太多启蒙内容,使命就是教人、救人,男主角或者作家经常看不到女主角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只觉得女主角睁大美丽的眼睛,在听他讲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男主角或者作家看不见女性曲折压抑的情欲,也看不到女人睁大美丽眼睛温柔点头时,其实可能在考虑更实际的饭票、衣服等人生问题。子君当年听涓生讲雪莱、拜伦时,是不是也会脑子里闪过——这个男人将来住哪里?女作家下笔就视野不同,《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了女人浪漫主义的性欲,《倾城之恋》写了女人现实主义的心理。为什么女性的这些平凡的欲望心思,才华洋溢要救人救世的男主角们却看不到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小说最后靠了香港倾城的这个外力(实际上不大可能发生的条件),促使男女主角在爱情方面从互相算计到同病相怜。作家告诉读者,这也不是天长地久,也许十年八年。但已经可以使不少张爱玲的读者感到欣慰,毕竟这是她笔下唯一的一次happy ending。

  

   《倾城之恋》除了挑战“五四”以来的爱情小说模式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值得讨论:一般爱情小说都是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然后因为家庭、阶级、民族或者其他社会因素的阻碍而导致悲剧。男女是冲突的一方,外界压力是另一方,这是不少爱情文学的基本格式。然而《倾城之恋》并没有明显外力在反对他们,戏剧冲突就发生在男女之间。冲突是什么?表面看,女方追求长期饭票,男方貌似花花公子,好像是一场食与色的斗争。难道“食、色,性也”,真的男女有别?女的比较看重社会条件,比如财产、知识、稳重、可靠、才能、气度,男的更加关注外在生理因素,比如美貌、仪态、善良、身材、气质。可是这种“食色性也,男女有别”的情况,其实也是男权社会的历史后果。《倾城之恋》承接了这些后果,又颠覆了这种后果。仔细读小说,我们发现女主角目标明确,手段不拘,男主角只贪过程,意图不明。在感情博弈过程中,男人处处占优势,但最后女方达到了结婚的目标,所以这是一场男女爱情战争当中以弱胜强,又达到双赢的典型战例,难怪读者们一直喜欢。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社,1979年,405页。

  

   [2] 高全之:《飞蛾投火的盲目与清醒:比较阅读〈金瓶梅〉与〈第一炉香〉》,《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49—64页。

  

   [3] “……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3卷第11期,1944年5月。

  

   [4] 张爱玲:《倾城之恋》,《传奇》增订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71页。

  

   [5] 同上,172页。

  

   [6] 许子东:《许子东细读张爱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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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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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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