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三个相关问题

——《工资、汇率与顺差——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1 次 更新时间:2022-01-15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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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想就与之相关的中国外贸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如何认识中国的外贸顺差问题

改革开放30年多年,中国通过扩大对外贸易,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美国消费者通过购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降低了生活成本,提高了生活质量,也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同时,中国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平衡了美国财政收支,使美国长期保持了低利率,扩大了美国工人就业,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利润增长点。中国出口产品的70%以上都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或者是中外合资企业来提供的,这里边一部分是加工贸易,一部分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独资公司的出口。有一个典型案例,例如中国现在做的苹果手机,售价大概是三千到四千块钱人民币,其盈利的70%都是由拥有知识产权的苹果公司拿走了,还有25%左右由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拿走了,剩下的5%左右才归中国劳动者和政府所得。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以外地区经营都是亏损的,只有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在中国取得的利润甚至超过了它在中国以外地区利润的总和。另外,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能源原材料的大量进口,为拥有这些资源的国家提供了市场和发展机遇。下一步,应当继续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作用,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要有全球化的视角和办法,不能把一个多边问题当作双边问题来解决。比如说,美国现在同90多个国家都有贸易逆差,同中国的贸易逆差当然是最大的,但是用双边措施来解决一个多边问题,显然也是不适当的。中国欢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继续到中国来进一步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在这方面,德国和澳大利亚做得很成功。德国通过扩大对中国投资,在技术装备、汽车等方面,不断扩大了在中国市场中的占有率,实现了对中国贸易的平衡。还有澳大利亚,通过扩大对中国资源出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些政策限制了美国企业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发展机遇。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买了一批美国的黑鹰直升机,后来美国中断了黑鹰直升机零部件供应,今年中国青海玉树发生了地震,很需要这些直升机到那儿去救援,但是缺乏零部件,向美国申请进口,美国又不卖给我们。我觉得,美国失去了很多贸易上的机会。再比如,中国搞工程建筑,修铁路、公路需要测量设备,本来是可以从美国进口的,但是美国人就是不卖给中国。还有,中国需要进口核电设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跟美国谈,但是美国坚持不让中国进口,无奈之下,中国只能买法国的、俄罗斯的、加拿大的,直到最近几年,美国才开放核电设备对中国出口。可见,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回避这个原因,单从汇率上寻找原因,显然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

二、如何认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历史趋势。但在什么时间升值,升值多少,这都要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汇率升值过大、过快,或者是过小、过慢,对中国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目前,如果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0%,甚至40%,就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灾难。这就必然引起大量加工贸易外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提前结束。也就是说,目前全世界经济最大的发动机就会熄火,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可能是全世界人民的灾难。

所以,人民币升值必须保持在中国产业承受能力的范围内,能够使中国出口企业不会出现大量的倒闭,不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同时,又要对出口企业保持一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压力,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来实现人民币可控的、逐步的升值。同时,中国也要吸取20世纪80年代日本日元快速升值的教训,日元在《广场协议》压力下大幅度升值,最后日本经济出现了20年的徘徊。中国绝不会当第二个日本。维护人民币汇率大体稳定,是维护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客观需要。

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准备通过逐步提高工人工资,增加人们的收入,促进居民消费,逐步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让包括人力资本、资金和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通过这个办法来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水平,减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也就是减少外贸顺差,以促进中国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进而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在这里,我也建议美国应该把眼光转向国内,要解除向中国出口的限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三、如何认识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

这一次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我非常赞成蒙代尔教授的观点,全球金融体系稳定需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相互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未来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很可能是包括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在内的“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三个国家的货币相互制衡,相互竞争,哪一种货币币值不稳定,大家就抛售它,哪一种货币稳定,大家就多购买它。通过市场竞争,来约束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行为,促使该国政府和央行保持货币稳定,从而取代现在只有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状况。

目前,美国再次实行“以邻为壑”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E2),最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还要实行QE3,加大了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风险;国际热钱在世界各地蹿来蹿去,严重危害了全球金融稳定,也加大了世界经济恢复的系统性风险。我认为,要对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实行必要的国际监管。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当有权力要求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提供报告,对该国际储备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风险,发布预警警报;同时,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中的发展中国家货币份额。

保持美元币值稳定,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目前仍然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如果美联储大量地向美元注水,必然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最终将使美元失去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世界各国人民中的信誉。如果各国都不选择美元作为储备货币,都不愿意购买美国国债,这对美国经济、美国人民的利益都是一个重大损害。因此,我认为伯南克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在帮美国人民的倒忙。我非常赞成德国经济部长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所讲的,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一种变相操纵汇率的行为。

另外,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要充分发挥G20的作用。我认为,G20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开展合作、协商的国际平台,应当设立一个常设机构,进一步完善G20机制。只有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城市化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够创造出新的、更大的需求,从而实现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以上是我在2010年11月11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中发言的主要内容,我采纳了徐洪才同志的建议,将其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最新研究成果:《工资、汇率与顺差——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一书的序言。

这项科研的起因,是2010年以来美国纠缠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特别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提出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产生了极坏的国际影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作为中国民间智库,本着向科学负责的精神,组织了相关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部分阶段性成果引起了彼得森研究所的重视,他们先后两次派人来北京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美国国会顾问代表团也专程来访,与我们交换看法。

本书是国经中心的集体研究成果,所有撰稿人都是国经中心的研究人员,国经中心的一些其他同志参加了讨论。在这项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任学术顾问。我提出基本研究思路和框架之后,由徐洪才同志具体组织落实,并对全部稿件总纂和统稿。现在将这一研究成果公开出版,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010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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