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力成:记忆研究:超越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2-01-12 00:01:04

进入专题: 民族国家   世界主义   国家在场  

钱力成  

  

   摘要:记忆研究自开创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20年代的奠基时期,1980年代左右出现的第二波“记忆潮”时期和当代更多元的第三波记忆研究时期。其中,记忆潮时期涌现的“传统的发明”“记忆之场”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记忆研究的“民族国家框架”;而当代的“旅行记忆”“世界记忆”等理论则试图超越民族国家而转向“世界主义框架”。基于对“民族国家框架”和“世界主义框架”下记忆研究的梳理和对比,发现这两个框架的争论遗憾地混淆了“地域国家”和“政体国家”的概念,而“国家在场”理论(包括国家作为场域和行动者的两个维度)可以较好地弥补两个框架的缺憾并进一步促进记忆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记忆;民族国家;世界主义;国家在场

  

   一、引言

   尽管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和瓦尔堡(Aby Warburg)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对记忆的社会性进行研究,但促使记忆研究在当代学界复兴的无疑是1980年代出现的记忆潮(memory boom)。在催生记忆潮的诸多因素中,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在建立合法性过程中对“过去”的需要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兴起的记忆研究“第二波”热潮大体上对应于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研究。但是,随着全球化社会的到来,记忆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学者们也越来越对“民族国家”的框架产生疑问,这也就催生了当代“第三波”的记忆研究热潮,对应于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框架”。

   但是,世界主义框架真的可以完全超越民族国家吗?“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框架是互相矛盾的吗?它们各自的优点和劣势又在哪里?特别是当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人们似乎又看到民族国家作为世界基本秩序的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记忆研究超越民族国家的努力呢?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将重点分析“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这两个分析框架的脉络;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现有的“世界主义框架”往往低估了国家的分析维度,而西方之前的“民族国家框架”则混淆了“地域国家”(country)和“政体国家”(state)这两个概念。鉴于此,本文认为:“国家在场”理论的两个要素(国家作为场域及行动者)可以很好地缓解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框架之间的紧张,为记忆研究贡献非西方视角并促进记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记忆研究“民族国家”框架的谱系

   1980年代开始的第二波记忆研究热潮中涌现出了众多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框架的作品,但记忆研究并非从一开始便专注于民族国家。在探讨“世界主义框架”之前,我将首先厘清民族国家框架的前后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框架的关键概念及其不足。在相关论述中,吉利斯(John Gillis)所编著的《纪念:国家认同的政治》一书对民族国家框架前后的历史背景有很好的总结。

   吉利斯将西方历史、特别是历史和记忆的关系划分为“前国家”(pre-national)、“国家”(national)和“后国家”(post-national)三个阶段。首先,“前国家”时期主要是在18世纪晚期之前;此时期的记忆往往局限在精英记忆(elite memory)的范围内。因为在此时期,普通民众不觉得有记录的必要,或者说普通民众的记忆也不被认为是重要的。用吉利斯的话说,“精英时间(elite time)殖民和帮助建立了我们现在所称为国家(nation)的领土边界”。其次,吉利斯将国家时期界定为自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和1960年之间的时间段。尽管这与1980年代记忆研究热潮的出现有一些时间上的错位,但这不妨碍我们理解吉利斯对这段时期记忆和历史特征的勾勒。根据吉利斯的观点,大革命后人们希望塑造一种新开始,因此人们希望与过去保持距离、刻意遗忘过去但同时又需要建构某种过去?事实上,正是法国大革命出现后才有所谓“旧制度”(old regime)的观念。在此时期,“国家记忆被那些从未见过或听过彼此但又认为互相拥有同一历史的人们所共享”。就吉利斯的这段论述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想象的共同体”以及诺拉“记忆之场”理论的影子。当然,吉利斯也承认,在国家记忆(national memory)时期,记忆并非是同质的,其内部也有因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所带来的互动;而当国家记忆逐渐走向后国家记忆时期,记忆也变得更为民主和个人化。最后,这就涉及到吉利斯所说的1960年代以后的“后国家”时期。吉利斯认为,在此时期,记忆同时变得更为全球性(global)和地方性(local),更为民主也更成为一种负担?我们有太多的认同和记忆,因此就需要更多外在手段比如科技、日历、记事本等帮助我们收集和保存记忆;也正因此,这一时期的记忆也更为多元化和私人化。

   就吉利斯的理论划分来看,1980年代“记忆潮”时期所出现的记忆研究无疑更多对应于他所说的“国家时期”,也即本文所说的“民族国家框架”。此时涌现出来的研究有些直接以记忆为题,如诺拉(Pierre Nora)和阿斯曼夫妇(Jan Assmann & Aleida Assmann)的理论,有些则以相对间接但又令人无法忽视的方式涉足记忆,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关于想象共同体的研究。但无论是哪种方式,“民族国家框架”下的记忆研究都会涉及文化和(国家)认同这两个关键概念。

   “文化”是记忆研究民族国家框架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国家框架建立和维持的重要工具。我们所熟知的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就很好地体现了文化与民族国家的亲缘性。具体而言,阿斯曼区分了沟通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和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前者指存在于日常沟通领域的短时记忆并通过群体中的代际传播而得以存续……后者是超越日常生活领域与个体生命周期的长时记忆,包括久远的神话传说、集体舞蹈和庆典,以及被图片、文字等外在媒介保存下来的过去的事件和信息”。这些传说、舞蹈和庆典都与其所属的社群和国家息息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这些社群和国家。此外,在《传统的发明:苏格兰高地传统》一文中,特雷弗?罗柏详细剖析了苏格兰格子裙(kit)这一文化象征符号出现的历史过程?尽管这个格子裙的发明和英格兰人有关,但它仍被发明为苏格兰的文化传统。此外,在同一书中,霍布斯鲍姆还详细分析了三个与创造传统十分有关的创新,即教育(特别是国家教育)、公共仪式和公共纪念物,而这些无疑也是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息息相关。

   记忆对“文化”的着迷必然会涉及(国家)认同的主题。简而言之,认同是关于我或者我们是谁的问题,而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判断则会影响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也涉及到民族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在建立认同的过程中,记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用吉利斯的话说,“任何个体或集体认同的核心含义便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同一性(sameness)之感受,这种感受由记忆来维系,而记忆的内容则又被其相对应的认同来定义。” 这种被假设的历史不变性和与过去的联系性也是霍布斯鲍姆“被发明的传统”概念中的核心要素;其也被用来支持历史合法性的建立。就此而言,民族、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都依赖于这种记忆和认同的关系,依赖于传统的发明,也依赖于那些互相未曾谋面但却感知到对方存在的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感受;这也是为什么安德森在其《想象共同体》一书中专门花了两章论述地图、博物馆以及记忆与遗忘的问题。

   当然,更为直接的涉及记忆与国家认同议题的便是诺拉领衔编著的煌煌巨著《记忆之场》,尽管这部名著是认同议题略带反讽的例证。具体而言,诺拉区分了“记忆的环境”(milieux de memoire)和“记忆之场”(lieux de memoire)?“在‘记忆的环境’中,历史与记忆在生活中是统一的,因为生活中无处不是历史、无处不是记忆”。但随着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到来,“现在”正更快地变为“过去”,这时记忆已经与日常生活相脱节,因而需要某些承载的“记忆之场”(如博物馆、国歌等)来担负起记忆的重任。这也是为什么诺拉认为记忆之场往往是在那些需要与过去存在断裂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也是为什么诺拉会说“我们如此热衷地谈论记忆,因为记忆所剩无几” 。但是,诺拉及其领衔的历史学家试图以“记忆之场”视角来重写法国历史时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用孙江的话来说,诺拉“本欲批判和解构以往的法兰西历史叙述,无意中却重构了一个整体的法兰西史……本来想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后却成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似的大作”。换言之,那些用来解构法国历史的“场”,如埃菲尔铁塔、《马赛曲》等,反而成为塑造法国国家认同的有力推手。

   尽管阿斯曼、诺拉等学者为记忆研究赢得了不少赞誉的掌声,但其所涉及的民族国家框架也遭遇到了一些批评。首先,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文化”概念往往被过分地本质化(reified)。诚然,“文化”概念本身是多义的。例如,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所指的文化,特别是神话传说、集体舞蹈和庆典等元素,既包含了思想、生活方式也包含了话语、表征和符号等文化含义;而以格子裙为代表的苏格兰“文化”也涉及了文化的物质表征和民族情感等内容。尽管存在这些对文化的多元理解,但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文化”概念都有一个共性,即以民族国家作为文化研究的单位和范围。对此,埃尔(Astrid Erll)有一个很精当的总结和批评。埃尔认为,无论我们研究的是某个宗教团体、社会阶级还是某个族裔,我们都倾向于研究关于这个社会形成的那种文化(the culture)和那种记忆(the memory),而民族国家是其中最为流行的一个框架。换句话说,“文化”变成了一个静态的不变的单位,文化单位内部、外部及其轮廓本身的变动性却被忽视了。基于此观点,埃尔进一步认为诺拉的路径是将记忆、族裔(ethnicity)、地域(territory)和民族国家混在了一起;更有学者认为诺拉的“记忆之场”忽略了法国的殖民历史,也忽略了法国社会的大量移民社区,忽略了法国作为一个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社会。也正因此,埃尔认为,记忆研究应该从“文化记忆”转向“跨文化记忆”。

   其次,对“文化”概念本质化的批评也涉及了对民族国家框架更为直接的质疑,也即国家和文化作为“容器”(container)的认识论假设和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换言之,在本质化文化观的影响下,某种文化或者某个国家被当成了记忆的容器,也即所谓的“容器文化路径”(container-culture approach)。埃尔认为,这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可疑的,其在方法论上也是不坚实的。“容器文化路径”及其“方法论民族主义”把地域、族裔等各种现象打包在一起,但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越来越多超越这个容器的议题,例如“世界宗教、全球性的移民、欧洲左派(运动)、足球、音乐文化、消费文化”等,这些都需要跨国家的记忆网络。

   当然,对文化本质化和“容器”假设、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批评其实具有相通性,这些批评的核心在于:民族国家框架忽视了其内部、外部及其自身边界的复杂性、异质性和流动性,而这点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愈发明显,这也是为何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记忆研究会成为第三波记忆研究、或者说当代记忆研究前沿领域的原因。

   三、记忆研究的“世界主义”框架:代表性理论

正如埃尔对“容器文化”和“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批评中所述,记忆研究应当从“文化记忆”过渡到“跨文化记忆”,记忆应该从诺拉所说的场所(site)中解放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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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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