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细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四种歧解辨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21-11-21 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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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细成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古往今来,学者们对于这句话的意旨主要有四种不同的理解:一、诸夏无贤君;二、诸夏无贤臣;三、诸夏君臣之道已乱,反而不如夷狄之有礼有节。四、诸夏虽君臣之道已乱,然而尚存之礼乐文化远非夷狄可及。前三种理解可以归纳为“责夏”,第四种理解恰恰相反,乃是“尊夏”。那么,孔子的本意到底是“责夏”还是“尊夏”呢?本文希望通过贯通《论语》中的相关语句,并用心体悟孔子当时的心境,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一、责君

   持“责君”观点的以杨树达先生为代表,他在《论语疏证》中先引用《春秋》中关于邲之战、鸡父之战、柏莒之战、黄池之会的记载,然后按曰:

   有君谓有贤君也,邲之战,楚庄王动合乎礼,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鸡父之战,中国为新夷狄,而吴少进。柏莒之战,吴王阖庐忧中国而攘夷狄。黄池之会,吴王夫差藉成周以尊天王。楚与吴,皆《春秋》向所目为夷狄者也。孔子生当昭定哀之世,楚庄之事,所闻也。阖庐、夫差之事,所亲见也。安得不有夷狄有君诸夏亡君之叹哉!《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

   杨先生这种解释可谓有理有据,而且能将文义解释得非常具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就是“夷狄之有贤君,不如诸夏之亡贤君也”的意思,虽然包含“责夏”之意于其中,但主旨是“责君”,笔者根据对《论语》经文的贯通理解,发现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原因是:

   第一,如司马迁所言:“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身处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所忧患的乃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周易·坤卦·文言传》)正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诸夏之所以不如夷狄,是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责任,绝非仅仅是缺少“贤君”而已。他明确地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每个人(主要是各国大臣)内心的仁义不足,以至于僭篡无礼。

   第二,孔子为人温良恭俭、性情仁厚,应该不会说“诸夏无贤君”这么刚愎独断、刻薄傲慢的话,而且,从功利的角度来说,他正是想挽救“诸夏不如夷狄”的颓势,才坚持游说各国的君主施行仁政,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他如果对“诸夏”的国君全部都抱着这种悲观的、对立的态度与情绪,又何必“知其不可而为之”“累累若丧家之狗”去自取其辱呢?综观孔子生平与《论语》全文,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孔子在潜意识里对君主都充满了信心与恭敬:“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论语·宪问》)“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试问,这样的一个仁厚、温恭、尊君的孔子,怎么会说出“诸夏无贤君”那么自大、独断的话来呢?

   由此可见,孔子这句话并不是旨在责备诸夏之君,那么,是在责备诸夏之臣吗?

   二、责臣

   持“责臣”观点的以孔门之中《论语》的编纂者为代表。《论语·八佾》中的前六段语录很明显都是“责臣”的,更确切地说,是在责备鲁国以季氏为代表的大家族僭越奢靡的行为:

   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3.2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3.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3.4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3.5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3.6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论语》的编纂者将“夷狄之有君”放在这里,就算不能说明孔子这句话乃是有感于季氏等三家“心中无君”的僭礼行为而发,也至少能说明编纂者同样认为孔子之意旨是在“责臣”。笔者也持“责臣”的观点,原因是:

   在“家天下”皇权专制的政治背景下,寄希望于“国君应当如何贤能”并不现实,如果诸多大臣很贤能,那么国君即便资质平庸,国家也可能治理好。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当然也很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从孔子的生平、思想与言论来看,他并未明确反对“家天下”,也未多论各国诸侯的是非善恶,倒是经常评论作为大臣的周公、管仲、晏平仲、子产、臧文仲、柳下惠、季氏等人。因此,以周公为偶像的孔子,他的心里自始至终都是将天下大治寄希望于贤臣身上的。反过来说,与“夷狄”相比,诸夏很不争气,在孔子看来,主要的责任当然也是在臣而不在君。事实上,《论语》中的孔子并不是十分强调君主的治国才能,而是更加强调贤臣的安国之责与治国之才。比如: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这一点,我们从《论语·宪问》的一段语录中能够得到真切的体会: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此事发生于公元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已经臻于“从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其中所说足可以代表孔子最根本、最成熟的想法。很明显,孔子认为“臣弑其君”是绝不可容忍的大逆不道之事。因此,“沐浴而朝,请讨之”,说明他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君曰‘告夫三子’”,说明这时鲁国之政在“三子”而不在国君,“之三子告,不可”,则明确表示不讨伐齐国“是臣之错而非君之错”,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的事情,孔子只能以“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的反复陈词来自我宽慰,同时昭告天下:一个诸侯国大夫应有的职责,不仅是治理本国,而且有责任与义务来维系整个天下的伦理纲常。

   一言以蔽之,当“家天下”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苛求于君已成无奈之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自然而然就将希望都寄托在贤臣的身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孔子看来,社稷安危、世风厚薄,“成也在臣,败也在臣。”(“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那么,难道对于一国治乱,国君就完全没有责任了吗?孔子在“责臣”之时是否也包含有“责君”呢?

   三、责夏

   “责臣”+“责君”=“责夏”,持“责夏”观点的以朱熹为代表: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亡,非实亡也,虽有之,不能尽其道尔。”

   问:“‘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专责在下者陷无君之罪,尹氏注似专责在上者不能尽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说上下僭乱,不能尽君臣之道,如无君也。”

   元人所著《四书辨疑》中曰:“有君者,有其君者也。如言有无父之心、有无君之心,亡字当准此义为说。亡君者,亡其君者也。盖谓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下之分,是为有其君矣。诸夏蔑弃君命,而无上下之分,是为亡其君矣。此夫子伤时乱而叹之矣。”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引用后认为此说“似可从”。事实上,“责夏”的观点在中国古代《论语》的注释中乃是主流,因为按照儒家“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等基本观念,说到“责君”,“责臣”自是题中之义,既然可以放下“为尊者讳”而明言责君,那么群臣又焉能免责?同样,说到“责臣”,“责君”自然不言而喻,既然连君主从全国范围内挑选出来的群臣都不是“有德者居高位”而尸居素餐、无礼寡义,难道世袭而来的“君主”难道个个都是天生就德才兼备、不犯过错的圣人?这一点在以下几章中有鲜明的表现: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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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学刊》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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