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运涛:通过符号走近传统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3 次 更新时间:2021-11-15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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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运涛  

我在大学开了一门校公选课,课程的名称叫“传统文化中的博物学”。选课的学生很多,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常有学生问我,学习传统文化究竟有什么用?关于有用无用的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打了一个比方:你走路,什么是有用的? 自然是你脚下的那块土地。但如果把周围所有的土地都挖成万丈深渊,只留下一串脚印那么大的“有用”的土地,你还敢走吗? 所以,有时候,一些看似“无用”的,实际上可能有着“大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我看来,首先是“无用”的——学习了传统文化并不能立即升官发财;但它又有“大用”——因为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底色,它根植于先民世世代代的生活,直到现在依旧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审美以及行为方式。每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实际都会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们身处其中,日用而不知。这本《符号里的中国》(中华书局2021年7月出版)的写作目的,即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带领读者领略传统文化的意味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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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关于传统文化中的博物学的书。什么是博物学呢? 中国自古就有“博物志”传统。我们读先秦时期的著作《诗经》《尚书·禹贡》《山海经》等,会发现其中包含有大量的动植物以及地理物产等知识,它们可以看作是博物学著作的先声。


《诗经》到了孔子的时代,其“博物”的性质更是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孔子教导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虽然不是专门的识物著作,但孔子说其有助于“多识”,这样的推崇与指导,就为后世博物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方向。


早期对《诗经》名物解释最多的就是战国时期的《尔雅》。也正是从《尔雅》开始,后世就不断出现解释《诗经》名物——尤其是其中的动植物的著作,如西晋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影响就极为深远。对自然界动植物的搜罗与解释在后世竟成为一门学问,宋代宋祁《益部方物略记》、罗愿《尔雅翼》、郑樵《昆虫草木略》,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等都是该类著作。


晋代张华的《博物志》是第一部以“博物”为名的专门著作,开启了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著作体式,其内容不仅包含自然,还加入了人文。这部书影响很大,后世出现了诸多对《博物志》的补充之作,如宋代有李石《续博物志》,明代有董斯张《广博物志》、游潜《博物志补》、黄道周《博物典汇》,清代有徐寿基《续广博物志》,等等。


有一些著作,虽然没有用“博物”的名字,但其体例几与《博物志》相同,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明代谢肇淛《五杂组》,等等。这些也都是以博物为目的的著作,其内容也是天文地理、奇花异草、艺术技艺、神人传说、珍宝名物等无所不包。还有一些著作,虽不是博物体例,但其内容往往与传统博物范围相交融,如《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等等。


中西方都有博物学。西方的博物学往往包含动植物、矿物、天文、地理,主要是自然界的事物;中国的博物学,除了自然界的事物,还有人造物及神话传说。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博物学可以收录“怪力乱神”。


本书延续的正是古代博物观念传统,以博学多识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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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一部关于传统文化中的符号的书。什么是符号呢?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符号是)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不言而喻的或约定俗成的传统,或通过某种语言的法则去标示某种与它不同的另外的事物的事物。”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日常生活与世俗风景都是符号,而符号被了解了,才具有意义,才是文化。一个符号的生成与发展,其背后必然有着强大及复杂的文化支撑,而一旦文化经过漫长的积淀形成了符号,它的寓意就会有长期性及稳定性。读懂了符号,才能理解符号所承载的文化。


本书的写作思路,不是将各种符号进行简单的罗列,以及粗浅的介绍,而是追本溯源,探究这些符号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以及其在流传过程发生了哪些变化。


举例来说,很多符号形成或演变的过程都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那就是“错讹”与“错位”。


“错讹”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无意识的“错讹”,逐渐积非成是。如八仙中的“张果老”,传世文献中有“张果老先生”一句,古代无标点,断句无定式,后来就逐渐以讹传讹,“张果,老先生”变成了“张果老,先生”。八仙中的汉钟离也是因为断句而产生了误会,他本叫钟离权,大约是唐五代时期的人物,《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等文献中都记载了他的事迹,《宣和年谱》说他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人们断句的时候常常把“汉”与后面的“钟离”连起来,于是就有了“汉钟离”的名字,并且因为这个“汉”字,人们又将其附会为了东汉时期的人物。“刘海蟾”,因为其名字里有个“蟾”字,人们就编出了“刘海戏金蟾”的故事,“刘海蟾”的名字也就变成了“刘海”。钟馗,古书上说,齐地的方言常把大木棒即“椎(chuí)”叫作“终葵”,这个大木棒可以用来驱赶鬼怪,后来就以讹传讹而有了一个叫“钟馗”的驱鬼的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等文献记载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官员被人们奉为福神,他叫杨成,是道州刺史,实际上应该是唐朝道州刺史阳城,《新唐书·阳城传》有记载。


除了无意识而积非成是的“错讹”,有些“错讹”还是人们有意识生成的。避讳是一种情况,如观世音菩萨因为避讳李世民的名字而变成了观音菩萨。以动植物作为吉祥元素,多是依靠联想思维而故意形成“错讹”效果,如“鹿”谐音“禄”,所以人们画一头鹿,就表示可求得福禄。


“错位”也可以说是“错讹”的一种,是更高级的“错讹”,是指一些符号在神圣化、世俗化、本土化等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老子本是先秦道家的创始人,后来变成了道教的太上老君,再后来又有了“一气化三清”之说,说他一个人又变成了三个人。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属于不同的神话体系,本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发生“错位”,常被看作是一对夫妻。早期的弥勒佛并不是大肚子,大肚子的造型据说是依据五代时期的一个名叫契此的布袋和尚,人们喜欢这一形象,就逐渐固定下来,从而有了大肚弥勒佛。


除了思维与审美模式,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导致“错位”的发生。如扫墓在唐代规定是寒食节的习俗,但寒食节是禁火的,唐宋又流行扫墓要烧纸钱,于是为了避免冲突,扫墓的习俗就逐渐成为清明节的符号。《西游记》第八十回金鼻白毛老鼠精变成一个女子,骗唐僧说自己在荒郊野外的原因是清明和家人来扫墓,遇到了强盗,这正是对清明节扫墓习俗符号的应用。


可以说,每一个文化现象都是一个具体的符号,符号传达某种意义。符号生成是一种大众性的约定俗成,但其并不是静止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意义不能满足社会意义的时候,它就要发生变化,这就是“错位”产生的土壤。而一旦新的符号生成,就会有一定的长期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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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仅要考辨符号的生成与演变,还要探究符号的寓意与应用。


以古典小说为例,文史互证,我们会发现,小说中有着很多对符号的应用,读懂了这些符号,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


如龙。龙是帝王的象征,是祥瑞符号,所以《三国演义》中,第九回写董卓想要当皇帝,就说自己梦到了龙;后来孙权想要称帝的时候,大臣张昭说“近闻武昌东山,凤凰来仪;大江之中,黄龙屡现”,于是孙权就登了基,改年号为黄龙元年;魏国也说自己发现了龙,“却说魏国因旧岁有青龙自摩坡井内而出”,于是改年号为青龙元年。


如凤凰。凤凰是众鸟之王的象征,了解了凤凰的这一符号寓意,我们就好理解为何在《西游记》第六十一回写孙悟空大战牛魔王,二人变化为禽类斗法,孙悟空最后变成凤凰,牛魔王也就无可奈何了。


如真武大帝。《西游记》中在收服猪八戒的时候,孙悟空变成高小姐,对猪刚鬣说自己父亲请了法师来拿他,还被认为是“妖”的猪刚鬣说,就是请下来九天荡魔祖师,即真武大帝,他也不怕。为什么猪刚鬣别的神仙都不提,专门说真武大帝呢? 这是因为真武大帝的主要职责就是降妖除魔,这在作者生活的时代是共识性的普遍信仰。真武大帝就是降妖除魔的符号。


如天王。《水浒传》中说林冲发配到了沧州牢城营之后,工作是打扫天王堂;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营之后,也见有一天王堂。这是因为唐宋时期,天王堂是军营、劳所的地标性符号。人们常常在军营、劳所建天王堂,供奉四大天王中的毗沙门,即北方多闻天王,将其作为守护神。


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其寓意总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作用:彰显地位与权力、生存与繁衍、纳福求吉、辟邪禳灾等。本书所涉及的符号应用,不仅有我们日常所见的器物与习俗,种种“怪力乱神”,还包罗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中大家“习焉不察”的符号,可以说,本书实际又包含着“四大名著中的符号”这样一个线索。


总之,通过盘点历史与传统给我们留下来的精神文化财富,及其视觉形象载体,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并不是为了对抗现代,而是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文化认同感。我相信,读完此书,你会发现,文学名著中提到的、古装影视剧中出现的、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建筑、服饰、器物、习俗,等等,都会变得很有意思。原来去名胜古迹、公园、博物馆,可能都是走马观花,看不懂,想不明白,不注重细节,不知所云,读罢此书,你可能会发现,原来处处都饶有意味,而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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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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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1月10日 13 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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