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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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进入专栏)  


一、科学和科学精神

我今天的题目是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如果要讲起历史来,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我大概只能选择其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点讲一讲。因为你要真想讲这个事情,可能需要讲一个课程,甚至一个课程都不够。但是没关系,我们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就挺好。

我们讲到“科学”,这是一个汉语词。读英语的人就知道,跟“科学”相对应的是science这个词。在各种语言中的,“科学”这个词的意思也都不尽相同。我自己读德文,德文里面的“科学”叫Wissenschaft,它和science的意思差别挺大的。Wissenschaft更像是在说学问或者关于某一个领域的系统的知识,它跟“科学”有意思接近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所有的西方词——当然中国的“科学”这个词也是从西方文字翻译过来的——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你会知道希腊有一个词επιστ?μη,这个词大致可以翻译成“科学”或者“学问”,甚至有时候可以翻译成“哲学”。讲到这儿,我想说今天,哲学跟科学是两回事儿,但是追根溯源,哲学跟科学是不分的。在希腊人的概念里是不区分哲学和科学,它们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今天多多少少也会讲到:它们怎么就分开了。

大概是在17世纪左右,西方的思想那里,哲学和科学两者岔开了。我主要沿着西方思想的发展来讲这个概念,因为从历史上、从学术史上、从思想史上讲,我们中国的这个概念绕了一个弯儿,还是要到希腊那个地方去讲这个概念。你把επιστ?μη翻译成“科学”,但和现在的“科学”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作“古代科学”。我在《哲学·科学·常识》这本书里面,把这个话说成是“哲学-科学”,以此来表明在十六七世纪之前并没有这样一个区分,哲学跟科学是连在一起的,我就把它叫做“哲学-科学”。

那么,哲学-科学或者古代科学,它是根据一种态度发展起来的。这种态度我们比较熟悉,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即通过道理来了解这个世界。它跟什么东西对着呢?它一开始跟感应思维、迷信、神话等对着。了解一点点希腊文化的人可能都知道,希腊的神话系统很发达,比如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概念,包括欧洲Europe这个概念都来自于希腊神话,什么宙斯、赫拉、阿波罗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词。希腊神话很发达,相对而言,比如说中国的神话就不是特别的发达。关于这一点,上个世纪就有一些研究,鲁迅、矛盾等人就写过中国神话研究,他们都提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希腊有这么多的神话?中国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文明,但中国的神话就不是那么发达,但这种问题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其中的一个想法是,中国古代也有很发达的神话,但在诸子百家的时候,中国兴起的理性精神很强,一下子就把神话的源头隔断了。虽然有一些零星的神话故事,像大禹治水等等,但是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神话系统。不像希腊,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另外,希腊还有两部史诗,一部是《伊利亚特》,一部是《奥德赛》,合成叫做《荷马史诗》。中国也有很古老的文献,《诗经》、《尚书》等,《诗经》是由一些比较短小的篇章构成的,包含三百多首诗,《尚书》也都是一小篇一小篇的,没有很长的篇章,不像《荷马史诗》那种史诗巨制。《荷马史诗》虽然不是在讲神话,而是讲特洛伊战争、奥德赛的流亡等等,但是它以整个神话作为背景,所以这个巨大的史诗为保存他们的神话起了很大的作用。单讲《荷马史诗》,它写的是特洛伊战争,在公元前12世纪发生了一场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荷马史诗》的形成是在这场战争之后,大概是个慢慢成形的过程。到了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它落成为文字,内容就比较固定。以前都是口传的,口传的特点是,在一代一代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变化。后人把它叫做“希腊人的圣经”,就像《圣经》对希伯来民族一样,或是《诗经》、《尚书》对中国人的意义一样,是所有文化人、有知识的人都很熟悉的文本。

我们所讲的哲学-科学或者古代哲学、古代科学差不多就是从公元前7世纪发祥的,它是接着希腊的史诗、希腊的神话传统而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哲学-科学传统的兴起是针对神话传统的。神话传统也谈论天地开辟、宇宙和人的起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考证的方式去讨论的,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它并不清楚区分到底哪个是历史,哪个是传说。而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就要求:事事都要讲根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传说?它要分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面对事实,用证据说话,用胡适的话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它跟迷信、传说、神话是对着的。那种没有根据但又坚定不移的主张,希腊人叫做dogma,懂英文的朋友都知道dogma是教条主义dogmatic这个词的词根,这个词今天仍然有点这个含义。在希腊,dogma是指他们有很强的信念,但这个信念却没有很强的根据。教条主义就有点这个意思,dogma这个词同样也用在宗教信条上。

二、对遥远真相的“求真”

总体上来说,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求真的态度,要真实、要真相。

但什么是“求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少少都要求“真”,要好好过日子,我们就得知道猪肉多少钱一斤,有哪些公交路线,是否真的新开通了一条地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知道很多真相。与我们生活相关的、相近的事情,我们普通人就比较注重事实,注重真相,但是离我们比较远的事情就不一定。比如拜登当选,选举有没有舞弊?你可能有很强烈的看法,但你不见得有心去验证你的看法真实不真实。你可能相信顺治出家了,他可能相信顺治在宫里寿终正寝,哪个是真实发生的?再远一点,火星上有没有水,有没有生命?免疫系统是怎么工作的?我们说到这些遥远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就慢慢地从日常生活中比较实践求真的态度,逐渐转向dogma的态度,我们并不知道真相,但我们仍然会抱有很强烈的信念,会为川普和拜登孰是孰非争得不亦乐乎,严重的时候还会伤了和气。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科学的求真精神,主要讲的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求真”,而是在很遥远的事情上也去求真,这种态度跟我们普通人是有点差别的。

我说的科学态度是从广义上说的,历史学也是科学,历史学家谈历史,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下一个结论,靠的是掌握大量事实,像我们这样知道得不多,结论很多,一听就不太像是历史学家。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的历史越长越好,好像中国的历史长我们也能跟着沾光,所以都希望从夏朝开始算中国的历史。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们就比较谨慎,虽然古书里面经常谈到夏朝,但是商和周有甲骨文,夏朝没有文字,这有点空口无凭。后来,挖出了一个很古老的遗址,有的人说这个地方跟传说中的夏都差不多,这就是夏都吧?但是挖出来的墙垣啊房子的地基啊,你说它是一个都城也行,说它是一个大的聚落也可以。而且你也弄不清楚,这里是不是权力中心,统治了多大一片地方。科学家讲火星、河外星系等等,他们会去搜集证据,然后做出证据所容许的结论,可能还会多说几句,说这个证据也许还意味着什么,但是他要分清楚,哪些是证据证明的,哪些是证据暗示的。这样一种态度大概萌生于在公元前7世纪、6世纪,也就是中国东周诸子百家兴起的时候,可能比希腊稍微晚一点,但世界上同时有这么几个大的文明前前后后都萌生了这样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

三、系统学问

在中国,大家比较熟悉孔子,他是我们诸子百家中的第一个,他是不怎么讲鬼神的。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你说“不语怪力乱神”也算不上是什么太了不起的特点或者优点,但这很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大家还都谈怪力乱神,而孔子就不谈那些乱七八糟的怪神的事儿,讲究“无征不信”,你没有证据,就不要说信这个信那个。这显然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中国的学问是从孔子开始的,他做的不是现在的狭义的科学,但在德文Wissenschaft的含义上,他是做系统学问的。所谓系统学问,就是说,不单单靠经验,而且靠道理来考察各种各样的事情。经验对我们的生活当然至关重要,但是经验手能推广到太远的世界那里,比如说我们对中国人怎么生活都有经验,所以我们在中国生活就还蛮自在的,但是我们对法国人怎么生活就没有什么经验,对坦桑尼亚人怎么生活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到了那儿就会有点手足无措。那怎么办?我们可以读书。书是谁写的?就是那些有系统学问的人写的,地理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他们写的。

我们现在把这些做系统学问的人叫知识分子、知识人。知识人的意思不是他们的生活常识特别多。你要是跟一两个教授打过交道,你可能他们啥都不明白,菜价是多少,哪种衣服保暖,知识人的特点是他们对某一个领域有系统知识,比如陈寅恪懂西夏文,我们就觉得“哇,他学问真大”;你会说湖南话,我们就不觉得你学问大。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就是,你学湖南话,把你从小扔到湖南,你可能并不是一个好学的孩子,但过几年你就说了一口湖南话了。你暴露在经验环境中,你自然就学会了,但是学西夏文就不是这样的,西夏文是通过好多道理学会的,你得做研究。你知道现在的物价不叫有学问,你知道唐朝中叶的物价,我们就会说你有学问。前一种我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我经常花钱就会知道各种物价,但是你要知道唐朝中叶的物价,你要读好多的古书,而且书里写的都是帝王将相,他们不买菜,我们的史书那么多,但是记载物价的没有几个,大多数物价都是推论出来的。

做学问的人花了好多的精力做了一个系统学问,但这个学问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用处。所以,科学精神就又有了这样一条:在很大程度上,科学是为求真而求真的。你要问求真干什么用?尤其是对他个人有什么用?对他个人没什么用。实际上,他用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干这个事,他的生活经验肯定就会少一点。因为一个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你问他“为什么求真”,他就会说“他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或者为求真而求真”。那他为求真而求真就需要有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鼓励他们求真而求真,至少是容忍这种为求真而求真的态度,否则他就饿死了。

四、科学有什么用?

我们谈到科学精神,一定会问“科学有什么用”。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科学的确有一个“你有什么用”的要求。申请一个项目,你要填写研究成果有什么实际用途。但是,有一些事情很难谈清楚它有什么用处,比如说研究一个射电源或者粒子的微观结构,这些东西至少你眼下想不出它有什么用。太讲究实用,你研究一个学问,他马上就问“有什么用”,你答不上来,他就说“这个没用,我们不支持”,那就很难发展出系统学问。那些马上能用上的技术,我们来得非常快,“短、平、快”,但是,基础研究就说不好它有什么用,企业和政府的投资不足,有时候我们在报道也会看到,说“中国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以前我们可以利用西方的基础研究成果,把它们转换成实用技术,但是他一旦“卡你”,我们回过头来一想,这好几十年在基础研究上投入得太少了。这有点像老子说的,“道这个东西无用而有大用”。

基础研究,即使有实用价值,往往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多数基础研究永远不跟外行发生联系,不像一个商品,最终要和消费者、使用者见面,使用者会反馈给你,东西好不好。基础研究做得好不好,主要靠同行评价。咱们都说陈寅恪学问做得好,其实咱们哪儿懂啊,那是他的学生,史学界的学者,说他的研究是高品质的,推动了史学的研究。同时,他为中国的史学领域树立了典范,使得做学问的人有了标准。如果没有这样的典范人物,整个研究的标准就会下降。做学问,做得好坏,没多少直接的标准,需要标杆性的人物,告诉我们“你达到那儿就是好的”,所以,典范的作用非常重要。

五、科学革命

今天我们讲到科学的时候,我们对“科学”这个词的了解更多受英文science的影响,它的含义就变窄了,首先是指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这些。我们也听得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些说法,单说文学研究者是在做科学,这就有点把“科学”这个词撑得太远了。“科学”这个词现在主要用在自然科学上,一定程度上拓展到社会科学上。

这样一种科学的观念,西方大概是在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那是西方思想的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我们有时候把这段时间叫做科学革命。希腊的古代科学也是蛮发达的,比如说,在古代只有希腊人知道地体是个圆球,我们中国人讲“天圆地方”,好像其他的文化也都认为地是平的。希腊人还通过曲率算出地球有多大,算出来的结果跟我们现代科学算出来的结果差不太多。那为什么希腊人就有这样的发现?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希腊人是用几何来思考世界的。

讲到几何的系统,大家当然都知道欧几里德几何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希腊数学的一个总结。那么,等这本书在明朝末年传进中国以后,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儒生觉得非常吃惊,居然会有这样神奇的事物。我们都知道康熙皇帝是特别好学的一个皇帝,他的案头总是放着《几何原本》,那时候翻译出来的《几何原本》还不全,他还专门去请传教士到宫廷里教他几何学。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希腊人在这种科学精神、系统知识的发展上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

简单地说,我们都知道继承希腊的是罗马,罗马是一个很昌盛的政治体,罗马人在政治上、军事上、法律上,有很出色的建树,比如罗马城的供水系统和下水道,但是罗马在哲学-科学上的原创思想挺少的。所以,你能想起来的哲学家、思想家或者古代科学家,例如阿基米德,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托勒密,都是希腊人。罗马人征服了希腊,是希腊的主人,但是他们承认希腊人的文化水平才是高水平的,他们请希腊人来教他们的孩子。有身份的罗马人大多会说希腊语,就像《战争与和平》里写的那样时代,俄国人都说法语,贵族说法语普遍比俄语好得多,拿破仑侵入俄国的时候,大家都爱国,改说俄语,很多贵族觉得很难堪,因为他们说起来结结巴巴的。

罗马之后,是中世纪,系统的求知活动衰落了,衰落到什么程度?历史学家说,没有几个人识字。识字的人凤毛麟角,躲在修道院里,那里保存着一些羊皮书。他们以外,农夫不认字,武士不认字,贵族不认字,皇帝也不认字。古典时代获得的知识,比如说地体是圆的,这些对希腊人罗马人来说是基本常识,到中世纪之后,这些常识都消失了。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蒙昧时代,所以中世纪也被叫作dark age,黑暗时代。8世纪以后,伊斯兰崛起,跟这个新兴势力面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军事力量上也比较弱,受阿拉伯人的欺负,而且在文化上也比较弱。11世纪之后,西欧慢慢有点缓回来,基督教世界收复了西班牙。你去西班牙,现在还能看到两种文明,伊斯兰教的建筑和基督教的建筑混在一起。西欧还发动了多次十字军东征,不怎么成功,但至少把耶路撒冷夺回来。到了13世纪,西欧的文化开始有点小复兴,再到了14、15世纪有了文艺复兴,西方文明又重新回到了巅峰。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科学革命,在短短一个时期里产生了一整批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比如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笛卡尔等一大批思想者。我们现在把其中一些,比如笛卡尔,叫他哲学家,牛顿叫他科学家,但是在当时哲学家和科学家是不分的,互相通信,讨论同样的问题。插一句我自己的经验,我年轻时候第一次读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心想“这是哲学吗”,它里面讨论的都是力、宇宙模型等等。那时候我还完全不知道哲学跟科学以前是不分的。发生了科学革命,后来分开了。

如果只挑一个人来代表科学革命,你可能会挑牛顿,挑两个人,那就是伽利略和牛顿,有意思的是伽利略去世的第二年,牛顿出生,他们两个人合在一起大概150年,就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形成了近代科学。我们现在学科学,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我们大学学的东西,都是这里所说的科学。

六、科学的长项和短处

科学革命之后,人的世界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比较简单地说,在中世纪人的观念里,事物的序列是这样的:最高的存在是神,最低的是纯粹的物质。最低的存在是污泥、石头,比较高的存在是植物,动物是更高一级的存在物,再高就是人类,最高的当然是上帝。从最高到最低,用中世纪的话说叫做存在之链。各个环节品级不同,品级用什么来定?用它富有多少精神性来定。人比动物更富有精神性,神就不用说了,它是纯精神的。在早期基督教,不能用形象来表示神,在伊斯兰教、犹太教那里,也是这样,你去伊斯兰教清真寺,你看不到神的图像,神是纯精神。

那么,科学研究什么?研究最低一级的存在,研究物理事物,质量、力的相互作用,一开始,科学没有想去研究动物,更没想到研究人,它研究不含精神性的事物。当然,科学慢慢延伸到生物研究,例如哈维关于心血管系统的研究,但他是把心血管系统从精神活动中剥离出来,把它当做一个供水系统那样的系统来研究,心脏是一个泵,血管是血液流通的管道。科学研究生命体的时候,要求把感知和灵魂排除出去,比如研究人的意识,他不直接去研究人的意识,而是研究人的神经系统,研究神经元怎么放电。狭义的科学用这种方式进行研究。

这种方式的突出的优点是能够避免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投入到研究对象上去。缺点是,我们平常关心的很多事物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在这些讨论中,我们没有一个纯粹客观的对象、纯粹物理的对象,一扯到美丑、善恶、正义不正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立场,而且何为美丑何为正义不正义,这些问题的回答始终跟我们的立场有联系。我倒不是说,美丑是完全主观的,我只是说,它也不是绝对客观的,一个没有美丑感的人,他没有办法研究美丑,你要有自己的感知和感受才能够体会、欣赏和探究美丑。物理学不讲美丑、善恶、正义不正义,讲了就没有科学了,它要把这些东西排除出去。科学摆脱了这些东西之后,科学就能够站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不再陷于无穷无尽的纷争,而是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从16世纪末到现在,我们眼见着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但是它的缺点在于,它只能够提供那种对于物质对象的研究,没有办法探讨我们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什么社会是好的?什么人生是好的?一件艺术作品是不是美好的?

七、科学主义

我一直在谈论科学,最后我要讲的是,科学不等于科学主义。我先说明一下,我是在负面意义上谈论“科学主义”的。我把“科学精神”当作一个正面的概念,但我质疑“科学主义”。

什么叫科学主义?简单说,科学主义是这样一种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类面对的所有问题,我们碰到了困难和疑问,都应该向科学讨答案,科学之外没有值得一提的认识,无非是些迷信、幻觉、敷衍,最多是些感想。我认为这个主张十分错误。科学主义依托的是科学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但它误解了这些巨大成就的来源,把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和期待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第一,广义的科学,系统知识的探求,我们的确靠它获得遥远世界的真理,这种探求对人类来说非常可贵,但它并不能全面取代我们的经验认识,我们的经验生活、感性生活同样可贵,甚至更加可贵,我们不能把这一部分交给科学去处理。第二,善恶、美丑和正义的问题,它们不是狭义的科学问题,但它们仍然是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仍然关心的或应当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有很多人认为,科学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科学发展的还不够,等有了更成熟的科学,我们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这就有点南辕北辙了。我今天尝试说明,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恰恰在于它事先就把美丑、善恶和正义都悬置起来或者清除干净。所以,这不在于科学是否发展得更加成熟,而是在原则上科学就不能够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它把这些维度包括进来,它就失去了科学的身份,也就不能保持科学的优势了。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做这个报告,是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和学院知识分子,都广泛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影响。我愿意对诸位讲讲我个人的看法和对历史的一些考察。讲得很简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八、问答

1.陈老师您好,我拜读过您的几本书,我以后也打算从事哲学研究,海德格尔这方面的。我在《文化纵横》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的科学已经迈入了第5期。从第三次科学革命以来,我们再也没有出现一些划时代的科学成果,都是一些碎片化的知识。现在又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如果想要取得一些所谓的划时代的成就、一些长足的进展,从方法论的角度上,需要改变哪一些认知上的问题?哲学可以做出什么努力?我之前的想法是,可以对一些相关领域的学科做跨学科的整合。我也是一个二元论者,我崇尚科学,也信奉宗教。通过您说的,我也受到一些启发。在思想认识上,我们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科学,还是应该先摒除科学主义,然后再做深一步的理论探讨。

陈:科学研究怎么才能有所突破,我一无所知。但既然你问到了,我好歹回应几句。科学史上有很多重大突破,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一点儿。牛顿力学,19世纪中期的达尔文演化论,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20世纪中叶的双螺旋的发现,都是重大突破,每一次突破,一大片新天地就打开了。你大概是说,这类基础性的突破很长时间都没发生了。怎么能够突破?没有人知道,更不要说我了。突破本来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有些方面有看得见的原义,比如说基本粒子研究,现在我们要更深入地研究物质的基本构成,必须靠更大更强的实验设施,对思想性的要求反而比较低,所需要的仪器十分巨大、昂贵,大多数国家倾全国之力也供不起。即使建成了这样的大工程,是不是就能有理论上的突破也不一定,所以任何一个政府去投资都会很犹豫。美国实力最强,但它是个注重民意的国家,政府上台靠选票,如果巨大的资金投进去之后打了水漂,政治家可能承受不起。实际上,很多科学家也反对做这个事。

2.我不知道您是否信神。如果信神,对科学研究是否有助益?如果不信神,是否对科学研究有约束?因为我看到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大概有80%都信神,牛顿也信神。而且江泽民问克林顿,说“你们美国那么发达,怎么还是一个信神的国家”。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信神和不信神,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陈:科学和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跟近代科学革命,有蛮深层的联系。最近二十年,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介绍进来。有个青年学者叫张卜天,他独立翻译出了五十几本书,都是高品质的书,高品质的翻译,他很注重你提到的这个方面,他选译的书里有好几本,例如彼得·哈里森的《科学和宗教的领地》,《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跟基督教的确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过,这跟个别科学家应该没什么相干,不是他信基督教他就把科学做得更好。这是另一回事。

3.第一,我正在考虑,中国的《周易》在公元前就发明了64卦、二元进制,现在的计算机还是以它为基础的。但中国古人当时的生产力那么低下,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第二,85年我考上大学生,那时候的经络理论是否是在做真科学的探讨?21世纪说经络已经是客观存在了,但是在上解剖课的时候,你找不到经络,所以这是如何判断的?

陈:我对《周易》没有什么研究,但坦率说,我不大会以为它为计算机提供了基础。也许有了计算机之后,你可以把两者连起来想,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类联系没太大建设性。经络我不懂,但照你说,经络是客观存在,如果是,我相信现代科学应该能找到一些证据说明它存在。但我不是主张,人体运行出现什么障碍都可以用实证方式来确定来解决。

4.陈老师您好,我是学设计学科的,不知道您对这方面了解的多不多。我看到很多艺术类的学科也会采用很多偏向于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很多学者也追求尽可能保持客观的视角。但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其实很难保持绝对的客观,那么您对于这种情况有什么看法?

陈:你问我懂不懂设计学科,我一点都不懂。但是,我碰巧认识不少设计师。你说到在艺术教育中有很多科学主义的影响,我感谢你这么说,我想说科学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刚才那位先生所讲到的医学教育也有这个问题。科学当然重要,但科学主义却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医学界有一位学者叫王一方,他一直在推动把更多的人类因素带入医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回过头来说,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处处都要求发表论文,我在中国美院带过博士生,他们都是做实践的,就是画画,做艺术,但为了提职称,需要有博士文凭,有博士文凭,就要写论文。他们对很多优秀的艺术见解,但不一定会用系统理论的方式来表达。毫无意义的论文生产遍布各个领域,但在艺术领域中尤其ridiculous,是吧?都写论文,都用理工科的方式来写,这加深了科学主义的影像。


本文系周雨彤根据陈嘉映老师5月22日在天津松间书院所作同题报告的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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