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文化运动、《科学》杂志创办以及“五四”运动百余年来，很多（科技）知识分子论述“科学精神”，比如胡适（拿证据来），竺可桢（不问利害，只问是非），但是把“科学精神“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等“四科”并列作为一个整体，并且最终写入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成为我国科普政策的话语，这个“优先权”，当归于周光召先生即“光召同志”。

现正值光召同志从事科技事业65周年暨九十华诞，笔者尝试对这个过程作一个较为系统的考察。

1994年《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未见“科学精神”和“四科”提法

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建国以来第一个专门论述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战略性文件——《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传播科技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但未见“科学精神”提法。

20世纪90年代国家领导人讲话多次提“四科”

1999年8月23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四科”，其表述是：要把科技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强起来。后来，他在《致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信》（1999年12月9日）、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1999年12月22日）、在两院院士大会《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2000年6月5日）讲话中，多次提到“四科”。如在2000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应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

公众对“四科”的了解，主要来自于2000年4月江泽民为中国科技馆第二期工程开馆时的题词，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2002年“四科”写入《科普法》

2002年，我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科普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四科”写入了《科普法》，其提法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从此，“四科”作为我国科普内容的“标准表述”。

1996年光召同志在全国科普大会上的讲话，突出“科学精神”并首提“四科”

1995年，中宣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决定举办全国首届“科普大会”。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科普大会之后，即1996年6起任中国科协主席，至2006年5月），光召同志被安排作一个讲话。1995年年末，光召同志把郭传杰叫到办公室，说：我要在全国科普大会上作一个讲话，“就讲讲科学精神吧，再不抓抓，不得了的！”光召同志叫郭起草一个稿子，并对他谈了很多思想。光召有一个习惯，喜欢把双手背在背后，边踱步边说话。他说道：“我们这个社会，科学精神不足是有历史缘由的……科普仅传播知识不够，更要重视传播科学的思想、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引自郭传杰：“周光召——践行科学精神的典范”，载《我们认识的光召同志——周光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论集》）。其实，1995年12月，周光召先生为吴国盛著《科学的历程》一书作序中就提到“科学精神”：“唯有科学知识得以普及、科学精神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才算真正走入了科学时代。”

郭传杰接受了光召同志的任务，找到北京天文台研究员、科普作家卞毓麟一同起草讲话稿，把光召的上述话语写进了稿子。光召对起草稿进行了细致的审定，他习惯用2B粗铅笔修改，修改得密密麻麻，形成“花脸稿”。

在后来正式发表的光召讲话“加强科学普及，弘扬科学精神”中，是这么写的：“作为整个科学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科学普及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它既包括介绍具体的科学知识，也包括普及科学方法，以及提倡科学态度和弘扬科学精神。”（光召这里用“科学态度”替换了“科学思想”）

光召同志在讲话和文章最后，再次强调“科学精神”。他说：科学工作者们,尤其是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们,当前一定要在继续多出科技成果、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同时,努力加强科学知识、特别是当代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知识的普及工作,与此同时,还要努力普及科学方法,提倡科学态度.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周光召：加强科学普及，弘扬科学精神，1996年）

据郭传杰回忆，光召同志的讲话，跨越时空、言辞犀利，在会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以光召同志1996年讲话和文章作为证据，笔者提出：周光召是把“科学精神”引入科普“四科”政策话语体系的第一人。光召同志行胜于言，他不仅提出和倡导科学精神，更是忠实地践行科学精神。

后来，包含“科学精神”在内的“四科”，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国家顶层科普政策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