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据说高居社会顶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可惜实况常不如宣传，整体文人生活质量和地位每下愈况，清朝已经很不堪了，至今，嗯，……，算了，还是先讲讲清朝吧。

　　 现在要举的例子是活在所谓“乾嘉盛世”的史学大师章学诚（号实斋。乾隆三年?嘉庆六年，1738-1801）。

　　 一、 书呆：以学术为志业/职业

　　 学者多苦世乱，而章生丁盛世；学者多苦孤陋，而章常居京城，颇与名公胜流相接。看起来应该处境不错，其实却甚尴尬。

　　 翁方纲且曾询刘台拱：“章学诚学业究何门路”。则其学尚未为世所知也，何况登仕？谁又能引荐之？居京生涯，略如老杜游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而已。

　　 又貌寝，脸上有斑、耳聋，更患头风。晚年曾巴结的扬州盐运使曾燠，作诗送他，居然唯说其丑（《赠章实斋国博诗》），其丑可知矣。

　　 复不能诗，亦无才情可供挥洒。故袁枚“好色”，大收女弟子这一路既走不成，汪中、沈德潜、姚鼐那一类辞章文人也是做不成的。

　　 学则驽钝，天资甚至低于常人。十四岁，都结婚了，《四子书》却还读不完。

　　 尔后虽然力学不已，著作却甚少，更或被盗、或人事相忤不尽能流传。今存《文史》《校雠》二通义皆非成稿，杂凑不少应酬文字，且刊行辄在卒后三十余年。其生平之潦草寂寞，又可想而知。

　　 我很同情他，以及他们。

　　 （一） 为了读书，丢了生活

　　 他，其实就是传统读书人的一般状态。读书从习惯变成生活；生活又没有别的内容，只是读书。

　　 比如你看胡适所编《章实斋年谱》，实斋的生活就只是买书、读书、写书、教书、编书、刻书等等。读书以外有何游艺生活？骑马、打猎、看戏、听曲、赏花、观景、游历、雕刻、写字、作画，没有，什么都没有。居家情状，更是一点也看不出。

　　 他有一姊和许多妹妹：十四岁就结了婚，不久还纳妾蔡氏；晚年又大力反对汪中反对未嫁女子守贞从死的意见，则他的女性观和家居生活应该也很丰富，很可挖掘，三个女人一台戏呀。但一切都被“读书”掩盖了。

　　 而这可能也不是书呆子胡适替他掩盖，乃是他自己。

　　 他两三岁时，长辈就常带他向邻店朱叟索酒，所以长而善饮。俗话说“少习若天性”，长而善饮是多麽好的本钱？但这可能成为酒徒、剑客、诗豪、文士的资质，后来却都被埋没了。所以他不像洪亮吉，能酒，能诗、能作篆、能骈文、爱好戏曲，被认为是秦腔的知音。也不像黄仲则，能以诗酒动天下。

　　 （二）为了生活，苦谋生计

　　 读书当然是好事，但读书毕竟不是生活。想“生活”就得要谋生、治生，须寻一门活计。

　　 读书人这时就不如农、工、商了。

　　 农民可以耕读两兼；工匠技艺人，可以世守其业，然后把这个业做成一门学问（例如做军人的传承发展成兵学、做医生的传承发展成医学、相地看风水的成为阴阳师……。后来章学诚理想的学术状态，其实就出于这个模式）；商人虽无心、无暇读书，但赚了钱，可以培养子弟替他读书，或雇人替他写书，或根本不必读，有钱了，自然社会上会尊他为意见领袖、精神导师。

　　 只有读书人最惨。

　　 读书人不能如农民般既耕又读，两者互为稳定的副业或兼职，因为不会劳作农务，生活又已城市化，田园也回不去，反而是老家亲眷还在等着他供养。工嘛，亦无手艺可以谋生；商，甚为鄙视，事实上更是不会。沈三白考试老考不上，无奈去跟叔叔学做商人卖酒，结果赔得精光就是一例。

　　 传统社会出于尊重之好意，又替读书人设了身份限制。秀才以上，叫“斯文人”，诉讼到官，都还揖而不跪，抬棺材、吴市吹箫、粉墨登场等许多贱业更不准干，以免有辱斯文。故即使想做工匠和商人也没路子。

　　 而读书人想谋生，最深最大的症结，其实还不在这些地方。在于：他若读不进去，他就成不了一个读书人；若真成为一位读书人，那他就只想读书也只会读书，其他都是兼着做，或不得已做做。虽不说是漫不经心，却总不能尽心尽力。

　　 例如读书人最大的职业，就是教书。如章学诚四十岁以后，即游走于定州定武书院、梁国治家塾、大名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安徽学史署馆……

　　 这工作，因为是孔子曾做过的，所以做来最心安理得，社会也认同。但它稳定性很差。

　　 一是私塾坐馆，要有熟人介绍，又须刚好有学生待教，机遇并不太高。小孩长大了，蒙馆自然结束，故非久留之地。若教得好，科举考上了，馆也立即结束，你自己搞丢了工作；若教的学生老是考不上，你更没脸教下去。

　　 二是主人病丧或转徙，馆即异动，例如主人家只剩寡母幼子，教师自然要离去避嫌。主人贬谪了，或李德裕苏东坡之海南、或纪昀林则徐之乌鲁木齐，你也不好跟去。

　　 三是天下书院就那么些，而寒士无穷，有一讲席，大家都来抢，除了学问，还要拼关系。即使坐上讲座，也未必能持久。故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梁国治卒，章学诚马上就因失去奥援，不得不辞去莲池书院教席。

　　 好不容易挣来一个教席，心里也不一定舒坦。因为读书本来是想“己立立人”的，可如今，都是因为不发达，才觅一蒙馆，陪几个娃娃，坐待夕醺。说些童年已知的常识，批改无穷无尽的不通文章，以糊不知为何要糊之口。

　　 自立已是无望，立人立功、经世济民，更成画饼。偶尔碰上一个天资好的，等于中了彩票，是天上掉了馅饼；大多时候，只是师生相对呕气。

　　 章学诚幼时，在同学杜秉和家的凌风书屋随王浩读书，就充分显示了这种情况。当时同学七八人，他说：“王先生常挞人，杜君受挞最多，甚至伤脑门，几死。后伤愈而顶肉骨隆起，不复平。其酷可想。”

　　 旧时塾师事实上多是如此。家长送子弟去上学，往往还要向老师说“孩子不听话尽管打”，塾师也真的就箠楚诟骂不已，美其名曰“师严道尊”，而实际是在老师心理不正常底下形成的无奈。犹如农夫欲收成，即不能不仰风盼雨；风雨之来，必然伤禾；但只要不是骤风疾雨把禾苗都弄死了，农民还是能忍耐，甚至要感谢的。

　　 教师一边教著书，通常一边还心不在焉，另有所图。主要不是想着颜如玉、黄金屋。唐宋时期官府还能以此骗君入彀，清朝读书人已无此“利”与“欲”的奢想，想的只是“名”。

　　 现世之名是科举得隽，成就科名，足以告慰自己和祖先。后世之名，则就要有着作了。所以教书不过是敷衍塞责，要努力找时间准备自己科举应试，或写书以期不朽。

　　 这才是主业，至今未变。教师升等，靠的都是著作，近年虽说教学也要考核、也当重视，但你光卖力教课而交不出著作来试试。当今美国大学间的俗谚尚且说“不出版即滚蛋”（具体史学界的例子是黄仁宇），何况清朝！

　　 二、出仕：不断开发的仕途

　　 （一） 从“学在王官”到“以学干禄”

　　 科举应试，本身也是读书人出身之正途。但士人早晚期入仕颇有差别。

　　 最早，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如章学诚说的“学在王官”，故无不做官的读书人，犹如没有武士不是贵族。孔子打破学术教育垄断之局面以后，平民也可受教育，甚至人皆可学、能学、有受教权，为人类史上一大突破。

　　 这在我看，当然是一大好事，可是章学诚大以为不然，翻来覆去把孔子骂了个够，还想撤掉他老人家的冷猪肉。但这暂且不去说它，总之，此后学者不限于官吏，反过来说，也就是读书人可仕可不仕。

　　 不仕的可耕可渔。仕则世家大族，官宦足以维系门户；平民亦可据此建功立业。或壮士投笔，驱驰域之内外，或词赋凌云，辅佐王之左右，征辟察举，文学贤良，分途登进于朝，竞力丕显于廷。所以读书人逐渐与宦仕者形成一个群体。

　　 陈寅恪说士族两大标准，一是累代官宦，一是经学礼法传家，即是这个道理。魏晋南北朝就属于这种读书人社会，是世族、士族的贵族社会，而非氏族。看起来九品中正，颇以血缘为高下，其实“文”犹胜于“血”，故鲍照这类门地寒微的人，照样可以出仕。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期，一是仕不仕自由，看个人意愿；二是仕不仕也不是“身份取向”的，仕宦可凭自己本事。隋唐科举，当然又扩大了这种趋势，官员和读书人群体的黏合度愈来愈高。

　　 所以我们会看到六朝到唐代还有很浓的“仕/隐“冲突或争论，宋代以后就少了。读书人参加科举以入仕，仿佛天经地义。理由可能是志业的，读书的目的就是从政治民，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能是经济或治生的，如山谷诗说：“家贫只以官为业。”

　　 （二）从“治民理政”到“挂职读书”

　　 但不论官员和读书人群体黏合度有多高，他们毕竟不是一体。

　　 读书人多而官少，很多人挤不进去；或虽勉强进去了，却只在圈子的边缘游走，挤不进中心地带；或挤挤又被挤出来了；或挤了一阵，感觉无甚趣味，索性离开，另谋生路。

　　 但圈子外没读什么书人却还拼命挤进来。一种是西门庆式的，靠勾结官吏得以身居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千户，类似现今公安局长。

　　 一种是捐钱买官式的，可得虚衔、封典及出身。清朝虽规定只能为候补官，不得为官翰、詹，不准考选科、道。捐官的人，却往往不理会这些，要的只是一个官名，并没想实干，所以这种限制无甚实效。

　　 政府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甚至更列了一种编制之外的员额来应付有钱人对官瘾的需求。这就叫员外。是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最典型的制度。

　　 员外，跟员外郎还不一样。员外郎是正式编制，明清六部各司都有员外郎，为各司副官，清制从五品。员外却是闲差，用以安置有钱有势的人。唐朝已然（《通鉴》记载：神龙二年三月大置员外官，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后来愈来愈普遍。

　　 以至于员外成为有钱人的通称，犹如年轻女人都被称为小姐、年稍长都被称为某太太、某夫人。元朝李行道《灰阑记》说得很明白：“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是员外，无过是个财主，没品级的。”

　　 但是，捐官虽然整体上甚是不堪，是陋政；可是捐纳入官的人数既多，其中也不乏实干的。例如我去东莞玩，当地保存最好的清代园林，叫可园，现在还是个博物馆。园主张敬业就是捐官出身，可是在平定太平天国时立了不少战功。

　　 这几类人都是读书人在官场上的竞争者。竞争情况太激烈，读书人就只好找仕途中另一种次级从仕之道。

　　 何谓次级从仕之途？

　　 入仕做官，当然位高权重才好，所以大家都削尖了头去抢好位子、求升进，倾轧不已。可是政府要管天下事，既有管钱、管权、管拳（资源、军备、刑罚）的热门机关，自然也必须设一些没什么油水的冷衙门，文化、教育、环保部门即属此类。

同样是官，去当什么翰林院学士、国史馆编修、各省学政，就都是冷官，整天抄书、编书、教书，管理文献，跟在家做书生没什么两样（纪昀自己就有诗说：谁种萧萧数百竿，伴吟偏称作闲官；不随妖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没权指挥人，也没钱养好自己，连佣仆都觉得跟着你干很是晦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