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知识分子从救人到被救的地位转变

——2022年11月3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主题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97 次 更新时间:2022-11-06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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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 (进入专栏)  


一、绪论

士,历来都视为四民之首。士皆读经治经,为经生。王充认为其杰出能文者才叫文人。清代,这种士阶层的内部高下之分,已发生变化。经生地位渐与文人争胜,文人也因崇经拜经而欲兼擅经师之名。

另一种变化,是士本来不同于农工商,只谋道,不谋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可是宋朝以后士人生计愈发艰难,山谷已云“家贫只以官为业”,后来则普遍以仕途为正途,谋道变成了谋食。

清朝更异化(dissimilation)之,为了谋食,可仕可不仕。仕得官热,可以钟鼎美食、交际应酬;若仅得冷衙门,则修书、研经、撰文。实在支持不下去,乃弃官不仕,自为医卜星相、农工商艺,流浪江湖以苟全性命。

不论是异化为功名利禄之徒,或异化为升斗小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士阶层显然已松动离散(diaspora)了。

离散当然有流动之意,但流民却还不足以说明士阶层的离散。本来流民、流盗、流寇都因飢起;清朝大量文人、经生之流浪求食,当然也因为飢。可是经生和文人虽常弃本乡却往往不弃本业,甚至三餐不继而著述不辍。

这看来是谋食无方中仍有虚弱的谋道执念。但这经史著作和辞彩文章,其实也是他们仍能活下去的凭借及希望。《史记·张仪列传》曾描述张仪被楚相“掠笞数百”,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士人只会读书游说,固然令其治生困难,但读书游说同时也是他的“舌“,是唯一可倚重的资本、翻身的凭借,轻易不会放弃。

所以这不是谋道的执念,只是虚悬理想或招牌、亦不放弃士的身份认同而已。

道光以后,连这一点都渐渐不能维持。文士经生,或以士的身份为玩物,猖狂乞食,如龚定庵父子;或游幕经世,奔走于士官阶层与民匪之间,如包世臣;或复古、颂圣,悠邈海国,以自谋生路,如魏源。虽游行取食彷彿如故,但行诡道、出权奇已渐多,“本业”亦大受冲击,经学散及佛道、史地溢至边疆与域外、眼光也渐次下移于民氓。

因为文士经生已经是民氓了。建安元年,郑玄自徐州返回高密,路遇黄巾数万人,知是郑玄,都伏地而拜。到太平天国时,哪还有此事?打砸孔庙、书院、名儒祠堂,经生经师都只能随百姓逃命,遭遇且比老百姓更惨。

洪扬之乱十五年,然后又是捻乱、晋陕甘回变等等。这期间,文人经生不是广遭涂炭,就是投身军旅,完成了身份的转型。另一部分,则是到开埠的洋风城市里学着做寓公、买办、报社商社老板和记者编辑,参与了近代的传播大革命。

二、清代经生的性质:文士通经

清朝学术史,自梁启超、钱穆以来,已有的基本匡廓和学术主线,已被描述为一个经学时代:清初顾炎武提倡经学、阎若璩辨尚书、胡渭辨易图之后,乾嘉既是政治的盛世,也是经学盛世;道光咸同,承其风气而渐有新变,但不是变弱了或要改掉了,而是更深入地要以经学介入时事;同时乾嘉所重“汉学”主要是东汉,这时就还要上遡西汉,进而求索先秦乃至孔子。光宣时期,继此风习,经学与其朴学方法甚至还延伸进了民国,影响着胡适一代人。

在这样的经学时代,学者当然主要是治经,成为经生。但史学、诸子学、小学,其实也都是经学(或经学的一部分、或其延伸……)。理学或“宋学”成为较次要的部分、潜流、反抗力量等等。

这是我们学界的基本认识。百余年来,循此考察,弋获实多。

但发现的眼光同时也变成了遮蔽的布幕。比方词章,在此框架中如何安身?

从姚鼐到曾国藩,都曾以词章、义理、考据统括学问格局,可是我们现在只说考据一边的事,义理都难得顾上了,谁还理会词章?

经生,大抵也能作诗且常作,钱大昕“微茫云水自萋迷,平远山光入望低。唱罢竹枝帆尽落,孤篷残梦尚湖西”,才情就很不弱。王念孙也有《丁亥诗钞》,惠栋则甚至还注解过王渔洋呢!但研究清朝经学的人往往不知道这些。

词,意内言外,多公羊学及汉易之绪余,现今又有谁能来讲讲?

骈文、律赋,清朝更都有起衰复兴之盛,所谓经生,如阮元、孔广森、洪亮吉、凌廷堪等,多是此类阵营中之大将。可惜梁启超、钱穆、胡适诸君于骈文、律赋等亦皆不识之无,无法讨论,后学也就嘿默不能言语。因为拼凑文献,考来考去不难,而诗、词、骈文、律赋、对联等,现代学者对之却有隔行如隔山之憾。

这不是说漏掉了某些部份,补充补充就好,而是整个主线和性质的问题。

早在2000年我参加扬州学派研讨会时,就反对用乾嘉学派或其分支来定性扬州,因为扬州刚好是“博学于文”的典型,是文人而喜欢并擅长经学,故治学方法、研究范围、精神意趣、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都跟考据家不同。从大局看,这种类型其实比朴学考据更为重要,也更普遍。因此我建议翻转过去的思路和套路,改由“博学于文”去理解清朝经生。

可惜,习惯并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这些年来似乎只有蔡长林《文人说经与清代学术》等少数人与我呼应;所以我2008年又出版了《六经皆文:经学史/文学史》一书,希望大家再多想想。

三、文士经生,艰难的自我定位

既然文士通经说经,则所谓“经生”之范围自然该扩大。例如纪昀,反理学之经学意见贯穿于其主编的《四库全书》中,影响甚大。其《阅微草堂笔记》则跟袁枚小说和随笔中经常谈经相似,岂能排除于经生之外?除非“经生”是个贬义词。只要经生不特指读经读迂了的书呆子,经生就包含许多诗人。我写过《诗话诗经学》,也证明过清代诗经学之主力并不在几位注解、研究《诗经》的经生,而更在大量的各种诗话中。

现在的文学研究界,若问清朝谁论诗特别强调经学,却已很少人答得出,或只勉强能答出几个人。而其实《诗经》之学在当时诗人之间,如盐在水,无乎不在,而又难以如现代专业学术领域这样个别指认。

随便以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为例来看。??他辨体论诗,反对渔洋。这种人,喜欢立宗法门庭以供趋从,所以重学。重视学养也没问题,可是一说就勾联住经学了,云:「诗有性情,有学问。性情须静功涵养,学问须原本六经。不如此,恐浮薄才华,无关六义」。

看起来是兼说性情与学问,而其实侧重尽在学问一边,故继而曰:“昌黎全本经学,次则屈宋扬马,亦雅意取材,故得字字典雅。后此陆鲁望颇造其境。”又说:“人谓诗有别裁,非关学力者,只就天分一边论之。究竟有天分者,非学力断不成家。孔子曰『镞而砺之,筈而羽之,其为入也不亦深乎?』孟子曰:『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岂非全重学力?”

又如“诗至淳古境地,必自读破万卷后含蕴出来。……多读书非为搬弄家私,震川谓善读书者,养气即在其中。故胸多卷轴,蕴成真气,偶有所作,自然臭味不同”,都是很极端的话。

“诗学欲根柢深厚,莫若先将《诗经》注疏合宋元儒说细参之,使说诗具有条贯,本领便自不同”,更是极端。

愈这样说,愈显示他的经学不怎么样。「昌黎全本经学,次则屈宋扬马」是什么话?归震川文章固佳,歌诗居何地位,又可举以为典型乎?研析《诗经》注疏及宋元儒诸说,诗学乃得根柢深厚云云,亦足证明他读经读傻了,已“异化”为经生,迂远不切文学。

类似这样的人可不少,例如《拜经楼诗话》首论陈干初之学、《消寒诗话》第六四条辨阳明《春秋》《左传》之说,则皆诗话而杂考证,乃笔记与诗话之相似相而混杂者也。经与文相失,但一种崇拜经典与经学的思想,蕴含其中,明显可见。武进藏镛堂有《拜经堂文集》,吴骞亦建拜经堂,作《拜经堂诗话》,其子寿暘且有《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皆如此。

然而,经典固当深研,读之可也,拜之何哉?拜经者之谈诗,又与不拜者有何区别?若其诗论本与经学无大关系,则拜经名书,所为何来?此皆不能无疑也。

即以《拜经楼诗话》考之,卷四云:「张诚之先生长于经学,所着《虫获轩笔记》中,论诗之佳者,多未见其至当」,可见长于经学者未必深于诗学。《莲坡诗话》则称:「作诗好用经语,亦是一病。老杜诗:『致远思恐泥』,东坡写诗到此句,云不足为法」,是经学虽盛,诗家尚有自守矩矱、不轻于依附者。

当时治经者,考据家所恃当然是考据之法。而风气所被,谈诗之家,亦常有样学样,动辄以考据言诗。然诗人而言考证,虽足以广见闻而资掌故,其实挂一漏万,罅隙孔多。胡玉缙《许廎经籍题跋》卷四,摘《拜经楼诗话》《莲坡诗话》《野鸿诗的》《诗学纂闻》《消寒诗话》《山静居诗话》《岘佣说诗》等等之误考者数十条,皆精审可按,可以见彼诗家虽好言考据而实不娴于此道。以胡氏记问之博,乃竟不知《岘佣说诗》乃施补华着,则考证之道诚乎甚难,读天下书未尽,谁敢自是耶?

也就是说,当时文人,自我定位虽有时会首鼠两端,但自视为经生是无疑的。所以有时也来炫技,肆考据、掉书袋,且非常崇经、拜经。

四、饥寒的士群,居社会何等位置?

然而拜不拜经,并不影响其生存处境,经生和文士,大抵都同样困于饥寒,处境艰难。

如吴骞,秦瀛序其《拜经楼诗话》时,曾说他早弃举业,只在荒江墟市专事著述。

方薰《山静居诗话》自署居山,开卷第一则记载的也是:「乡先生周篔,隐于市廛,读书卖米,……遂至彻贫,而豪迈自若」。

沈楙德跋《野鸿诗的》则说:「野鸿先生,布衣能诗,家贫好客。客至具鸡黍,有留榻者,则父子必终夜读,曰:我父子只一被供客,无以为寝,故且读书耳」。看来都是皆极为贫苦的。

这是清朝常态。《履园谈诗》载黄野鸿〈卖书祀母忌辰〉诗曰:「母没悲今日,儿贫过昔时。人间鲜乐岁,地下共长饥。白水当花荐,黄粱对雨炊。莫言无长物,亦足慰哀思」。

钱泳另举程山溪「缊袍已敝还思典,土灶生尘久绝粮」、王坦庵「破屋正愁连夜雨,荒厨已断昨宵烟」等等,感慨系之。又云有徐荔邨者,岁暮寄内,言:「双手空空岁又阑,西风心与鼻俱酸」,无钱返乡;赖同情者醵金典簪珥资助以归。

秦大樽《消寒诗话》亦自称:「余庚寅自滇南奉先慈榇回,触目伤心,更为索逋者所迫,刻无好怀」,则所欲消之寒,岂非范叔寒之寒哉?

《莲坡诗话》亦云:「『长贫知米价,老健识山名』,造语甚佳,忘其姓氏。方复斋时诵之」。此二句,有何佳处?只因触着此辈境况,故特有会心罢了。

康雍乾嘉之际,承平隆盛,得未曾有。而文士之寒,一至于斯!

《消寒诗话》分析道:「《论语》『岁寒』章,紧接『縕袍不耻』章,甚有意思。人必有縕袍不耻心胸作根基,而后可为岁松柏。……有志之士,未有不清严简素;若和身倒入繁华靡丽中,哪得更有工夫忧国忧民?其柔筋脆骨,决不能任天下事」。

说得很好。但这是穷人寒士自勉自励,以自主位置之语;亦此类寒士于困阨飢贫中不废吟哦之令人尊敬处。然而枯槁于山林,虽未必伤其心志,气度胸襟不易恢宏,却实在令人惋惜。

诗话中,记謏闻、资谈薮者,即因此而滋多。如《莲坡诗话》载咏望远镜诸诗、咏烟草诸诗;《拜经楼诗话》卷三载诸葛亮木牛流马法、陈干初〈骨牌颂〉,卷四载明太祖豆腐膳之制、马吊叶子戏等,皆属此类无聊琐事。

此等记载,若因谭诗而连类相及,已不免于好奇之过,间则与诗与经典都无甚关涉,如汉代三君、八俊、海内才珍、天下忠诚等标榜之称,海南有人面蟹貌似关王,《侍儿小名录》之版本,云贵地无三里平,裘文达、邹孚如、王阳明之吏治等,志怪搜异,杂于史考丛录之间,皆衍古人以诗话资闲谈之风而愈肆,无当大雅。

胡玉缙曾评黄子云《野鸿诗的》,谓:其所辨正者多无关宏旨,又多自录己作,且曰孟子殁千年而有韩愈,杜甫殁亦千年,今得其传者为谁;自作诗,仅可与知者道。皆自负自是语。黄尝云「好异者自欺,余圣者无教」,胡氏遂以此语讥之。讥之诚是。但山林野老,恃以消寒耐飢者,岂不即在此小小自尊自负处乎?穷于衣食,尽余晷以问学,闻见不广、考核无书,亦属情理之常。君子于兹,恐当悲其遇而怜其志!

而正由于这一类寒人贫士,境况实在惨淡,故所写,颇有从前诗话中不经见者。

如《拜经楼诗话》载闺秀印白兰,家贫,侨居虎丘,开馆授徒,以给粥饘。《履园谭诗》载吴兰雪姬人绿春「孝女以卖画养亲五十余年」;又云夜中为蚊所扰而作诗曰:「一个秋蚊缠客梦,半窗残月冷宵衣」。

《消寒诗话》言处士杨令贻晚苦贫且病,友人寿诗只能说:「长贫不碍临池乐,小病何妨坐榻穿」而已。

《山静居诗话》载严铁桥〈题高其佩画狗诗〉,首云:「今年作客考丰县,忍死须臾为贫贱,归来却值三伏中,千山万山教踏遍」;王曾祥〈喻偷儿诗〉又云:「穷巷何曾有富人,也劳穿宇过比邻?……可是饥寒无藉在?须知我尔等艰辛」、〈悯偷儿诗〉则云:「年丰莫卜民生悴,援手无方痛未穷」;又记陈自天诗「五陵结客投金尽,冢木何人挂剑来?」又称姚怀光落魄,贫无为计,废儒业医。

此皆不经见之题、不常见之写法。诗话中屡述此等人事,盖不胜气类之感。而诗话亦因此多存畸人寒士幕客流徙者之掌故。钱泳《履园丛话》谈诗部分,论诗仅十六则且均简略,其下以诗存人十二则、以人存诗十七则、纪存十三则,则都不厌其详,足征其宗旨所在。??专讲“我辈”寒士的故事。

五、士阶层的瓦解与误解

自屈原以来,文学史就都在讲士不遇、遇不永、遭沦谪。总之文士就是穷的,文穷而后工。所以大家几乎恻隐之心、同理之情都被耗光了,读到清朝寒士之穷且多,已然无感。

殊不知这是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首先,不是个人性质的沦谪不遇,也不是谁最不幸,而是庞大的读书人群体都穷。且由穷到贫、寒、飢、贱、窘、困、乞、忍,生死一线,难以名状。

其次是“年丰莫卜民生悴”,贯穿整个清朝,从康雍干所谓盛世就已如此,一直延续到清末,与时代之丰歉无关,乃清代社会之常态,且又没有任何改善。

另从阶层说,则这是整个“士阶层”沦落的朝代。从明朝还有点“士大夫”意味的社会,发展到士渐渐不能固守于士,而须以其读写能力转而流于医、卜、商、农、工、小市民。到清朝亡了时,士散于市井,同于小市民,士这个阶层也就亡了。

古有流民,而无流士,此则士流矣,政治性你说强不强?

过去,经学史述和文学史述,对此庞大寒士乃至流士现象,基本无视,社会史或政治史才略有介绍和讨论。如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一节,把大量文士迫于饥寒归因于人口增长形成的压力。《下卷》又说和珅时期腐化的后果,使州、县长官必须收税并维持秩序;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杂的诉讼,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等等,也让学者不愿出仕。失去与政权的关联,遂令生计困难。

这种“时代乱政”的解释,只能说和珅个人腐化的后果,能说明和珅以外的广大现象吗?人口压力大,又只能说是农工商都压力大,不能解释寒士为何竟比前朝更多、更普遍。同时,就跟升学压力虽大,而学霸并不会觉得考试更困难同样,淘汰的应该是比较差的、更底层的人,而不是高才秀异之士全部集体号寒。

另外,如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这类书,虽也说到晚清士子与官员,尤其是京官的经济和生活状况,举了林则徐、曾国藩、朱珪、梁绍壬、李慈铭等例子,其实也没什么解释力,因为非京官同样哭穷。

其他更多的,是继续用谈论唐宋文儒沦谪不偶的方式,把文士之穷归因于政权扼制人才、才子受了打压或不公平待遇。王德威主编哈佛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写的《晚期古典诗歌中的彻悟与忏心》就不免如此而翻了车。

首先,把龚定庵((1792-1841)归入晚期古典诗歌,就不知所云。龚生下来,乾隆朝还继续了八年,怎么就算帝国晚期了?

他又说晚清仕途很窄。1820年龚定庵落榜,1828年才进士及第。但由于殿试失利,只能闲置内阁、依存于此一无所事事之制度中……。也都是开口即错的。

清朝的进士考试就称为殿试。考上的,统称进士。内中又细分为:一甲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同进士出身。所以没有宇文所安以为:进士及第后“尚须通过殿试”这回事。

而龚定庵去内阁,也非殿试失利的缘故。

进士只是入门资格,所有考上的进士都还需要参加朝考,考作官所须要的论、诏、奏、议等。其中,擅长文学书法的,可留下备用,称庶吉士;其余分发出去做主事知县等。

庶吉士要在翰林院教习馆接受培训,肄业三年。然后参加散馆考试,也就是毕业考。优良者,可授为编修、检讨等。其余分为部任主事或各省知县等。

那些原先就授给为知县的,其实也还须要候补候选等过程。制度很复杂,不是现在人想象进士一考上就能荣登大官的。

龚定庵是殿试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故也不是一甲那种“进士及第”。他殿试后参加朝考,奉旨以知县用,其实算是很不错了。

但他不愿离开京城权力中心,所以自呈请仍归中书原班。至道光十五年始擢宗人府。十七年宗人府京察一等引见,奉旨记名充玉牒馆纂修。官三月,改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四月,补主客司主事,仍兼祠祭官。选湖北同知。不去。故仍还原官。

宇文所安等研究龚定庵的人,不熟悉清朝制度及仕宦基本状况,仍循着惋惜唐宋元明文人的办法,怜龚职小俸薄,颇屈大才。可是你看我的解释,就知道当时常态如此,龚并非仕途特别不顺。

而且,前面说过,朝考后分为主事知县者,辄有候补候选多年,终不得一官者。就是终身不得官,也大有人在。而朝考后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的更多。散馆以后,优等也不过为翰林院编修或检讨,或则再发入各部任主事。

龚定庵朝考后即得授知县,际遇已经很好了。他不愿去,仍请归中书原班,则可见在京优于外派。后来入宗人府、入玉牒馆、入祠祭司,更可看出他在做官这件事上别辟蹊径之巧,颇有政治考量。

宇文所安不熟悉清朝制度,也不熟悉龚氏生平,故替人嗟惋,胡乱发挥,找到了不属于龚定庵的政治意涵。

六、谋道须先谋食

若真要谈龚定庵仕履的政治性何在?其实就在于他不愿通过常规的途径,分发出去做知县,而要另辟蹊径去宗人府、玉牒馆、甚至入祠祭司。

研究龚定庵,可惜没有人就此着眼。??从前陈后山有诗曰:“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所以我们只好请龚定庵出来现身说法。

龚定庵的谋仕,关键正在“谋”这个字。

他特殊的入仕途径谋划,应该是宗人府、玉牒馆乃至祠部有特别的人事关系,或他想要经营这种人事关系。

所谓祠官,是宋朝对罢职或年老退职的官员,令其管理道教宫观,按原职高低,给予一些虚衔,不必真管事,只管领取相应俸禄。这其实是肥缺,足以为生活最低保障(这跟龚定庵曾想买地,以免老而无食是一样的。虽然有时他也敢发狂言说:“随身百轴字平安,身世无如屠钓宽。耻学赵家臣宰例,归来香火乞祠官。”其实故作姿态,早就做过祠官啦!晚年更潦倒,只能去书院求做教席时,又觉得还不如当祠官。与吴虹生书曰:今之书院讲席,又出领祠之下)。

宗人府、玉牒馆这些地方,则要与宗室有关的人才能占据位置。

当时,最有文才、最有权势,可为定庵之凭借者,为奕绘。

奕绘以关心时务著称。道光五年(1825年)献荣亲王所藏《海运掌图》。其后管理尔翼宗学事务、授镶红旗总族长、管理御书处以及武英殿修书处、授正白旗汉军都统。总之是宗人府、玉牒馆的主管,红人,也有文采(着有《妙莲集》《写春精舍词》《集陶集》《明善堂文集》等)。龚定庵想走他的门路,可说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巧着。

更“巧”的是:奕绘的侧福晋恰好就是著名女词人顾太清。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龚定庵与顾太清传出绯闻,丁香花疑案,据说惹上了杀身之祸。

但这事不应只这样看,龚之选择去宗人府、玉牒馆,其实也与他学术上走向边陲同路:谋食与谋道合为一路。

他自称“于经学主今文家言,于史则好究本朝掌故、边疆史地”,于1820年写了《西域置行省议》,次年《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为图二十有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凡三十篇”。1829年又在朝考中写了《御试安边绥远流》。其他如《北路安插议》《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蒙古字类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乌梁海表序》等都表明了:关注蒙古、西域、喇嘛教,也是他的兴趣、学术和政治抱负所在。

在此同时,他与宗室、蒙古、西域人士来往频繁,亦是当然的事。例如1838年,龚定庵被朝廷罚俸一年,几乎饿死,只身去直隶首府保阳“乞籴”。严寒中驱行三百里,向老友求助。其人名叫托浑布,就是个蒙古人,时任直隶布政使。

可见谋食终究更是急需的。《乞籴保阳》诗说得很清楚:“今年夺俸钱,造物簸弄巧。相彼蚴蟉梅,风雪压欹倒。剥啄讨屋租,诟厉杂童媪。”生活窘迫,朋友也都穷;阔的、可以去乞食的,多半是宗室和蒙满权贵。

他一直如此,例如1839年离京,是靠朋友出的车马费,但已没钱带家眷。出游江淮,则是靠在地方任知府和知县的同年:“黄金脱手赠椎埋,屠狗无悰百计乖。侥幸故人仍满眼,猖狂乞食过江淮。”各种乞食,杂以歌哭,一付狂生模样。把学术和生活完全搅合到一起,猖狂地行乞,恬不知耻。

生活如此,自然会影响到他的政论。

早年《明良论》第一篇就是讲京官薪俸太低: “崇文门以西,彰义门以东,一日不再食者甚众。……远方之士,未尝到京师,担笈数千里而至,乐瞻士大夫之气象丰采,以归语田里。今若此,殆非所以饰四方之观听也!”

其后《论私》一文又说:“狸交禽媾,不避人于白昼,无私也。若人则必有闺闼之蔽,房帷之设,枕席之匿,赪瓶之拒矣。禽之相交,径直何私?孰疏孰亲,一视无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因有过从燕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 侯外庐认为这话“接近于资产阶级的正统派经济学的出发点”。

《乙亥杂诗》中:“倘容我老半锄边,不要公卿寄俸钱。一事避君君匿笑:刘郎才气亦求田”,则是要买田避飢了。

但人飢己飢,自己这小小私心,自然可扩充到希望人人都能有田。他引用友人陆君献《种树书》意见,谓天下之大利必任土,“货殖”乃“货植”。人有土十亩,即可无贫:“皇初任土乃作贡,卅七亩山可材众。媪神笑予无贫法,丹徒陆生言可用。”

结果,就出现了以土地和宗法人伦关系结合的整体经济观、社会观和政治观,所谓“农宗”理论,一个空想的乌托邦。

七、经生经世之分歧

(一)谈经之士的不同经世取向

讲近代史的人常对龚定庵一顿乱夸,故意忽略了他人格的不健全。实则他狂嫖、烂赌、猖狂行乞、不善治生也不想治,无论做人做事都好侥幸、乐权奇、兵行险着,当时人无不知之。

他的政论,大家也就是听听而已,并不觉得有什么实践性。譬如时世已乱,流民流贼大起,他却夸夸其谈,要人如守宗法般守住土地,以此巩固政权,怎么可能呢?而为了巩固政权,他又献策扩张疆域、大规模徙民去边区夷区屯垦。自我矛盾,民更不能乐业安居了。

当时论经生,李延楷〈习静斋论诗百绝句评〉曾评价包世臣((1775一1855)在龚定庵与魏源之上,就是这个道理:「五古能登鲍谢堂。七言亦复见苍凉。谈经更欲空余子。龚魏同时不敢狂」。

评价包世臣的五七言诗之后,直接以“谈经之士”来说包和龚定庵、魏源(1794—1857)。

魏源作《圣武记》,共14卷,前10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杀伐史;后4卷《武功余记》为作者对军事问题的看法。主要是着眼于上层,张扬几代“圣主”的伟大武功。地域亦与龚定庵同样多涉蒙古、青海、回疆等处。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乾隆新疆后事记》《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等篇,记载清军平定新疆大小和卓木之乱,绥服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山等地区,镇压乌什、昌吉人民起事,平定张格尔之乱,抗击浩罕安集延人入侵等,才有一些涉及民众和民族问题者。川楚教匪案等处涉及民变、流盗诸事,眼光更不得不往下看。

这就是龚魏不及包世臣的地方了。魏源著《圣武记》于此等处,皆不能不就正于慎伯,慎伯为商榷体例并详述川楚教匪案,见〈答魏默深书〉。实则当时上海、广东、台闽、云南、贵州苗诸盗匪事,慎伯亦无不熟知情状。

其所以能如此,与包氏长期游食于中层僚吏有关。其眼光渐渐能朝下看。

故其文叙下层人物,尤见精采,如〈史云州家传〉载史氏每宴宾客,辄以镖赌酒:下堂坐,使善镖者四面击之,镖皆入史手,莫能伤。〈张琴舫传〉则云慎伯作书介绍学技击于吴中女侠姜翠桥,又述湖北流妓玉珍姐妹三人事、吴人徐如意卖身葬父事等等。

定庵虽亦交游羽士剑客侠伶娼优甚多,而此类文字乃绝少,终不能不让慎伯。因为定庵自已挣扎于饿死边缘,只能张扬自己,呼喊别人救他;无力真正关心其他底层人。

亦因如此,龚的诗文也就少了包世臣那样的底层老百姓的普遍伤痛。如包世臣〈孤儿行,述翟氏乞者〉〈哀竟陵〉〈哀秭归〉〈被放南归留别姚亮甫抚部姚伯昂学士〉〈喜闻回逆张格尔除夕就擒于铁盖山用工部官军已临贼境韵〉〈回酋被擒五言意有未尽再用少陵洗兵马韵为长歌〉〈历戍营纪见用鲍参军苦热行韵〉之类。

(二)误以仕宦为经世

清代经生,从顾炎武开始,就是要经世的。可是康雍干时期士皆被网罗入了官僚体系,以为仕宦人生即是经世致用。

于是士之经世乃起了三层分化。

一是仕与不仕之分。别有隐居不仕、抱道而居或遗民不仕之想者,当然可以不仕。但这些其实都得有家底支持,不然就要采薇采蕨,流于农、渔、商、樵,失了士的身份。若是家无余粮,那终究还得入仕,如宋朝黄山谷说的:“家贫只以官为业”。

二是谋道与谋食之分。从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有担当的士、仍秉持孔子教诲“谋道不谋食”的士,落入只能以官为谋生职业的士,当然也是一种巨大的分化。

三是冷官与炙手可热者之分。仕宦人生,官场居何位置,就直接表征了人生的成败、人情的冷暖。

因为政府官僚体系是要治民、办事的。故既有管钱、管权、管拳(资源、军备、刑罚)的热门机关,同时也得有许多些没啥油水的冷衙门,文化、教育、环保部门即属此类。

文人入仕,若去当什么翰林院学士、国史馆编修、各省学政,就都是冷官。整天抄书、编书、教书,管理文献,跟在家做书生没什么两样(纪昀自己就有诗说:谁种萧萧数百竿,伴吟偏称作闲官;不随妖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没权指挥别人,也没钱养好自己,连佣仆都觉得跟着你干很是晦气。抄书编书出了错,还可能连家底都赔光(如《四库》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就屡因有错字误字被乾隆罚俸),甚至丢了老命。

这种冷官,只是备员官场、挂职读书而已。它比“家里蹲”略强一点,是有一份俸禄,一家老小不必如黄仲则般“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比冷官还差的,是去做官的幕属,如刺史、节度使、道台、总督,甚至小县令,都要两类人:帮忙的,能协助他治民理政,起稿文书;帮闲的,可襄赞文化、整齐文献。江湖游士,进不了中央的,往往就群集于他们身边;在中央混得不如意的,也常退到他们幕府中寻找新机会。

而事实上,无论冷热,都是谋食范畴的事,与谋道无关。

(三)失了世的游食人生

若连游幕都办不到,则只能乞食,如老杜游长安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那样。

幸而官员还没完全忘记原本是个读书人,功名利禄之外,仍可有著作传世。就是写不出或无暇写作,也可以编书。除传统的类书、文献集编之外,编修方志也是很好的选择(既有清初顾炎武、顾祖禹之提倡,近又受乾隆五年朝廷修成《大清一统志》之鼓舞)。前者如阮元编《经籍纂诂》,后者如毕沅委任章学诚修《湖北通志》《常德府志》,都替天下寒士提供了不少生存机会。

戴震科举失意,流落江湖时,也是靠编书维生。乾隆十九年,他先入秦蕙田幕编撰《五礼通考》。二十七年中举人,后屡次参加会试落第。三十三年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到河北保定编《直隶河渠书》。方去世后,接任的大学士杨廷璋不欣赏他,只好离开。三十四年又落选,幸而获得山西布政使朱珪聘,去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六年戴震又不第,只得仍在山西修《汾阳县志》。

那些获得入仕机会的,其实也差不多。如朱珪的哥哥朱筠一样,坐冷衙门,帮帮闲,编编书,有时还不如江湖游士。因为编书人只要游历,找到机会就能编,并不需入仕。像戴震并无科名,奔走江湖一生,到处都能有人请他编书;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之后却仍是编书,而且还马上死了,什么好处都没有。不知入仕为官,究有何益?

章学诚不服戴震,自己去闯,又怎样呢?乾隆四十六年,章去游河南,失礼于某官,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著。狼狈衣着短葛,友人帮他去任清漳书院讲席。生活仍极困难,屡致书梁国治、邵晋涵等求救。

乾隆五十二年,想想不是办法,还是回归官场,起码吃饭有保障。听说他中式那年的进士可以开选了,乃赶去吏部投牒。结果路上又碰到打劫,“生计索然,转投友家者几一年”。

最终他看得开了,不再求仕,自愿游历编书以终老。曾致信毕沅曰:“爱才如阁下,而不得鄙人过从之踪;负异如鄙人,而不入阁下裁成之度,其为缺陷奚如?”文如唐人干谒,颇可笑。但得到了赏识,开始编《史籍考》,有饭吃了。

然而好梦常短,乾隆五十九年,毕沅因湖北邪教案奏报不实,降补山东巡抚,章学诚就也就同时丢了饭碗,《史籍考》亦顾不上了。

狼狈返乡,无以存活,遂游扬州、会稽,希望能得到阮元的帮助;一时未有所获,得到毕沅复任湖广总督的消息,乃立即北上。一方面是可以把《史籍考》等残稿做完,一方面也才有职务有收入。

不料毕沅剿匪甚忙,无暇文事,弄得他狼狈愈甚,简直要做乞丐了。朱珪刚好实授两广总督,他赶紧《上朱中堂世叔书》求救:“楚中教匪尚尔稽诛,弇山制府武备不遑文字。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于一手之难成,若顾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辍。迁延观望,日复一日。今则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之间,惘惘待傥来之馆谷。”

这也是游幕,而其实是回归读书人的本务,与就聘于民间书商书局者没两样。

更往下,则不再眼巴巴地盼着幕主施舍、眷顾,弃了士的身份与其阶层,直接在民间谋生。医(看得懂医书,再有点临床经验,即可行医或坐诊。宋朝以后“儒医”兴起,其内在原理即在于此)、巫(择日、相地、合八字、看风水、婚丧主礼等)、书(对联、牌匾、抄写、代书、代编家牒族谱等)、艺(协助宗教或艺术团体、出版社制曲、编剧、编撰校刊小说戏曲宝卷劝善书等),什么都做,谋道,渐渐谈不上了。

(四)士阶层之互助救济

章学诚走投无路时,也曾想去看风水。幸好终于在杭州靠阮元、谢启昆之支持,续修《史籍考》,解决了衣食和志业问题。

戴东原、邵晋涵、王念孙、汪中、任大椿、洪亮吉、孙星衍、武亿、吴鼒也都曾在朱筠幕中。朱还担任安徽学政多年,培养了许多读书种子。如洪亮吉,屡试不中,先后在朱筠、毕沅幕,并去各地修方志,有《延安府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固始县志》《登封县志》《怀庆府志》《泾县志》《宁国府志》及全国总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和《毓文书院志》。他与戴震一样,是真正的方志名家,工力皆超过章学诚。

乾隆五十五年他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事实上仍是在编书。

接着派去当顺天乡试考官、贵州学政等,做教育工作。后来又惹怒了皇帝,差点被斩。幸而改为发配伊犁。第二年,皇帝祈祷消除京城旱灾没成,特赦囚犯,才被释放回乡。死里逃生,继续游居讲学、著书,足迹遍及吴、越、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有些人评价,说他一生好游名山大川,故如此大游特游,真是不知人事艰虞之言。

洪亮吉最好的朋友是黄仲则。他先是太平知府沈业富的幕宾,后来在朱筠幕中校勘文字。然后去寿州正阳书院讲学。乾隆四十一年任武英殿书签官,任主薄。看来可以转入正式仕途了,可是冷板凳难坐,只好又出来游。乾隆四十六年,游西安,拜访陕西巡抚毕沅,毕沅援助他为县丞。但终于还是穷苦而死了,“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洪亮吉经理其丧,盖与同哀。

乾嘉时期,学人群基本情况如此,官与游士混、学与仕混、谋道与谋食混。

(五)丧乱失世的流民与流士

游食诸侯,依附救济,而勉力谈经作史、编书撰文,后来就难维持了。因为洪亮吉、包世臣那种游食游历,还常是自己去游,或依官僚体制之升迁贬谪而游,后来则沧海横流,王纲几乎解纽,士与民都在水中被冲着走,大多没了顶。

嘉庆元年,川、楚等地已爆发了白莲教之乱,祸延五省,长达八年。嘉庆十八年,虎尾鞭、义和拳、红砖社、瓦刀社、八卦教、天理教甚至更攻入京城。嘉庆《遇变罪己诏》称此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京畿及直鲁豫诸省,惊扰甚巨。

道光年间,西北地区又爆发了比“大小和卓之乱”更严重的“七和卓之乱”。张格尔的南疆叛乱且持续近30年。可见此时中国内部已然着火了,所以道光提倡节俭,官员上朝上堂皆穿打着补丁的袍子。然后才是鸦片战争。

今人特别强调列强从海上来的侵略,带动了清朝的衰亡。我则以为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乱自内起,士衰民流,才会被外敌所乘。

道光面对时局,主要也是先处理民变、反乱及弊政。弊政之大者,一是漕运,一是盐政。

过去,从两江(江西、江南两省。江南省包括现今江苏和安徽)、湖广等地征来的漕粮(田赋中运送京师、通州部分)都是从大运河运到目的地。道光将之改为海运。

盐政,过去采用明朝纲盐法。由固定的盐商凭盐引行销纲盐。盐商既垄断盐业,又须维持庞大的销盐机构,故盐价提高,销售困难,亦导致私盐泛滥。包世臣提出以票代纲,允许私贩经销。道光十一年遂改为任何人只要纳税,都可以领票运销食盐制度。

这两项都对国内影响巨大,漕运、罗教、青帮,绾结着下层社会人群,扬州、盐商、文人,则绾结着中层官商文士等社会人群。一横一竖,剧烈震动方未已,而太平天国又于道光三十年崛起了。

太平天国奉洋教,与儒家、经典、文士为仇。文士被时势所驱赶,竟与底层民众同样逃亡丧乱,游食四方,情况远比乾嘉时期悲惨。

如金和《秋蟪吟馆诗》,一蟪吟秋,极其酸苦。于洪杨乱中身陷金陵,目击戮杀流离之痛,遂多悯乱伤时之作。卷名《燃灰集》《残冷集》等,或在军中仓皇逃命,或馆于乡间,名为人师,实同乞食。

又或游幕,簿书钱谷、驵侩吏胥。生趣既尽,诗怀亦孤。所谓“东风用尽开花力,吹上侬衣只是寒”(春闰曲)。九耗三俭,蕲免寒饿,虽肆吟咏,如燃死灰,惨淡阴黑,满地秋声,诚有如其集名所示者。《和周葆淳无题诗》且云:“ 朱楼落尽万花枝,洗面朝朝泪眼宜。山欲望夫和土化,鸟休思妇觅巢痴。竟沉苦海终非计,便出愁城已不支。学得南朝无赖法,破家时节苦裁诗。”诗已如此,生无聊赖,更谈什麽经学经世呢?

八、殒落的朝廷与知识社群

信马由繮地讲这么一大段饥寒沦落史,有什么意义呢?

我这篇文章,一是要提醒:不能只从一小撮人来看清朝经生,所谓经生,其实是广泛的读书人群体。

二,读书人群体中,文人通经者特别自尊自负,可是他们也特别扭:是经生还是诗人?有时拿捏不好位置。

三、同时更拿捏不准的是人生的穷通。都想“通”而普遍都“穷”。

四、穷而仕,原是想救穷,可是谋食终究妨了谋道,经生到底甚难经世。

五、最后沧海横流,整个阶层都跟乱世流民一样被冲散了。治经或为文,皆渐渐沦为时代之弃婴。

六、或许,这也是五四运动形成的远因或一条历史脉络。只是唐宋时高喊“文穷而后工”的人还没法逆料到这一步。

七、另外,清末,中国老百姓确实很穷。据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统计,1850年美国南方黑人奴隶的平均寿命为男51.96岁,女53.06岁,而同时代的中国百姓平均寿命为男36.5岁左右,女36.2岁左右。18、19世纪美国黑人奴隶平日摄取的主要食物从高到低,依次为玉米、猪肉、各类蔬菜、牛羊肉及各种家禽、小麦等其他谷物,也有牛奶及各种乳制品、土豆、豆类、糖、玉米、鱼类、咖啡和茶、水果、威士忌。其中玉米跟猪肉、蔬菜以及牛羊肉占比最大,可以占到他们食物总量的3/4左右。

一个黑奴每年大概要吃掉140多斤的各种肉类,而同一时期的清朝最富裕的江南地区,每年一人平均消耗的肉类,即使在江南地区盛产淡水鱼的情况下,把鱼肉加上去也不到10斤(见《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和《补农书》)。即便是江南地区更加富裕的地主阶层,人均消耗的肉类也不可能超过100斤。至于其他地区消耗的肉类就更少得可怜了。当时华北农村普通人想吃到小麦和稻米做的食物,只有过节或婚丧嫁娶时才有机会。吃一块白面馍,对普通百姓来说就很奢侈了。至于肉类,一般只有过年才能在普通人家的餐桌上看到,平时直隶、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的农民,他们主要的食物是萝卜、野菜以及用大豆和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粱面、玉米、小米等,甚至有更穷的人终生不知肉味,也就是说一辈子可能都没吃过肉。

前文说过,清代文人生活水平并不比一般民众好,所以魏源《海国图志》中描述美国黑奴,自然就会艳羡无比:“遇礼拜日,每如散谷十八棒至二十四棒、薯六十四棒,并酌给鱼肉。冬夏布衣下及奴之子女,用每二年人给洋毡,幼小者二人共得一毡。疾病设有医药,如逢礼拜,概停力作。其工役三日一派,能并日完毕者,所余之日,或得自作己业,游戏无禁。”这样的描述,其政治意涵不言可喻。

可是这种“政治”会导向哪里呢?回到封建宗法,如龚定庵的农宗;还是回到章学诚所说《周礼》的以吏为师、政教合一:抑或是稍后廖平的《王制》、康有为的公妻共产《大同书》、五四《新青年》的抑制私人财产马克思?

这些具有法西斯气质的政治设想,又有商业性或政治经济学意义吗?

余英时先生《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曾想论证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升、与儒家道德结合,有近乎韦伯(Max Weber)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与清教徒伦理之关系处。

但,您觉得这能解释我前面提到的广大饥寒读书人群体之生活和意识吗?请问:我文章中论及的那么多乾嘉道咸名贤,其中哪一位具有儒家商人精神或儒商经历?他们编书,多是跟官方合作,也寻求大僚支持,可是绝少为商家或书坊打工的。穷苦的学者那么多,也没看到被余先生称为当时主流、具有儒家伦理的儒商资助过他们。

余先生晚年更大力发挥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之说,将之与章学诚结合。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经验谈》中他说:“章学诚的论述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域中发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思想史家或哲学史家都以它为起点。”

这样,章学诚的地位可真够高的了。而余先生自己以章学诚的说法为基础,又发现了什么重要思想史脉络呢?他说:

道术未裂以前的局面,政与教是合二为一的,所以也称为王官之学。天下大乱之后,政府已守不住六经之教,道术散入士阶层之手,因而有诸子之学的出现。所以他(章学诚)有「诸子生于王官」的论断,又明说东周以下,王官不再能垄断学术,「以吏为师」的老传统已断裂了。从此学术思想便落在「私门」之手,因而出现了「私门之著述」。诸子时代便是这样开始的。

章学诚确实说过王官之学后来变成了私家型的诸子之学??但有趣的事也就发生在这里了:

宣传“六经皆史”的经生章学诚,是因此“证明”学问从此堕落了。邮官学到诸子学,是第一层的堕落;从诸子学再到集部的出现,是第二次堕落;由此再到诗话的出现,就是更堕落的第三级败坏了。

余先生却居然由章学诚的讲法推出完全相反的东西。说王官垄断打破了,思想就发展了,思想史开始有了「哲学的突破」,升华了。突破后的思想家各自凿开「王官之学」的浑沌,进行深层的反思,如孔子以「仁」来重新界定「礼」的意义。这样,以「心学」取代了「神学」,中国思想的一项主要特色才由此奠定。后世程、朱、陆、王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余先生的推阐很有创意,我不知该说么,但我想起一篇殷海光先生的旧文。

殷先生曾译海耶克《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其中并有大量批注。第十一章《论思想国有》云:“在极权制度之下,为真理而真理,纯为无关实际厉害只为个人兴趣而求真理之事,是在所不许的(此点不独左派的极权主义者为然,右派的复古主义者亦然。左派的集权主义者说要“为人民而真理”;右派的复古主义者说要“为道统而真理”。结果,前者说为真理而真理者是“住在象牙塔里”;后者说为真理而真理者“是浅薄的理智主义者”或“自我封锁”或“个人兴趣”。何其巧合若是耶?——译者)在极权制度之下,支持官方的看法,乃一切研究的唯一目标(注意此处——海光)。因此,在极权制度之下,所谓历史、经济、等等学问,乃制造大量官方神话的工厂。”

埋首小学训诂的乾嘉朴学家,或许近于“为真理而真理”。因反对他们而宣扬经世、复古的道咸同光文士经生,却或近于“为人民而真理”或近于“为道统而真理”,左右皆不能逢其源,遂与当时有极权倾向之国俱亡矣,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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