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刚:论国家治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位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 次 更新时间:2021-10-19 0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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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刚 (进入专栏)  

  

   [摘  要]国家治理是一类特殊的实践活动,属于社会历史领域,应当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说来,它是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同一等级系列的、标志历史主客体相互作用和有机统一的实践过程的范畴。它们的成果即物质文明(包括生态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也属于同一系列。把握国家治理的理论定位对于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加强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科学的联盟、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家治理;理论定位;历史唯物主义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此为开端,国家治理成为我国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特别是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各种论著更如雨后春笋,笔者也撰写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党政干部学刊》2020年第12期)一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其一般规律(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此过程中,笔者想到一个未及展开论述的理论问题,即国家治理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什么位置,如何把握它的理论定位?

   上述拙文将国家治理的基本含义界定为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管理。经过研究,笔者认为,国家治理是一类特殊的实践活动,属于社会历史领域,应当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它是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同一等级系列的、标志历史主客体相互作用和有机统一的实践过程的范畴。

   这里需要说明,过去,我国理论界通常按照毛泽东的权威概括,把实践划分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种形式[①]。后来,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仅仅把科学实验列为实践的一种类型,有些过窄,还有教育活动、艺术活动、思想工作等,它们并非只在主体的大脑皮层中进行,而是作用于客观对象(客体)并使之发生一定改变的、外现为现实的感性活动,同样具有实践的各项要素和一般特征。[②]本文将这类实践活动统称之为精神生产,并视之为可与物质生产(比生产斗争的提法更为确切)相对应和相并列的范畴。至于阶级斗争即根本利益相互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大多用以概括人与人关系方面的实践活动,并在很长时间里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理论界绝大多数人日益认识到,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再用阶级斗争来概括这一类实践有失偏颇,因而大多改称之为社会关系实践。而在社会关系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社会治理或国家治理,本文第四部分对此再作解释。

   一、国家治理是一类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而在人类丰富多样的实践中,包含着这样一类活动,即人们对社会本身的有意识的管理。

   自有人类社会,就有管理或社会治理,它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久,纵贯人类社会的始终。在原始社会,适应集体渔猎和群居生活的需要,已有管理活动出现,氏族、部落等组织及其首领的存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当然,那时尚无阶级和国家,无所谓“国家治理”,因而这里使用的是“社会治理”概念。笔者曾经考虑用“社会治理”概念代替“国家治理”概念,作为本文的中心词,但主要是因为“国家治理”概念现已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热词,并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决然弃之不用、另造新词显然不够妥当。何况,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均为社会管理活动这一基本含义方面其实是同一的。同时还因为,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生活在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中,今天亦莫能外,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都不会消亡,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国家治理具有历史的长时段的普遍性。

   任何管理活动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同风貌。但是,“共性即寓于个性之中”。各门管理科学的任务就是从个别上升到特殊,比如将它们分别归纳为经济管理、领导活动、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等类型,力求概括出它们各自的类本质,于是便产生了关于管理的种种界说。而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使命,则是从特殊提高到普遍,揭示出丰富多彩的管理活动的最一般的本质属性,并将其高度浓缩在一个定义简明的概念中。显然,这类定义只能是十分抽象的,然而,“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④]

   我们用国家治理一词来概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一切管理活动。所谓国家治理,就是由社会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一定的人们对社会或其组成部分所进行的,建立和维持社会系统的某种整体有序性,以提高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效益的实践活动。它本质上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活动,既有技术属性,又有社会属性。

   上述定义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国家治理是一种实践活动,因为它同样含有主体和客体等实践要素,并且具备实践的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一般特征。在事实上,国家治理是人类全部实践中的一种类型或样式:在逻辑上,实践是类概念,国家治理是种概念,二者的关系是类种关系。

   另一方面,国家治理又是一类特殊的实践,具有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其他实践不同的特点和规律。

   第一,产生的机制不同。物质生产起源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精神生产发端于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矛盾,而国家治理则缘起于社会活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定人们的特殊需要,例如,经济管理既以物质生产的发展需要为客观基础,又以管理主体的特定需要为现实前提,是二者交互作用的产物。

   第二,它们的要素不同。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相区别,国家治理的主体是“一定的人们”,即社会的管理者、领导者或统治者,实践客体是以人为中心(并有物质附属物)的社会自身,而二者的改造与被改造关系则体现在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或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之中。

   第三,它们的内容不同。物质生产是创造物质产品的过程,精神生产是创造精神产品的过程,它以人们的精神世界为改造客体,本质上是处理人们主观精神世界同客观物质世界的矛盾的活动,例如,科学活动(包括科学实验)主要生产科学理论,教育活动主要是系统地培养受教育者的学识、品德与能力,艺术活动主要作用于人们的审美意识,等等。国家治理并不创造这些产品,而是建立和维持社会活动的某种整体有序性,或者说是“生产”某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目的是提高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第四,它们的特殊本质不同。由活动要素和内容的特点可知,国家治理本质上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这一本质具有二重性,即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在阶级社会一般集中表现为阶级属性)。前者是人与人及其物质附属物的结合在技术上是否合理的问题,测量尺度是社会活动的效率;后者是人与人结合的利益方面,即主体和作为客体的人(及其内部)的利益关系,衡量标准是国家治理为哪些人谋利益,即社会活动的效益问题。

   国家治理本质的二重性是辩证统一的。首先,它们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正如物体的运动在每一瞬间都既有方向又有速度问题—样,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存在。其次,它们又是同一管理活动中互相区别的两个方面,前者是管理水平问题,后者是管理的社会性质问题,不能等量齐观。最后,它们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只有提高社会活动的效率,才能更好地实现一定主体的效益,而效益的实现又必然通过对社会活动参加者积极性的不同影响引起效率的变化。

   应该说明,关于管理本质二重性的原理,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并为后来的许多学者所继承。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⑤]“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⑥]。“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⑦]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奠定了国家治理定义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国家治理在社会历史领域具有客观普遍性

   如前所述,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原始社会即有初步的社会管理,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管理活动的客观存在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苏联学者认为:“管理是任何生产方式不可缺少的方面”[⑧]。西方学者认为:“管理是人类活动、人类组织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中最普遍的东西……。远古以来,人们就为了某些目的自我组织起来。我们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组织化,这意味着管理更加普及、更具权威性和更加渗透到整个社会中。”[⑨]我国学者认为:“管理实践因其纵贯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而具有永久性。”[⑩]

   对人类社会治理的发展史可以依据不同标准进行阶段划分。按照管理水平的发展程度(这主要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渔猎经济的原始管理阶段、自然经济的经验管理阶段、商品经济的科学管理阶段。根据管理社会性质的区别(这主要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社会的为公管理阶段、私有制社会的为私管理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为公管理阶段。将管理水平、管理性质、管理主体等等综合起来考察,则可参照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形态的理论,区分为原始社会的社会治理、奴隶社会的国家治理、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等阶段。

从共时性角度看,每个社会的国家治理都可以从横向上区分为不同的侧面。如原始社会即有物质生产管理和社会其他事物管理。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又从中分化出精神生产管理,构成文明时代特别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三个基本侧面。所谓社会其他事物管理,在原始社会主要是氏族和部落会议的组织、军事指挥,而在阶级社会则主要是政治统治。政治统治之所以也是一种管理,因为他与物质生产管理等等具有共同本质,它们都是由一定的主体实施的,而客体都是社会自身的一部分,不过前者为被统治阶级,后者为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它们都是为建立和维持社会活动的某种整体有序性,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在阶级社会中,它们同样都具有阶级属性和技术属性,都具有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一般职能和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殊职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11];列宁指出:“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12]更进一步说,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政治统治实际是这类社会最重要和最典型的管理活动,它最鲜明地表现出阶级社会管理的阶级性、对抗性、强制性等社会特质。苏联学者也有与我们相近的看法,例如,费·米·布尔拉茨基等认为:“管理是为政治体制定性的基本特征”[13]。阿法纳西耶夫认为:“管理的主要类型是:生产和经济管理、社会政治管理、管理社会和其每个成员的精神生活”[14]。历史愈前进,社会管理的侧面也愈分化,例如在现代社会中,物质生产管理已分解为工业管理、农业管理、商业管理等众多方面,精神生产管理也衍化为教育管理、科技管理、文化管理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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