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刚:《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选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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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刚 (进入专栏)  

 

《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是我的第4本正式出版的个人文集,东方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30万字。本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探索”、“出国考察报告及其他”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均系本人“耳顺之年”以后发表的作品,系长期思考的结晶,可谓“花甲十载结新果”。作者摘录了这两部分的一些论述,每段论述下方标注了该书的页码,分为上、中、下三篇,供有兴趣者赏鉴,并恭请批评。

《“姓社姓资”问题的多维解析》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名称是同一的,但它们的具体内容却有很大差别。概言之,有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的、美好的社会主义,有北欧式富裕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有某些国家贫穷的、专制的社会主义,还有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也有现代的、文明的资本主义。

——第185—186页

一些长期遭受封建统治压迫、此时又受到资本主义侵害的落后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于是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并在俄国、中国等国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曾经一度辉煌。受其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些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起初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如冷战年代),各走自己道路,互相否定,互相排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先发优势和内部创新,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手段未被普遍认可,但追求社会公平和人类解放等价值取向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不被看好,但人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存在不少弊端,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应时而兴。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代表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果,但也留下了较大缺憾: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其落后生产力和长期封建专制传统的严重制约,又固守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文化发展虽然也有一定成就,但总体明显落后。

——第187页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及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相互开放度扩大,更多干部群众有条件进行横向比较,相互影响加深,在各国内部矛盾发展包括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吸收资本主义因素,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处于劣势,内部矛盾激化,东欧数国和苏联相继发生社会制度的剧变,中国等国家不得不实行渐进式改革,但其变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度和广度却堪称一场“革命”,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在当代世界上,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仅有少数国家,多年宣传的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观念遇到了现实的挑战,“姓社姓资”问题突出起来了,成为这些国家特有的问题。

——第187—188页

回过头来反思,马克思当年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是正处于“青春期”因而“生理和心理一度失衡”的上升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很不成熟,在对这种“旧世界”的批判中所发现的“新世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无疑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还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和修正,不是成熟的理论,不能视为终极真理。这不应苛求马克思,没有看到过成熟的资本主义不是他的错,他作出了革命家兼思想家的双重贡献,已经很了不起了。问题是我们不应把这些有限的认识僵化,当作终极真理,以为是不可移易的。

——第191—192页

应当强调的是,现在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马克思设想的那个理想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过去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山已不是那个山,水已不是那个水。”它们都是历史的、变化的。

可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历史的概念。在当代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含义多变,界限模糊,迄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的、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定义。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所以,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要停留于这两个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概念上,一定要有历史的变化的观点,必须顾及时间、地点和有关条件,要深入分析它们的具体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状况等。否则,就会含混不清,难以澄明。

——第192页

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还要不要用?完全不用恐怕也行不通,它们是历史形成的、长期使用的重要概念,而且已经写进了我国宪法和党的重要文献,因此还是可以用的,但要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谨慎使用,尽量明确其具体含义。譬如,如果要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就需要具体说明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哪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又是指哪个资本主义,这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就很容易把多种不同的东西归并一处,把主观想象和客观实际、理想和现实混为一谈,造成混乱。应当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用到该用或不得不用的地方,但不必拘泥于它们。还是应多研究些重大的、实际的问题。将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可能人们用的会越来越少,因为它们比较笼统,不足以清晰地说明问题。

——第194页

人们常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仔细推敲,这两个论断都不够确切。历史事实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现国家独立和基本统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准确地说,是新民主主义救中国。1957年以后,我国基本照搬苏联模式,造成长达20年的停滞,表明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很快,取得巨大进步,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而是变革苏联模式并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中国。

——第196页

运用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术语,来简要描述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把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看作是“正题”,苏联式社会主义是“反题”, 而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是综合前二者的“合题”。具体可作如下概括:

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苏联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当代社会混合所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注重效率→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统一。

政治上: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全体公民(人民)民主(当家作主),资本霸权→官僚特权(为民做主)→普遍人权,小政府→大政府→中政府。

文化上:强调个体→强调集体→个体与集体统一,偏重个人权利→偏重个人义务→公民权利与义务统一,个人自由→高度统制→法治下的公民自由。

——第209页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简单的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的问题,而是既相互竞争、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相互借鉴,资本主义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借鉴资本主义长处,相互取长补短,从而生成一个新东西。这种新东西,可以叫作新资本主义、新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它们有很多相通相似的方面(主要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一般规律),同时又有各自特点(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国情不同),是同与异的统一。

正如王占阳和徐景安所指出的,当代世界的总趋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亦如有人所说:“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从社会核心调节机制和动力机制的角度说,资本主义主要依靠个人的自由创造,动力传导自下而上;社会主义主要依靠执政党(权力中心)的动员组织,动力传导自上而下,二者也应当互相取长补短,适当结合。

——第211—212页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许多东西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但它们具有更为长远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特定性质,而是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换言之,在当代世界上,除了“姓社姓资”,还有大量的事物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属于“非社非资”。返观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绝不是一片黑暗,而是都有一些直至今日仍然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好东西(如中国传统文化、古希腊文化中的精华);展望未来,人类一定会创造出愈来愈多的超越“姓社姓资”的新事物。

以民主问题为例,过去我们经常将它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民主确实存在一个主体即谁的民主问题,如古希腊的民主,只在奴隶主及自由民的范围内实行,因此可以称之为奴隶主的民主;资本主义早期的民主也主要是在有产者的范围内实行,所以可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当代世界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已经突破了这种狭隘的阶级界限,其主体业已扩大到全体公民即人民(极少数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除外)。……这样的民主,显然不宜再作阶级的区分,也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了,它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如果一定要给这样的民主确定性质的话,只能说,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

再如,我国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当理解为市场经济本身内含社会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之别。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方法或手段,它本身是中性的,其主要内容即基本规则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没有什么“姓社姓资”之分,各国的市场经济至多有着成熟与不成熟之别。当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不能孤立存在,而是在一定社会基本制度大环境中生存。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说这个市场经济是在我国共产党领导、公有制占主体等基本制度环境下存在的。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环境下存在的。

——第213—214页

中国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实质意义应当是建设一个人民富裕幸福的好社会。我们不应偏离这个方向,囿于“姓社姓资”的束缚,拒绝别人的好东西,而应发掘和弘扬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优势,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学习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反思社会主义,创新社会主义,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好社会,推动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第214页

《坚持和弘扬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主要问题可以用两个词儿来概括:一是权利,二是权力。所谓权利问题,就是如何维护和保障人民即全体公民的权益。社会发展最终体现为人民权益的普遍提高。这里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等经济权利,也包括基本政治权利、思想文化权利。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人。主人的权利必须得到有效维护。哪里有只能和领导保持高度一致、连自己的话都不敢说、唯恐动辄得咎的主人呢?所谓权力问题,就是必须对公共权力实行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实际就是实行民主的问题。公共权力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但它过度膨胀又会损害人民利益。不能让权力像脱缰野马,肆意奔腾,如随意决策、垄断自肥、贪污腐化。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密不可分:如果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就能够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反过来说,只有权力真正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人民的权利才有切实的保障。我们要促进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必须在这两个问题上力求有所推进。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应当继承和弘扬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在这两个方面敢于担当,有所作为。

——第217页

《论马克思主义威望下降的原因》

马克思的理想是光辉和崇高的,但他指示的道路和途径是不够成功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是对马克思主义威望的一个重大打击。

——第238页

同腐败官员相似,相当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口头上大唱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科学和道德的高调,在行为上却是极端个人主义、奢侈糜烂的享乐主义、阿谀媚上的太监主义。多位国内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接连闹出情妇反目、私生子曝光、付“封口费”等丑闻,极具讽刺意味。人们鄙夷地说,他们是“满口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他们那些马克思主义高调,都是美化现实、歌颂上司、愚弄群众、自欺欺人的。

这些假共产党、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行不一、品质卑劣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共产党的声誉、社会主义的声誉。

——第239页

掌握马克思学说是有相当难度的。马克思及恩格斯一生著作等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有50卷约3200万字,《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有60卷约2600万字,而且有时代背景、不同国情等疏离和隔膜,又是翻译过来的“欧式”汉语,与流行小说大不相同,读起来十分不易。不必说终日忙于生计的普通工农群众,就是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多少人读过马克思的这些著作,哪怕读过其中的十分之一?估计95%以上都没有做到。即便他们读过一些,理解又如何呢?能否把握其精髓和基本精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许多人包括不少高级干部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政治符号来使用。须知,许多专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教授,他们数十年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可谓“皓首穷经”,不知精读过多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原著,翻阅过多少有关研究专著,浏览过多少相关研究论文,他们中尚且没有几人敢自称系统地深入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领导干部,他们几乎整日忙于各种行政事务工作,极少有时间和精力去研读有关著作,他们怎么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正系统和深入的了解呢?可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马克思主义都只有一知半解。然而,就是这些一知半解的人,却常常教导人们如何学习、坚持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经常评判哪些言行坚持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动辄宣称自己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云云。

——第239—240页

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在否定马克思学说,这对马克思主义威望的下降也起了一定作用。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某些人出于狭隘的私利和意识形态偏见,不讲事实、不讲道理,毫无根据地恶意攻击马克思学说,他们把马克思视为恶魔,把马克思学说当作万恶之源,竭尽全力地加以污蔑和丑化。不过,应当看到,这些毫无根据的恶意攻击和丑化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知情达理的,具备辨别是非的基本能力,不会“听风就是雨”,轻信这类污蔑。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否定马克思学说,确有一定的根据和理由,这与前述恶意攻击不能等同。对他们的这些根据和理由,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认真听取并且加以反思,在讨论和辩论中予以澄清,包括纠正其中难免的误解和差讹。“真金不怕火炼”,真理愈辩愈明,马克思学说中具有真理性质的内容,决不会惧怕人们的批评和质疑。

——第241页

从横向上看,改革开放开阔了我们的思想理论视野,使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地位下降。

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神圣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句句是真理”,而且每一句话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正确、真理、正义、高尚等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是至高无上的人类思想文化的顶峰。“有我无他”,“一花开会百花杀”,其他思想理论成果都被遮蔽了。而执政党和政府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按照马克思主义办事的,因此,唯我正确、唯我科学、唯我革命、唯我优越等夜郎自大的思想和行为大行其道,自信到自负的程度,不允许任何人质疑马克思学说及其现世代表——领导人的言论,排斥马克思学说之外的合理因素。

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视野开阔了,逐步拥有了世界历史眼光。他们看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他们的国家也在发展,有些国家有些时候发展还很快,创造了很多人间奇迹。时常有领导干部提出如下问题:世界上不少国家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们发展得也很好,其中不少国家发展水平比我们还高,他们的思想理论是否全是谬误?当然不可能全是谬误,其中有很多科学合理的成分。否则,他们的国家怎么能够发展起来?!

邓小平多次说过,“老祖宗”不能丢。这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不能丢。有些学者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丢中国人自己的“老祖宗”——老子、孔子直至孙中山等。这是十分正确的意见。不过,还应当补充说,西方国家的圣哲先贤们,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康德、黑格尔等,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老祖宗”,也是西方人的“老祖宗”,他们和孔孟等人同为全人类的“老祖宗”,同样也不能丢。将这些内容综合起来,更为全面的提法是:马克思列宁、中国先贤、西方圣哲三个“老祖宗”都不能丢。应当说明的是,所谓三个“老祖宗”只是形象化的说法,其实并不限于三个或五个,而是所有“老祖宗”那些合理的东西都不应丢。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思想文化,都有很多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思想理论中也有很多好东西,完全排斥它们是狭隘的、不正确的。列宁早已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必须注意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起来特别是同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倾向。

综合起来说,过去,我们只看到马克思学说这个人类思想文化的“冰山一角”,只看到马克思学说这个“山峰”;现在,则看到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冰山全貌”,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思想文化这个广阔的“群山”,认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地位必然下降,由唯一科学的、至高无上的理论变为“众山丛中一高峰”。人们比较理性了,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摆到适当的位置上——实际是回归到本来应有的位置。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认识成果长河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成果中的一个流派,不是全部,当然是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

——第241—243页

从纵向上看,我们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新的理论,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相对重要性减弱。

过去,在我们当作指导思想的基本理论“武库”中,马克思学说以及列宁学说是我们的主要“装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尽管我们时常把它们也称为马克思主义或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表明它们同马克思列宁学说确有内在联系、一脉相承,但毕竟有所区别、有所前进,否则就没有必要用新的名称来称呼它们了。党中央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学习的中心内容,这就是说,它们成为我们新的“装备”,而且是主要“装备”。这样,使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学说的相对重要性减弱,其威望下降了。这是必然的、十分正常的事情,科学理论要与时俱进,“武器装备”要不断更新换代,这完全是好事。

——第243页

毛泽东早已说过:“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这句话很有哲理。试想,在中国封建社会,许多人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说法的乖谬。孔夫子确实很伟大,他关于修身、处世、教育等许多论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但是,他并没有讲科学、民主和法治(这是陈述事实,不是苛求于先人),单靠孔夫子,人们就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同样,马克思也不可能回答后人遇到的所有问题,它们只能靠后人自己去解决;而且,实践、时代和科学都在不断发展,后人在新的实践中一定会创造出新的思想理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阶梯,它们无一例外地具有局限性、相对性,都是可以分析以至证伪的,都需要发展,并且将来都会被更高级的科学理论所扬弃。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人类的思想理论成果会愈来愈多,马克思学说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和相对地位会愈益下降,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假如人类的思想理论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和突破,那不是发展而是停滞、不是福音而是灾难!事实显然决非如此。

——第244—245页

人们现在愈来愈能够对马克思学说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亦使马克思主义的威望从顶峰回落。

过去,马克思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具有“准宗教”乃至“准国教”的性质,享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凡是马克思的话,都被人们视为最高权威,当作不可辩驳的真理。因此,马克思的所有论断,我们都要无条件照办,而马克思没有说的事情,我们就不敢去做。这种愚昧的教条主义思想长期严重地束缚着我们。

现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方面,博大精深、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学说无疑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是揭示了社会发展包括近代经济发展的某些一般规律,体现了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普通人的深切关怀,提出了关于实现一切人包括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理想等等,堪称人类思想史中的瑰宝。它深刻地影响了过去160多年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对于研究过去一个多世纪社会发展史以及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的人们来说,马克思学说都是不可忽略也不可跨越的。马克思之所以被评为“千年伟人”、“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等,盖因如此。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不是“上帝”而是人,马克思学说不是神启的“圣经”而是人所创造的科学理论。且不说宇宙的无限性使任何人的认识都显得十分有限和偏狭,即便对于人类社会这个错综复杂并且不断延续的“庞然大物”,仅仅生活在某时某地的人们的认识,也犹如“盲人摸象”,不可能达到全面、深入、系统的终极境界。马克思同样要受到时代、地域和个体自身的限制。一个连汽车都没有坐过的人(1886年1月29日为汽车诞生日,而马克思在此前的1883年3月14日逝世),怎么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实际上,马克思本人最欣赏的格言就是“怀疑一切”,这同样适用于人们对待他的态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过:“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这显然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

——第245—246页

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存在瑕疵。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立即消灭私有制,把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消灭“旧式社会分工”,消灭个别劳动,消灭商品经济,实现共产主义(其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等,就含有过于急切的空想因素。恩格斯晚年曾经作自我批评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列宁也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其实,岂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何尝不是患有“革命的急性病”!譬如,他在1920年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讲中说:“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是过于乐观了。

——第246—247页

《共产党宣言》中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实际上,绵延数千年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矛盾起伏跌宕的历史,是对抗性阶级矛盾(即阶级斗争)与非对抗性阶级矛盾相互交替、相互转化的历史,并非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各个历史阶段都曾经出现过或长或短的繁荣稳定时期,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假设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即长期处于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的战争状态,经济还如何发展,文明又如何积累,社会还怎么能够存续呢?与此相联系,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突出强调的是阶级之间的差别、对立、冲突的一面,而比较忽略阶级之间的同一、互助、合作的一面,并且把资产阶级(企业家)统统当作阶级斗争对象即敌人,这虽然在阶级矛盾激化的特殊时期具有很大合理性,但在整体上是有偏差的。因为阶级是分工的产物,而分工与协作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它表明各个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协作和互补的关系,它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包括现阶段)都不可或缺。

——第247—248页

《资本论》着重分析的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最后归结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这正确反映了当时西欧的社会状况,有力地推动了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斗争,有其历史的贡献。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严重忽视了资源、资产、资本等劳动以外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严重忽视甚至否定了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存在着重大缺陷。它对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发展生产力或提高效率问题并不处于中心地位,这些,同我们今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一致的。尽管其中也讲到一些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包括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这对于我们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些内容,既不占主要地位,又同否定商品经济的基本态度相联系。所以,很难用它来指导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当然,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同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江泽民同志在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郑重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第248页

有人说,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超越。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应当看到,现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同马克思当年所看到的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它比过去文明进步得多,其中包括增加了不少社会主义因素(如所有权的社会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国家宏观调控的施行,民主、人权和公平正义水平的提高等),“山已不是那个山,水已不是那个水”,再简单套用马克思当年的结论已经不合时宜了。

仅从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可以窥见马克思学说的若干局限:它主要针对西欧国家的情况,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不能简单照搬,其中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理论,也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要“中国化”;它不可避免地受到19世纪的局限,不可能完全适应21世纪的需要,因为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因此要“时代化”;它不够通俗易懂,比较艰深晦涩,不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因此要“大众化”。

这样,马克思主义“祛魅”了,马克思学说从过去虚高的“顶峰”地位开始回落,融汇到当代世界和中国思想文化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现实中来。

——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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