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费耶阿本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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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注:本文发表于深圳都市报,2007.8.

  

   据说,费耶阿本德后来在瑞士归隐山林,不再理会人们对其著作的攻讦或者推崇。可以想见,被当作一个科学的挑衅者,他引发的争议怎么描绘都不为过。但是,居然今天能在网上的股评中发现老先生的名字,决不仅仅因为后现代者们将费氏推为前辈,只怕更重要的是:他发出了表达大众的原生冲动的呐喊:“怎么都行!”这句口号真切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代的实践生活及其哲学已经不再成为一个整体,而是被撕裂成碎片;更进一步,这些碎片根本不能相互啮合,或者说,不能相互理解和通约。费耶阿本德之后,学者们竞相高呼背叛形而上学、科学、理性和专家,一种改朝换代的情绪充斥了文化人的江湖。然而,如果单单是“怎么都行”,知识及其研习者有什么资格对实践生活指手画脚——即使是“怎么都行”的妙药?很显然,背叛逻辑最后指向的是知识分子自身,更准确的说是目前的专业知识分子。换言之,如果费氏所谓“自由社会”真的到来,知识和知识分子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转换自己的角色。这样的形势,怎能不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对峙,是当下知识的特色。哲学曾经以“知识之女王”自居。在古希腊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中,“第一科学”拥有无可质疑的优先性。与之相对照,现在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大多没有进入哲学中,而是被当作“生产性知识”或技术。但是,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

  

   从17世纪以来,我们就发现,今天所说的哲学处在一种变化了的情势中。面对科学,它开始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证明;而且直到黑格尔和谢林去世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哲学实际上是在对科学的自卫中被建构起来的。”(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页。)

  

   科学哲学的诞生,正是两大知识体系力图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产物(瓦托夫斯基语)。可是,历史的恩怨,导致了哲学对科学的矛盾态度,使得相互理解变得很不容易。一方面,哲学表现出对科学不恰当的亲近。众所周知,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几乎占据了哲学的半壁江山,甚至曾经立志要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改造哲学”。实际上,从“标准科学哲学”开始,20世纪的科学哲学就可以说是甘心拜倒在科学的石榴裙下,苦心孤诣地证明科学的所谓“合理性”、“优越性”和“客观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苦证的结果是使拉卡托斯“成为一个不幸以非理性而告终的理性主义者”,而劳丹终于放弃了哲学成为一个商人。奴颜婢膝并没有得到科学家的尊敬——试问马赫之后,哪一个大科学家象爱因斯坦、玻尔公开宣称马赫对自己的指导那样把荣耀分一杯羹给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下,哲学家们试图以科学导师的身份讲述自己的理论,要规范现实的科学研究。可是,哲学家们不是科学家,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科学,要为科学“立心”、为科学家“立命”,难免闭门造车——实际上,哪一个科学家又把科学哲学的教条和独断当成一回事(这就是费氏认为的马赫之后的情形)?科学成为科学,成为某种标准,不是因为哲学的论证,而是自身对社会的贡献。于是,这样的矛盾态度“便再一次产生了解决时空问题、实在问题这样一般问题以及有关问题的两种方法,即科学家的方法和哲学家的方法。”或者说,科学和哲学还是要各走各的道。然而,在费耶阿本德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样的局面之前,学者们总是对它遮遮掩掩以维护科学哲学的“基础”——要是没有科学哲学,20世纪要少了多少哲学家?换言之,20世纪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哲学贫瘠时代。谁曾想,智慧如哲学也难脱讳疾忌医的窠臼?难怪伽达默尔在上面的引文之后,加上了这样一段:“哲学因而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或者徘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话虽偏激,可是,20世纪真理、道德和审美的分裂,作为时代精神导引的哲学能对此推脱得一干二净吗?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氏真正批评的不是科学,而是哲学。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与其说是紧密联系科学的形而上思辨,不如说是由个体“关于科学的体验”而引发的不着边际的冥想。这样的想象,的确丰富了人类的语言宝库,却让知识的鸿沟不是减少而是扩大。初衷到违背初衷,人的思想总是一出悲剧。

  

   不得不承认,发端于奥林匹斯山的智慧之学,流淌到今天,似乎沾染上势利和独断的病菌。科学哲学在20世纪哲学天空的光彩,可以嗅出哲学的势利气息。谁都可以想象,没有20世纪的科学的辉煌,又哪有20世纪“科学哲学的兴起”(赖辛巴哈)?(在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还成为了哲学门类里独立的二级学科。)这些难免让人想起,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也曾经独步一时。当然,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一般都是真正的信仰者,相比之下,科学门外汉生产的科学哲学就稍逊了一筹。有人会说,鉴于科学对当代的重要性,怎么能把科学哲学的兴起看成哲学的势利呢?可是,谁能说科学比文化、宗教、艺术、道德有更独特的位置?进而言之,科学时代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其他一些文明的因素(比如现世的宗教)。哲学应当为它们鼓与呼,而不是为权力者大唱赞歌。从历史来看,真正的哲学家总是和社会保持一种距离;或者说,总是以前瞻性的目光关注未来,并在这样的前瞻中批判现实。这样看来,当代哲学的确难以摆脱势利的嫌疑。而哲学的独断,表现在对理性和实践之间张力的处理上。在这里,实践“堕落为技术”,理性被高悬于神龛之上。真理和价值只能在星河之畔遥遥相望,而不能一同开拓生人之生活实践。所以,费耶阿本德才会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其立论:“……理性和实践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个辨证过程的组成部分”,“所谓‘理性’和‘实践’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实践”。事实上,关于实践不是理论的对立物,亚里士多德早就中有所论述(亚氏的科学分类明显支持这一观点),只是后学健忘罢了。理性脱离了实践,科学哲学就只能自说自话,全然不理会科学的真实形相。科学也就不再理会形而上之思,在单向度的“求真”中愈行愈远。从科学史来看,任何独断的一般标准都不能完全囊括历史的科学案例。那么,寻求一劳永逸的简单标范,不过是理性的懒惰。理性懒惰,于是智慧偷偷地溜走。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直接讽刺哲学独断的失败,而非把科学归结为没有规律的运气。科学家们总是根据具体的困难采取特殊的实用逻辑,而不是信奉所谓方法论的教条。费氏归结科学哲学的失败就在于:寻找科学独特的优越性。这种寻找,就是要将科学与整个知识和生活实践分离开来,不过是西方思想分析痼疾的再一次发作。面对这些,费氏不能不发问:只有高人一等地自诩,才能被人重视?请注意:费氏已经不仅仅是在对哲学发问,而是在对整个当代知识/理性发问。

  

   进而言之,整个当代知识又何尝不势利?哲学尚且如此,其他知识更是如此。以权力面貌出现的知识和专业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渴求,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而是当代社会重要特征。“……科学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机构;它现在是民主政体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正如教会曾经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当然,教会和国家现在被仔细分离开了。然而国家和科学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权力的背后就是利益。一旦科学和权力联姻,功利的指向就难以避免了。自然科学从诞生起,就在以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两端的绳索上平衡。但是,只有在当代,功利才占据了优势——当代理论科学相对于应用科学的明显衰落就是一个佐证。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的成功:20世纪可能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确立的时代,并且开始将技术从支配自然的力量扩展为支配社会生活。100年前,技术和科学还泾渭分明,以工匠的虔诚聆听科学的教诲。今天,在世俗大众的眼中,技术和科学似乎开始共用一张脸孔,并且分享科学的荣耀。说我们的时代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众所周知,技术知识是以工具理性/功利为最高指示。即便退一步,仅仅因为科学技术迅速增长财富,其优先发展也可以窥见当代知识的势利选择。于是,人文学不得不衰落了,形而上不得不边缘化了。所以,克尔凯郭尔发出如下感慨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时代,一切皆可贩卖”。一切皆可贩卖?自然包括知识和学术良心了。再看一看顾盼自雄的经济学。经济学要有效地调配资源,资源中居然包括了人自己。这样的调配好象是突出了人,实际却是把人作为纯粹的工具给一笔勾销掉了。自亚当·斯密之后,以“理性人”和“资源稀缺性”为基石的经济科学的蓬勃发展,不知不觉中剥蚀着人类道德的基础。“经济人”的观念深入人心的另一面,不是人类高尚精神的失落吗?对此,难怪怀特海指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究竟是害多还是利多,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从哲学、自然科学到经济学,鸟瞰我们的知识总体,怎么不让人忧心呢?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知识即美德吗。这句话怎能不让今天的学院知识分子汗颜?知识即美德吗?也许,知识即权力,知识即利益。

  

   知识的嬗变,从鄙视常识和生活实践开始。“现代思想的新形势的出现是由于科学理论超越了常识。”(怀特海语)自从18世纪以来,理论知识开始以异于常识、超越常识为旨趣,来凸显自己的独特之处。今天,这一点愈演愈烈,比如,当代量子力学匪夷所思的玄想。也许,我们的确接近了实在,可是玄思又如何来指导生活实践?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全部生活(伽达默尔语)。没有生活,理性又为谁而存在?实践知识的建构的失语和滞后,是当代知识病症的最高表征。分析,分析,再分析,世界分崩离析,实践只能在裂缝中苟存。分析,分析,在分析,知识分崩离析,知识只能在裂缝中望着生活叹息。知识分子们为治疗这一失语的努力太少太少,或者他们认为生活太不理论化了,理性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已经“专业化”了,都在知识的一隅皓首穷经,眼界狭隘得已经容不下生活的全体。对常识的偏见和独断,逻辑地导致知识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分子的诞生。歧视常识,必然求助于分析和抽象,结果就只能是抱残守缺。分析导致知识分裂,进而是学科的专业化。问题是,真实的生活并不因此而真正分裂,还需要整体对待。在思想上偏居一隅,在一生中便只会思考某一套抽象概念。但是,“任何的角落都不足以包括人生”。于是,专业进步了,人生却退步了。进而,专业概念如何能指导非专业的生活?如果,专业之外的生活只能用由专业引伸出来的思想范畴处理,这样的处理肯定是湖光掠影的,而不能深入生活的核心,不能全面把握实践。回溯历史,直到19世纪人类才认识到知识专业化的力量,找到培养专家的方法。是德国人引领我们彻底走向了专业化的陷阱,开辟了一个专家的时代。今天,知识分子都成立专业知识分子,连以整体性研究为自身合法性基础的哲学,也被肢解成若干狭窄的领域。然而,更糟糕的情形是,专业知识分子不是反思,而是沾沾自喜,要求并且已经获得了对整个社会实践的优先发言权。仔细分析起来,专家们有自己隐晦的既得利益,怎么可能以真正的道义和责任约束自己对专家权力的使用?并且,正如费耶阿本德指出的,专家从来就不仔细考察争论中不符合科学理性的观念。如此一来,能够期望专家意见是正确的意见吗?所以,费氏才会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传统,他们没有特殊的权利,他们的观点没有特殊的重要性”,“专家的使用应只限于专业领域。”的确,没有全面常识的专业化,是无知的专业化。仅仅以专业知识分子的意见来裁减生活,只能是误导。

  

   怎么办?不能不象列宁一样发问。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费耶阿本德认为,出路在于“回到马赫”。对于整个专业知识分子来说呢?也许出路是回到亚里士多德,回到“历史的轴心时代”,回到一种对存在整体把握的实践哲学传统。只有回到作为一切高深理论起点的全面常识,重新培养知识分子“健全的理性”(包括理论理性的大实践理性),摈弃“狭隘的理性”,以生活的态度看待世界、看待知识,才能使知识走出一隅,恢复最初的光荣。知识综合的潮流也好,破除专业化的素质教育也罢,都是指向这样的理想。与之相连的问题是:在“自由社会”中,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位置何在?费老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理论只能作为选择的一种,而且是没有特殊位置的一种;而知识分子只是作为建议者出现,决策者应该是“有利害关系的人群”,即具体的生活实践者。无论费耶阿本德正确与否,这种谦恭的态度才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本色。费耶阿本德之后,最需要的是面向生活的沉思,不矜骄、不迟疑、心平气和的沉思。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反对方法》,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告别理性》,保罗·费耶阿本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注:十年后再读,只有一句评论:哲学,它当然为权力者歌唱,否则它就不是哲学,而是殉道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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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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