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 次 更新时间:2021-10-16 21: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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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技术治理是当代政治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是迄今仍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近年来,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逐渐成为热点问题。应该加强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深入细致地研究支持和反对技术治理两方面的意见,以建设性的态度重构技术治理的理论和模式。哲学反思技术治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技术治理的思想史研究,技术治理的批评研究,技术治理实践研究和技术治理重构研究。

   关键词:技术治理/技治主义/科学管理/专家政治/哲学反思

   标题注释: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21世纪之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technocracy)已经成为公共治理领域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可以称之为“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在当代社会运行的科学技术化趋势日益彰显。在社会治理诸领域如公共治理、政府活动、企业管理以及NGO事务中,运用理性化、专业化、数字化、程序化以及智能化的技术原则和方法日益成为主流,“社会技术”“社会工程”和“科学管理”等相关理论术语日益为公众所接受。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加快技术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①换言之,技术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和加深的基本趋势,因而对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哲学反思意义重大。

   应加强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

   技术治理思想的兴起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电力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变革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很自然,欧陆一些学者提出将威力巨大的科学技术用于社会变革和改造活动中,这就是技术治理的基本主旨。

   一般来说,可以将技术治理的思想追溯至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和圣西门的《论实业体系》,之后技术治理向全球广泛散播,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理论家。尤其是在20世纪的美国,从贝拉米的《回顾》、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凡勃伦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经由罗斯托、加尔布雷斯、布热津斯基、布尔斯廷、丹尼尔·贝尔,到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技术治理的思想可以说形成了明显的美国技(术)治(理)主义(technocratism)传统,已经成为与实用主义并驾齐驱的意识形态支柱。

   由于散播太广,具体情况不同,技治主义者观点差异很大,在具体实施层面更是各持己见,但是均赞同“技术治理二原则”,即:(1)科学管理,即用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来管理社会;(2)专家政治,即由接受了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包括社会技术专家)来掌控权力。②归根结底,其主旨是社会运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运作的科学化。专家治国是技治主义的实践形式,实质是施行科学管理,两者缺一不可。在实践中,常常存在“伪技术治理”现象,即掌权的专家并没有坚持以专业技能实施科学管理,而是打着科学的名号陷入非理性的专制之中。所谓技治主义,就是建基于技术治理二原则之上的系统的技术治理理论。

   技术治理并不止于一种观念或理论,而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引发了技术治理运动。比如,20世纪30~40年代,受到凡勃伦等人思想的影响,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中心发生了北美技术治理运动(American Technocracy Movement),由激进派的斯科特和温和派的劳滕斯特劳赫、罗伯等人领导,影响了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政府的施政活动,之后美国的行政活动日益成为某种技术性事务。直至今天,运动的领导机构之一技术治理公司(Technocracy Incorporated)还在坚持。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一经产生,就带动中国当时的民国政府,接受和采取了一些技术治理的措施,为抗战救国服务。③再比如,在列宁时代,苏联就很重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广和运用,出现了帕尔钦斯基和恩格迈尔等著名的技(术)治(理)主义者(technocrat)。④20世纪60~80年代,苏联统治者一直试图推广“控制论运动”,建设全国性的自动化和互联网系统,对整个计划经济进行全面控制。⑤20世纪70~80年代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运用控制论和互联网的技术治理运动,比如智利阿连德政府曾实施的“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⑥。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治理从美国向全球传播,逐渐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但是,与之不相称的是,关于技术治理研究却长期疲软。这种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1)20世纪以来技治主义者虽然不少,但主要精力用于投身实际的实践家多,理论家少。(2)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科学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盛极一时,技治主义遇到诸多总体化、宏大化的批评意见,而技治主义者缺乏对批评意见的必要理论回应,因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偏见,遑论对技(术)治(理)制(度)的深入细致研究。(3)虽然当代中国与技治制颇有渊源,但对它一直持一种“即学即用、活学活用”的态度,许多学人甚至认为技术治理没有什么理论好探讨。可以说,技术治理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均忽视了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仅仅视其为某种因歧义而杂乱的自发性、盲目性实践,甚至根本不能被归纳为统一和一致的思潮和趋势。这应该是全球范围内技术治理研究不尽如人意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当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化让非专业的普通公众难以理解,如银行利率调控、能源政策和科技政策调整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技术治理的显著影响,因此,加强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势在必行,其中又以加强哲学反思为先。

   最近几年,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在国际上成为热门问题,连续有相关专著问世,引起学界关注,如《技术治理的诱惑》⑦、《技术治理兴起:全球变革的特洛伊木马》⑧、《20世纪的科学主义和技术治理:科学管理的遗产》⑨、《美国的技术治理:信息国的兴起》等⑩。西方学者对技术治理的重视,与西方民主制在解决恐怖主义和移民问题的困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遭到知识界抗议等相关,这些情况在当前引发了对美式民主制弊端的反思,使得一些学人转向研究有精英制色彩的技治制。

   此外,中国过去四十年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让所谓“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中国道路(China Way)”研究在国际上成为热门,一些海外学人将中国成功经验归结为某种技术治理实践,即所谓“技治中国论”(11)。如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国模式:精英政治与民主的局限》一书,将“中国模式”归纳为一种“底层民主制、中间实验制和顶层精英制”的兼具明显技术治理色彩和儒家色彩的精英制。(12)虽然这种观点有明显问题,但其中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关注也促使技术治理研究逐渐成为受欢迎的理论问题。

   应强调技术治理哲学反思的建设性

   在西方国家,技术治理的思想一经产生就引起各种各样的哲学批评。这些批评多数站在怀疑甚至警惕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立场上,反感科学逻辑转化为治理逻辑,带有一种明显的反科学气质,呈现出以价值反思为主导的特点,往往停留在哲学的宏大层面。人文主义者们指责技治主义者把人视为机器或其上的零件,严重束缚了丰富的人性,压制了人的全面发展,把人变成机器的奴隶。自由主义者谴责技术治理试图狂妄地对整个社会进行自主控制,结果只能是侵害个体自由,必然导致专制和独裁,为此,哈耶克专门著有《科学的反革命》一书。(13)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技术管理并非阶级中性的,而是会加强资本家的权力,帮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为维护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历史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反对科学优于其他知识的观点,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中的强制应用,主张方法、知识、文化和治理的多元论,试图打破既有的国家与科学的紧密勾连关系。而许多技治主义的批评者都有怀旧主义情结,向往回归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回到古希腊”!至于卢德主义者,主要在底层和民间一直存在,主张“停止科学”“砸烂机器”等,传播某种机器毁灭世界的末世情绪。总的来说,这些批评意见值得认真研究,如警惕技术治理滑入专制和独裁的危险,警惕专家权力过于集中等。但是,它们专注于宏大的道德质疑,缺乏实质的深入分析,尤其是缺乏对技术治理在战略和措施层面的各种主张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对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的既成事实视而不见,不能在此基础上以一种建设性态度对待技术治理,而是试图对技术治理在思想上彻底拒绝,在操作上彻底根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只有正视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深入细致地对技治制加以研究,才能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的技术治理进行避险、纠偏乃至重构。

   除上述宏大批评意见之外,也有少数以实证方法质疑技术治理的批评意见,这种批评集中于政治学的经验研究领域,如J.C.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通过分析一些不同国家的大型社会工程实施情况,得出了大型社会工程必然失败的结论,并给出了四个原因,即:社会管理简单化,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独裁主义以及软弱的公民社会。(14)这种批评意见很有启发性,但显然的再批评是:如果尽量避免这四个原因,是否可以实施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呢?并且,经验材料的解读存在不同的观点。比如说,社会工程成功的标准如何设定,他所讨论的工程是否彻底失败了,还是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所有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又比如,何为大型社会工程?规划范围不大的社会工程是否可行?即便是全国施行,新加坡与中国规模上差别巨大,两国的大型社会工程遵循的是否是一样的规律?总之,技术治理的实证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案例、更深入的讨论以及更深刻的反思。

   总的来说,对技术治理的总体批评都明显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把技术治理的目标等同于“机器乌托邦(Machine Utopia)”,即将整个社会变成一架严密而总体化的机器,每个人变成机器上的零件。这是一种对技术治理与技治主义的长期以来的偏见,这种偏见在西方非常流行,与激进技治主义者如凡勃伦、斯科特等人的机械技治主义思想更为人熟知因而遮蔽了温和技治主义者的主张有很大关系,也与西方有反科学倾向的敌托邦(dytopia)文艺作品的渲染有很大关系,如《1984》中无处不在的“电幕”几乎成为科技替专制为虎作伥的标志。

   凡勃伦的技术治理思想建基于机械论的科学观之上。在他看来,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以工业系统为主干的工业社会,而工业系统是精密机器式的新型生产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任何一个部分的问题都会导致整个系统运行的问题。因而,必须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才能高效地运转工业系统,只有工程师才有运转它的专业技能,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理想状况是将权力让渡给工程师,让他们组成专业性的“技术人员的苏维埃(Soviet of Technician)”来治理整个社会,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来全社会总体化地配置资源,将工业目标从资本家的利润转向有用商品的生产上。为此,必须发动非布尔什维克式的“工程师革命”,团结底层民众,彻底颠覆资本主义制度,但又不能将领导权交给不具备专业领导能力的工人阶级。凡勃伦主张将权力交给工程师的想法,受到了来自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两方面的批评。总的说来,他的技术治理理论对科学和社会都做了机械性的理解,指向一种全社会无一例外的宏大乌托邦社会工程,并与颠覆性的“革命”相联系,是敌托邦小说所批评的“机器乌托邦”蓝图的典型。

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中的激进派领袖斯科特受凡勃伦影响巨大,凡勃伦不仅积极参与了该运动的早期阶段,他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亦成为激进派的“圣经”。斯科特坚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拒绝与美国政府合作,把与政府合作的温和派称为“叛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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