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艳译
摘 要：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和防控，彰显科学技术之运用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 疫情应对中的差别，反映出在技术文化尤其是技术治理方面的差异，包括技术范式、技术实践和疫期生活等方面的 不同。同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差异背景下，世界日益走向全球性技术治理，对此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本文 主要以中国、德国和美国的情况为例，比较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运用科技应对疫情的差异，理解世界技术文化的多 元性，以期帮助提升各国技术治理的水平。
关键词：新冠肺炎；技术治理；技术文化；文化比较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这类似于给全球加了一场压力测试（stress-test），既暴露出各国医疗卫生系统的问题，也考验各国技术治理的能力。有中国学者把疫情比作“照妖镜”，贤愚美丑都在其中映照，人性受到 考验，公众、政府、政治制度和科技水平等各个方面都要承受平常没有的压力。
在新冠压力测试中，我们居住的世界前所未有地表现为社会—技术世界，这是一种与生物圈类似的“技术圈”（technosphere）。人类在技术圈中浮沉，技术（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成为压力测试中须臾不可缺 少的“空气”。因此，从技术文化尤其是技术治理的角度，比较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的差别，对于理 解世界技术文化尤其是瘟疫安全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改进各自的技术治理水平非常有帮助。
一、 技术文化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不久，来自中国、德国和美国的三位哲学家及其研究团队牵头，对各国疫情技治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并吸收全球许多技术哲学家的意见，包括英国的富勒（Steve Fuller）、德国的柯伊能（Christopher Coenen）和波施（Stefan Boschen）、法国的安德勒（Daniel Andler）、奥地利的菲尔特（Ulrike Felt）以及中 国的程林、朱颖妤等。研究目标首先是比较不同——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制度和传统的背景下，差异是有意义的，然后通过比较达到自我理解，即对各自疫情技治状况有更深刻的反思。由于认为中国、德国和美国疫情技治的表现最有典型性，全球比较研究的目光主要聚焦于中国、西欧和美国，对于非洲、南亚、南美和东欧的抗疫经验关照不足。
所谓技术文化的视角，核心是从技术与人的关系角度来看待问题。比如，某件事情被当作技术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来讨论，会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技术治理方式，是否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技术干预和技治措施与科学实验有什么不同，能否从此类“实验”中理解世界和人自身？技术如何赋予或剥夺权利，专家在疫情技治中的责任和权利是什么？总之，新冠疫情给技术文化的比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如果说新冠疫情像是一场地震，那它破坏的主要是社会结构，而不仅是自然结构。因此，应对新冠疫情，不仅需要自然技术，还需要社会技术，共同“治疗”社会结构的损伤。显然，各国都采取技术治理方法来抗疫。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国家，疫情技治是最基本的应对方式。
应对所谓“新冠危机”（Corona crisis），不仅是一些孤立的科学技术调整的问题，比如寻找疫苗、确定风险 等级和提高口罩质量等，更多的是公共治理和社会工程的问题，即如何将疫情曲线拉平，将R值保持在1以下，追踪、打破和遏止传染链，以及通过减少感染率和扩大医院床位来维持医疗卫生系统的保障能力。不同的国家处于曲线的不同阶段，各国都在不断实验、不断犯错和不断学习，并且相互交流和学习[1]。
在美国，人们经常比较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间费城和圣路易斯的情况。当时采取的策略主要是封锁 城市，圣路易斯做得明显要比费城好一些。但是，1918年的社会技术远不及当代，很多西方人怀疑封锁城市 的策略是否适用于今天。无论如何，封锁和隔离显然都属于社会技术。
即使大家都认定疫情应对是一项技术挑战，但对各国技术治理的重点和优先次序的描述非常不同。武汉抗疫工作的成功，在西方被归结为中国政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因为对于西方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在此类描述中，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水平和社会秩序凸显出来，被用来解释各国不同的行动方案。在意大利，疫情技治被暗示为政府利用危机扩大自身的权力，此时，“新冠叙事”在意大利就成为政府要应对的技术问题。
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来看，政治不完全是一套社会控制的策略，更是遏止传染病传播的工具。武汉封城是技术目标明确的公共卫生行动，在社会高度一致的国家更有成功的可能。事实上，后来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封锁政策，此时“武汉故事”的讲述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一开始，西方人对隔离一个两千万居民的城市很怀疑、敬畏甚至恐惧，后来则掺杂很多羡慕和希望模仿的情绪。
实际上，在气候变化、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环境退化和水资源等全球性问题的讨论中，类似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差异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技术文化问题——此时，“技术文化”这一概念，被用来概括涉及在具体语境（如新冠疫情）下，人与技术之关系中错综而零乱的诸种问题。这些问题 不断发生，在新冠疫情中以技术治理为重点而组织起来，不断变化，展现出病毒肆虐对于人、自然和社会方 面的丰富含义。
二、 技术范式的选择
不同国家的抗疫情况，见诸媒体和网络的材料已经非常丰富，无需在此赘言。并且，站在不同立场的 人对此的阐释不尽相同，不见得能相互说服。但是很明显，随着疫情的推进，对于疫情技治的对抗情绪越 来越少，每个国家都在处理技术治理所涉及的各种技术问题，包括如何从感染者身上根除病毒，如何降低感染率，如何识别不同人群，如何打破传染链，如何治疗患者、开发疫苗，如何放宽管制、定义康复，如何提醒公众，以及如何整合测试程序，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政治家和公共管理者必须“追随科学”（following the science），这使得专家和官僚机构权力增加，公共卫生学的影响力和权威提高，最明显的是病毒学家曝光度增 加，如克里斯蒂安·德罗斯坦（Christian Drosten）、安东尼·福奇和钟南山，他们身不由己地承担起领导角色。
科技和专家在疫情中的突出地位，引发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争论——政治家是否应放弃决策权，完全听从科学建议——还有技术方法的规模和方式的争论，即选择哪种技术范式的争论。归纳起来，可以从各国疫情技治活动中归纳出三种最主要的技术范式：（1）“大方案优化”（grand-scheme optimizing）范式；（2）“拼凑满足”（patchwork satisficing）范式；（3）“实时响应”（real-time responsiveness）范式。它们之间存在相互竞争， 但并没有在政策层面公开辩论。
1.“大方案优化”范式
以权力为中心，大方案优化范式确定单一行动目标以及最优的抗疫模式。因此，它的科学合理性标准很高。从国家的角度看，疫情技治似乎需要这种范式，它的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庞大人口。国家的“人口”受到传染病蔓延的威胁，而这种蔓延遵循明确而易于理解的动力学。最初的感染是偶然的，之后开始在整个人群中传播，任何人口成员之间的偶然接触都可能传染疾病，于是感染人数呈指数增长。所以，理性的策略是限制并减少偶然相遇的次数，最优策略是在各个方面包括家居生活、食品、保健和其他基本活动中，最大限度避免人与人的接触。因此，隔离、锁定、接触限制等大方案优化范式的手段，在传染速度超过某个阈值时被触发。
在新冠疫情中，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过大方案优化的手段。它把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推向前台，也把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推向前台。在19世纪，统计学和“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盛行于科学和公共行政活动中[2] ，使得彼时成为热力学、统计力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优生学和统计之“平均人”（average man）的世纪。
哈金（Ian Hacking）等人把这称为“偶然王国”（empire of chance）[3] ，而福柯主义者强调彼时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了解世界——伴随着强力治理方法[4] ——斯科特（James C. Scott）将之放在“看起来像一个国家” （Seeing like a state）的标题下[5] ：国家机构所看到的是一群人，他们/她们都有一个同质的身体，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长为成年人（adult）：拥有一份工作、一个孩子，获得某种收入，以及携带和传播病毒。因此，每个人都是风险的承担者，构成需要被治理的对象。
乐观主义者推崇科学和理性。但是，19世纪卫生和人口控制的科学方式很片面，在21世纪让人感到困惑。一些人认为，还有许多其他新科学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如老年学、发展心理学、传播和市场研究，有关传感器、气溶胶和过滤器的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文化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等等。
2.“拼凑满足”范式
“拼凑满足”范式与大方案优化范式在主要方面均有区别。它并不特别重视旨在保证预期结果得以出现的总体化措施。拼凑满足范式认同西蒙（Herbert Simon）区分最优解和满意解的主张，寻求各种措施的综合效果[6] 。这些措施没有一个是完美有效的，但它们冗余式的组合，可以使得结果足够好，或者说让人满意。
拼凑满足范式不精致，包括很多没有得到证实的要素，而且本质上很脆弱，仅仅提供“笨拙、丑陋但足够好”（KLUGEs，Klumsy, Lame, Ugly but Good Enough）的技术修复“工具库”。比如，超市想降低传染风险，会运用一些民间知识：所有顾客都要推购物车，购物车数量有限因而限制进场的顾客数量，而且购物车可以把顾客之间隔开一定距离，顾客都要戴口罩，都要遵守距离规则，通道只能单向行进，顾客的双手要时不时消毒，手推车也要定期消毒，地上的红线隔开柜台与顾客，柜台上加装玻璃，使用无接触的支付方式，等等。
拼凑满足的方法在各处可见，有些显然是多余的，也不能保证隔离病毒，但是它们却大大降低了传染风险。如果技术目标不是像重症监护室一样阻断感染，而只是保持足够低的传染率，这些措施就是可行的。只要不揪着这些方法到底科学不科学，不追究这些方法究竟是谁推荐的，它们便会慢慢融入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中。在知识社会中，消除无知的拼凑满足知识如果广泛传播，不仅专家和专业知识得到认可，民间的、业余的有效措施也得到鼓励。
3.“实时响应”范式
第三种疫情应对的范式，可以称之为“实时反应”范式，它另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名字是“打鼹鼠”（molewhacking）。“实时反应”范式结合前两个范式的某些元素，但在具体的案例中不同于它们。它并不局限于常识，采取面向未来的策略。鼹鼠在草坪和花园下挖洞，堆积难看的土堆，没有人知道它们何时何地出现。在没有机敏的预防策略的情况下，人们所能做的只有保持警惕：当鼹鼠在某个洞口出现，就用槌子打鼹鼠的头。
“打鼹鼠”需要警觉、效率和对疫情局部突然爆发的反应速度，需要流行病学模型和大量关于个人及其运动轨迹的信息，以及当地的潜在传染途径，来识别、追逐和切断传染链。实时反应的目标不是根除病毒，甚至不是主动降低传染率，而纯粹是防御性的，只寻求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遏止传染病。如果实时反应做得好，可以阻止病毒的传播，使感染率保持在既定水平。这无疑是艰难的比赛，但也许是人们能做出的最好反应，因为它假定：病毒不会消失，只是等待一个新的宿主、新的“家园”——这个假定看起来越来越有可能是实情。
三、 技术实践的差异
上述疫情应对的三种不同技术范式，对应着三种处理不确定性的实践态度。许多人倾向于采取严格规避风险的谨慎态度，另一些人则愿意冒险，采取预防措施并判断风险是否在合理的可接受范围之内，还有一些人则在实时反馈循环中改变风险行为，随时评估当前采取的措施和疫情发展的趋势。在《相信的意愿》（The Will to Believe）中，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比较了人们对不确定性的不同态度，并提供一个抉择标准：绝不能因对风险的恐惧放弃有效的自我实现预言。他认为，对错误或失败的恐惧，不应妨碍先前对某种新现实可能性的信念，因为该信念帮助实现新的可能现实。因此，个人或机构风险管理必须始终 考虑如何保持创造性应对的能力[7] 。
1. 口罩或面巾
三种技术治理方式看待公众的方式不同，而每个人都为应对疫情设想技术解决方法。在所有国家中，三种范式及其方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表明疫情技治存在技术选择的问题，并非只有唯一的应对模式。
最明显的是口罩或任何面部覆盖物的使用。对于大方案优化范式来说，它们被认为基本没有什么用，而真正有效的是高档医疗设备，尤其那些自制的、不合标准的面部覆盖物不仅有点滑稽，而且很危险：它们不能提供真正的保护，只可能产生虚假的安全感。相反，对于拼凑满足范式来说，广泛使用面罩的措施必不可少。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缺乏有力的临床研究，口罩肯定明显提供保护：感染者不会把病毒传播得很远，减少健康人吸入病毒的可能性，同时让大家保持对病毒的警惕。
如果技术问题是躲避说话、咳嗽、打喷嚏时产生的液滴，那么解决问题的工具很多。发明和传播这些工具，人人都可以参与，还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NHS）就建议：“在阻止广泛使用口罩失败和被认为是潜在有害的之后，我们现在建议使用口罩，但建议人们不要购买高效的医用口罩，因为我们需要这些口罩。”[8]
对于实时响应范式，并不确定戴口罩或不戴口罩，但口罩是一个明显指标：是否疫情在爆发——戴口罩说明疫情在爆发。是否应扩大和执行戴口罩的要求，以提醒人们的责任？地方性的实时反应涉及当地的特定情况，与当地警察、卫生行政人员、市长和议员的语境知识有关。此时的技术问题是了解当地人：他们在做什么，是否可以信任，等等。实时响应范式在即时发现问题中不断调整，需要动用促进社会团结、责任行为或 遵守规则所需的技术文化要素。
2.洗手和消毒
如果在口罩问题上，三种技术范式存在冲突，在洗手和消毒问题上则没有冲突，大家一致认可洗手和消毒。病毒是否停留在各种表面，停留多久，它多么容易被吸收，以及有多少人因将没有洗过的手放在脸上而感染？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公认的答案。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一些病毒学家一直警告，不要过于强调这些问题，而要将技治资源用在保持社交距离、防止飞沫和良好医疗方面。
但是，没有人反对在公共场所进行定期消毒。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消毒方法用于日常生活，对于所有人 都是有好处的。对于这一点，大方案优化的高科技世界和拼凑满足的民间知识无缝对接起来，共识渗透到抗疫措施的各个层面。很多时候，消毒和洗手是某种仪式性和模仿性的技术实践。坦白说，就像用手机拍照和传统相机拍照一样，每个顾客用餐后都要消毒桌子，以减少传染风险，这实际上就像在计算机中把每个文件放在层次分明的文件夹系统中所获得控制错觉，洗手20秒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病毒侵害存在类似错觉。
2. 数字与数据
全球新冠大流行半年后，疫情新闻仍然出现在媒体的头条新闻中，向公众宣布病例数量增加的情况。进入冬季，疫情数据占据更多的头条位置。总病例数总是不断增加，有时增加得缓慢，有时增加得很快。在所有的国家，人们都惊恐地看到一个又一个“门槛”被越过。其实，人们并不清楚这些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清楚不同数据之间能否比较。真正的感染者人数，实际上多于被发现感染的人数。显然，很难确定报告病例与未报告病例之间的比率，从而确定不知情感染者的“黑数字”（Dunkelziffer）。压力测试使得各种统计数据产生，而在一些地方，假阳性检测结果出现的情况比感染风险更高，统计数据无法反映真实情况，更无法用于比较。
各种测试包含非常多的信息。比如，人们被检测一般是因为有症状，或者疫情在某处爆发，假定该地发病率很高，于是需要检测。应该要想一想：为什么数字具有如此多的象征力量？看起来只是简单计数，却产生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而且缺乏可比性。目前全世界每天发布的疫情信息泛滥，但活跃病例的数字却没有，事实上这才是更有意义的数据。到处都是某个数据，而一些急需数据却缺失，让人很费解，而对数据的解释更让人费解。
当疫情数字被“打包”在所谓的公告栏（dashboard）或交互式地图（interactive map）中时，它们因不同技术方法而显示不同的情况变得非常明显。仅在德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数据公告，迎合不同的对象。每种公告由相同来源提供数据，尽管其中一些看起来很类似，但只是在所有锤子或所有螺丝刀看起来相似的意义上相似，只是根据一些公认的原则发挥作用，实际差别还是很大的。
当人们考虑话语和实践的背景时，它们的差别就更大。例如，来自德国官方病毒学机构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的公告栏，每天以不同的粒度对所有可用信息进行整理，试图区分从报告时起实际感染的人数。因此，它主要希望为科学目的提供最佳可用数据①。而柏林报纸《摩根邮报》（Morgenpost）中的数据地图关注时间上敏锐性。它使用颜色代码来表示死亡人数（黑色）和恢复病例的估计数（绿色），用红色表示当前活跃病例的数量，并显示数字随时间的发展②。德国周刊《时间》（Die Zeit）的在线版则重点介绍了每个城市、每个地区的信息③。中国有统一的官方数据，每天公布，多数国家没有。
①参考网址：
https://experience.arcgis.com/experience/478220a4c454480e823b17327b2bf1d4。
② 参考网址：
https://interaktiv.morgenpost.de/corona-virus-karte-infektionen-deutschland-weltweit/。
③ 参考网址：
https://www.zeit.de/wissen/gesundheit/coronavirus-echtzeit-karte-deutschland-landkreise-infektionen-ausbreitung?cid=53723781。
四、 疫期生活的不同
技术哲学家温纳（Langdon Winner）、科克尔伯格（Mark Coeckelbergh）和其他人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概念扩展到技术游戏和技术生活形式的领域。通过对比行人和汽车司机的生活形式，温纳说明他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相互交流和相互联系[9] 。这些生活形式随着技术基础结构（technical infrastructure）或技术圈的变化而演变，我们以某种方式居住在其中，并未感觉正确和错误、合适或不合适的东西制定潜在规范。生活形式不断进化，人们在其中得以社会化，它们类似于“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不像根据证据或随心所欲改变的主观性意见，也不是教条式的世界观。
我们在技术圈内的互动方式不会迅速改变，不受个人的选择或偏好的影响，而是承载着传统的权衡和社会的压力——只有在这些既定的互动模式中，我们才能在不同意见中进行抉择。生命形式的基本原则或中心信条（Angelsätze）是一切变化所围绕着的支点，或者是依据它们的自然历史保持不变或变化非常缓慢的不容置疑之预设。维特根斯坦举出的例子之一是，葬礼仪式在许多国家和文化中不同，但却根深蒂固，不会轻易改变[10]77。这不是选择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那样，一个社区或国家突然采取全新的方式来对待死亡，肯定有点反常。
上述三种疫情应对的技术范式如何涉及我们的生活形式，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举个例子，握手不仅是自发的友好姿态，而且是高度规范化的社会实践，在一些文化中根深蒂固。在新冠疫期里，出现新的有点尴尬的手肘接触代替握手。这种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我们是否正在采用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仅仅出于理性原因就改变生活方式？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尤其是达成协议或作出承诺中作为社会技术的握手是否会被另一种疫期的新方式所取代的问题。在某些国家，特定的行为要有法律约束力，必须完成握手仪式，这在疫情期间造成许多问题。例如，一名黎巴嫩男子因拒绝与女性移民官员握手而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身份[11] 。新的日常生活的尴尬是因为它是陌生的和新的，还是因为它是焦虑、不安的生活形式的固有特征？
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心信条，让位于“新常态”（new normal），被病毒、新技术制度或恐惧态度所改变。“为了表现出你的团结或爱，并照顾到你的家庭或社会群体的需要，你必须靠近他们”——以往这是不言自明的生活信条，不仅表达一种观点或社会态度，而且组织起各种社会关系，动员许多社会技术。今天大多数人不再生活在大家庭之中，这一信条因此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看，“爱的劳动”（labor of love）包括创造和维持有意义的亲密时刻。这不是知识的确定性，而是实践的确定性。但是，现在它让位于“新常态”，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生活原则，即“如果你想表达你的爱，请远离你所爱的人。”① “新常态”还包括在临终关怀、周年纪念或生日庆祝时的新形式。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口罩的新共识。在德国，一个人必须在公共场合露出自己的脸，这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参加政治示威的人不能遮住脸，因为进入政治公共领域时要代表自己。在疫情期间，这一原则被质疑，因为疫情让人不得不戴着口罩参加示威，而这让更多人（可能仅仅因为没人能认出自己）加入示威活动中。观念上的改变可能由某种技术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引发，是为了减少传染风险而采取的有意义行动，但是却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不仅是合理性体系，而是一种新生活形式，通过它我们“切断世界的接缝” （cut the world at its seams）。而且，它涉及“群体”的人，将之视为危险和需要回避的。这使得技术问题变得复杂，甚至导致被歧视、被排斥的社会范畴。
区分出夫妻、家庭以及人群（group），对于社交隔离似乎是有用的。大方案优化范式关注类似问题，以此限制传染率。夫妻和家庭“属于”一起的，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而人群是由陌生人组成，在党派或政治集会中偶然相遇，必须要警惕。许多德国人考虑人群时，很容易想到一群存在威胁性的年轻人，或一群可疑的无家可归者。事实上，在德国传播病毒最多的“群体”是狂热的纵火者、叛逆的教堂常客（church-goer）和富裕的度假者。不能把感染风险与对陌生人的恐惧联系起来，但是，从管理风险的角度来看，群体意味着偶然相遇会感染其他许多人。夫妻和家庭是保守的道德单位，而群体则是不可控制的危险。
从其他技术紧迫性来看，群体又是可控的安全网（safety net）。当需要维护的技术目标和实现它的基础设施已经明确，群体可以作为防火墙（firewall），如医院、工厂、儿童护理中心和学校。如果有人被感染，最好 被限制于群体中，而不是在社会上随意传播。同一批人总是在同一班次和团队中工作，而不与其他班次和部 门的人发生联系。如果需要，群体可以被整体隔离或替换。此时，群体不再是危险，而是一种将人口汇聚为管理单元和功能单元的工具。
因此，特定群体的具体构成和特征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每天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一起真的增加风险吗？在熟人圈子里闲逛更安全？如何区分亲密朋友、俱乐部成员、航空乘客、歌剧观众、婚礼参加者以及各种集会庆典上随机聚集人群呢？只有更细致地研究各种人群的差别，才能更好地限制风险和切断传染链，而不是仅仅考虑夫妻和家庭的生活形式。
① 关于危机时期维特根斯坦的在线讨论视频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如打开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0JRR4U7kA。
五、 全球性技术治理
人类的自主性问题，即我们统治机器还是机器统治我们，是技术哲学中最根本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技术治理中，问题则转变成：我们通过议会中的审议和沟通来治理自己，还是由专家和技术官僚根据技术预测来治理自己？
技术治理既然意味着技术专家的领导，也蕴含着可以促进和涉及的社会秩序的概念，在其中所有问题都是技术性的。
在很大程度上，过去几十年整个 STS 研究都拒绝技术治理。批评者们区分两种理性：一种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存在边界和有效性，因而是有缺陷的，属于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不考虑目的本身；另一种是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具有反思和参与性，因此适用于民主审议。而工具理性被认定是技治思维的特征，只有交往理性才能促进自由民主的价值[12] 。新世纪之交，类似的观念从西方传到中国，对技术治理的批判在当代中国学界也不乏拥趸。显然，将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对立起来过于简单化，但却是分析当代社会的一种有力视角。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民众广泛拒绝技术治理，试图限制工具理性的应用，即使在技术发展与传播领域亦是如此。在新冠疫情应对中，人们见证着工具理性的扩展，它甚至覆盖整个社会。简单地说，学界曾经把政治观念引入技术领域，如今却处于政治领域技术治理化的局面中。最近几十年对社会技术的研究表明，技术的购买者和使用者根本不需要成为被动的接受者。事实上，他们往往是技术的共同发展者，特别是当技术本身通过用户的占有而发生变化的时候。因此，许多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建构公众参与议程和将技术纳入社会结构的机制。1932年，芝加哥博览会提出“科学发现—工业应用—人类确认”（Science Finds-Industry Applies-Man Conforms）的口号，如今已经过时。在技术和社会“共同演化”（co-evolution）领域的研究中，问题转向讨论“相互塑造”（mutual shaping）和“共同生产”（co-production）方面。工具理性的哲学批评者认为，集体和参与式设计是将技术发展与公共价值观的考虑融合在一起的机会，即采用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的（RRI，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原则，实现工具性和交际性双赢的局面。
目前在西方流行的术语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和“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它们赋予“公民科学”（citizens science）相当大的作用。在中国，类似的概念则有“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所有这些都属于近几 十年来实现技术研究和创新民主化的努力。但是，在此次疫情中，西方社会很轻易地转向技术治理的大方案优化范式——假如不是逐渐向威权主义前进的话。很多人认为，面对疫情应对，需要找到的是技术解决方法，政治只要追随科学就好了，从而完全放弃自己的责任。于是，很容易想到越来越流行的观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差异背景下，世界日益走向全球技术治理（global technocracy）。但是，在疫情危机中，技术治理思维是 如何脱颖而出的，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1. 统计和因果的治理
在许多国家，人们认真思考行动的合理程度：在多大程度上机构或公司可以自治，城镇及其公共卫生部门是否适合应对新冠疫情，国家是否需要采取全国性的措施如封城？初看这些问题被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需要重视公民的作用和权利。然而经过仔细审查，它们涉及另一种统计和因果控制（statistical and causal control）的动力学。
德国决定将权力从国家转移到地方，附加了一个“紧急制动”（emergency brake）条款：如果在任何特定地区，每10万居民在7天内如果有超过50个新感染病例，该地区将采取更高级别的封锁政策。一旦超过阈值，自动控制机制就会启动。然而，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触发封锁升级需要对疫情来源和动向有足够的因果性理解，否则没有意义。地方上知道如何控制当地事态，往往不接受对整个城市的封锁，而选择另一种控制机制。因此，7天内每10万人50例的标准足以关闭一个国家，但不能真正关闭一个城市。
“看起来像一个国家”的风险通过统计来评估，而在“看起来像一个城镇”的层面，地方性障碍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技术治理在城镇层面产生的实际效果会非常不同。无论哪种方式，选择的治理标准都要在技术上的权宜考虑，像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一样。
西方国家羡慕东亚尤其是中国的抗疫动员能力。地方能遵照中央的指令执行，而中央则会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支援地方的抗疫行动，这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技术治理的思想诞生于西方，但类似的抗疫经验和理念实际在古代中国就已经产生。换言之，面对新冠疫情，不同传统蕴含着不同的技术文化资源可资利用。
2. 技术与政治的语域变化
从统计上观察到有风险的人口，到观察到感染的因果传播，语域（register）发生转变。显然，出现在疫情技治思维存在两个不同却常被混淆的语域：（1）危险，（2）传染，如果在政治中相互转化则可能产生暴力和敌对。无论如何，这种转变都令人不安，造成相当大的社会摩擦。
一位德国资深的政治家认为，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只有人的尊严才是绝对的[13] ——所以问题不在于生命是否被拯救，而在于人们如何才能在联邦中更好地发展。显然，这个问题超出限制感染率之技术问题的范围。因此，政治理论家韦尔泽尔（Christian Welzel）对“理性”的“政治家”发出警告，不要过分强调“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这将“触及公众的民主感觉”，“并煽动他们对独裁统治的反抗”[14] 。
在许多国家，承认技术上的必要性，进而要求团结理性人民的主张，与鲁莽的、往往激进的民粹主义之间产生对抗。民粹主义自称代表人权，呼吁撤出政治领域，反叛隐藏的敌人——匿名的、剥夺人们自由的技术治理或“新冠独裁”（Corona-Dictatorship）。在美国，集体设计共同未来的乌托邦梦想，或者寻求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双赢的局面，走向难以调和的紧张状况。
疫情技治要更好地落实，必须考虑存在着的种种限制。更重要的是，技术治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许多选择和调整的空间，这些选择都是由公众价值观和美好生活的想法所决定的，其中一些选择会邀请被治理者参与某种设计过程，从而可以发展温和的或可调节的技术治理模式，对公共价值观的审议开放[15]246-251。当学会在技术治理和政治的话语和思考方式之间移动时，会发现“边界”是可以通过的，而不是对立的鸿沟。
因此，全球技术治理并不等于威尔斯笔下的“世界国”（world-state），而是多元技术治理模式并存、交流 和互动的图景。最重要的是，技术治理必须为民主制所用，为民主与自由服务。人们不应当忘记：必须在死 亡威胁与自由之间进行选择，仍然是失去自由的一种情境。认定要么自由，要么死亡，是非常荒谬的。
3. 禁止与创造
幸运的是，新冠肺炎与黑死病不同，但疫期在西方最受欢迎的著作却是加缪的《鼠疫》。它以另一位瘟疫记录者笛福（Daniel Defoe）的名言开篇：“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16]235。如果新冠疫情是一种压力测试，暴露出技术社会的基本特征，那么由于疫情而出现的 隔离、封锁、视频会议、社交隔离意味着什么？加缪认为，这意味着失去了未来，即历史和政治，或为自己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力量。可以说，我们被流放在家中。这是某种矛盾的困境。被流放于自己的家里，我们倾向于采取更多控制机制，通过它可以管理生命的需求和感染的风险。在这种技术治理的状况中，传统失去权威，我们甚至失去对理想未来的信心。
在新冠疫情的讨论中，富勒强调，如果一个人没有未来，就不可能有政治。由于致力于保护生命，疫情技治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保护和维持着既有的世界。按照富勒的逻辑，疫情技治的实践说明预测方法的贫乏，并为很多破坏性技术的使用提供理由①。富勒与我们强调将技术治理兼容于民主制之中的主张并不冲突，因为技术上的预测和行动必须与公平、正义、隐私和安全的承诺相结合，比如用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原则来处理疫情技治中的技术问题。
在加缪发表《瘟疫》几年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发表了一首小诗《换轮胎》（Changing the Wheel），抓住了疫情中的某种困境：“我坐在路边/司机换轮胎。/我不喜欢我所来之地。/我不喜欢我要去之地。/我为 什么不耐烦地/看着他换轮胎？”在新冠技治中，人们被特殊的技术状况所“暂停”，等待特效药和疫苗，而技术治理思维盛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似乎只关心“换车轮”，在这种情形下，疫情技治的技术行动范围是什么呢？为了使传染率保持在较低水平，需要做的事情似乎是禁止和克制。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来保持生活质 量和生活方式，遵循治愈政治“身体”的类医学概念。治疗是恢复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技术上的努力不能创建新的世界。因此，从表面上看，疫情技治不同于建设可持续的社会，解决不了气候变化、社会正义、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
然而，疫情技治不应等同于禁止。技术设定界限，同时也构成机会和行动的空间。因此，尚伯格（Rene von Schomberg）和奥泽德默（Vural Ozdemir）主张扩大医学的概念。他们认为，遵循负责任的研究创新和开放科学的原则，疫情技治可以同时成为“行星公共产品”（PPGs，Planetary Public Goods）的机会：“这场危机可以培养一种开放的科学文化，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并通过推广建立急需的行星公共产品。这些措施将有助于 我们以预期、民主、高效和有原则的方式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生态危机。”[17] 他们尤其主张一个更广泛的民主概 念，促进公众民主参与科学技术问题的初期审议。
一些人认为，新冠危机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些人则怀疑当权者利用危机扩大权力。在疫情应对中，政治变革由于控制感染率的急迫性被搁置，而技术治理需要仔细被研究，以了解它如何能够纳入公共价值观或全球公共产品。在疫情之后，人们是否可能接纳某些疫情技术治理措施呢？必须努力寻找技术行动的限制如何为变革创造空间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要从新冠疫情中忧中报喜，相反，必须要警告大家：研究既有的技术治理措施和技术文化，疫情技治的行动会影响将来的生活，因此与其被动想象，不如主动参与 塑造想要的社会技术生活形式。
六、 主要的比较结论
虽然我们比较了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但目标不是确定其异同。公开的政治叙事已经广为人知，与记者、政治理论家和舆论领袖密切相关。其中，解释规则涉及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当叙事转向需要流行病学应对的一种技术挑战时，解释规则发生改变。由此视之，在不同国家看到的其实是同一种行动的变体——相似的困境和调整，但得到不尽相同的应对方式。当技术管理（technical management）问题被放在第一位时，并不总是清楚替换方案是什么，如何审查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在人、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全部含义。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治理理论的词汇不足以打开社会约束（Sachzwang）或技术迫切性（technical exi⁃ gency）的“黑箱”。
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比较研究得出如下一般性的共识：
1. 公众讨论的主要基调反映出一种技术上的、也许是技术治理的心态。据此，“新冠危机”是以技术和管理的术语来定义的。它要求对病毒和“指数传播的逻辑”（logic of exponential spreading）做出有效的反应—— 如何使曲线变平，如何追踪和打破传染链，如何保持经济运行，如何调整医疗健康系统的能力。
2. 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通常强调文化传统和公共价值观的差异，因为这是他们常用的分析框架。技术哲学家从技术行动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形势——看到社会努力应对治理传染病的重大实际问题，同时屈服、挣扎着反对——甚至激烈反抗——一种脱离和反对政治领域和公共价值观讨论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technocratic mindset）。
3. 无论是微妙颠覆，还是暴力对抗，对需要做什么以及对替代办法的任何讨论，都代表着语域的转移，这超出保护大众免受病毒不受控制的传播之威胁的技术简单性（the technical brief）的范围。
4. 存在三种技术范式。“大方案优化”范式通过国家官僚机构以及19世纪的人口科学（Bevölkerungswissenschaf）唤起了数字治理的程序。它将政治体的所有成员视为风险承担节点，系统的交互需要统一管理。而“拼凑的满足”范式则利用许多不同来源的流行知识，这些知识不提供全面控制方法，但它们冗余地共同工作，以显著降低感染风险。因此，“拼凑的满足”类似于公民科学（Burgerwissenschaft）。第三种范式是“实时反应”范式：到处都是地方性分布的监测和管理，如消防部门那样开发和部署知识和工具——一旦发生疫情，“火灾”将被扑灭，传染链将通过实时反应而被切断。虽然这些技术范式相互竞争，但没有被公开讨论。它们之间的竞争只有在优先事项发生变化、政策调整和各种行为者之间的责任转移时才能显现出来。
5. 这三种方式对应处理不确定性的三种实际态度。许多人更倾向于谨慎的一面，采取严格的风险规避策略（“大方案优化”），其他人愿意冒险，因为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并判断风险在合理的可接受性范围内 （“拼凑满足”），而其他人则在一个实时反馈循环中修改他们的风险行为，该循环永久评估所采取的措施和当前趋势（“实时响应”）。应对“新冠危机”技术框架的另一种“方法”是否认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真实性，人们可能会把这称为某种形式的缺陷——远离那些看到问题的人，从而在某些情况下远离社会主流。
6. 这三种方法也有不同之处：“大方案优化”回到国家的行政实践、热力学、气体定律、统计人口科学，特别是 19 世纪的情况，也回到一种特定的知识/权力统治制度，将科学家提升到国家名人和权威的行列。从STS、建设性技术评估（TA）、共同设计（co-design）、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的角度来看，令人震惊的是，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虽然公民和“公民科学”的贡献在“拼凑满足” 和“实时反应”中显现，但这并不根源于关于在21世纪社会中广泛动员分配能力的最佳方法的讨论。
7. 常见的“日常口罩”（everyday masks/Alltagsmasken）技术被另眼看待，受制于各种不同技术方法的调整。它们的效用和功效起初被否定，然后在冗余的措施中被恢复。同时，它们象征着效率，象征着团结、默许 或共谋，而被用于在“抗击大流行病”的国家工程中。相反，卫生消毒技术以一种几乎无可置疑的方式实施，其基础是似乎赋予每个人以权利的公共卫生习惯。各种统计和控制技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受到质疑，这些技术仅为预先确定的技术目标提供信息和交流。
8.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技术圈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技术圈在演化和逐渐变化。它可以是协调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生活形式。此次疫情以微妙的方式使人不安，它可以颠覆既定的生活形式。正式任命、合同 盖章以及做出承诺，以往人们都要握手，现在它正在被笨拙的手肘接触或礼貌的鞠躬所取代。家庭生活和邻里互动不再是围绕着“看见”（see），而是围绕着避开对方来重新组织。在公共场合，人们不再期望一个人露出自己的脸。与1980年代的艾滋病（HIV/AIDS）或2003年的非典（SARS）经验一样，这些不仅反映新观点或 新信仰的微小调整，而是深刻地重构人类关系。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性不是过去的样子。在新冠的新常态下，我们将如何面对彼此？
9. 结合笛福（Daniel Defoe）（《瘟疫年日记》）、加缪（Albert Camus）（《鼠疫》）或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Radwechsel”或“换轮胎”）的想法，可以将新冠疫情技治的情况描述为被流放在家中和对现在缺乏耐心。失去未来和过去等于失去政治——它所留下的一切是一种愈演愈烈的必然性统治或对它的反抗。在害虫、瘟疫和技术治理的时代，我们失去了为自己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权利，或者仅仅是以完全无视当前需求为代价。然而，没有必要从禁止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监禁”，将明显的禁令视为构成变革空间的限制。比如，社会距离是降低感染率的一种手段，同时，它可能是保持冷静和避免那种由狂热情绪造成悲剧的一种手段。我 们想起了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谈》），他在1350年逃离佛罗伦萨的黑死病时发现了讲故事的乐趣，并打开了文艺复兴的大门。
10. 对新冠疫情的反应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变革的希望，不能使世界走向一个减速、可持续和更公平的世界。它宁愿承担如下危险：通过承认技术必要性来行使团结的“理性”的人，与通过援引自由和人权来声称自己远离政治领域的有点鲁莽、叛逆的民粹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上升。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通过一种倾向于现有技术和管理选择的温和技治模式来缓解这种紧张——这种技术治理牢记：要想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干预方式，涉及对现在和将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在一个由社会约束或技术必要性（technical necessity）统治的世界里，一个人审视社会、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时，所看到的东西比乍一看要多得多。上述建议也一样。尽管意识到了不同的技术模式、替代设计和重组的机会，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这给任性的政治和自决领域带来技术性的压力。如果我们是对的，困境在“新冠危机”刚被宣布之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诚然，我们在全球的紧张局势中观察到相当多的问题。也许，紧张关系在中国被一个温和的技术治理所容纳，这种技术治理在公共美德和民族认同的意义上被纳入技术必要性之中，在德国紧张关系导致维持一种纯粹的管理政治模式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温和的不安和不羁的抗议一直导致美国街头的公开斗争。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它是否有助于揭示潜在的困境，在全球瘟疫技术圈中强调人际关系的重组，以及将注意力转向技术危机治理的微观政治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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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chäuble will dem Schutz des Lebens nicht alles unterordnen”, Der Tages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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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ristian Welzel,“Das breite Spektrum der Wut”, Darmstädter Echo, 20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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