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海林: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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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海林  

  

   一、清末“新政”与孔经的荣衰

   尊孔读经作为儒家文化的标识,在儒家文化高踞封建统治庙堂的“经学时代”本是不容置疑的,但从清末“新政”始,竟随着社会的沧桑巨变而演绎成了“问题”。

   “庚子国变”之后,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凄惶惊恐中悟出了维新的必要性,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表示与民更始的“新政”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混融中外之迹。”这份文件不乏承接戊戌维新余绪,痛改前非,除旧布新之意,但其虽貌似中西混同,新旧折衷,然实则中西有别,新旧难融。因为其所变者,仅限于“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尽管这些方面事关体制,能主动(实则被动)求变,已算是不小的进步,但是,其对封建专制思想主体的“三纲五常”却是固执不变的;尽管其也引经据典,侈谈“穷变通久”“损益可知”,好像要仿照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但是,“常经”不移易,必然影响到“治法”之改变。事实上,西太后心中确有“万变不离其宗”的定性,那就是以儒家文化的纲常名教作为永恒的常数,而这种抱残守缺对在“新政”中作为变数的“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是一种巨大的制约,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清末“新政”的政治思想局限性。

   清末新政作为晚清以来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极限,对作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孔经历史荣誉的维护也达到了极限。但因其近代化改革维度决不亚于戊戌维新,且是由清政府的最高当权者西太后出面支持的,这就注定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儒家纲常名教冲击力也会更大。尽管清末“新政”仍走“中体西用”的路数,但“西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时期所谓“西用”的规定,以至将改革扩大到“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这就将“中体”的阵地挤得只剩下“三纲五常”这些封建政治伦理的空壳了,而一旦连事关道德人心、风俗教化的“学校科举”也发生体制变革,那么“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也就自然会变成无所附丽的飘萍梦影。在封建统治体系中,其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如影之随形,若两者剥离,在经济基础已动摇的前提下,政治制度变革了,与之相关的政治思想也必将随风而逝。清末“新政”,造成了以“西用”淹压“中体”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孔子之“常经”以及“常经”所承载的“三纲五常”政伦思想之无形消解便会成为西太后等封建统治者最不愿看见而又无能规避的事实。

   清末新政上谕还宣称:“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以防“自迷本始”。这种导向使经学大师孙诒让对传统的“经世致用”作了总结性发挥。孙诒让以精于礼经而闻名,素来主张“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阐周孔六艺之教,以远播蛮荒;储种蠡九术之谋,以大雪雠耻”。他认为儒家“政教之闳意眇旨,固将贯百世而不敝”,这与清政府以“万古不易之常经”指导“新政”的政治思想宗旨是一致的。因此,在“新政”上谕发布后,他便应盛宣怀之请,拿出了“以《周礼》为纲,以西政为目”的《变法条议》四十则,为了“陈古剀今”并“既以塞守旧者之口”,他把“泰东西所以致富强者”都附会成与《周礼》“若合符契”,并自是“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强而有余”,“世之论治者,可以鉴矣”。此书以“西学中源”说为清末“新政”提供“托古改制”的孔经理论根据,是孙氏精研古文经《周礼》20多年政治思想之外烁,与其集《周礼》研究之大成的传世之作《周礼正义》是互为表里的。在1902年此书刊行并用作浙江瑞安普通学堂教科书时改名《周礼政要》,此后风行天下,各书局争相刊印达十数版,被1903年求新图书馆出的《评点周礼政要》誉为“策论应用各书提要钩玄之第一部”。

   康有为曾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著《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是为戊戌维新服务;孙诒让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著《周礼政要》,是为清末新政服务。其经学派别固分今古,其通经致用与托古改制的政治思想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康有为“以古切今”的政治尝试失败了,孙诒让“陈古剀今”的政治努力也没有成功。“药方只贩古时丹”,企图仅以儒家之孔经来救亡、启蒙和实现社会近代化,注定是徒劳的。在封建体制已山穷水尽的形势下,这只不过是儒家“经学时代”终结前的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清末新政中对儒家文化破击力最直接、最强烈的是教育改革。1901年,清政府谕令废八股,改试策论,并宣布将全国书院改为学堂,到1905年,又“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让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了,这对孔经来说是釜底抽薪性打击。虽然1903年的《学务纲要》强调“中国之经书,即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矣”,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要求小学堂以2/5的课程读经讲经,高等小学堂以1/3的课程读经讲经,中学堂以1/4的课程读经讲经,大学堂特设读经科,中小学堂另须每天温经半小时;虽然在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学堂管理通则》中仍规定各学堂集会仪式必须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虽然1906年学部规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方针,并强调“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圣,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为圭臬”;虽然1907年的《整顿学务谕》申饬:“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礼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若其始敢为离经畔道之论,其究必终为犯上作乱之人。”但是,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毕竟对尊孔读经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在封建统治铁幕的“经学时代”,为学而尊孔读经本属天经地义之事,在清末却要对此做那么多苛刻的硬性规定以求保证,这种反常与过敏,不啻是儒家文化由荣而衰的不祥征兆。

   在清末教育革新运动中,民间以背诵“四书五经”章句为能事的私塾成为尊孔读经的基础堡垒,但是“自兴学之说流溢全国,而私塾之弊亦渐为当世所诟病”。1904年以后,全国私塾改良风起云涌,到1909年,学部宣布:“凡京外所设私塾,均应按照本部奏定初等小学简易科课程切实教授”,在读经讲经之外,另加了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等课。这样,私塾也就不再是孔经的一统天下了。

   二、辛亥之前资产阶级对孔经的振荡

   辛亥之前资产阶级对尊孔读经是不客气的。改良派除康有为由“其貌则孔,其心则夷”而退化为铁心尊孔者外,就连梁启超也是反对尊孔守旧的;革命派在向封建统治发起“武器的批判”大挑战的同时,为了使封建统治的“天”失去儒家文化这个“道”的卫护与支撑,还向尊孔读经诉诸了“批判的武器”。

   康有为作为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集大成者在戊戌时期以《新学伪经考》破旧,以《孔子改制考》立新,既“辟刘”,又“知圣”,掀起过一场“以复古为解放”的反传统大潮。他把孔子资产阶级化,是一种迂回曲折的反封建战术,等于将传统的孔经与封建专制政体在文化上变相蒸馏分离了,这对封建统治的“天”与“道”都形成了蛀蚀,为近代新文化运动开了先河。戊戌之后,康有为因恪守“保皇”而固执“保教”,在政治思想落伍的同时其文化思想也变得僵化了。在经营保皇会的过程中,他在新加坡筹款20余万元建孔子庙,奉孔子为“改制”的圣王。为了用孔教抵消革命,他于1901年至1902年间成《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等著作,竟与“新政”中的清王朝演起了尊孔双簧戏。

   梁启超对孔经的态度与乃师大有差异。他于1902年直言:“要之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对于清朝以孔经指导“新政”,他表示:“古人自古人,我自我”,“使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后必无复有孔子者存也。闻者骇吾言乎?盍思乎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时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他还进一步揭露孔经与封建统治之关系,“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今试读中国秦汉以后之历史,其视欧洲中世史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梁启超以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以进化论驳斥保守论,因其拥有“舆论界骄子”的高大声望,他这些公开言论对震摇孔经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上的神圣性具有非凡的作用。在对待孔经的态度上,梁启超同保皇派远而与革命派近。

   在辛亥革命前夕,一批有学问的革命家在弘扬“国粹”的同时,还孔经以历史本来面目,并对孔经进行了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清算。章太炎不仅同意日人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中“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且作为浙东学派大师,是主张“六经皆史”的,他认为:“《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章太炎还经于史,就等于去掉了封建统治者为孔经殿堂强安上的永恒性与普遍性两大神圣支柱,这既有利于推动经学向史学的学术转向,使传统经学移植于求真的科学基础之上,更有利于人们告别孔经与封建统治一体化的“经学时代”。

   无政府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大潮中的一条激流,此派人物对孔经的荡涤是惊世骇俗的。1903年,“燕客”就号召“杀尽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者之迹”。1908年,“绝圣”在《新世纪》上著文宣称:“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以孔毒之入人深,非用刮骨破疽之术不能庆更生。”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排孔征言”,对20世纪历史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孔反传统思潮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

从公元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进言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专制主义政策,到1911年辛亥革命,算来孔经在封建统治的庙堂上已高距2045年之久。在这两千多年历史上,封建统治的“天”与儒家孔经的“道”是互为体用的,“天”因有“道”而神圣,“道”因有“天”而合法,正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辛亥革命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打倒了封建专制政体,以尊孔读经为表现形式的儒家文化的命运走向衰败,也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恰如恩格斯所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太平天国反封建,虽戳破了孔经的“神秘外衣”,却又编织了一袭“拜上帝”的仿洋式的“神秘外衣”;戊戌维新反封建,尽管扒掉了孔经的古文“神秘外衣”,但又为其披上了今文“神秘外衣”;只有辛亥革命反封建,不仅剥去了孔经的“神秘外衣”,而且对封建统治的政体及思想都进行了“刮骨破疽”式的批判,同时还除旧布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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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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