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8月上，因刊物篇幅限制，编辑部对文章做了一些删节。此为作者特意提供给爱思想的原稿全文，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全文内容和脉络，特别是作者的核心观点和基本逻辑。

　　 “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是世界百年变局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把握国际关系中“时”与“势”变化的关键。从理论与战略上讲，“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是由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引起的，而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地位的变化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因此，这其实是一个国际关系的结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美是世界老大和老二、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霸权国与挑战国，或者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有形容中美关系的概念都表明着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由于2010年以来中美实力对比使国际关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自己实际上也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之中；换言之，恰恰是因为国际关系结构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美本身，二者的战略地位已经因变而变，所以，“陷阱”问题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突出问题。基于这种逻辑，中美能否破解和摆脱“陷阱”问题的实质是双方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关系结构下如何更恰当地相处，并依据结构演变的规律避免不好的结果，争取好的结果。结构性问题要用结构性视角分析，结构性矛盾要用结构性方法解决，这正是百年变局下“时”与“势”的变化提出的要求。

　　 一、雅典与斯巴达为什么陷入“战争陷阱”

　　 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生动详细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出用他名字命名的“陷阱”概念；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多年前提出的，他引用了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一段很著名的话，即“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1]此即后来被艾利森称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出处。关于“陷阱”的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雅典与斯巴达的结构性对抗关系：从大国关系上讲是新兴大国雅典与守成大国斯巴达，从联盟政治上讲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从地缘政治上解释是海权强国雅典与陆权强国斯巴达；尽管当时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变动不居，但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已经形成了一种两极结构。其中，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两极对峙关系变得异常突出，在复杂的城邦国家关系中提洛联盟与斯巴达联盟的形成，促使两极对立结构更加稳定与固化。而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最终之所以变成“宿命”，是因为雅典的迅速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性反应，表明两极结构的张力首先造就了一种不容易缓解的安全困境，威胁与反威胁、对抗与反对抗形成加速运转的恶性循环，最后使双方都跌入陷阱，爆发了长达30年的战争。“修昔底德陷阱”的古希腊先例是现象级的还是规律性的？在诸多著述中，它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有人统计过，自1500年以来，在16次大国权势转移中，有12次都是由陷入安全困境开始、最终陷入“陷阱”以战争解决问题的。[2]用吉尔平的话讲，是系统战争、霸权战争是国际体系转换的基本机制。[3]

　　 总之，艾利森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挖掘引申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命题首先是一个结构问题。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开始时是一种安全困境，但随着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所施加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双方敌对认知的不断固化，形成了被艾利森所称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用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解释，就是崛起国必然要挑战霸权国，后者必然回应前者的挑战，这是因为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挑战—应战”的重复模式带有某种必然性。[4]而此种模式扩及到大部分国际关系史，由于结构张力发生作用，因此类似修昔底德时代的那种结构常常引起战争。就中美关系来说，世界老大与老二之间、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带有更强的结构性张力，它们如何相处会形塑国际关系结构，也会给国际关系带来更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结果。当然，仅仅用现实主义逻辑去诠释复杂的国际关系是不够的，因为当代国际关系在宏观层面还有全球化、相互依存以及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及人类价值，在国家层面还有战略互动和相互认知的问题，等等。就此，本文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关于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观点显然过于绝对，可在此基础上做出一定的修正，即：体系结构影响（而非决定）国家行为，国家处在特定的体系结构中，通过事态、事件、危机及政策信号等的传导，其行为总是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某种结构促发战争可以修正为：处于该结构中的国家可能因受到结构影响会有某种潜在的，但在特定时刻却可能是激情式的“战争冲动”。也就是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导致发生“陷阱”问题的因素有许多，但结构性诱因确实创造了一定的适宜土壤，而最终使对立两极陷入“陷阱”并走向战争仍取决于多种主客观因素互动与共振的结果。据此，本文既质疑“国强必霸”、“争霸必战”的现实主义逻辑，但也认为“陷阱”问题虽非“国际关系铁律”，却确实是一个国际关系中的“顽症”，关键在于如何破解。

　　 二、中美对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态度截然相反

　　 “陷阱”问题对于中美两个大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中美各自有什么样的反应？在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上，中国的主张是“双构建”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外交政策上，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坚定地走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对于中美如何相处，中国主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双方不要有战略误判，要主动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的主张在跳脱所谓“历史定律”，避免和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方面是完全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5]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某些国家产生的不适应症，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强国“冲突不可避免论”的担忧，习近平有针对性地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这既有力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和孤立中国的企图，又否定了“国强必霸”的西方传统国际政治认知，更反制了那种持对抗性立场、从而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更好地处理彼此关系，则是一种负责任的、有解释力的说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确实应该认真反思历史、吸取既往教训，与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但是，对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显然跟中国不在一个境界，对于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张，它从自己的战略需要出发作出回应。这就是美国决不允许任何大国取代它的霸主地位，对有可能的“替代性大国”一定想办法打压，甚至要压倒。因此，它并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张。2017年和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个重磅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rival）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国防战略报告》甚至将中国定位为“敌手”（adversary），它们的共同点是认为中国在战略利益、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方面均对美国构成威胁，adversary定位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敌人、但含有敌视性成分，在威胁程度上有的报告甚至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拜登上台后，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白宫发表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把中国说成是“唯一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制”的竞争者。[6]这意味着，面对中国崛起和强大，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判断跟特朗普没有质的区别，即确认中国为可能取代霸主地位的主要对手和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虽然拜登也特意说明并不完全排斥与中国合作，但他所强调的战略竞争，防范与遏制的成分更大。总之，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乃至极限施压，拜登政府要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竞争”，均有可能诱发中美关系中的“陷阱”问题。

　　 显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更适用于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过去，“接触加遏制”政策有着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背景，它试图使中国被纳入美国带头创设的国际体系中，从而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但这一政策并未取得成功。于是，美国对华政策更倾向于采取现实主义的逻辑。面对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战略选择都是现实的，都是根据国家利益和对国际力量对比（也就是国际结构）的分析，作出自己认为最优的选择。在此考虑下，特朗普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拜登认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通过极限施压或“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加以遏制。

　　 国际秩序包括结构（实力）、规则和价值三个要素，国际秩序之争是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性竞争。现在，国际秩序的变化主要还是处于国际结构首先变化的关键阶段，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其中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如何定位，更像是从结构方面看问题的。按照沃尔兹的理论，国际结构的变化是指大国间相互位置的变化以及排列顺序（组合）的变化。在目前的国际结构中，中美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变化，中美相互位移就是结构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结构变动时，美国感到中国是威胁的来源，需要对中国的重新认知与定位，并在此后完成美国的战略选择。当然，国际秩序最终还会发展到需要制定新规则、新制度的阶段，到那时就是质的变化了。从相当意义上讲，对国际秩序中规则和价值的“战略竞争”属于“高端竞争”，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越往后越会成为“峰巅对决”。

　　 三、复合型结构（格局）VS单一型结构（格局）

　　 在解释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时，很多人提出中美两个大国可以通过建立战略互信或加强合作，来寻求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政府在强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基本原则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并希望以此跳脱“修昔底德陷阱”。但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战略选择转到带有遏制成分的战略竞争，表明其较难容忍中国崛起。这反映出的首先是国际结构问题以及美国在其中的不适感。结构问题不解决，破解“陷阱”和构建新型关系都可能难以成为现实。归结起来，结构性问题要用结构性视角分析，结构性矛盾要用结构性方法解决。那么，什么样的结构存在着“陷阱”诱因？什么样的结构会提供破解“陷阱”的可能？应该说，在国际关系单一结构下，较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难于逃脱此国际政治定律；而在国际关系复合型结构下，则存在着破解该陷阱的可能条件。

当代国际格局与以往有着极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复合型结构，以往都是单一型结构。[7]在复合型国际格局（结构）中，大国间具有相互依存、合作与冲突并存等特征，既有矛盾复杂交织且不失对抗的一面，也存在着消解矛盾，乃至避免冲突与战争的结构性因素。一般认为，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极格局，沃尔兹就此提出“两极稳定论”；[8]一般也都认为，1945年以来长时间内国际格局是单一型结构。但是，准确地说，二战后国际格局从开始就是复合型结构，而非单一型结构，这是实际上发生的、而非理论上假设的事实；这也是战后没有发生世界大战（“陷阱”终局后果），也没有让那些大国、特别是两个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最终跌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虽然显著地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我们过去可能还没太注意：尽管当时确实存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以它们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是典型的两极格局（结构）；但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秩序，“四大国合作体制”的战后设计，以及国际组织等其他行为体的蓬勃发展，意味着在两极格局（结构）中（内）存在多极化的结构性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