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国:日本近世汉学与幕末变革思想——以吉田松阴《东坡策批评》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3 次 更新时间:2021-09-29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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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以吉田松阴(1830-1859)对苏轼的策论集《东坡策》的评论《东坡策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其变革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点:君主中心的政治观、人才中心的制度论和以攻代守的国防论。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近世日本形成的汉学传统,在幕末时期的先觉者们探索如何维护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学问资源。传统汉学绝非仅仅是日本近代化所要克服的对象,也是日本近代化转型期的思想支撑。

[关键词]吉田松阴、苏轼、《东坡策批评》、《东坡策》


问题的提出

吉田松阴是日本幕末时期倒幕志士的著名先驱。他是长州藩的兵学师范(教官),其门下涌现了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作为这一支政治力量的思想先驱和精神导师,吉田松阴长期以来广为学界所重视,已经积累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讨论松阴变革思想的形成的时候,现有成果往往集中于分析西学的影响,却比较忽视近世传统学问所发挥的作用。[①]

的确,松阴的学问观一向比较开放,特别是在佩里叩关之后,日本人的危机意识骤然高涨,松阴也积极提倡学习西洋兵学。但是,他所强调的仅仅是具体的军事技术,即所谓“军舰之事、炮台之事、骑炮之事、铳队之事、骑兵之事”。[②] 而且其自身也并未致力于学习西洋兵学。他曾如此回顾自己放弃洋学的因由:“余尝东游(指其游学江户等地——引用者注,下文同此),亦有修洋学之志,得良师友而居焉。而三年之间,东奔西走,事故杂出,遂不能成业。今则幽囚囹圄,得一力于书,而无有良师友,则洋学之念,已绝矣。”[③]然而,客观条件的限制固然是个原因,还必须注意到,在松阴的主观意识中,对西洋兵学的重视还远远比不上传统兵学。即便是面对美国的坚船利炮,他也依然充满信心地写道:“仰奉神功(皇后)之御雄略,考诸葛(亮)王佐之略,学甲越[④]节制之兵,则天下无敌。”[⑤]实际上,终其一生,松阴主要思想资源依然是近世日本传统学问。这一点,翻检其全集便不难明白。

总之,如果不研究传统学问对松阴变革思想的影响,便难以全面把握日本幕末转型期的先驱者们的思想发展状况。有鉴于此,本文特以《东坡策批评》[⑥]为例,考察吉田松阴是如何依靠传统的学问资源,展开自己的政治改革论的。《东坡策》共三卷,为藤森大雅所编,收录了苏轼的策文25篇。安政六年(1859)正月(本文所用月日皆为阴历),松阴完成了《东坡策批评》。此时距松阴受刑而死仅约半年,此书可以说是松阴生前最后一部比较全面地阐述其时局观和改革论的作品。

另外,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已逐渐认识到苏轼不仅仅是文学家、艺术家,也是一位严肃而卓越的思想者。但是,有关苏轼作品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一般仍然只是从版本学或文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本文亦望有助于重新认识苏轼作为一个直面时代课题的思想者所带给日本的影响。实际上,松阴早在包弼德、土居健郎等现代学者之前近百年,就已经认识到苏轼不仅仅是个文学家,也是见解深刻的政论家。更令人深思的是,松阴不仅把《东坡策》作为现状分析和对策设定之书来读,而且对苏轼的策论有着深切的心理共鸣,认为幕末日本和苏轼时代的中国面临着类似的政治课题,《东坡策》中的状况分析和政策建议,基本上也适用于日本。松阴写道:

东坡策二十五篇,盖苏公上宋仁宗朝云。呜呼,吾二百年来,国势颇似赵氏,而近日虏患,又不在辽夏之下,且吾公之仁贤,盖亦宋仁之流也,是以此策之所言,往往中此间利弊矣。……独愿如生(指松阴的学生天野清三郎,后改名渡边嵩藏)者,他日进谒,得献此策于阁下(指长州藩毛利敬<庆>亲)焉耳(P369[⑦])。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东坡策批评》也全面而具体地反映了松阴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对政治现状观察和对策设想。明治年间,东宫侍讲三岛毅受吉田松阴的后人吉田库三所托,为此书之刊行作序(《松阴评东坡策小引》)道:“其评论能得东坡策之头脑,非世人徒文章视之者所企及,盖谓当时国势衰弱似赵宋,外国猖獗似辽夏,是借东坡策以为己策也,则谓之松阴策亦可矣。(P371)”下面,本文将根据松阴对苏轼的评论来分析其对政治现状的认识,以求揭示其变革思想的若干特点。

一、君主中心的政治观

松阴之所以能够独具慧眼地看到苏轼作为政论家的侧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苏轼的许多思考,松阴早在阅读《东坡策》之前,就早已有所留心。而且,松阴读到《东坡策》的安政六年前后,正是他一生之中最为孤独的时期。多年来追随他的学生和友人,几乎无人赞同他激进的政治设想,纷纷背他而去,甚至有人告密破坏其政治谋划。在此背景下,当松阴看到异代他国的著名士人所发议论,有如出于自己口中之时,不难想象他那种油然而生的“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动之情。

在最基本的时局认识上,松阴和苏轼的确有着惊人的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两人都生活在危机爆发前夜的太平时节,至少他们都有着非常类似的警觉:最大的危险在于沉溺于太平之乐,不知道大难之将临。在松阴的政论文章中,“太平之弊”本来便是他把握现状的核心词汇。早在嘉永二年(1849),松阴奉藩主之命作《水陆战略》,其中就带着强烈的危机意识,指出西方列强对日本已渐成包围之势:

拂郎西、英吉利(法国、英国)二虏日益自西南向东北挺进。英吉利既已取印度,开豪斯多辣利(澳大利亚),据苏门答剌(苏门答腊)等海岛,至天保(1830-1844)年间遂乱满清。且二虏皆屡次登陆琉球、朝鲜之地,行无法之事。又有鲁西亚(俄罗斯)自极北之地开止百里亚(西伯利亚),至加摸沙都加(堪察加),设都府,备军舰,取海岛,迫我奥虾夷(北海道),已成我神州(指日本)居中、异贼共围之形,窥觎之奸情,难保无之。至此尚无异变者,以我国无可乘之虚隙,且无动干戈之名义故也。[⑧]

松阴痛惜日本人面对危机却无应有的警惕之心:“世俗之人情,苟一二年不见异贼船舰往来,且官府暂无警备之命,则妄以为万万年无异贼来寇之患,庙堂亦无防御之图,于是往往有怠于武备、溺于游艺风流者。此等事关乎国体强弱,实可长太息矣。”松阴认为造成这种危险局面的根源在于德川幕府统治下的长期和平所导致的武家风俗的堕落:“太平持续,则风俗渐趋华美而轻薄,此乃理势之自然。”“沐浴太平久续之恩泽,则上下皆恣意奢侈,无用之费多,自然忘却武备。”[⑨]外则危机,内则怠慢,生活在太平世界中的松阴忧心忡忡,却难觅同调。因此,当看到苏轼的如下言论:

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P345)

松阴顿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感叹道:“今之时,岂特开天哉?(P345)”“今之虏,岂特禄山哉?(P345)”

两人都认为,如欲克服这种治与乱的悖论,关键在于作为权力核心的君主要奋发有为,立志改革。苏轼论道:“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明之威,使天下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断于中,群臣虽有伊吕稷契,无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而后论所以为之要云。(P312-313)”引文中的着重号乃松阴所加,下文与此相同,不复赘言。松阴认为苏轼的论述,同样切中了幕末日本的要害,政治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而君主的振作有为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他批注道:“当今之天下之势正如此。(P312)” 又叹息道:“此策,余常欲献诸吾公(指长州藩毛利敬<庆>亲),而未有路也。(P313)”鼓励长州藩藩主积极领导政治改革,这是松阴一直以来的梦想,他多次通过各种途径上书藩主,这时又希望能够向藩主献上《东坡策》。

苏轼进一步强调,如果天子本身没有改善政治的决心,即使招揽人材,改变法制,不但不会带来政治的改善,反而会导致相反的效果。他写道:“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执政之臣,所以欲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为之信,然后敢有所发于外而不顾。不然,虽得贤人千万,一日百变法,天下益不可治。(P318)”松阴批注道:“痛慨,痛慨。(P318)”他认为长州藩主和苏轼所面对的宋仁宗一样,是“仁贤”的君主,对藩主领导政治改革寄予热切的期望。

苏轼反对君主应当无为而治的说法,激烈批判“其上之人,务为宽深不测之量”的所谓“庸人之论”(P320)。松阴深有同感:“恨不使坡公生今日、目今日也。(P320)” 苏轼以所谓的古代圣王为模范,鼓励君主勤于政事:“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悚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P331)”松阴评论道:“浅近之言,却自有理。(P331)”

强调君主应该勤于政事,本来算不上特别新奇的论点,但是,对于幕藩体制下的政治状况而言,这一平淡的观点,却有着特殊的意味。日本有着位居主位者反而往往远离具体政治事务的传统。比如,天皇是天下之主,兵马大权却归于将军;将军是幕府之主,政事处理之权却常在于幕阁。在长州藩也有着类似的权力构造,藩主虽然是权威的象征,具体掌握政治权力的却一般是家臣团上层中的家老等。作为中下层武士的代表者之一,吉田松阴一向反对这种权力构造,认为世袭特权武士的存在,成为藩主和一般武士之间沟通的障碍。早在嘉永元年(1848)10月提交藩主的《关于明论馆再兴的建议书》中,松阴就强调:“苟太平日久,则上下之间渐成阻塞,上之思虑难以下通,下之事情亦难达上听,古今之通弊也。愚以为,改革此弊乃御兴隆之第一义也。”[⑩]

日后松阴还多次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类似的论述,反复强调如果不能解决上下悬隔的问题,君臣之间交流不畅,无论藩主有着多么强烈的愿望,也无法改善政治现状。因此,当看到苏轼有类似的评论,松阴很容易便产生了共鸣。苏轼论道:“养尊而自高,务为深严,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腐儒老生,又出而为之说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书之,后世且以为讥。使其君臣相视而不相知。(P322)”松阴据此以批判当时长州藩现状:“今近臣大臣,举皆言之。(P322)”苏轼写道:“尊卑阔绝,而上下之情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是故不为近忧,而常为远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圣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礼而务至诚,……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P323)”松阴评道:“读去胆寒。(P323)”苏轼总结道:“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P331)”松阴:“言言先获吾心矣。(P331)”

检讨历史得失,分析现实问题之后,苏轼最后又提了五条具体的建议:“陈其五事,以备采择。(P323)”所谓五事,要而言之,在于天子勤政,激励臣民[?7?6]。松阴读至此处,不禁称赞苏轼的学问乃是“经济有用之学”(P323),并深感其建议也同样适用于日本:“五事一一著实,于今尤切。吾原不知坡公,读至此,不觉心折,故常欲人读此策也。(P323)”

苏轼和松阴都极端重视君臣、君民相亲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应对外来军事威胁的需要。苏轼写道:“夫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欢欣相得之际也。国大则君尊而上下不交,将军贵而吏士不亲,法令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国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忧则相恤,有急则相赴。凡此数者,是小国之所长,而大国之所短也。(P365)”对此,松阴批注道:“神州(指日本)有大国之弊”,“外夷有小国之长”(P365)。强调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优势在于:日本君臣上下贵贱悬隔,西洋则上下一家,患难与共。德川日本严格僵化的身份制度,细密繁琐的等级划分,的确是构建日本人的国民认同的巨大障碍。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同样是君主中心的政治观,两人的立场之间其实有着微妙的不同。对苏轼而言,宋朝皇帝是唯一的君主,而松阴则在直接主君长州藩主之上,还有将军和天皇的存在。松阴在强调尊皇(尊奉天皇)的同时,也固守着谱代藩士对藩主的封建忠诚,所以对长州藩主推动政治改革充满着未必合理的期待,对于将军幕府却有着毫不假借的批判。苏轼写道:“今天下一家,二虏未动也,而吾君吾相,终日惶惶焉。(P314)”松阴评道:“今日幕府之事然。(P314)”苏轼所批评和寄望的,是同一个君主,而松阴批评的是幕府将军,期待的是本藩藩主。

二、人才中心的制度论

君主一旦下定决心革新政治,首先必须决定应该从何处着手。苏轼的观点是:尽量不要改变法制,改善政治的关键在于任用人才。他写道:“请言当今之势。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P316-317)”松阴对此评论道:“易人尤法今亦然。(P316)”

松阴虽然在此表示赞同苏轼,但他实际上比苏轼对制度变革的要求更加积极。在《关于明论馆再兴的建议书》中,松阴对制度的功能退化的必然趋势有着朴素的认识:“天下之事,制度文物,善者渐变为恶,利者渐变为害,历代皆然。人苟不知革之,则将不胜其弊。”[?7?7]他强调了随着时代推移而改革制度的必要性。但他也并非一味求变。他认为在政治领域中也着相对应的两种契机,即所谓“率由旧章”和“政贵随时”。他认为这两种看似正相反的两种态度各有其合理性,也各有其危险性:“二者(即‘率由旧章’和‘政贵随时’两种态度)虽相背驰,然皆足以致祸败。”[?7?8]他进一步分析道:“二者循其名则殊,就其实则相济而为用,本不相背驰。今诚欲率旧,则不能不随时。何哉?旧者固随时而立也。必观时势,于其间取舍斟酌,然后则旧可得而率之矣。苟徒知墨守之,不能观时势而取舍斟酌,则法虽徒存,其实既失矣。岂可率旧哉?然则,随时者,所以率旧也。”[?7?9]他认为看似背道而驰的这两种政治态度,其实是统一的(所谓“本不相背驰”),他颇为辩证地指出,所谓“旧”本来便存在于“随时”变化之中(所谓“随时而立也”),如果不能适应时势而灵活调整,反而会丧失旧有规章制度之“实”。

然而,松阴却也提不出一个具体的“取舍斟酌”的标准。他写道:“亦唯药不瞑眩则病不疗痊,奋然激昂,以期成天下之大事业,立天下之大经济,则‘率旧’、‘随时’亦在其中。”[?7?0]在此,他声称可以通过对所谓“大事业”、“大经济”的追求而实现两者的平衡,将判断的标准置于行动的结果,实际上避开了在开始改革之前如何进行取舍的问题。他强烈主张“旧”制度本来便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建立的,把旧制度的“实”解释为实际效果,据此以论证有必要“随时变化”。于是,他便可以在遵守传统的名义下,转向实用主义的结果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尝试制度变革的自由。

尽管在对制度变革的要求上,松阴要比苏轼更加急切一些,这并未改变其制度观的根本特点:任用人才优先于制度改革。其实,与苏轼相比,松阴甚至更强调人才问题的优先性。当读到苏轼关于加强土地买卖的管理、均一赋税的议论[?7?1]的时候,松阴甚至少有地表现出对苏轼的异议:“有治人而无治法。未得其人,徒论其法,无益也。(P344)”

那么,缺乏人才的原因何在?苏轼认为宋朝的用人原则本身出了偏差:“为天下者,知夫大乱之本,起于智勇之士,争利而无厌。是故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愤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P319)”创业的君主,鉴于乱世的经验,压制智勇之士,任用柔顺之人。这样的人材政策,有助于保证太平,但是在经历了长期的太平之世之后,君主在面临内忧外患需要解决的时候,却又苦于没有人材。这里再次体现了一种“太平的悖论”。松阴认为幕末日本的人才问题同样根源于此,评道:“太阁(丰臣秀吉)、东照(德川家康)及宋祖皆用此术。(P319)”“今日之事,不亦然乎。(P319)”

因此,必须改变被太平的弊风所浸透的人才政策。苏轼批判“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等“庸人之论”,建议积极起用更有进取之心的人才:“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于狂者狷者,皆取于乡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从授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与之。然则淬励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论,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P320-321)”松阴批注道:“数句剴切。(P320-321)”

松阴和苏轼虽然都重视人才甚于制度,但是,两人也绝非没有关于制度方面的考虑。比如,苏轼有个自感非常重要的设想,即分开内部政务与涉外问题,让宰相集中精力于内政,另设一个新的职位,专门负责处理国防和外交问题。[?7?2]他建议天子和宰相仅仅负责此官职的人选和考核任免,不干涉具体的职务执行,令其全权负责,以求提高工作效率。松阴的批注是:“余议两府选充实原于此。(P316)”所谓两府,即行相府和国相府,是长州藩为适应参觐制度的需要,在江户和长州分别设有两套行政班子。安政五年(1858)11月,松阴曾撰文论述两府的人事和分工等问题[?7?3]。

虽然两人有着类似的人才中心的制度观,但是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其历史意义也判然有别。比如,苏轼强调,用人之道,必须使人能够根据能力而获得相应的升迁。他写道:“天下有用人而绝之者三。州县之吏,苟非有大过而不可复用,则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为善以自赎。而今世之法,一陷于罪戾,则终身不迁,使之不自聊赖,而疾视其民,肆意妄行,而无所顾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穷而无所入,则遂以自弃。府史贱吏,为国者知其不可缺也,是故,岁久则補以外官。以其所从来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则其中虽有出群之才,终亦不得齿于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将以求贵也。贵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富之求,此其势然也。如是,则虽至于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弃,则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赀而仕者,皆得補郡县之吏,彼知其终不得迁,亦将逞其一时之欲,无所不至。夫此,诚不可以迁也,则是用之之过而已。臣故曰,绝之则不用,用之则不绝。此三者之谓也。(P336-337)”

对苏轼而言,用人政策只是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松阴却大加发挥,更进一步批判日本的身份制度本身:“今之制,此弊最甚,不可不为之变通也。(P336)”“农工之子,世为农工。胥徒之子,世为胥徒。而一旦罪废,再起甚难。皆所谓绝之也。宜哉人材之不兴乎。(P336)”松阴不仅主张给罪人以再度被任用的机会,更将矛头指向近世日本的四民身分制。与日本近世武士阶层相比,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7?4]。宋代中国已经形成科举制的传统,而德川时代的日本特别拘泥于武士的家格。幕末时期的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下层武士阶级的上升志向日渐强烈,松阴比苏轼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身份制度的束缚之苦,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三、以攻代守的国防论

苏轼和松阴在论述政治改革等问题的时候,意识中都存在着一个挥之不去的严峻课题,即如何解决国家所面临外来侵略的威胁。两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基本一致的:整顿内政先于解决外患。

苏轼写道:“自古创业之君,皆有敌国相持之忧,命将出师,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为国者,故其兵可败,而其国不可动。(P314)”他认为只要搞好内政,即使在对外战争中遭到一时的失败,国家也不会动摇。松阴赞同苏轼的这一见解,写道:“近观洞春公(指毛利元就)、东照宫时,远观汉土历代,历历可言。(P313)”对中国士大夫而言,这并非特别与众不同的见解。但是,幕末日本武士往往一味重视军事问题,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民政问题的重要性。而松阴之所以能够成为这少数人之一,显然深深受益于其汉学素养。他在安政二年(1855)作《狱舍问答》,批判喧嚣一时的以战备为急务的观点,提出内治重于备外,民政重于军备,并从《资治通鉴》中摘抄中国古代战例,做成《通鉴抄》作为附录。在将此书赠送友人的信中,松阴写道:“肆力于文集,求师于千古,如是者数月……亦读通鉴,抄古人言行,先获吾心者,合为一册子。”[?7?5]《通鉴抄》所抄,多为中国古代将领如何治军爱民之事,这些都成为松阴展开其民政论的重要依据。

苏轼论述内政时,常常考虑到和“夷狄”的战争。他认为内政制度(当然也包括军事制度)的整备是战胜“夷狄”的关键。他如此分析“夷狄”的长处:“古者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纴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伝之繁。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P366)”然后陈述宋朝应该采取的对策:“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築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廪,实府库,明烽燧,远斥堠,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后。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P367)”松阴就此苏轼的议论,叹息当时日本的状况:“当今诸夷,亦皆以无法胜,而吾独不胜于法焉,可叹夫。(P367)”松阴并未解释自己为何认为西方国家是“以无法胜”,也许他把西方比较民主的政治制度与苏轼描述的“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之类的状况混为一谈了,也许他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来去自如的感受是同样“不可得而破”,这些都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松阴对日本当时国防制度的强烈不满,尽见于“吾独不胜于法”一语。

两人都确信,为了适应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兵制也必须进行改革。苏轼批评宋代兵制。:“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P353)”“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P353)”松阴:“当今之兵制,全似宋代,而其弊更甚,是国家之大艰也。(P353)”苏轼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法:“臣愚以为郡县之土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苟禁兵可以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则彼固已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P354-355)”苏轼的设想是在训练地方兵士的同时,暗中收夺地方兵权于中央,同时逐步裁减中央的庞大的禁兵,减轻财政负担。松阴:“近亦有土兵之说,谁能论至于此?(P354)”

苏轼还综合考虑战斗力、财政和道德等因素,从根本上批判宋代的“农兵分离”原则:“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过四十余年之间。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余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战,是谓弃财。不可使战而驱之战,是谓弃民。(P358)”松阴:“今之世禄士卒,岂二十年无用食于官而已哉?(P358)”这里松阴对苏轼的理解其实是相当“以己度人”的。松阴面对的是建立在比较彻底的“兵农分离”基础上的幕藩制社会。江户日本的兵农分离制度,是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而宋代中国的禁军制度只是为了防止地方军事势力威胁皇权的一种特定的制度设计。苏轼试图否定宋太祖开国以来一直推行的禁军制度已经是相当不现实的设想,而松阴所批判的江户日本的“兵制”,更是触及了幕藩制度的根本,如非首先实现政权更迭,这种改革建议根本是不可能的。

两人还都把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归于“内政”方面的内容。苏轼强调:“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毎岁终,则聚之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P346)”松阴对此总结道:“是所谓教战守也。(P346)”他在论述长州藩地方政府的职责时,一面认为“国相府之务,重在民政理财”,,同时也特别强调国相府还必须积极承担“民兵调习之事”[21]。

在内政、兵制、训练,都得到改善之后,必须考虑的就是进行对外战争的具体策略了。苏轼:“苟天下之弊,莫不尽去。纪纲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乐业,知爱其君,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如此,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即将论述进行对外战争的具体方法)。(P361-362)”

苏轼的军事思想颇为辩证,不拘泥于强弱大小,而是非常重视掌握战争的主导权:“盖尝闻之,用兵有权,权之所在,其国乃胜。是故国无小大,兵无强弱,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权在焉耳。(P363)” 在此观念的指导下,他强烈批判宋朝军事政策的失误:“兵不素定,而出于一时,当其危疑扰攘之间,而吾不能自必,则权在敌国。权在敌国,则吾欲战不能,欲休不可。进不能战,而退不能休,则其计将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军旅之后,而继之以重媾,则国用不足。国用不足,则加赋于民。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动,变生无方,国之大忧,将必在此。(P362-363)”

苏轼认为,宋朝如果没有进行对外战争的坚定意志,将会导致“权”在敌国的危险局面,即便采取和亲政策也不能解决国家的忧患,反而会打开变乱之道。松阴非常赞同苏轼的观点,并且直接援引以论述幕末日本的国防状况:“如当今之势,至于战则幸也。余独恐举国奉虏,不须一战耳。(P362)”他也深恐幕府丧失战争意志,不战而屈服于西方列强。

苏轼反对与夷狄讲和,提倡“好战”。他认为夷狄不是真的经常有实力发动战争,而是利用宋朝和亲政策来谋求利益。因此,宋朝应该主动发动战争,摆出无所畏惧的姿态。他写道:“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P363)”松阴一向反对幕府对西方采取“和亲”政策,因此,他对苏轼的“好战”主张由衷地赞同:“是诚今日之急者,而举皆失焉。”(P363)

在对宋朝构成威胁的“二虏”之中,西夏是小国,所以苏轼尤其主张对西夏采取积极的攻势。他如此论述宋朝在军事上的优势以及积极发动攻势的必要性:“大国(指宋朝——引用者),则固有所长矣,长于战而不长于守。夫守者,出于不足而已。譬之于物,大而不用,则易以腐败,故凡击搏进取,所以用大也。孙武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自敌以上者,未尝有不战也。自敌以上而不战,则是以有余而用不足之计,固已失其所长矣(P365)。”又进一步设想了针对西夏的具体的战争策略:“西戎(指西夏)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向者惟不用其所长,是以聚兵连年,而终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长,则莫若数出,数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谓分兵者,非分屯之谓也,分其居者与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适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则一岁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则一岁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则是一人而岁一出也。吾一岁而一出,彼一岁而十被兵焉,则众寡之不侔,劳逸之不敌,亦已明矣。(P366)”

姑且不论苏轼的这一建议对宋朝而言有多大现实性,至少在松阴看来,苏轼的设想完全适用于幕末的日本。松阴旁点之余,赞道:“所谓一定之计,善读孙子者矣。(P366)” 然而,在松阴看来,苏轼这些高明的军事见解,不但不为幕府所用,却为西洋列强所用,他不胜忧虑地写道:“二事兵家之深机,洋夷或倒用之。(P366)”

苏轼主张攻击西夏,但是对于辽国认为应该首先采取防备的态势。同时,“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足惜矣。(P368)”苏轼所谓“可乘之势三”,主要是认为,在辽国统治下的汉族臣民中,有不服之心者一定大有人在,应当暗中与其联系,促发辽国内部的变乱,寻找进攻的机会[22]。苏轼是区别大小国来分别讨论针对西夏和辽国的军事政策的,松阴却不加区别地认为都适用于日本。他日本也可以用苏轼用来对付辽国人的这三条计策来对付美国人,写道:“墨夷之事,万有不可言者,犹有此三计而存焉。(P368)”

不过,松阴鉴于对西洋侵略清朝的情况的观察,对日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有着相当高的估计:“然余观清国之事。诸生多寓玛港香港,而未闻有变者。闽南滨海,人心浇薄,无复幽燕雄杰之气。五港开市,船舶辐湊,岂为含藪自累之鼠哉。(P368-369)”松阴一直非常担心日本人会渐渐习惯于西方人在日本的存在。正是这种对日本民心可能会归附西方列强的恐惧心理,强化了他以攻代守的国防主张。他认为日本如果与西方列强之间发生战争,则日本还有机会保持独立。战虽未必能胜,不战却必然亡国,所以他主张攘夷,积极求战,激烈批判幕府“软弱”的对外政策。早在安政3(1856)年所作《武教全书讲录》中,松阴就明确主张以攻为守的国防政策:“凡退守之法,无进取之略,则万万不能也。当今之时,筑炮台铸炮门,海岸防御之异贼处置,可堪咒骂之怯懦,万不能保全神州(指日本)。不可不速止偷安之习,定四夷出征之策。”[23]所以他很容易对苏轼所谓的“好战”产生共鸣。

在此必须注意的是,松阴是武士,苏轼是文士,两人的军事观虽然在技术层面上非常相似,却在对军事价值的认识上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苏轼只是把军事价值视为实现政治价值的一个手段,所谓:“二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P313)”松阴则在很大程度上视军事上的强大为相对独立的价值。他在嘉永四(1851)年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在儒家的治平理想之上,他更向往军事上的强盛:“人恒言曰:‘国治而天下平也。’以兵道论之,未为尽也。……以治平为期者,决不足于使外从中、夷慑华(此处中、华,皆指日本)。不善尽兵道则不足言治平。”[24]基于这种认识,他如此批判长州藩的现状:“仆亲仕长藩(指长州藩)、视国事(指藩国事务),有流涕太息而不能已者。非君德有缺,非大臣失体,非百官有司怠职。文武士业则修之,稼稷农务则勤之,不可谓无治平之实。而尚流涕太息者,兵道未能尽全也。……长(指长州藩的长门国)之北海五十里,直北与朝鲜对。夷舶憧憧往来其间,而吾武未足使彼指望而胆寒股栗。而况北袭满鄂(指清朝和俄罗斯),西讨暗弗(指英国和法国),舳艪千里,突巣穴、收要害之望乎。则其于兵道亦何如哉。”[25]出于身为武士的本能,松阴热切向往日本在国际上的军事地位的提高,对西方强权政治完全丧失了批判精神。

以上,以《东坡策批评》为中心,检讨了松阴的状况认识和对策论。松阴和苏轼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却在相当程度上有共通的问题意识,又有着相通的儒学背景,以至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也非常相似。尽管如此,两人类似的言论却有着极为不同的历史意义。与苏轼相比,松阴的评论,更倾向于痛快淋漓的批判,而较少考虑政治上的实际可行性。苏轼的建议基本上属于渐进的局部修正,而松阴的设想往往是触及根本的整体解决。就改革政治的现实可能性而言,松阴的思想有着更多的空想性。但也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理念,成就了作为变革先驱的松阴。尽管没有迹象表明松阴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将会面临一场根本的社会转型,但是,他显然对政权更迭有着某种模糊的预期。在读到苏轼关于恢复“小宗”制度的建议[26]时,松阴写道:“此法胜于今宗门改万万,他日天下一变,首讲此法为是。(P340)” 虽然松阴同样希望以封建家族制度来实现对民众的统制整合,却寄望于“他日天下一变”,足见其对变革的某种期待。

本文的分析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包括强大的汉学传统在内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学问,在遭遇西洋的冲击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就崩溃了,而是通过某种“积极的”自我转换,回应西洋的挑战。无论功过是非,其所给与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


注释:

[①] 涉及本文讨论内容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陰》(东京:岩波书店,1951年)、下程勇吉:《吉田松陰》(东京:弘文堂,1953年)、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东京:劲草书房,1976年)、桥川文三:《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神話と論理》(东京:纪伊国屋书店,1968年)、前田爱:《松陰における“狂愚”——嘉永三年から六年——》(《文学》39(4),1971年4月)、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东京:ぺりかん社,1996年)、野口武彦:《江戸の兵学思想》(东京:中央公论社,1991年)。

[②]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17页。

[③]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定本版,东京:岩波书店,1934-1936年,第35页。

[④] 甲越指武田信玄的家人小幡景宪创立的甲州流、越后流等日本近世兵学。

[⑤]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18页。

[⑥] 《东坡策批评》见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卷),定本版,东京:岩波书店,1934-1936年,第309-372页。

[⑦] “(P369)”意指引文出自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卷),定本版,东京:岩波书店,1934-1936年,第369页。本稿所引用的苏轼的策论和松阴的评论,凡出自《东坡策批评》中的,为免繁琐,皆以此种形式夹注于正文中。

[⑧]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46-247页。

[⑨]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46、226、251页。

[⑩]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41-242页。

[?7?6] 苏轼写道:“其一曰,将相之臣,天子所恃以为治者。宜日夜召论天下之大计,且以熟观其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远方之民者。其罢归,皆当问其所以为政,民情风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从,侍读侍讲之人,本以论说古今兴衰之大要,非以应故事备数而已。经籍之外,苟有以访之,无伤也。其四曰,吏民上书,苟小有可观者,宜皆召问优游,以养其敢言之气。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虽其至贱,无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为,岂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见之,使不知其所从来。如此,则远方之贱吏,亦务自激发为善,不以位卑禄薄,无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饰。使天下习知天子乐善亲贤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P323)”

[?7?7]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95页。

[?7?8]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02-103页。

[?7?9]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03页。

[?7?0]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04页。

[?7?1] 苏轼写道:“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数,具所直之数,必得其广狭瘠腴之实,而官必据其所直之数,而取其易田之税,是故欲知其地之广狭瘠腴,可以其税推也。……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给其赋,重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实之直而书之契。则夫自今以往者,贸易之际,为奸者其少息矣。(P344-345)”

[?7?2] 苏轼建议:“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之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其间暇则收罗天下之俊才,治其战攻守御之策,兼听博采,以周知敌国之虚实。凡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不亦甚简欤。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泛泛焉,莫任其职。今举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虏,宜无所不济者。(P316)”

[?7?3] 参见吉田松阴:《论周布,兼议两府之选充》,见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五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306-310页。

[?7?4] 参见渡边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

[?7?5]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定本版,东京,岩波书店,1934-1936年,第149-150页。

[21]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五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309页。

[22] 苏轼写道:“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朴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迩,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后可攻也。语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廪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P368-369)”

[23]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68-269页。

[24]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37页。

[25]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37-138页。

[26] 苏轼写道:“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复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亲属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礼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为宗,则其庶子之嫡子,又各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实无穷。自秦、汉以来,天下无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复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亲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P34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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