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国:日本近世汉学与幕末变革思想——以吉田松阴《东坡策批评》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 次 更新时间:2021-09-29 21: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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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吉田松阴(1830-1859)对苏轼的策论集《东坡策》的评论《东坡策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其变革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点:君主中心的政治观、人才中心的制度论和以攻代守的国防论。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近世日本形成的汉学传统,在幕末时期的先觉者们探索如何维护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学问资源。传统汉学绝非仅仅是日本近代化所要克服的对象,也是日本近代化转型期的思想支撑。

   [关键词]吉田松阴、苏轼、《东坡策批评》、《东坡策》

  

   问题的提出

   吉田松阴是日本幕末时期倒幕志士的著名先驱。他是长州藩的兵学师范(教官),其门下涌现了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作为这一支政治力量的思想先驱和精神导师,吉田松阴长期以来广为学界所重视,已经积累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讨论松阴变革思想的形成的时候,现有成果往往集中于分析西学的影响,却比较忽视近世传统学问所发挥的作用。[①]

   的确,松阴的学问观一向比较开放,特别是在佩里叩关之后,日本人的危机意识骤然高涨,松阴也积极提倡学习西洋兵学。但是,他所强调的仅仅是具体的军事技术,即所谓“军舰之事、炮台之事、骑炮之事、铳队之事、骑兵之事”。[②] 而且其自身也并未致力于学习西洋兵学。他曾如此回顾自己放弃洋学的因由:“余尝东游(指其游学江户等地——引用者注,下文同此),亦有修洋学之志,得良师友而居焉。而三年之间,东奔西走,事故杂出,遂不能成业。今则幽囚囹圄,得一力于书,而无有良师友,则洋学之念,已绝矣。”[③]然而,客观条件的限制固然是个原因,还必须注意到,在松阴的主观意识中,对西洋兵学的重视还远远比不上传统兵学。即便是面对美国的坚船利炮,他也依然充满信心地写道:“仰奉神功(皇后)之御雄略,考诸葛(亮)王佐之略,学甲越[④]节制之兵,则天下无敌。”[⑤]实际上,终其一生,松阴主要思想资源依然是近世日本传统学问。这一点,翻检其全集便不难明白。

   总之,如果不研究传统学问对松阴变革思想的影响,便难以全面把握日本幕末转型期的先驱者们的思想发展状况。有鉴于此,本文特以《东坡策批评》[⑥]为例,考察吉田松阴是如何依靠传统的学问资源,展开自己的政治改革论的。《东坡策》共三卷,为藤森大雅所编,收录了苏轼的策文25篇。安政六年(1859)正月(本文所用月日皆为阴历),松阴完成了《东坡策批评》。此时距松阴受刑而死仅约半年,此书可以说是松阴生前最后一部比较全面地阐述其时局观和改革论的作品。

   另外,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已逐渐认识到苏轼不仅仅是文学家、艺术家,也是一位严肃而卓越的思想者。但是,有关苏轼作品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一般仍然只是从版本学或文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本文亦望有助于重新认识苏轼作为一个直面时代课题的思想者所带给日本的影响。实际上,松阴早在包弼德、土居健郎等现代学者之前近百年,就已经认识到苏轼不仅仅是个文学家,也是见解深刻的政论家。更令人深思的是,松阴不仅把《东坡策》作为现状分析和对策设定之书来读,而且对苏轼的策论有着深切的心理共鸣,认为幕末日本和苏轼时代的中国面临着类似的政治课题,《东坡策》中的状况分析和政策建议,基本上也适用于日本。松阴写道:

   东坡策二十五篇,盖苏公上宋仁宗朝云。呜呼,吾二百年来,国势颇似赵氏,而近日虏患,又不在辽夏之下,且吾公之仁贤,盖亦宋仁之流也,是以此策之所言,往往中此间利弊矣。……独愿如生(指松阴的学生天野清三郎,后改名渡边嵩藏)者,他日进谒,得献此策于阁下(指长州藩毛利敬<庆>亲)焉耳(P369[⑦])。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东坡策批评》也全面而具体地反映了松阴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对政治现状观察和对策设想。明治年间,东宫侍讲三岛毅受吉田松阴的后人吉田库三所托,为此书之刊行作序(《松阴评东坡策小引》)道:“其评论能得东坡策之头脑,非世人徒文章视之者所企及,盖谓当时国势衰弱似赵宋,外国猖獗似辽夏,是借东坡策以为己策也,则谓之松阴策亦可矣。(P371)”下面,本文将根据松阴对苏轼的评论来分析其对政治现状的认识,以求揭示其变革思想的若干特点。

   一、君主中心的政治观

   松阴之所以能够独具慧眼地看到苏轼作为政论家的侧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苏轼的许多思考,松阴早在阅读《东坡策》之前,就早已有所留心。而且,松阴读到《东坡策》的安政六年前后,正是他一生之中最为孤独的时期。多年来追随他的学生和友人,几乎无人赞同他激进的政治设想,纷纷背他而去,甚至有人告密破坏其政治谋划。在此背景下,当松阴看到异代他国的著名士人所发议论,有如出于自己口中之时,不难想象他那种油然而生的“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动之情。

   在最基本的时局认识上,松阴和苏轼的确有着惊人的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两人都生活在危机爆发前夜的太平时节,至少他们都有着非常类似的警觉:最大的危险在于沉溺于太平之乐,不知道大难之将临。在松阴的政论文章中,“太平之弊”本来便是他把握现状的核心词汇。早在嘉永二年(1849),松阴奉藩主之命作《水陆战略》,其中就带着强烈的危机意识,指出西方列强对日本已渐成包围之势:

   拂郎西、英吉利(法国、英国)二虏日益自西南向东北挺进。英吉利既已取印度,开豪斯多辣利(澳大利亚),据苏门答剌(苏门答腊)等海岛,至天保(1830-1844)年间遂乱满清。且二虏皆屡次登陆琉球、朝鲜之地,行无法之事。又有鲁西亚(俄罗斯)自极北之地开止百里亚(西伯利亚),至加摸沙都加(堪察加),设都府,备军舰,取海岛,迫我奥虾夷(北海道),已成我神州(指日本)居中、异贼共围之形,窥觎之奸情,难保无之。至此尚无异变者,以我国无可乘之虚隙,且无动干戈之名义故也。[⑧]

   松阴痛惜日本人面对危机却无应有的警惕之心:“世俗之人情,苟一二年不见异贼船舰往来,且官府暂无警备之命,则妄以为万万年无异贼来寇之患,庙堂亦无防御之图,于是往往有怠于武备、溺于游艺风流者。此等事关乎国体强弱,实可长太息矣。”松阴认为造成这种危险局面的根源在于德川幕府统治下的长期和平所导致的武家风俗的堕落:“太平持续,则风俗渐趋华美而轻薄,此乃理势之自然。”“沐浴太平久续之恩泽,则上下皆恣意奢侈,无用之费多,自然忘却武备。”[⑨]外则危机,内则怠慢,生活在太平世界中的松阴忧心忡忡,却难觅同调。因此,当看到苏轼的如下言论:

   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P345)

   松阴顿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感叹道:“今之时,岂特开天哉?(P345)”“今之虏,岂特禄山哉?(P345)”

   两人都认为,如欲克服这种治与乱的悖论,关键在于作为权力核心的君主要奋发有为,立志改革。苏轼论道:“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明之威,使天下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断于中,群臣虽有伊吕稷契,无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而后论所以为之要云。(P312-313)”引文中的着重号乃松阴所加,下文与此相同,不复赘言。松阴认为苏轼的论述,同样切中了幕末日本的要害,政治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而君主的振作有为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他批注道:“当今之天下之势正如此。(P312)” 又叹息道:“此策,余常欲献诸吾公(指长州藩毛利敬<庆>亲),而未有路也。(P313)”鼓励长州藩藩主积极领导政治改革,这是松阴一直以来的梦想,他多次通过各种途径上书藩主,这时又希望能够向藩主献上《东坡策》。

   苏轼进一步强调,如果天子本身没有改善政治的决心,即使招揽人材,改变法制,不但不会带来政治的改善,反而会导致相反的效果。他写道:“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执政之臣,所以欲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为之信,然后敢有所发于外而不顾。不然,虽得贤人千万,一日百变法,天下益不可治。(P318)”松阴批注道:“痛慨,痛慨。(P318)”他认为长州藩主和苏轼所面对的宋仁宗一样,是“仁贤”的君主,对藩主领导政治改革寄予热切的期望。

   苏轼反对君主应当无为而治的说法,激烈批判“其上之人,务为宽深不测之量”的所谓“庸人之论”(P320)。松阴深有同感:“恨不使坡公生今日、目今日也。(P320)” 苏轼以所谓的古代圣王为模范,鼓励君主勤于政事:“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悚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P331)”松阴评论道:“浅近之言,却自有理。(P331)”

   强调君主应该勤于政事,本来算不上特别新奇的论点,但是,对于幕藩体制下的政治状况而言,这一平淡的观点,却有着特殊的意味。日本有着位居主位者反而往往远离具体政治事务的传统。比如,天皇是天下之主,兵马大权却归于将军;将军是幕府之主,政事处理之权却常在于幕阁。在长州藩也有着类似的权力构造,藩主虽然是权威的象征,具体掌握政治权力的却一般是家臣团上层中的家老等。作为中下层武士的代表者之一,吉田松阴一向反对这种权力构造,认为世袭特权武士的存在,成为藩主和一般武士之间沟通的障碍。早在嘉永元年(1848)10月提交藩主的《关于明论馆再兴的建议书》中,松阴就强调:“苟太平日久,则上下之间渐成阻塞,上之思虑难以下通,下之事情亦难达上听,古今之通弊也。愚以为,改革此弊乃御兴隆之第一义也。”[⑩]

   日后松阴还多次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类似的论述,反复强调如果不能解决上下悬隔的问题,君臣之间交流不畅,无论藩主有着多么强烈的愿望,也无法改善政治现状。因此,当看到苏轼有类似的评论,松阴很容易便产生了共鸣。苏轼论道:“养尊而自高,务为深严,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腐儒老生,又出而为之说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书之,后世且以为讥。使其君臣相视而不相知。(P322)”松阴据此以批判当时长州藩现状:“今近臣大臣,举皆言之。(P322)”苏轼写道:“尊卑阔绝,而上下之情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是故不为近忧,而常为远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圣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礼而务至诚,……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P323)”松阴评道:“读去胆寒。(P323)”苏轼总结道:“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P331)”松阴:“言言先获吾心矣。(P331)”

   检讨历史得失,分析现实问题之后,苏轼最后又提了五条具体的建议:“陈其五事,以备采择。(P323)”所谓五事,要而言之,在于天子勤政,激励臣民[?7?6]。松阴读至此处,不禁称赞苏轼的学问乃是“经济有用之学”(P323),并深感其建议也同样适用于日本:“五事一一著实,于今尤切。吾原不知坡公,读至此,不觉心折,故常欲人读此策也。(P323)”

苏轼和松阴都极端重视君臣、君民相亲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应对外来军事威胁的需要。苏轼写道:“夫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欢欣相得之际也。国大则君尊而上下不交,将军贵而吏士不亲,法令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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