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国: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原型吉田松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3 次 更新时间:2021-09-29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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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田松阴(1830-1859)的亚洲侵略思想,学界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其亚洲侵略思想的存在及其对明治日本领导层的影响,但是,对其亚洲侵略思想的内容和特质的分析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化。[1]日本历史学者田中彰曾指出,吉田松阴曾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狂热遵奉的精神偶像,[2]但日本在战败投降之后,却又逐步实现了“没有经过自我批判的松阴像的复活”,使得“战争责任暧昧不明”。[3]未经充分反省的松阴形象在日本至今仍然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即使有少数日本学者激烈批判吉田松阴是侵略主义者,也并未对其亚洲侵略思想进行深入分析。[4]而为吉田松阴辩护甚至翻案的论著却时有所见。[5]有鉴于此,本稿拟细致分析吉田松阴亚洲侵略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

一、吉田松阴亚洲侵略思想的形成

吉田家是山鹿流兵学世家,山鹿流兵学是山鹿素行(1622-1685)所开创的近世(17世纪初-19世纪中叶)日本兵学的代表性流派。吉田松阴自幼接受以家学为中心的兵学训练,嘉永元年(1848)正月(本文叙述幕末历史所用月日均为旧历)出任长州藩兵学师范(教官)。松阴曾如此回顾其早年所学:“仆生神武之邦,长兜鍪之家,幼所习,长所学,兵道而已矣。……必也明君臣上下之义,辨贤邪忠奸之分,士精强而民富实,粮储饶而器械利,沟堑足以保民,城垒足以卫地,其进也不可拒,其退也不可追,然后中立而外从,华盛而夷慑,灾除而道畅,于是生民之能事尽,天下之大业毕矣。是谓兵道。生斯邦,长斯家,所习所学,岂有他哉。”[6]近世日本武士阶层受到来自中国的儒学的巨大影响,吉田松阴也不例外。但其所理解的“兵道”极端重视武力,严重影响了其对儒学的真正接受。身为武士而以兵学为业,这是松阴日后形成亚洲侵略思想的前提。

当日本遭遇西方的冲击时,松阴一方面国防危机意识高涨,另一方面也为看到了实现其“兵道”理想的机会而兴奋不已。在佩里初次到达日本、强行递交美国总统国书之后,吉田松阴向朋友写信感慨美国军舰的威力和幕府官员的狼狈,并认为:“此次之事,甚非易与,终将交兵乎?然船炮不敌,胜算甚少。”但他同时又声称:“然于此可谓日本武士之振作机会来矣。其可贺亦大也。”[7]

但是,武士身份特权意识所导致的愚民观念,使松阴无法认识到将要到来的国防危机其实是一个全民性的问题,无法真正理解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根本任务。嘉永元(1848)年5月6日,松阴所作《护民策一道》,充分反映了其思想上的这一局限。他担心:“以不习战之人,无虞变之心,吾不善制之,而任彼自为,则狼狈纷扰为何如哉。”于是献“制之之术”。其主张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愚民观:“夫愚钝无虑者,莫甚于细民,必也上有法,下有教,处置得宜,然后庶几补十分之七八。”松阴依然认为从事战争是武士的特权:“贼之来,或猛威可惧,何事于细民?”[8]自诩为精英的武士对庶民的蔑视,在松阴名为“护民”的此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9]正是因为不肯真正动员民众建设基于民主参与的近代民族国家,松阴及其门下日后才会选择通过对外侵略制造紧张气氛,煽动国民好战情绪。

1854年佩里再次率领舰队来日,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松阴虽然对此深感屈辱愤怒,却亦颇为理智地随即放弃了直接攘夷的设想,并以此为契机,迅速形成亚洲侵略思想。他设定的基本战略框架是把侵略亚洲作为日本与西方对抗的前提。这一点一经提出,从未动摇。至于如何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松阴的政策主张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有所调整,主要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作于安政元(1854)年的《幽囚录》为标志,其政策重心在于强化军备。这是松阴亚洲侵略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以完成于安政二(1855)年4月6日的《狱舍问答》为标志,松阴转而强调以民政和仁政为核心的内治优先论,这是其亚洲侵略思想的成熟期。第三个阶段以安政五(1858)年的《对策一道》等文章为标志,松阴做出了新的政策调整,开始大力提倡航海通商。当然,松阴政策重心的每一次移动,都不是对此前主张的简单否定,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完善侵略亚洲的构想。以下将首先简单介绍比较短暂的第一阶段的情况,然后重点考察第二阶段的有关问题。至于第三阶段,由于现有研究成果问题较多,将在第三节单独进行详细讨论。

关于松阴第一阶段的亚洲侵略思想,首先必须注意,他是在西方的军事压力之下,作为日本的国防战略而主张侵略亚洲。其作于安政元(1854)年的《幽囚录》,初次全面阐述了通过侵略亚洲对抗西方的国防设想:“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加摸察加(堪察加)、隩都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菲律宾)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不然,坐于群夷争聚之中,无能举足摇手,而国不替者,其几欤。”[10]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松阴并不质疑侵略行为本身,反而认为“增其所无”是“善保国者”的明智之举。他特别强调对琉球、朝鲜、中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是日本实现国防安全的必要前提。近代日本以自卫为名进行侵略的强盗逻辑,其源头即在于此。

至于为什么必须通过侵略亚洲来维护本国安全,松阴此时主要是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进行论证:由于日本是岛国,四面环海,西方列强凭借军舰,能够机动作战,如果只是单纯进行海岸防卫,将会导致日本疲于应付,国力衰弱,因此,只有通过侵略亚洲来震慑西方列强才是有效的国防手段。在安政元(1854)年12月12日给兄长杉梅太郎的书信中,他如此写道:“兵固有先声后实者。今大力打造船舰,北收虾夷,西服朝鲜,骎骎然示进取之势,则群夷自当收手。何哉?纵令一度接近而得小利,又恐其本国被袭也。计不出此则非保永久之策。”[11]

受到佩里叩关的刺激,幕末日本武士之间流行的是加强军备的主张,松阴最初也与此同调。但是,松阴完成于安政二(1855)年4月6日的《狱舍问答》,却转而强调民政:

所谓天下之大机者……近年来,外夷之小丑,妄自送死,是实可谓一时之大机。今则恐于其之虚喝而约永久之和亲,是亦何言?然已失其机。今当务者,无先于厚民生,正民心,使民养生丧死而无憾,亲上死长而不背。是不务而言炮言舰,炮舰未成而疲弊随之,民心背之。失策无过于此者。此事,孟子先生已尽言,今又何言?且至于军舰者,其制未详,纵费许多之金而造之,未可知其适于用否。数年之后,自米利坚(美利坚)、鲁西亚(俄罗斯)等地,其制当可传来。待其后而制之,亦不迟。固应或精研洋书,或招集船匠讲究其之可否利害,未可妄自打造耳。[12]

他认为佩里来航对日本而言本来是振作奋起的大好机会,但是由于幕府奉行软弱的外交政策而痛失良机。在已经与美国签订和亲条约的局面下,日本首先应该加强的是民政。他判断,由于幕府推行和亲政策,日本对西方可以维持十年左右的和平,因此在《狱舍问答》中反复强调:“太平尚久!”“予亦曾略学兵法,战胜攻守之术,素所尽心。予深思利害而发此论也。如与西洋夷交兵者,非十年外决无此事。”[13]

松阴的民政论在当时的日本堪称独树一帜,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14]但是,尚未有学者留心松阴民政论与其亚洲侵略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误以为松阴的民政论削弱了亚洲侵略的主张,其典型代表是日本政治史研究大家信夫清三郎的侵略延期论。信夫认为《狱舍问答》表明松阴完成了新的战术转变,将重点置于民政,侵略则被延期。信夫写道:“向亚洲的扩张将如何呢?松阴认为,因为‘果欲来朝鲜,收满洲,则非舰不可’,现在没有军舰,‘今未及于此,则巨舰可待也’。最终将向亚洲的扩张延期了。”[15]

信夫拆分引用的松阴言论,出自松阴对中村道太郎关于《狱舍问答》的批评的反驳,原文是:“果欲来朝鲜,收满洲,则非舰不可,是余之本志也,今未及于此,则巨舰可待也。”[16]信夫明显误读了松阴此语,将“没有军舰”视为延期侵略的原因。其实,松阴在此根本未提及侵略是否应该延期,其所谓“巨舰可待”也不是原因,而是结论,即可以暂缓军备。至于为什么要暂缓军备,松阴紧接着给出了更直接的解释:“有独力以支天下驭百蛮之志,则炮不可不铸也,舰不可不造也。若今未(有其志)也,练志以代炮,养气以代舰,是为急矣。”[17]松阴的主张是,因为日本还没有确立对外侵略的志向,所以当务之急是“练志”、“养气”,军备则不妨暂缓。显然,松阴所谓民政或内治的优先性,是针对军备而言的,并不是否定侵略。其实,即使在写作《狱舍问答》之前,松阴也并没有主张马上对外侵略,而是主张先发展军备,然后“乘间”侵略亚洲;《狱舍问答》则是主张,先加强民政、仁政等内治,然后(发展军备)侵略亚洲。松阴的战术转变,并非从侵略转向民政,而是从单纯强调军备,转变为特别重视民政。

信夫根据安政二(1855)年4月6日的《狱舍问答》,判断松阴“将向亚洲的扩张延期了”。然而,安政二(1855)年4月18日,松阴在《与来原良三书》中再次强调侵略亚洲来战胜欧美:“癸丑甲寅[18],一大机会,乃坐失之,然事已往矣。为今之计,和亲以制二虏,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夺满洲,来朝鲜,併南地,然后拉米(美国)折欧,则事无不克矣。向之失机,未足深惜也。”[19]松阴在此富国强兵并举,甚至并未刻意强调民政优先于军备。安政二(1855)年8月1日松阴作《与治心气斋先生书》,再度阐明:“今之忧,在当事者无志与略,治兵者不知势与机。苟使大其志、雄其略以建事,审势与机以行兵,虽无舰无炮,犹将横行五大洲而有余。……仆窃为国家思今之策,既与鲁(俄国)墨(美国)和,决不可自我生事,宜严章程谨约束,不令其至骄悍,乘间收满洲而逼鲁,来朝鲜而窥清,取南洲而袭印度,三者当择其易为者而为之,是天下万世可继之业也。天下之势,或未至于此,则退治吾国,偃武修文,招贤能,养士民,潜声息,敛形迹,犹足以受一方之安,传诸子孙,是则藩国之谋也。二者量德度力,为所能为。大则仁者之业,小则智者之事。是之不勉,而造船铸炮是事,是仆之所以甚惑。”[20]松阴认为战争的关键在于洞察时势,抓住机会,不在于军备。他主张在遵守与西方的条约的前提下,或改善内政,或侵略亚洲,二者之间并无先后之别,只是要“量德度力,为所能为”。

松阴不可能主张将侵略延期的关键原因有二。其一,松阴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不侵略就会被侵略的关系。为了避免被侵略,只要条件具备,日本就应该对外侵略;如果条件不具备,就应该积极整备对外侵略的条件。这一思路充分体现在松阴于安政二(1855)年4月24日写给兄长杉梅太郎的信中。当时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松阴担心洪秀全掌握政权之后便会侵略日本,同时热切希望鼓动幕府趁中国内乱而主动入侵:“以丰太阁(指丰臣秀吉)之雄才,惜哉生于天下分争之日,耗费心力于神州(指日本)之拨乱,故终未能取得明国而殁。况今国内事起,不得伸手外国,失大机。若洪秀全等伪定清国,朝鲜满洲亦皆随从,自彼先款我关,大遗憾无过于此。切望以此论一动幕府者也。”[21]

原因之二植根于松阴对国际贸易的理解。他在安政二(1855)年4月24日给兄长的信中写道:“鲁墨(俄国、美国)讲和一定,决然不可自我破之,失信于戎狄。但严章程,厚信义,以其间养国力,切割易取之满洲、朝鲜、支那。交易而失之于鲁国者,可又以土地而偿之于鲜满。”[22]松阴认为与欧美贸易将使日本遭受损失,因此而主张军事占领亚洲邻国的土地,以弥补日本的损失。相对落后的日本无法在自由贸易中与西方列强争胜,于是凭借军事力量在亚洲攫取殖民地作为补偿,近代日本最终选择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松阴已然预言在先。而且,松阴给兄长的这封信表达了极为迫切的心情:“国论(指长州藩的立场)一定,自本藩频频建白幕府,急务无过之。”[23]侵略延期云云,实在是误解了松阴。

松阴民政论的真正意义首先在于其独特的(相对于军备而言的)内治优先论,作为对外扩张型国家战略的逻辑起点。立足于武士的阶级立场,他认为日本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外患,而在于民众内乱:“天下之乱,不出于诸侯,而起于黎庶,古往之迹皆然。”开国以后的情势,进一步加剧了内乱的风险:“互市皆得外夷无用之物,……不出数年,国家疲弊,民有菜色,途有饿殍,流民蜂起,奸雄煽是,黠夷乘是而至,是余所虑也。”总之,“国内之乱,实所一日不可忘也”。[24]松阴民政论的出发点在于其根深蒂固的愚民观所导致的对国内民众的不信任,归结点则在于整备足以对外实施侵略的国内体制:“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25]他担忧的是日本武士只顾强化军备而忽视了民政,他期待是能够通过强化内治而实现“制外”(即侵略亚洲以对抗西方)的目标。

松阴民政、内治论的第二点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了当时长州藩所应采取的战略。他不同于主张谏幕甚至倒幕的攘夷激进派,而是建议长州藩暂时追随幕府,因为幕府尽管衰弱,依然比列藩人才更多。同藩武士中村道太郎批评松阴道:“欲令我君越樽殂,此方今藩臣之所日夜殚力也,不可以无其人而付之浩叹焉。”松阴的答复是:“越樽俎者,必内治有余而后可能也,故余近日之论,最归重于内治。”[26]

与第一阶段片面强调武备不同,以安政二(1855)年4月6日的《狱舍问答》为标志,松阴转而强调以民政论为核心的内治论,以纠正片面重视军备的偏颇,逐步形成了更加完整的亚洲侵略计划。至安政三(1856)年6月18日,松阴完成日本国体论的代表作《讲孟余话》,但需要注意,这本书也是其以侵略扩张为最终目标的民政论、仁政论的全面展开。松阴在《讲孟余话》中寄托了其对外扩张的抱负:“余幽闭于一间之室,日夜谋划并吞五大洲之事。”[27]松阴在安政二(1855)年4月24日写给兄长的信中也坦言其对《孟子》仁政论等的重视,最终目的在于对外扩张:“鄙见以为,处置之急,无若孟子者。其要有二:安万民;得天下之才,来多士。其规模者六十六国成一块石,剿抚万国之夷辈,除五大洲之陋名,赐天朝之佳名。”[28]松阴通过对《孟子》的独特阐述而形成其国体论,在道义上也将侵略行为正当化,其亚洲侵略思想至此可谓大成。

完成《讲孟余话》不久,在松阴与其高足久坂玄瑞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久坂主张应该斩杀外国使节。安政三(1856)年7月18日,松阴在《复久坂玄瑞书》中批评久坂“空论虚谈,装慷慨,扮气节”,认为“今也德川氏已与二虏和亲,非可自我绝,自我绝之,是自失其信义也。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诚能如是,二虏唯我所驱使。”[29]此次争论可以看作是松阴以其思想在其弟子之间统一认识之举。

吉田松阴的亚洲侵略思想是拒绝社会革命而又无意与亚洲各国联合的日本,在应对西方冲击时的最终选择,充分体现了近代日本的国家理性(摒弃道德考量,以符合目的的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与幕末日本另一位著名的侵略主义者佐藤信渊(1769—1850)相比,松阴的这一特点尤其突出。

佐藤设想首先彻底重编日本国内统治体制,然后征服世界,而其首选的侵略目标便是中国:“凡经略他邦之法者,以始于弱而易取之处为道。当今于世界万国之中,自皇国而易于攻取之土地,无易取于支那国之满洲者。”[30]常有研究者强调吉田松阴的侵略思想对佐藤信渊的继承性。[31]其实,由于佐藤信渊有着强烈的空想色彩,吉田松阴并不欣赏其侵略构想。安政四(1858)年正月23日,吉田松阴作《读经济要录》,回顾自己早年读佐藤信渊的“混同四海之策”的感受是“喜其雄伟,而嫌其夸诞,未深服其为人也”,因此,“佐藤氏之书,大投时好,而余竟不一览也。”[32]

佐藤信渊把国内变革作为积蓄力量的主要手段,所以在其计划中,先征服中国再入侵欧洲,主要是步骤上的先后,而截然不同于松阴把侵略亚洲看作是对抗西方的必要前提。佐藤信渊曾设想与清朝联合对抗西方,于1849年写了五卷本的《存华挫狄论》。而吉田松阴却从未考虑过与亚洲国家联和的可能。[33]与佐藤信渊相比,吉田松阴的内治论并未要求根本的社会变革,只是在现有统治框架内提倡改善民政,整备对外扩张的国内体制;其外侵论则以对欧美妥协为前提,通过侵略亚洲弱国积蓄实力。近代日本所走过的道路,事实上延续了吉田松阴的构想。

二、吉田松阴所谓“航海雄略”的真意?

1857年,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开始与幕府进行缔结开国(开港、开市)条约的谈判。安政五(1858)年3月20日,孝明天皇发下敕谕,拒绝许可幕府和哈里斯缔结的条约。吉田松阴在安政五(1858)年4月20日左右获知此消息,为之振奋不已。在上述背景下,松阴写作《狂夫之言》、《愚论》、《续愚论》、《对策一道》等,展开了其所谓“航海雄略”论。

吉田松阴第三阶段的亚洲侵略思想,最显著的变化是开始提倡对外贸易。多有学者据此以为松阴放弃了曾经的侵略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者是信夫清三郎。信夫认为1858年的松阴已经认识到为了购买西式武器,必须进行对外贸易,于是转而主张靠通商积蓄力量,放弃了侵略亚洲的主张。[34]然而,通商和侵略两者本不必然矛盾。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便是侵略和贸易并举。那么,松阴所谓“航海雄略”究竟何所指?

松阴写作《对策一道》等文章的目的在于论述如何应对哈里斯开港通商的要求。他主张应该拒绝美国的要求,大力发展海军,然后先与亚洲诸国建交通商,再与美国缔结“和亲之约”[35]。在安政5(1858)年4月中旬的《对策一道》中,松阴写道:

欲振雄略驭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为哉?若乃封关锁国,坐以待敌,势屈力缩,不亡何待?且神后之平韩,定贡额,置官府,时乃有航海焉,有通市焉。德川氏任征夷,时固航海而通市矣。其后天下已平,苟偷无事,宽永十三年,乃尽禁绝之。然则航海通市,固雄略之资,而祖宗之遗法。锁国固苟偷之计,而末世之弊政也。[36]

松阴批判德川幕府锁国传统的退缩性,把“航海通市”视为“振雄略驭四夷”的手段,却并未直接主张对外自由贸易,反而支持锁国,所以他接着写道:“虽然,言之有难焉。今之言航海通市者,非能资雄略,苟免战耳。其志固不如锁国者之不以战为惮也。”[37]松阴的设想是,以言辞说服美国人暂时放弃开国要求,然后日本再主动展开“航海雄略”:

凡为皇国士民者,不拘公武,不问贵贱,推荐拔擢,为军帅舶司,打造大舰,习练船军,东北而虾夷唐太(库页岛),西南而流虬对马,憧憧往来,无有虚日,通漕捕鲸,以习操舟,晓海势。然后往问朝鲜、满洲及清国,然后广东、咬口留吧(雅加达)、喜望峰(好望角)、豪斯多辣理(澳大利亚),皆设馆置将士,以探听四方事,且征互市之利。此事不过三年略办矣。然后往问加里蒲尼亚(加利福尼亚,代指美国),以酬前年之使,以缔和亲之约。果能如是,国威奋兴,材俊振起,决不至失国体也,又不至空言以惩骄虏之不可也。然前之论,可以却墨夷,而后之论不举,何以强国本?国本不强,虏患何时而止哉?[38]

主要根据以上史料,信夫清三郎认为吉田松阴放弃了侵略亚洲的主张:“松阴容忍贸易而转向积极的开国论之际,改变了对亚洲的征服意图。他曾在强调征服亚洲的必要性时,说日本要展示‘进取之势’,使想要侵略日本的欧美诸国‘恐袭其本国’。他现在考虑的战术是,说服美国暂时从日本撤走,然后以‘通市’为核心手段来积蓄力量,同时形成独立的主体,以三年之后为期,与美国缔结‘和亲之约’。他眼下的战术减少了使欧美诸国‘恐袭其本国’的必要性。对眼下的战术而言,必要的是通过与亚洲诸国通市而‘征互市之利’。松阴在抛弃征服亚洲的意图的同时,强调互市的必要性。”[39]

信夫的观点有着极大的影响,此后持类似观点的作者基本上只是重复信夫的论证。例如桐原健真的《吉田松阴——发现“日本”的思想家》虽然也承认松阴的《幽囚录》主张侵略亚洲,[40]却又强调松阴的思想在1858年发生了变化,即从“慑服雄略”转变为“航海雄略”[41]。桐原评论道:“在此,曾经作为‘皇国之所以为皇国’而强调的,以武力侵略为轴心的‘慑服雄略’的主张已经看不到了。其背景是松阴发展为,在天皇这一日本固有的存在中,寻求‘日本’这一自我形象的根据,已经不再追求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膨胀的‘慑服雄略’。” [42]桐原虽然说松阴在《续愚论》中提出了 “航海雄略”,却并未引用其中的文字。他随后援引的仍然是《对策一道》中的文字,未出信夫清三郎所引用的范围,并评论道:“‘雄略’作为对象的地域,和之前的《幽囚录》近似,但在此展开的完全是以通商活动为主。”[43]

首先必须指出,《对策一道》文中并无一字提及“放弃”侵略。信夫说松阴此时开始主张“以‘通市’为核心手段来积蓄力量”,然而松阴的《对策一道》在是把“设馆置将士”置于“征互市之利”之前;更在“设馆”之前,强调要首先大力发展海军。《对策一道》中并无只言片语表示“互市”比发展海军等更加重要。信夫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认为“通市”是松阴考虑的“核心手段”。桐原亦不过是简单重复信夫的观点。然而,如果不能证明松阴有意识地把通商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上,而只说他开始承认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其实无法推论松阴放弃了侵略亚洲的主张。当时至少朝鲜依然坚持“锁国”政策,日本要和朝鲜“互市”,就必须首先设法打开朝鲜国门。

第二,松阴的《对策一道》其实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其“航海雄略”是以军事活动为先,以贸易活动等为辅。他强调的步骤是首先要“打造大舰,习练船军”,“然后往问朝鲜、满洲及清国”。事实上,最终凭借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的,恰是松阴门下主导的明治政府。松阴这种以贸易为军事服务的思路,在安政五(1858)年针对长州藩的建议书《上国相益田君书》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其文中强调长州藩当务之急有三:“兴铳阵也,讲航海学也,开港通商,兼使士习海势、晓针路也。”然后引用了富永有邻的对策设想,其原则为“大开通商,增船只,殖物资,输出港口,使士人统领之,则富国强兵之资也。”[44]信夫清三郎也注意到了这份上书,但他只强调此文体现了松阴“要求积极的航海通市”[45],却未提及松阴对贸易乃“富国强兵之资”的强调。松阴的上书中还继续写道:“商船渐增,土货渐殖,而互市渐盛,乃造军舰。军舰必备炮铳,充士卒,商舰以当辎重,于是欧罗米利(指欧美列强),无远而不可到,而朝鲜满洲之足言哉。果有志于此,航海之学,不得不预讲焉。”[46]显然,对松阴而言,贸易是为军事服务的手段,甚至商船也要用来运输辎重。

第三,松阴视贸易从属于军事的观点其实是一以贯之的。松阴在作于安政五(1858)年的《未定稿附和作》中写道:“吾曾闻之于象山师,云:出交易可也,居交易不可也。余云:国力强势,于驾驭外夷有余,则居交易亦可也,况出交易哉。畏慑外夷之威势,出于不得已,则出交易亦不可,况居交易哉。”[47]不同于佐久间象山对出海交易的充分肯定,吉田松阴把军事强大看做是开展对外贸易的必要前提。

实际上,松阴深信设使通市是强国侵略弱国的手段。在作于安政五(1858)年1月16日的《狂夫之言》中,松阴强调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对幕府提出的置使通商的要求,会导致日本的灭亡:“当今天下之亡已决矣,其患有夫大于此者哉。”他如此理解美国的意图:“墨夷之计曰,京阪及金川、新澙、长崎、平户,各起商馆,置官员,更立一重员于江户以管之。其商法,内商与外商私相贸易,不辖诸官府。是其吞噬我国之形,固已著矣。”松阴最后感叹:“呜呼夷计至此,天下之亡,尚待旋踵哉。”[48]安政五(1858)年1月19日,松阴在给僧人月性的信中再次强调:“置公使于江都(江户),万国通商,不拘于政府而任意为之,倘若如此,神州(日本)实绝于是。”[49]

松阴的逻辑很清楚,置使通市是美国灭亡日本的手段,所以不可接受其要求;但与此同时,他又主张日本应该让亚洲邻国接受置使通商的要求。要而言之,松阴所谓“互市”,直接构成了其亚洲侵略计划中的一环。这也正是为什么松阴在《对策一道》中毫不隐讳地将其政策主张的原型,求之于神功皇后侵略朝鲜的古代传说:“且神后之平韩,定贡额,置官府,时乃有航海焉,有通市焉。”[50]松阴在前引安政五(1858)年1月19日的信中还强调自己的观点是受到了佐久间象山的启发:“此处吾师象山甚有活眼。大意谓,自吾国开人者妙,如此则通信通市亦尽由我心也,被人开国则如泪出妻吴(齐景公为了避免吴国的侵略而挥泪嫁女),终不得保其国也。僕服其说。”[51]反对“被人开国”,却意欲“开人(之国)”,这便是松阴所谓“航海雄略”的真意。

在提倡“航海雄略”的同时,吉田松阴也开始表现出对所谓“竹岛(指郁陵岛)开发论”的持续关心。他不但没有放弃亚洲侵略,反而积极探索具体实施方案。松阴在安政五(1858)年2月19日写给木户孝允的信中,介绍了医家兴膳昌藏的“竹岛”开垦论,拜托木户孝允与在江户学习的久坂玄瑞商议,设法鼓动幕府同意。松阴论道:“委细玄瑞已知,请妥为运筹。天下无事则为幕府之一利,有事则远略之下手者,不若自吾藩临朝鲜、满洲。欲临朝鲜、满洲,则竹岛为第一落足之地。远思近谋,以为是乃今日之一奇策。”[52]安政五(1858)年6月28日,松阴又致信久坂玄瑞,让他与木户孝允商谈竹岛之事。松阴风闻英国人已经占据了此岛,觉得难以置信,但在信中又写道,如果传闻属实,也是好事,这样的话,则英国人“何时来袭长门(指长州藩长门国)等地亦不可测也,破寸板不能下海之陋,此等妙策无之。黑龙、虾夷者,距本藩迂远,而竹岛、朝鲜、北京之事,正乃本藩之急也”[53]。安政五(1858)年7月11日,又致信木户孝允讨论竹岛问题,担心如果“洋夷已经下手,……成彼之落足之处,于吾长州有非常之难”,认为“以开垦为名渡海,是则可为航海雄略之始”。[54]吉野诚曾论:“对吉田松阴而言,‘竹岛’开垦论,是应该成为‘航海雄略之始’的计划,然后奠定向朝鲜、满洲发展的‘第一个落脚点’,可以说是基于积极攘夷论的亚洲侵略的第一步的构想。”[55]所谓“竹岛”在吉田松阴的侵略构想中是否真的占有如此清晰的位置,尚有讨论余地。但松阴至死未曾放弃侵略亚洲的主张,这一点实无任何翻案余地。[56]

三、吉田松阴亚洲侵略思想的特质

综上所述,吉田松阴亚洲侵略思想的特质,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吉田松阴思想的立足点在于其根深蒂固的武士身份意识,而其对兵学的重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立场。为了维护武士的身份特权,他对内期望维持并强化封建统治秩序,敌视民众叛乱;对外坚持攘夷,在重视国家独立的同时,期望能够对外扩张。

德川幕府本质是军人政权,重视尚武传统,一旦面临外来威胁,原为军功土地贵族的武士迅速复活了进行军事扩张的冲动。吉田松阴安政元(1854)年的《幽囚录》自序中便无比神往地回顾了所谓古代日本的武威:“国朝之变,盖有三矣,古昔有所不臣,不问海内外,东征西伐,必除强梗而止,其势极盛矣。其后蕃夷悍然来侵,而我发兵歼鏖,虽非古也,亦盛矣。”然后又强调:“一盛一衰,国之所必有,而衰极复盛,乱极又治,则物之常也。况皇国君临四方,天日之嗣,永与天壤无极者,安有一衰而不复盛哉。”[57]

丸山真男曾指出:幕末日本的状况使得“战国时代的军事性思维方式复活”,这种思维方式作为“‘封闭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其基本倾向便是“总是攻击或者准备防卫”[58]。松阴在《狱舍问答》中亦写道:“凡两强相遇,两勇相对,必起战斗。归来之跡,历历可见。”[59]这种不是进攻,就是挨打的武士传统思维,一方面有助于对西方的军事威胁作出快速反映,另一方面也使其难以设想和平共处的国家关系。对西方列强主防守,对亚洲弱邻主进攻,这是吉田松阴在日本对外关系上的基本主张。

第二,吉田松阴以邻为壑的国防思想,显示了儒学的普遍性规范在幕末日本的解体。

著名的儒教理想主义者横井小楠(1809-1869)在佩里叩关之前,于嘉永六(1583)年正月作《文武一途之说》,预言了对外危机导致武士传统思维复活,压倒儒家理想主义的危险。小楠写道:日本面临外来威胁,“然为学者者,不志于文武一途之道,无熟眺时势而救是之见识力量。于是忧世之人杰出时,以一切学者为迂阔无用,专欲以武之一途兴国”[60]。嘉永六(1583)年5月3日,小楠在给越前藩冈田准介的书信中又写道:“唯兴武事者,大错也。圣贤豪杰心术事业一致,治乱常变皆不一偏之修行,尤以为此学之心得。”[61]小楠认为只有真正坚持以儒家道义指导军事活动,日本才能够面对西洋列强,维护国家独立,所以他在佩里来航后作《夷虏应接大意》,强调应根据儒家普遍主义原理即“天地仁义之大道”来决定外交政策。[62]沿着横井小楠的思路,不会设想把侵略弱国作为对抗强国的手段。[63]

然而,吉田松阴却如小楠所担心的那样,放弃了山鹿流兵学所引入的儒家普遍主义原理。山鹿素行致力于以儒家的德治主义为武家施政提供指导标准,曾如此批判丰臣秀吉:“若我无德正之处,无服下之文德,则纵令遍遣兵士于南蛮西戎,祸必起于萧墙之内。况征者,正也。以我之正,正人之不正,是为征。秀吉有何正以正高丽之不正哉。”[64]松阴却高度评价丰臣秀吉向大陆的军事扩张。其《外征论》称:“太阁(丰臣秀吉)之征韩,可谓以不世出之才,为未曾有之举。”[65]

失去了儒家普遍主义的制衡,吉田松阴在侵略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同样重视军事实力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虽然面对西方的冲击,迅速提出了重视“力”的国际关系论:“同力度德,同德量义。虽称文王之美,亦不过云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无其力而能保其国者,自古至今,吾未之见也。谁谓王者不尚力耶。”[66]但他依然信奉朱子学,并未单纯重视“力”而放弃“德”的考量,所以并无显著的侵略思想。吉田松阴奉佐久间象山为师,却没有继承其根本理念。

第三,吉田松阴在放弃儒家普遍主义规范的同时,又固守儒家之道德政治合一的传统,最终转向集团功利主义的狭隘道德,于安政三(1856)年推出了以《讲孟余话》为代表作的极端日本中心主义的“国体论”,其亚洲侵略思想日益趋向理念化、信仰化。

吉田松阴强调其兵学的道德性。然而,他直接把符合日本国家或者长州藩利益的行为看做正义,其最高的道德标准不过是本民族中心的集团功利主义。他一面说:“不以经术为本,则不明义兵暴兵之辨。”[67]一面却又毫无愧怍地把侵略亚洲称为“仁者之业”[68]。其“谋划并吞五大洲之事”的著作《讲孟余话》,亦称:“如今,兴隆神州(日本),挞伐四夷者,仁道也。碍之者,不仁也。仁岂不胜不仁哉。……志于仁者,岂寥寥哉?”[69]这种狂热的特殊主义道德观,进一步封杀了其自我反省的可能性。

较早指出松阴亚洲侵略思想与其国体论的关联的学者是松浦玲。她认为吉田松阴的征韩论来源于“被日本至上主义毒害的儒教以及国学、神道”。她写道:“幕末有教养的人大体上兼修儒教和国学两者。一方面出现了像横井小楠那样把儒教所具有的普遍主义进一步思考提纯,终生坚持不渝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被国学、神道关于日本特殊优越性的议论所影响的人物。……吉田松阴是后者。”[70]就幕末日本征韩论的思想大势而言,松浦玲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但如本文所论,就吉田松阴个人而言,他其实是首先在佩里来航的刺激下,形成了亚洲侵略思想,日后又通过在狱中的读书思考,才逐渐形成其国体论的。[71]

虽然日本学者多强调松阴尊皇之心的纯粹性,其实松阴自己明确承认其国体论名著《讲孟余话》中提倡的“尊皇”是服务于“攘夷”的手段。安政三(1856)年11月23日,松阴作《又读七则》,写道:“有因忧天朝遂愤夷狄者,有因愤夷狄遂忧天朝者。余幼奉家学,讲兵法,知夷狄国患之不可不愤。而后遍考夷狄之所以横,知国家之所以衰,遂知天朝之深忧,非一朝一夕故。然其孰本孰末,未能自信。向八月间,为一友启发,矍然始悟,从前忧天朝,并为愤夷狄起见,本末既错,非真忧天朝也。”[72]松阴在此明确承认自己在安政三(1856)年8月之前,是作为攘夷的手段而提倡尊皇。而《讲孟余话》完成于安政三(1856)年6月,正是松阴以尊皇为攘夷手段的时期,所以其中国体论的最后归结是:“闻近世海外诸蛮,各推举其贤智,革新其政治,骎骎然有凌侮上国之势。我何以制之?无他,明前所论我国体之所以异于外国之大义。”[73]阐明日本国体的独特性,对松阴而言,原本是对抗西方的手段,其国体论原本出于国家理性的考量。

松阴在安政三(1856)年所作的《外征论》中,如此论述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必要性:“夫坤舆之形势有不能不合者,有不可不合者。如我奥越,地脉相接,不能不合者也。至三韩、任那、渤海诸藩,地脉虽不接续,而形势对持,吾不往则彼必来,吾不攻则彼必袭,将醸不测之忧,是不可不合者也。”[74]不难看出,松阴是以从封建国家开疆拓土的观念出发来理解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原理的。在此观念的基础上,吉田松阴又道:“吾谓,三韩任那,不可不合,而合之必合也。国朝之定奥越,吾无得间然矣。独至治三韩,未尝无得失也。神功籍列朝之威力,一举服新罗。新罗既服,则收兵不复穷追,纳质子,定贡额,使高丽百济,望风而降,得矣。已而遣勋旧之武内,按察四海,以遥制三韩,得矣。然才间入之,其任不久则失之。后置府任那,以驱使三韩,最得矣。”[75]怀想神功皇后征韩的功绩之后,松阴又批评后世日本人不能有效统治朝鲜半岛的失策,为之遗憾不已。此文虽然援引了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古代传说,但是与尊皇思想显然没有必然联系,而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展开论述。归根结底,松阴的思想源头是武士传统观念以及作为武士意识形态的兵学。

但也不可否认,松阴国体论的提出,急速推进其侵略思想的理念化和狂热化。与同时代的另一位亚洲侵略主义者桥本左内相对比,松阴的这一特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左内和松阴一样,面对西方的冲击,迅速复活武士传统意识,产生了对外扩张的思想。但与松阴不同的是,他一直强调手段的合理性,并没有借助尊皇信仰。在安政四(1858)年11月28日写给村田氏寿的信中,左内认为当时国际局势的基本状况是英国和俄国两雄不能并立,天下将干戈不休,直到英国或者俄国两者之一成为盟主。[76]在此局面下,左内认为:“日本甚难独立。欲致独立,不吞山丹(清朝长城附近的山丹县)、满洲之边、朝鲜国,且领亚墨利加洲或印度地内,则甚不如所望。”[77]但是,日本并无足够的实力获得上述领土,因此左内认为当下应采取的基本战略是联俄抗英,改革图强;同时拉拢美国(同意其通商、设使的要求,但是反对自由贸易,由官府控制对外贸易),侵略亚洲邻国。[78]左内写道:“且视亚(美国)为一东藩(日本东部的一个大名),思西洋为我所属,以鲁(俄国)为兄弟唇齿,掠夺近国,此等事为第一紧要。”[79]

吉田松阴将美国视为要灭亡日本的头号敌人,而坚决拒绝其设使通商的要求,桥本左内则敏锐地认识到俄英矛盾才是日本所处国际环境的关键。在把侵略亚洲作为积蓄实力的手段上,左内和松阴相同,但是左内显然比松阴对围绕日本的国际情势把握得更加全面,具体的应对之策也更为合理。造成两人思想差距的,除了所处政治地位不同、所获国际情报有异之外,松阴从安政三(1856)年8月以后开始不断强调其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论”,信仰日趋狂热,手段为目的服务的理性思考日趋衰退,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总之,亚洲侵略思想在幕末日本武士之间甚为流行,松阴并非唯一。但其“国家理性”和“国体信仰”的奇异结合,使其成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真正“原型”。松阴在佩里来航之后逐步展开的亚洲侵略构想,有着极强的现实可操作性,体现了近代日本的“国家理性”。而其“国体论”的提出,则一方面使其侵略思想更加理念化,具有了作为宗教信仰的狂热意味,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孕育了手段上升为目的的非理性倾向,为其通往昭和时代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开辟了道路。


注释:

[1]关于吉田松阴侵略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其征韩论,批判性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松浦玲:「幕末期の対朝鮮論」、『歴史公論』第6巻第8号『近代の日本と朝鮮』、雄山閣、1980年;吉野誠:『明治維新と征韓論:吉田松陰から西郷隆盛へ』、明石書店、2002年;韩国学者李泰镇著、辺英浩?小宫秀陵訳「吉田松陰と徳富蘇峰——近代日本による韓国侵略の思想的基底」、『都留文科大學研究紀要』(80),2014年。中国学界在论述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思想的源流时,也常提及吉田松阴的亚洲侵略思想,但至今尚未见有深入的专题研究。

[2]田中彰:「変革期の人物研究——吉田松陰の復権」、『中央公論』、115(2)号、2000年1月。

[3]田中彰:『吉田松陰――変転する人物像』、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第110頁。

[4]《朝日新闻》对小岛毅的采访,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DA3S11657442.html;纐纈厚:「世界遺産になった‘松下村塾’とアジア侵略 吉田松陰は‘偉人’なのか」、『金曜日』23(29)『特集 戦後70年 よみがえる軍国主義』、2015年7月31日、第22-23頁。

[5]主张吉田松阴最终放弃了亚洲侵略思想的主要有:信夫清三郎『象山と松陰——開国と攘夷の論理』、河出書房新社、1975年;栗田尚弥「吉田松陰の対アジア観——松陰は果して『侵略』論者か——」、日本政治経済史学研究所編『政治経済史学』、210号、1984年第1号、1984年1月;武石智典「吉田松陰の経世論」、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编『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論集』(13)、2013年12月;桐原健真『吉田松陰——「日本」を発見した思想家』、筑摩書房、2014年,等等。

[6]『未焚稿』「與土居幾之助書」、嘉永四年4月以後、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第407-408頁。

[7]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170-171頁。

[8]『未焚稿』「護民策一道」、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第364-365頁。

[9]日本著名国文学者前田爱曾以松阴嘉永元年所作《书粤东义勇檄文后》为据,论道:“以粤东之义举为例,建议藩主‘朝野君臣共一致’以当外夷的松阴,已经预感到将要到来的对外战争具有民族战争乃至国民战争的样态。(前田愛:「松陰における『狂愚』――嘉永三年から六年――」、『文学』39(4)、1971年、第85頁)”其实,松阴全文不过是感叹清朝皇帝在鸦片战争中不能任用义勇敢战之人:“清岂无人哉,若张浚、岳飞,后之称为忠臣者,其言如斯,其志如斯而已。清之义勇,吾虽未详其为人,固知足与有为焉。令道光爷亲延此辈,切问其策,沮和戎之议,锐意战守,则将帅之惰可振,前日之辱可雪矣。(『未焚稿』「書粤東義勇檄文後」、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第337頁)”

[10]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第596頁。

[11]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341頁。

[12]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270-271頁。

[13]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89、94頁。

[14]管见所及,现有研究或指出吉田松阴民政论只是攘夷的方法、维护封建制度的手段(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勁草書房、1976年、第16頁);或分析其民政论的豪农立场(三宅绍宣:「吉田松陰の民政観」、広島史学研究会編『史学研究』(通号200)、1993年3月);或通过比较研究确认了其民政论的独特性(藤田雄二『アジアにおける文明の対抗:攘夷論と守旧論に関する日本、朝鮮、中国の比較研究』、御茶の水書房、2001年);或强调其民政论的道德性(郭连友:《吉田松陰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皆未曾留意松阴民政论与侵略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有信夫清三郎曾间接触及这一问题:“松阴虽然重视民政,但是他的愚民观不但有着制约其民政思想的危险性,而且妨碍了以庶民为抵抗侵略的据点的思想的形成,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危机感。(信夫清三郎:『象山と松陰——開国と攘夷の論理』、河出書房新社、1975年、第229-235頁)”这一观点极富启发性,遗憾的是信夫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15]信夫清三郎:『象山と松陰——開国と攘夷の論理』、河出書房新社、1975年、第168頁。

[16]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99頁。

[17]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99-100頁。

[18]癸丑是嘉永六(1853)年,甲寅是嘉永七(1854)年,嘉永七年11月27日改元,之后为安政元(1854)年。

[19]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22頁。

[20]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149-150頁。

[21]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424頁。

[22]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422-423頁。

[23]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423頁。

[24]『獄舎問答』、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266、268-269、272頁。

[25]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24頁。

[26]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90、98頁。

[27]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三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424頁。

[28]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422頁。

[29]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三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5年、第38-39頁。

[30]滝本誠一編『佐藤信淵家学全集』(中巻)、岩波書店、1926年、第199頁。

[31]如吉野诚便认为吉田松阴继承和发展了佐藤信渊的扩张思想(吉野誠:『明治維新と征韓論:吉田松陰から西郷隆盛へ』、明石書店、2002年、第70頁)。

[32]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三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5年、第197頁。

[33]栗田尚弥主要引用了吉田松阴在《清国咸丰乱记》(1856年)序言中所谓“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吾之所宜以为则者,莫若清国”,以及例言中所谓“清国与我隔海相邻,土广民众,财富物阜,故其国之治乱,往往至于关系于我,非欧墨诸夷,荒陬远我者之比”,并将其分别解释为体现了吉田松阴“对‘其国’国民的亲近感”,“对‘亚细亚诸国’的一体感”(栗田尚弥「吉田松陰の対アジア観——松陰は果して『侵略』論者か——」,日本政治経済史学研究所編『政治経済史学』、210号、1984年第1号、1984年1月)。实际上,松阴在“莫若清国”以下写的是“清国治平日久,宴安日甚,视豺狼如猫狗,视苍赤如土芥。道光一危,咸丰再乱。吾苟能反其道,则天下宁有危与乱哉。夫天下犹碁局也……抑当局者迷,而旁观者得,当局者苦,而旁观者乐。是观碁者之所以忘烂柯也欤。顷得清国近事,作此记,因题。(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55-56頁)”在“非欧墨诸夷,荒陬远我者之比”以下写的是:“昔天平宝字(757?765年)之时,唐土安禄山谋叛,天朝乃命筑紫,严武备。古朝廷之用心率如斯,何如今人之不察。(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58頁)”非常明显,吉田松阴对中国的关心,一是以旁观者的态度学习治道之得失,二是担心中国的内乱波及日本,并无丝毫同情之心。

[34]信夫清三郎:『象山と松陰——開国と攘夷の論理』、河出書房新社、1975年。

[35]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109頁。

[36]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107-108頁。

[37]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108頁。

[38]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109頁。

[39]信夫清三郎:『象山と松陰——開国と攘夷の論理』、河出書房新社、1975年、第214頁。

[40]关于《幽囚录》中吉田松阴的亚洲侵略计划,桐原健真称其是“壮大的军事膨胀论”(桐原健真:『吉田松陰——「日本」を発見した思想家』、第94頁),算是承认了松阴军事扩张思想的存在,但是,桐原又如此评论道:“值得注意的是,从堪察加到吕宋的这些亚洲地区的大部分,当时是尚未明确划定主权国家的境界的所谓边境。……对于这种作为暧昧的政治空间的‘边境’,以境界规定自己的主权的排他性的领域,是近代国家的权利,也是义务。……可以说在《幽囚录》中松阴的目的也是要通过抹去边境,划定境界,来确保拥有排他性主权的日本的独立性。所以,‘满洲’和‘豪斯多辣利(澳大利亚——原文附注)’等无主之地,在此无外乎‘示进取之势’的‘边境’。(桐原健真:『吉田松陰——「日本」を発見した思想家』、第94-95頁)”紧接着,桐原健真写道:“本来即使所谓‘无主之地’也绝非无人的大地,既然存在先住民,而且也有着某种秩序,在其土地上‘示进取之势’的行为无疑是侵略。这一点并不限于松阴,在思考近代国家的发展的时候,绝不可以忘记。(桐原健真:『吉田松陰——「日本」を発見した思想家』,第95頁)”桐原健真为了替吉田松阴辩解,居然说“满洲”等地都是“边境”,是“无主之地”。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松阴的设想“无疑是侵略”,但他又马上强调在“近代国家的发展”中,侵略的思想“不限于松阴”。这里暗含价值判断的问题,本文在此不拟深入探讨,仅限于指出一点:桐原健真试图强调吉田松阴侵略亚洲的目的是“抹去边境,划定境界”(即划定国境),却又不得不承认吉田松阴这一时期的主张是“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膨胀的‘慑服雄略’”(桐原健真:『吉田松陰——「日本」を発見した思想家』、第96頁)。既然“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膨胀”,又怎么能说这是近代国家划定国界的行为?吉田松阴的思想分明是早熟的帝国主义。

[41]桐原健真:『吉田松陰——「日本」を発見した思想家』,第95-96頁。

[42]桐原健真:『吉田松陰——「日本」を発見した思想家』、第96頁。

[43]桐原健真:『吉田松陰——「日本」を発見した思想家』、第97頁。

[44]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42頁。

[45]信夫清三郎:『象山と松陰——開国と攘夷の論理』、河出書房新社、1975年、第219頁。

[46]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43頁。

[47]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148頁。

[48]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13-14頁。

[49]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九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10頁。

[50]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107頁。

[51]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九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9頁。

[52]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九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15-16頁。

[53]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九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52頁。

[54]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九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60頁。

[55]吉野誠:『明治維新と征韓論:吉田松陰から西郷隆盛へ』、明石書店、2002年、第68頁。

[56]安政六(1859)年10月26日,在被斩首的前夜,松阴写下了作为政治遗嘱的《留魂录》,其中再次强调了他念念不忘的“墨使应接、航海雄略等等之论”(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七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321頁)。

[57]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第585頁。

[58]丸山真男:「開国」、『丸山真男集(第八巻)』、岩波書店、1996年、第56頁。

[59]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89頁。

[60]山崎正董編『横井小楠遺稿』、日新書院、1932年、第9頁。

[61]山崎正董編『横井小楠遺稿』、日新書院、1932年、第191頁。

[62]佐藤昌介〔ほか〕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岩波書店、1971年、第43頁。

[63]松浦玲:「幕末期の対朝鮮論」、『歴史公論』第6巻第8号『近代の日本と朝鮮』、雄山閣、1980年、第44頁。

[64]広瀬豊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十一卷)』、岩波書店、1940年、第296頁。

[65]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三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5年、第65頁。

[66]佐久間象山著、飯島忠夫訳注『省諐録』、岩波書店、1974年、第94頁。

[67]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40年、第280頁。

[68]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第150頁。

[69]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三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319-320頁。

[70]松浦玲:「幕末期の対朝鮮論」、『歴史公論』第6巻第8号『近代の日本と朝鮮』、雄山閣、1980年、第45頁。

[71]松浦玲之后,有不少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其观点。如吉野诚认为,日本中心主义基本都是以天皇万世一系作为日本优越性的依据,而蔑视朝鲜的倾向,与此密不可分(吉野誠:『明治維新と征韓論:吉田松陰から西郷隆盛へ』、明石書店、2002年、第52頁)。金光男也分析指出,日本人的朝鲜观与其国体论有着不可分割的结构性关联;《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古代日本大和朝廷支配朝鲜的内容,成为尊皇主义者宣扬天皇权威的历史根据;恢复对朝鲜的统治,与恢复天皇的权威直接相关(金光男:「幕末の朝鮮観に関する一考察——吉田松陰を中心として」,见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编『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社会科学論集)』(54),2012年9月。这些论述都非常有助于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只是,如本稿正文所述,仅限于吉田松阴的思想而言,其国体论原本是服务于包括亚洲侵略在内的所谓“攘夷”的手段。松浦玲等不免过高估计了吉田松阴的国体论在其思想中的本源性。

[72]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三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5年、第57頁。

[73]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三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第20頁。

[74]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三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5年、第64頁。

[75]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三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5年、第64頁。

[76]佐藤昌介〔ほか〕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岩波書店、1971年、第565-566頁。

[77]佐藤昌介〔ほか〕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岩波書店、1971年、第567頁。

[78]佐藤昌介〔ほか〕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岩波書店、1971年、第568頁。

[79]佐藤昌介〔ほか〕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岩波書店、1971年、第568-5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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