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国:日本社会科学中的“近代”——吉田松阴研究史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1 次 更新时间:2021-09-29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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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 (进入专栏)  


[摘要]战后日本学者的松阴研究,一直笼罩在“近代化”问题意识之下。从1945年到1950年代末,主导日本学者的松阴研究的是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近代主义者。他们所理解的“近代”对日本而言是尚未完成的课题,他们所看到的松阴兼具近代性和前近代性的两面。196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科学界所理解的“近代”的含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近代”已经不再是追求的目标,而是已经实现的事实。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者的松阴形象日渐固化并广为流传。鹿野政直、藤田省三两学者怀着自觉的批判意识,对抗“近代化论”的压倒性影响,各自展开了颇具特色的松阴研究。鹿野对松阴具体政治主张的重新阐释,以及藤田对松阴普遍意义的创造性理解,都为后学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吉田松阴,丸山真男,近代主义,近代化论


吉田松阴(1830-1859)出身于长州藩,是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他1848年正式成为长州藩的兵学师范(教官),1858年因谋划刺杀幕府官员、策动长州藩主赴京都拥护天皇等,被幕府处以斩刑,其一生可谓短暂。但其门下涌现了木户孝允、久坂玄瑞、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明治维新之后被公认为幕末日本向近代转型时期的思想先驱。

由于吉田松阴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学术界已经积累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根据田中彰在2000年的统计,仅日本出版的吉田松阴传记便在250册以上[①]。但是,在二战以前的日本,松阴被逐步塑造为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除了关于松阴的实证资料的积累之外,真正科学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②]直到二战结束后,日本学界才真正展开关于吉田松阴的科学的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检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文献目录,1945年之后出版的日文图书,标题中出现吉田松阴全名的共327条,在杂志文章标题中含吉田松阴全名的共362条。[③]翻阅战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对松阴思想的历史评价有着极为显著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与日本学者对“近代”这一概念的理解密切相关。鉴于此,本文拟通过重新梳理战后日本学者的吉田松阴研究史,借以考察战后日本社会科学中“近代”的含义演变。

一、尚未完成的“近代”,两面性的松阴

战后日本吉田松阴研究的起点是1952年丸山真男(1914-1996)出版的论文集《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所收论文《“前期”国民主义的形成》。[④]丸山真男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名家,被视为战后日本社会科学领域中“近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所谓近代主义(modernism),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在反省战前日本法西斯化的痛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致力于改造日本传统社会的思想倾向。近代主义者把起源于西欧的近代社会作为理想范型,致力于推进日本的近代化。他们不仅关心作为经济进步和制度变革的近代化,更加关注社会变革的承担主体即“近代人格”的确立问题。[⑤]近代主义者认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虽然迅速推进了工业化,却没有实现国民精神上的近代化,而这种发展错位正是造成法西斯与战争的灾难的根源。对于战后日本而言,近代依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近代主义的思想回应了战后日本重新进行大众启蒙和推进民主化改革的需要。

丸山真男立足于上述日本近代观,在战后不久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近代的思维》(1946年)中写道:“在我国,近代的思维……还没有真正获得。”[⑥]为了顺利推进日本的近代化,尤其是思想的近代化,丸山认为:“在过去的日本完全看不到近代思想的自生性成长,这样的见解也绝非正确。……这种……‘无缘’说……之中包含着这样的危险性:它使得国民对自己的思想能力丧失自信……”[⑦]丸山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正是一部研究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近代思想的自生性成长”的书:“注目于明治维新的近代的侧面、并进一步关注德川社会中近代的要素的成熟。(着重号为原文作者所加,以下皆同)”[⑧]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心,丸山真男很自然地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在《“前期”国民主义的形成》一文中,丸山真男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国民主义”是nationalism的译语,即民族主义。丸山常用国民主义一词以强调政治平等基础上的民族认同。所谓“前期”国民主义,意指作为近代国民主义的历史前提的、明治维新以前所孕育的尚不成熟的国民主义。为了考察国民主义的发展状况,丸山提出了两个衡量标准:政治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即“政治力量向国家的集中”及“其向国民的渗透”。[⑨]这一范式的分析前提是认为前近代日本社会是封建的、分裂的,没有国家整体观念,而且民众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与此相对,近代国家的特点是一方面政治权力向中央集中,另一方面政治参与向国民扩大。近代化的过程在政治上的表现便是中央集权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

立足于上述分析范式,丸山认为在近代日本天皇制下的“一君万民”的理念,典型地体现了近代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需求。“一君”即忠诚对象集中于天皇一人,意味着政治的“集中化”,而“万民”即“万民平等”,则表达了政治参与“扩大化”的方向。为了研究近代国民主义的历史发展前提,丸山认为,德川中后期出现的所谓一君万民型的绝对主义思想正是近代日本“一君万民”理念的前身,而吉田松阴的尊王攘夷论(尊重天皇,排斥外国人)则是德川绝对主义思想发展的顶点。吉田松阴一方面主张将忠诚对象集中于天皇,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主张将忠诚义务推广到民众,体现了国民政治参与扩大化的方向。因此,丸山认为吉田松阴代表了日本“前期”国民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充分肯定其思想的近代性意义。丸山的这一分析框架对后来的研究者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分析吉田松阴的尊王攘夷思想与近代日本“一君万民”理念之间的关系,成为以后的松阴论者最为常见的研究路径。

但是,在战后不久,随着研究的深入,丸山开始认识到,不应把传统和近代一刀两断、截然分开,近代化是一个不断演变推移的过程。他在1948年讲道:“明治时期也有前近代的要素,德川时期也能看到近代意识的成长。……德川时代的思想绝非全都是封建的,反过来,明治时代也从未有任何一瞬间,全部都是市民的即近代的。”[⑩]基于对近代化的复杂性的全新认识,丸山开始反省自己早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1952年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作的后序中,他承认自己战前的研究“陷入了机械片面的观点”,认识到“很难把使封建意识形态从内部开始解体的思想性契机,直接看作近代意识的表征。应该说那是为真正的近代意识的成熟作准备的前提条件”。具体到以吉田松阴为顶点的德川绝对主义的评价,丸山承认自己关于“德川中期以后出现的所谓一君万民型绝对主义思想的评价”,“不免过于乐观”。[?7?6]

实际上,丸山真男的《“早期”国民主义的形成》一文,在充分肯定松阴的近代性的同时,也曾明确指出其局限性:松阴“基本上没有触及使国民的政治动员无法进行的现实的社会性因素的见解”,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前期国民主义思想中的‘扩大’的契机的这种脆弱性,允许了封建‘中间势力’的强韧的存续,反过来又使得其‘集中’的契机也不彻”[?7?7]。丸山早期的研究固然因为急于强调日本近代思想的“自生性成长”,不免偏向于过高评价松阴思想的近代性,但是,他也深知日本的近代化尚未完成,所以对于松阴思想的局限性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前近代思想的两面性的程度不同的把握,是近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其对吉田松阴的评价相应地也能够避免过度失衡。然而,遗憾的是,非但丸山真男的反省没有在日本学界引起多少反响,其对松阴思想的近代性和前近代性的两面的较为均衡的把握,也日渐遭到忽视。随着日本社会科学界知识氛围的变化,日本学者对松阴思想的近代性逐渐给出了远比丸山真男更高的评价。

二、已经实现的“近代”,作为先驱者的松阴

1960年代的日本确立了自民党主导的保守主义政治框架,经济已经完成战后恢复并开始步入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日益高涨,战争的苦难渐渐被遗忘,经济上的富裕令其沾沾自喜。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近代主义者们的问题意识开始风化。探索主体性的日本人的人格的形成,推动近代性的精神革命或者文化革命,这样的课题已经不再能够吸引重拾自信的日本人。对多数日本人而言,“近代”已经不再是有待完成的课题,而是已经到手的成果。在此背景下,从美国传入的“近代化论”(即“现代化理论”),在理论上支撑了重视经济指标的发展取向,适应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心理需要,迅速传播开来。[?7?8]受其影响,日本学界主流逐渐倾向于高度评价德川时代的近代性要素的成长,并将其直接与日本的近代化发展相联系。在这种知识氛围中,丸山对近世思想中近代性因素的发掘,原本是服务于战后启蒙主义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现在却被广泛理解成为前近代日本已经高度发展的证据。相应地,吉田松阴作为日本前近代思想的代表者,也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评价。近代化论者对于日本前近代历史的乐观估计,逐渐吸收和遮蔽了丸山真男所开创的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中的近代主义取向。松本三之介(1926-)作为丸山真男的学生和东京大学丸山讲座的继承者,其对丸山真男的解读及其松阴论的展开,充分地反映了近代化论兴起之后价值判断的新取向。

松本1966年的论文《近代思想的萌芽》[?7?9]在讨论日本学者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的萌芽的方法时,认为“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不是通过对旧的统治思想进行外在的批判和打倒,而是作为旧思想本身从内部进行自我蜕变的结果,带来新的思想。因此,在思考日本近代思想的萌芽的时候,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是观察这一过程:通过为了维持强化封建社会而进行的思考工作,意外地打下了能够导入新的时代的思想的底子,于是新的事物在隐微之中萌芽生长。”[?7?0]作为代表案例,松本举出了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并且引用了其中的议论:“思想的变革也和社会的变革相同,不,比社会变革更甚,不会突然发生。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突然,在内部必然先已存在着旧事物的渐次解体。所谓开化思想,在直接的思想系谱中,虽然是‘外来’之物,然而,外来之物之所以能够进入,无疑是因为已有的‘内在之物’已经变质到能够比较顺利地接受外来之物的程度。”[?7?1]在此不难看出松本与丸山在历史认识上的歧异。松本在近世日本思想中看到了“新的思想”,“新的事物”,而丸山强调的主要是“旧事物的渐次解体”,“已经变质到能够比较顺利地接受外来之物的程度”。松本对德川时代日本思想的近代性成长的估计,显然高于丸山。

松本未曾提及丸山对自己早期作品的反省和修正,而且,即使是与丸山真男早期的松阴论相比,松本对吉田松阴的历史定位也要高出许多。松本认为松阴“在将天皇制的正统观念明确化方面,占据了先驱性思想家的位置,与此同时,在使生存于变革时代的新精神结晶为思想方面,也不愧为先驱性思想家”[?7?2]。

松本三之介的松阴论并非孤立的个案。1960年代以后,在或明或暗地继承丸山真男早期的松阴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理论绝对化,忽视松阴的局限性,过于强调松阴思想的近代性侧面的观点,逐渐成为日本学界的主流。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者的松阴的形象,日益被广泛接受。[?7?3]

三、作为一种可能性的“近代”,被背叛的松阴

面对1960年代之后日趋保守的日本社会,属于少数派的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在不同的领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判。其中在吉田松阴研究领域中,对时流最具抵抗精神的是鹿野政直(1931-)和藤田省三(1927-2003)。这两位学者分别尝试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抵抗方式,虽然应者寥寥,其业绩却为有心的后学者提供了另一个方向上的探索。

鹿野政直的特点是致力于重新解读松阴具体的政治主张的历史意义。他在1956年曾出版《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一书,其中专章论述了松阴的思想。当时鹿野写道:“松阴的民政论,与他自身对封建制度的纯粹的忠诚心无关,可以说展示了通往近代(虽然是自上而下逐步展开的)的步伐。也就是说,开始以坚定的步伐走上了通往日本型‘近代’的道路。”[?7?4]鹿野这时的思路与丸山真男的《“前期”国民主义的形成》基本一致,能够同时注意到松阴的两面性,但是,与松阴的局限性相比,更重视其近代性的一面,倾向于强调松阴与明治日本之间的连续性。

但是,1960年代以后,面对日本社会保守化的趋势,鹿野政直为了寻找批判现实的历史依据,致力于重新思考明治维新,重新解读松阴。1973年,他写下了与前期著作大异其趣的《吉田松阴》一文。[?7?5]此文将吉田松阴塑造成为一个被其门下弟子所背叛的悲剧英雄,认为松阴实际上代表了一条不同于明治维新的近代化的道路,但是这一可能性最终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吉田松阴》一文认为松阴反对开国贸易,主张以农为本的思想,“反应了面对强大资本的小生产者的警惕之心”。鹿野写道:“日本的‘近代化’在体制上是被资本所主导,由此而迅速推进,在另一方面,这种小生产者却被毫无慈悲之心地践踏蹂躏。以他们为主体的‘近代化’,在历史上不曾被尝试过。松阴代表了其可能性。”[21]在此,鹿野政直通过将吉田松阴重新解释为小生产者的代言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明治维新所推行的自上而下的近代化道路。

鹿野政直全新的松阴论,特别鲜明地强调了松阴与明治的不同。他认为,明治维新的变革是不彻底的,“这种形式的‘近代化’既加速日本的‘变革’,同时也阻碍了变革。”与此相对,“松阴的一生,追求与自己以及传统的彻底对决,不是典型,而是例外。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一生象征着日本的彻底变革的可能性及其挫折。”[22]鹿野强调:“松阴的这种变革设想,与明治维新并不直接相连。但是,这恐怕是作为变革者的他的光荣,而非耻辱。”其批判锋芒直指1960年代以后日本的保守状况:“我们可能与松阴有着同样的感慨:太平尚久,悲哉,悲哉。”[23]面对战后日本社会整体趋于保守的现状,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坚持抵抗的鹿野政直,与幕末时期艰难求变的吉田松阴,在此形成了某种精神上的共鸣。

鹿野政直在吉田松阴身上,前后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可能性。1956年的鹿野,看到了松阴思想中“自上而下”地推进近代化的主张,这种可能性最终变成了明治维新后近代日本的现实。1973年的鹿野,又在松阴身上重新发现了“自下而上”地推进近代化的可能性,只是,这种可能性最终未能在日本实现。这两种可能性在松阴身上都是存在的。早期鹿野的关注点主要是松阴与近代日本相连续的一面,所以不免对于两者之间断裂的一面有所忽略。但是,196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主流已经不再愿意承认明治维新的局限性即日本型近代化道路的局限性。正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鹿野政直在1973年才特别强调松阴与明治的不同之处:前者代表了被断送了可能性的“自下而上”的近代化,后者却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际经历过的“自上而下”的近代化。

与鹿野政直致力于重新解释松阴的政治主张不同,藤田省三的研究取径是超越松阴的具体主张,探求松阴思想的普遍意义。藤田是《日本思想大系54吉田松阴》(1978年)的编者,作为解题文章,他写下了《书目选定理由:关于松阴精神史的意义的一个考察》。[24]此文对日本学者的松阴研究,在整体上持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

藤田认为:“吉田松阴决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思想家”,因为他缺乏那种“面对世界进行彻底考察的态度”。[25]因此,藤田指出,松阴具体的政治主张,无论是尊皇思想,还是攘夷思想,甚至所谓的“大和魂”,都不过是松阴的“变数”。然而,太多的日本人,为了“利用松阴的知名度”来“扩大自己的权益和提高自己的名声”,“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肆意地利用其变数的部分”。藤田激愤地写道:“正是这种态度,制造了关于松阴的虚假形象,将其越来越尊奉为名人中的名人(伟人)。为了多少抑制一下这种倾向,重新思考松阴的苦斗的历史有着怎样的教益,本文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尝试。”[26]

藤田此文在基本否定日本人的松阴论,指出松阴的那些具体主张都只是“变数”的基础上,强调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在松阴“表达不充分的口号和不成熟的理论”背后的“普遍性意义”。对此种普遍意义,藤田具体指出了两点:一是“不惮于触犯忌讳的‘发表异见’的精神”,二是“破除团体意识的蒙昧的‘横议、横行’”。[27]

藤田省三的研究取径与大多数日本学者不同,其重点并非考察考察松阴具体的政治主张在历史上产生了,或者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而是强调研究者应该摆脱“束缚着松阴思想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在更加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复活并理解其奋斗的意义。”藤田认为:“所谓理解普遍性意义,本来就只有通过这种再生性创造才得以成立。”[28]

藤田的松阴论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一种类型,更倾向于以历史学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思想论”。这种特别强调研究者自身主体性的思考的方法论,使藤田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分析视角。他强调松阴不是体系性的思想家,而是行动中的人,由此推导出松阴那些具体的政治主张,都不过是“变数”,并进而探求松阴具体言论背后的普遍性意义。

藤田是带着高度自觉的现状批判意识展开自己的松阴研究的。他写道,在理解松阴的普遍性意义的基础上,“当然,一定是在此基础之上,我期待能够将其作为日本社会的自我批判的一环,纳入我们的批判意识之内。”[29]

如上所述,战后日本学者的松阴研究,一直笼罩在“近代化”问题意识之下。这是因为,日本战败后,重新开始了追赶西方近代的过程,而“近代”这一概念亦称为支撑战后日本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1945年到1950年代末,主导日本学者的松阴论的是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近代主义者。他们所理解的近代对日本而言是尚未完成的课题,他们所看到的松阴兼具近代性和前近代性的两面。其松阴论的焦点虽然集中于松阴近代性的一面,却能够在松阴的两个侧面之间保持一种基本的平衡。关注松阴的近代性,是为了激励日本人也能够实现精神的近代化;关注松阴的封建性,是为了批判明治日本近代化的扭曲的一面。但是,在这两个方面之中,他们更加侧重于松阴的近代性,关注近代思想的萌芽和发展过程,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人战争体验记忆犹新,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化模式的问题性有着切肤之痛,暂时形成了所谓知识分子的“忏悔共同体”,此整体氛围使得松阴思想中非近代性或前近代性的侧面不言自明。

19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的恢复,以及从美国传入的“近代化论”的广泛流传,日本社会科学界所理解的“近代”的含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之前所谓的近代化,是包括精神革命在内的社会整体的结构转型;之后所谓的近代化,则是排除价值观念、精神要素,主要以社会经济指标衡量的社会变革。对于日本人来说,近代已经不再是追求的目标,而是已经实现的事实。战后的民主化改革早已为历史,战后启蒙运动不了了之,法西斯与侵略战争的痛苦体验风化解体。伴随着对日本现状的满足感的充溢,日本学者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近代化,进而对德川时代的近代性的发展,有着越来越乐观的评价。相应地,松阴研究领域内也出现了过高评价其思想的近代性的倾向,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者的松阴形象日渐固化并广为流传。

日本学者的吉田松阴研究的主导思想从近代主义向“近代化论”的转变,尽管也遇到了鹿野政直、藤田省三等进步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和努力抵抗,但整体而言,日本学者的松阴研究逐步丧失了应有的批判精神。尽管如此,鹿野、藤田两学者怀着自觉的批判意识,对抗“近代化论”的压倒性影响,各自展开了颇具特色的松阴研究。无论是鹿野对松阴具体政治主张的重新阐释,还是藤田对松阴普遍意义的创造性理解,都为后学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范式。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部分成果,项目号为“12CSS005”。


注释:

[①] 田中彰:《変革期の人物研究――吉田松陰の復権》,见中央公论新社编:《中央公論》,2000年1月,第115卷第2号。

[②] 参见田中彰:《吉田松陰――変転する人物像》,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唐利国:《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终章第二、三节。

[③] 2013年9月20日检索。

[④]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中文版为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该书所收论文,其实写作于战争时期,但是,其在日本社会科学界真正发生广泛影响,还要等到战后结集出版之后。另可参考,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二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9)》,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一章第三节。

[⑤] 可参考日高六郎:《戦後の“近代主義”》,见日高六郎编:《現代日本思想大系(34)·近代主義》,筑摩书房1964年,7-52页;金原左门:《社会科学の諸理論と歴史学》的第二节《近代主義社会学理論の発想様式》,见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講座日本歴史(第10巻)·現代歴史学の展望》,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62-73页,等。

[⑥]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三卷)》,岩波书店,1995年,4页。

[⑦]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三卷)》,4页。

[⑧]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8页。

[⑨]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359页。

[⑩]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一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8)》,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278-279页。

[?7?6]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8页。

[?7?7]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360页。

[?7?8] 可参考石田雄:《社会科学再考:敗戦から半世紀の同時代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第三章第三节。

[?7?9] 松本三之介:《近代思想の萌芽》,见松本三之介编:《現代日本思想大系(1)·近代思想の萌芽》,筑摩书房,1966年。另可参考松本三之介:《天皇制国家と政治思想》,未来社,1969年;松本三之介:《新しい政治意識の萌芽――その視角と問題――》,见桥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编:《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3)·

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Ⅰ)』,有斐阁,1971年;松本三之介:《思想家としての吉田松陰》,见松本三之介编:《日本の名著(31)·吉田松陰》,中央公论社,1973年;松本三之介:《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論》,劲草书房,1975年;等等。

[?7?0] 松本三之介:《近代思想の萌芽》,9页。

[?7?1] 松本三之介:《近代思想の萌芽》,9-10页。松本所引丸山真男原文见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6页。

[?7?2] 松本三之介:《近代思想の萌芽》,12页。

[?7?3] 例如相良亨:《武士道》,塙书房,1968年;井上勋:《ネーションの形成》,见桥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编:《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3)·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Ⅰ)》,有斐阁,1971年;前田爱:《松陰における“狂愚”――嘉永三年から六年――》,见岩波书店编:《文学》,1971年4月,第4号;本乡隆盛:《幕末思想論――吉田松陰の思想を中心に――》,见本乡隆盛、深谷克己编《講座日本近世史(9)·近世思想論》,有斐阁,1981年;野口武彦:《われ聖賢におもねらず――吉田松陰の『講孟余話』――》(上?9?9下),见岩波书店编:《文学》,1982年2、3月,第2、3号),等等。

[?7?4] 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新评论社,1956年初版,边境社,1976年再刊,31页。

[?7?5] 鹿野政直:《吉田松陰》,见芳贺彻等编:《講座比較文学(3)·近代日本の思想と芸術(1)》,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21] 鹿野政直:《吉田松陰》,92页。

[22] 鹿野政直:《吉田松陰》,92页。

[23] 鹿野政直:《吉田松陰》,100页。

[24] 藤田省三:《書目撰定理由:松陰の精神史的意味に関する一考察》,见吉田常吉等编:《日本思想大系(54)·吉田松陰》,岩波书店,1978年。

[25] 藤田省三:《書目撰定理由:松陰の精神史的意味に関する一考察》,580页。

[26] 藤田省三:《書目撰定理由:松陰の精神史的意味に関する一考察》,621页。

[27] 藤田省三:《書目撰定理由:松陰の精神史的意味に関する一考察》,607页。

[28] 藤田省三:《書目撰定理由:松陰の精神史的意味に関する一考察》,607页。

[29] 藤田省三:《書目撰定理由:松陰の精神史的意味に関する一考察》,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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