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 次 更新时间:2021-09-27 22: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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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大转折。其“大”的程度,当事人和后人的认知,似都有些不足。由于时人对那次鼎革的认识不够深入,对革命可以带来的转变又期望太高、对共和的见效要求太快,从民国二年开始,国人对新体制的大失望已经萌芽,而革命并未成功的看法也逐渐树立,衍化成一种固定的认知。受此影响,我们对辛亥革命本身及随后尝试共和的早期经历的观察,也渐失平常心和批判力,而在不知不觉中随着某种固定的视角和思路去观察和思考。其结果,有些与此相左的看法,虽提出甚早也实有所见,却为我们所忽略,长期视若无睹。

   本书就是国体转换的当事人当时的感受和分析。原名《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出版于1913年1月,是《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为“刊行十年之纪念”而出之“纪念增刊”的主要部分,附在该杂志的9卷7号之后。因其时间的巧合,那十年的政治通览,基本等于回顾辛亥前十年的经历,从当事人角度,告诉我们那次革命怎样“一路走来”。

   此书最主要的作者,是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占全书一半篇幅的“通论”和八篇“各论”中至少两篇,悉出其手。其余作者,目前只有署名“指严”者可以确定为许指严,余皆待考(因各论皆署笔名,多数笔名似乎都仅此一见,也不排除其中还有杜氏的作品)。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大概都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出版者)人员。这样看来,本书不仅为杜亚泉所主撰,全书构想也应出自于他。

   杜亚泉这几年较为人所关注,主要因为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一种不那么激进的中西调和取向。当年他因此不能与时俱进的坚持而失去了《东方杂志》主编的工作,近年却因此另类的(alternative)主张而引人注目。不过,大部分杜氏的关注者,却不甚注意他对辛亥革命的即时认知和分析。

   不可以常例论的五千年大变?

   与后来很多人不一样,杜亚泉当时就充分注意到那次鼎革的根本性质(以下凡未注明者,皆引自《通论》),他说:

   吾侪今日,处共和政体之下,追忆十年以前,……虽国势之颠危、民情之锢敝,犹不免为五十步百步之观,未能逾十年小变之常例。而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

   很明显,以共和代帝制,是个以千年计的大变。类似的说法,也曾为不少人提及,却并未真正据此思考。若定位于变化的层级,只要确认共和为革命之目的,任何能造成这样转变的革命,宁非极大的成功?至于尝试一个全新政治体制的成败,那是一个更大变革的一部分;发生在辛亥年的那次革命本身,不应为其承担责任;而其带来的政权鼎革,却无疑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与其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直到今天。

   这是一个充满颠覆和根本性变革的全方位巨变,且仍处于进行之中。它可以说是“革命”(revolution),也可以说是“转化”(transformation),更可以用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来概括。正因为变化是全方位的,政治层面的共和取代帝制,不过是其一个有代表性的象征;复因为变化是根本性的,洋溢着革命的激情,这又是一个希望与风险并存的发展进程,很难以常理论。

   杜亚泉既认识到这是五千年以来之大变,又指出了其不可以常例论,所见实高。前者或尚有人提及,后者则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分享的睿见。好些年后,梁启超对“革命时代”的历史研究有了概括的认识,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可惜的是,这样的卓越见解对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影响不大。迄今很多研究者,仍喜欢用按图索骥的方式,拿各种古今中外的常例、常轨来衡量辛亥革命。

   殊途同归的革命与立宪

   ?杜氏见解的另一特点,是明确了此前革命与立宪“殊途同归”,这与后来的史学论述中常将二者视为对立,非常不一样用。在他看来,辛亥前十年

   茫茫政海中,固有二大潮流,荥洄澎湃于其间。此二大潮流者,其一为革命运动,其一为立宪运动。革命运动者,改君主国为民主国;立宪运动者,变独裁制为代议制。其始途径颇殊,一则为激烈之主张,一则为温和之进步;及其成功,则殊途同归。由立宪运动而专制之政府倾,由革命运动而君主之特权废。民主立宪之中华民国,即由此二大政潮之相推相荡而成。而十年以来元首之更迭、议会之发生、政党之勃兴、与夫行政机关之改革,莫不以是为要领焉。

   因此,“中国十年以来之政治,自一方面观之,为革命运动之进行;自一方面观之,则又立宪运动之进行也”。这样的见解,也有人分享,梁启超就屡言之。不过,杜亚泉进而提出,立宪的任务尚不止于革命。用时人的话说,君主、民主是所谓国体问题,而立宪则是更实际的政体问题。立宪的实质,是“以宪法规定统治权”。具体言之,则“必设议院以代表国家意思,制定法律;政府则依国家之意思以执行政务;更立法院依法律以行裁判。而地方自治,尤为立宪国家之基础”。这样的立宪,前清仅开其端,而民国尚未接其续。

   在杜氏看来,变独裁制为代议制,既是革命的任务,也是共和的要求。“综观我国十年以来之历史,不外乎改革政体、实行立宪之一事。革命运动,亦无非以此为目的。”革命可以转换国体,却不一定能保障代议制的推行;故革命之后,仍需进一步推行立宪。惟民国二年时的状况,则是“革命之伟业虽成,而立宪之前途尚远”。故“今后之进行,我国民正宜努力”。最后一语,或并非简单的套话。从清末以来,凡事诉诸“人民”,便是对当政者失去信任的隐语。同时,“国民”大致也是一种适于整合各类不同政治力量的概括性认同。

   梁启超后来在辛亥革命十周年时,也提出革命与立宪共同的说法,以为“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不过主张立宪者想要实行“政治革命”,而主张革命者却要实行“种族革命”。双方“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而辛亥革命即是他们“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起义前有四川咨议局人士主导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响应而宣布独立的也多是“各省咨议局”。

   这个说法不能仅视为想要在革命成功后分享“胜利果实”,多少也有些史实的依据,近年不少人即仿此而立说。那时梁启超正以“国民运动”来涵盖双方,即两者都是“诉诸一般民众,合起来对付满洲政府”的国民运动。不过他进而指出:“共和政治的土台,全在国民。非国民经过一番大觉悟大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发生;非继续的觉悟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维持。”如果国民的面貌不改变,“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躺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梁所谓政治革命,即杜所说的立宪;约十年过去了,共和仍只是个“招牌”,充分表现出很多读书人的失望。

   这后来表述出的失望,其实从很早就开始。杜亚泉自己虽已认识到这是一次五千年的大变,他在民国二年说“立宪之前途尚远”而寄希望于国民时,已隐约有些不耐了。余人的不满,大体也滥觞于此时。对于很多未曾认识到此次鼎革性质的人来说,革命既然可以这样容易就“成功”,后面诸事也都应同样顺利而神速才是。或许正是革命成果来之太易,宠坏了早已被近代连续的挫折逼得急不可耐的国人。

   速成的革命?

   的确,辛亥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其速成。用杜亚泉的话说,自武昌发动后,“五旬之间,各行省之光复者,十居八九。其余各省,亦莫不先后响应”。可以说,“此次革命之举,诚速于置邮传命矣”。这是个非常形象的表述,且那时好像还是世界性的趋势。此前(1910年)也是由帝制改共和的“葡萄牙之革命,成功最速。于十月四日午前一时发难,至午后二时而葡王出走,是日白拉茄披推为假大统领。一年以内,痛革旧政,颇收美果”。比较起来,“我国革命之成功,虽不及葡萄牙之神速,然决非其他诸国所能比拟”。

   如果说此时杜亚泉对中国革命的“神速”不如葡萄牙还略感遗憾,稍后他的心情就更好,乃自豪地说:“自辛秋起义,不及半年,共和聿成,民国统一。以极短时间,成极大事业,不特中国所未有,抑亦先进之所无”。自十九世纪以来在中外竞争领域屡屡受挫的中国,竟一举走在世界前列了!能不让很多人心旷神怡!

   不过,杜氏同时也开始思考,革命成功太容易,则后续问题可能甚多。“夫成熟易者果实不良,代价廉者物品必劣,此自然之理也”。他想起一位美国人曾说,“使中国革命自此竟告成功,则吾美之共和将无价值”。这话虽不动听,“其言固含有至理”。因为革命是“至宝贵至艰大之事业也。美人富自治性质,犹必经十余载之痛苦,始观厥成。以吾习于专制之民族,乃不数月而遽收美果。揆之事理,决无若此之易易。则其必将再经挫折,再经磨难,又势所必至者”。盖“吾国专制之毒,入人已深,一旦易名共和,而形成共和国家之内部分子,未尝受相当之磨折,俾与国体同化,则其杌陧凿枘,因不体合而生种种冲突,亦固其所”。

   杜亚泉眼中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对比(分别与自治和专制相关联),固带有当年的时代特色;然那时就能够考虑到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人,共和体制的成败取决于国人能否“与国体同化”,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后来他分析二次革命的总因,也认为是“社风骤变”造成的“道德堕落”,仍是从国人对新制度准备不足的角度立说。这也是杜氏与众不同之处,即他往往能从事物的基本层面思考和分析问题。此前他对清季新政的考察,便已表现出这一特点。

   摹拟繁复政治可能导致革命?

   杜氏于1909年初入主《东方杂志》,与朝廷下诏加快预备立宪大约同时。此后立宪的推进其实已相当快速,但仍未能赶上民间对宪政推行的期盼。到1910年4月,《东方杂志》在七卷二号刊出“改良序例”,重申“代表舆论,主持清议,对政府而尽其忠告,悯斯民而代为呼吁”的办刊宗旨,并以各种新栏目配合“宪政方新,世变益亟”的现状。又一年后,更在八卷一号(1911年3月)宣示了“本社之大改良”,表示随着“国家实行宪政之期日益迫近,社会上一切事物,皆有亟亟改进之观”。《东方杂志》也从内容到体例进行了较大的变动,以回应“随世运而俱进”的读者。

   或可以说,杜亚泉时代的《东方杂志》,就是与清末宪政与时偕行的。而他对清季新政的认知,却比很多时人更深刻。他在1900年就提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气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甚至可以说,“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即今人所说的技术)以成之”。而中国读书人则不论在朝在野,“皆热心于政治之为”;今日当“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盖政治只需要少数人,而“存活于我社会中多数之生命者,必在农商工之界”。若能“职业兴而社会富”,则“文明福泽,乃富强后自然之趋势”。

   杜氏所谓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隐约可见今人爱说的国家(state)与社会的关系。尽管使用的语汇不同,表述的隐显也不一,他从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与社会不仅密切关联,又处于一种多层面的紧张、冲突甚或对抗的竞争性关系之中。约十年后,在辛亥革命前夕,他进一步论证了两者间关联互动的关系,提出“政治者,社会上一种之事务也。政府者,社会上之政治机关,亦一种之机关也”。

   而随着西潮东渐,中国偏重“政治”的传统得到了欧洲及日本“繁复政治”的支持,变得更加强有力,并直接体现在新政的举措之中。由于欧洲以及日本

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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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序言(杜亚泉等著,周月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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