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路径与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 次 更新时间:2021-09-26 17: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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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  

   摘要:传播政治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又从这三个相互关联且跨越经典"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野的特殊领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中国的挑战"命题包含两个: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对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挑战,二是发展有21世纪社会主义视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面对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大转型,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偏颇,使这一前沿学术领域陷入了内卷化、对二战后的福利社会的怀恋情绪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泥潭;另一方面,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方法的中国/亚洲"相关论述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为开拓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跨文化传播双重视野中探索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和问题意识,能够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贡献中国智慧以及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思考。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赵月枝,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西方关系和城乡关系视野下的文化、传播与社会转型等。主要著作有《维系民主?》、《Media,Market,and Democracy in China》、《Communication in China》、《传播与社会》、《Global Communication》(主编)、《传播与全球话语权力转移》(主编)、《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主编)等。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和最具实践性的部分。面对信息、传播与文化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在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核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重地位(既是一个支柱性的前沿产业群,又是人类交往的载体与精神生活的源泉),国外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应用于这一领域,不但发展出了一整套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模式,而且从传播视角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从对技术的社会性和政治本质的揭示,到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信息、传播与文化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不断上升地位的分析,从对私人资本主导和以牟利为动机的资本主义传播体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矛盾的揭露及对资本主义国家角色的批判,到对传播体系内外从生产到消费领域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西方冷战社会科学的压制性学术逆境中以“反主流”的姿态崛起,围绕信息、传播、文化与政治经济权力的互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传播领域的发展,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以其分析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关注长时段社会“转型、变迁与矛盾”的历史性,什么是“美好社会”的明晰规范性价值取向,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特性而独树一帜。2针对实证传播研究的偏颇,当代美国重要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eny)曾指出,传播研究如果没有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就像“戴着手套弹钢琴”。3当然,他也指出,虽然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也可以应用于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传播体系,但它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商业媒体系统,因为这是世界主导模式。4

   以1980~1984年间出版的大型英文文集《传播与阶级斗争》为阶段性标志,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不仅围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解放、社会主义”这一宏大叙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而且因其奠基者思迈斯(Dallas Smythe)在中国的实地考察,1970年代初就开启了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性对话。5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不仅经历了内卷化的危机,而且受到了后殖民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新世纪以来,虽然“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等各种批判性概念层出不穷,有关非物质劳动、信息劳工、数字劳工的研究也蔚为大观,但由于整个学科深层的理论和方法论偏颇,传播政治经济学既无法找到西方内部的可靠社会变革的主体,又深感“中国的挑战”。6

   当下,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漩涡之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全面危机,而且让全球社会不得不面对人与自然冲突,以及人类自身生存这一基本问题。一方面,病毒超越文化与文明边界的传播,不但引起了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在应对疫情中的不同反应,而且把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推到了广泛而深刻的人类斗争前沿;另一方面,中国不但通过“人民战争”方式赢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而且在国际话语斗争中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果说中世纪的黑死病挑战了西方基督教神权的至高无上,在迎来了“启蒙”曙光的同时,也催生了以白人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论”7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其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的失控,会不会彻底动摇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文明等级论”,成为压垮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的稻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这个经过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锻造的东方国家,进入了与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复杂的、全方位碰撞的历史关口。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这个碰撞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美国冷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交锋,部分转化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国外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恰合与张力问题。当前,我们需要对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批判分析,进而在融通中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跨文化创新,发展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笔者从资本主义及其传播体制的“双重危机”和中国新闻、传播与信息领域的变革轨迹出发,直面20世纪70年代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所憧憬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离不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区域化语境下全球传播民主化运动的“一个世界,多种斗争”这一现实,对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在面对“中国的挑战”过程中的跨文化创新进行了持续探索。针对苏联解体后西方左翼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对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所表露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立场,笔者坚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部逻辑出发,把握围绕中国国家性质、国家发展方向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斗争动态过程,强调中国革命遗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驯服和调节作用,进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华文化双重视角下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看山还是山”的再认识。8当下,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深化的多重危机,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本土主义化和右翼民粹主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冲突,回应“中国的挑战”成了更加急迫、重要和棘手的问题。在此语境下对于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知识体系来说,中国既是“新兴研究议题”,又是“研究方法”,即在“作为方法的中国”意义上提供另外一种“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和知识主体形成的启示。9因此,“中国的挑战”有双层含义:第一,中国的“崛起”对现有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提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挑战;第二,中国学者在发展有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本文在检视现有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偏颇的基础上,汲取相关后殖民政治与文化学者、“作为方法的中国/亚洲”学者以及海内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洞见,探索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和问题意识。

  

   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偏颇

  

   如果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以欧洲启蒙思想为根基,通过聚焦传播与政治经济权力的相互构建,探究基于社会正义和民主实践的“美好社会的构成问题”,10那么,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就是将传播与政治经济权力相互构建的研究,更自觉地放在全球史和跨文化的视野下,探究“全球美好社会的构成问题”。这一看似抽象和宏大的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语境下,因美国失业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白人警察膝盖下“我不能呼吸”的绝望呼叫及其视频的全球传播,而变得十分基本、具体和急迫。这可不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往往以专制、贫穷与落后的境况出现的“第三世界”场景,而是美国中心城市的街头现实。曾经以“解放、社会主义”为价值诉求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如果要从对信息资本主义批判和对“数字劳工”研究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就有必要重返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批判的“初心”,推进国家、阶级、种族等维度的交叉分析,并在此过程中与后殖民批判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建立有机对话关系。

   相对于以欧洲殖民主义为主要批判对象的南亚、中东和非洲背景学者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及其消极批判视角,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从东亚相关历史经验出发,倡导更为积极的去殖民、去帝国和去冷战“三位一体”的批判性知识实践。在他看来,去殖民不仅是二战以后以建立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为表现形式的反殖民运动,而且是“被殖民者试图透过高度的自觉,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总体层次上,反思、处理自身与殖民者之间(新)的历史关系”的过程。11去帝国化“是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范畴”,指的是“殖民者自身的反思”,其“任务在于得用‘心’在情感的层次上面对殖民及帝国的主体,过去的动力、作为与欲望,特别是帝国主义所造成的长期历史后果,对自己与别人的主体性所构成的作用”。11至于去冷战,如果说二战以后出现的冷战体制是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惩罚”,12那么,去冷战就意味为社会主义发展争取国际空间。陈光兴则认为,冷战有效“拦截”了全球层面的去殖民与去帝国运动,使“殖民、冷战、帝国化”“纠缠成为同一个历史过程”。11虽然柏林墙的倒塌被宣布为冷战结束的标志,但在世界的东方,不仅旧冷战的分断体制依然存在,而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发动“新冷战”的冲动在不断升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国种族问题与阶级矛盾的内爆,已经把美国自身的去帝国化重构推到了“全球美好社会构成问题”的核心位置。在这一语境下,陈光兴所倡导的“三位一体”知识实践,对于后疫情全球秩序的变革,就显得更加重要更有跨文化意义了。作为有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海外学者,林春对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定位问题的分析,不但与后殖民批判理论和比较世界经济史研究形成了对话关系,而且在反思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程以及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过程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3本节以陈光兴、林春等学者的相关分析切入,检视现有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偏颇,开启这一领域在去殖民、去帝国、去冷战知识实践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与跨文化视野重构议程。

   西方中心主义。虽然莫斯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也认识到,该学科“主要建诸于一种元叙述之上,这种元叙述将学科研究牢牢植根于西方白种男性智力活动的典型模式中”,14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反思这一元叙事的偏颇。粗略分析,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层偏颇有以下三点。

第一,正如林春所指出的那样,仅仅对欧美普世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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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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