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红:中西比较应该怎么去做(新中国的形而上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0 次 更新时间:2021-09-16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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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红  
针对刚才在我之前两位老师的说法,我先谈一点看法。他们其实不太赞同目前丁耘重建体系的努力。对于这个方面,我非常赞同丁耘目前的做法,这个做法本身也带来一个效应,也就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坐在这个地方来讨论,这不仅是因为丁耘,或者是丁耘所提出的思路,而且是因为他给出了一个系统的方案。丁耘这种努力的重要性我就不说了,我想谈的是中西比较应该怎么去做?在当代,如果我们希望体系性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成立——因为之前失败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启蒙以来人们所做的努力,都遭到了后现代的解构——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一,我非常认同丁耘的一个看法,就是要直接进入问题本身。首先要确定的是,双方尽管使用的名相和概念不一样,但他们其实试图讨论的是类似的问题或者同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形而上学问题来说,看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例如本源问题、第一存在者、第一因等等,所以我觉得还要加上一点,那就是你要看到提出的问题是相同的——康德也说过自然的形而上学,它是天然的,来自人的天性——但仅仅看到这个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了解到,对于问题的回答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怎么回答这一问题,反过来决定了问题的提法,甚至会导致问题被重新提出。比如在古希腊,从自然哲学家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问题的提法就变了,那么在中国哲学中是不是也这样?我觉得丁耘的理论在这一点上似乎是排斥的,因为他基本上就像“封神榜”一样,使得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位置,似乎各家都是盲人摸象,而只有道体才是整全的,所以丁耘不是从运动的、动态的角度来看哲学史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其中的方法论是如何锻造出来的?我们所使用的方法论是否严谨?在现象学中,胡塞尔为方法本身还要提供论证,说明他是用什么方法来证明自己这个方法是合理的。就丁耘的判摄而言,我们可以追问,如何对判摄本身进行判摄?我在丁耘的思考中没有看到他对方法本身的自觉和反省。这带来的问题是,今天丁耘提出了“道体学”,明天可能又会有人提出“心体学”“神体学”“性体学”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可以谈的,而且沿着这个思路到传统思想中去寻找,我们会发现非常容易就能找到论证自己这个体系的内容,所有体系都可以自证。所以,首先要确保方法论本身的可靠性,其次是带着这个方法重新进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我们要做到,谈论牟宗三的时候不仅仅是为自己所用,而且要连做中国哲学的学者也同样认同你的想法,更有甚者,我们自己所运用的这个方法和所做出的成果,有可能比做中国哲学的人做得更精细、更深刻。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他比康德本人更理解康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比牟宗三本人更理解牟宗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谈创造、创新和体系重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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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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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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