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虽然是圆桌会议，可以纳入更大的问题，但我还是从丁耘的大作说起，我觉得这本书成功地激发了大家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兴趣。其实在现代哲学中，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形而上学问题都已不是个热门论域。在丁耘之前，中国现代哲学有形而上学体系的就是熊十力、冯友兰和牟宗三，其中熊十力和牟宗三估计不会把冯友兰列进自己的传统中，所以就等于熊十力、牟宗三、丁耘三人进入了中国现代形而上学传统，而丁耘与牟宗三挨得最近。为什么有的人对形而上学问题感兴趣，而另外一些人没有，这个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我自己对形而上学兴趣不是很大，但是丁耘的书会促使我考虑为什么对形而上学没有兴趣？我对形而上学有没有兴趣，无关乎他们对形而上学做出的成就或贡献大小的判断，因为没有兴趣不等于说它不应该存在，或者说它是没有价值的。应该把二者分开。

我们在讲到形而上学问题的时候，经常会说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西方的不一样，混淆会产生误解。这一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我要说的是，在中国内部，对形而上学这个传统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我觉得有必要再提出来。为什么要用“形而上”一词？因为“形而上”本来是一个中文词语，我们用这个中文词语来翻译“metaphysics”，这意味着在中文里它原本有自己的含义。如果引用它最早的定义，它可以用来表达三种不同形态的形上学。第一种是“道器”形上学，形而上是道，形而下是器，这是原本的意思，它来自《易传》的说法。第二种是魏晋玄学的“有无”形上学，王弼对“有”和“无”的一个讨论，是从解释《周易》而引出的。这个讨论应该比较符合我们平时说的形而上学的意思。第三种是宋明理学中的“理气”形上学。

三者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跳过中间的“有无”形上学，因为丁耘的问题跟宋明理学的关系比较密切一点，所以我只讲“道器”形上学与“理气”形上学的区别——“道器”形上学和“理气”形上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器”和“气”这两个字上。器物的“器”其实不能理解为“物”，因为物通常是与万物连在一起的，我们会说“万物”，但是不会说“万器”。“器”都是一个个的，虽然我们也用“器”讲器皿，但是在我们心目中，每个“器”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器”都有它的形而上层面和形而下层面。但是，宋明的“理气”形上学认为，每个物的“气”是共通的，其形而上层次即“理”在根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它更接近于西式的“存在”形上学。因此这里有一个前后的演变。为什么说宋明理学也是形而上的？因为宋明理学要解释道学的问题，要把事物打通，要为所有的存在提供一个依据。魏晋形上学把“无”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而“器”是要把“存在”的实在性呈现出来，结果就变成了昨天赵金刚提到的“体”和“用”相矛盾的问题，其中“体”是无限的，“用”是有限的，两者概念上存在紧张。“道器”形上学的“器”不是着眼于构成材料的共通性，因为不同的“器”背后的“道”是不一样的，它与宋明理学强调“气”的质料性质是不同的。一个“器”当有不同的使用目的时，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以“鼎”为例，最早的鼎是炊具，后来演变成礼器，今天我们则把它当成文物，三者的含义不同，但是器的材料和形状是没有变化的。这就意味着，用“道器”形上学与“理气”形上学来解释世界，两者的眼光很不一样，我觉得要把它们区分开来。那么，两者的理论后果又有何区别呢？宋明理学，或者说“理气”形上学的问题是，它要把一切打通，有普遍性品格，但是抽象。而“道器”的“器”因为是具体的，所以其意义是确定的，但是一个“器”可能在不同的时代所对应的“道”会不一样。所以王夫之的《周易外传》有“洪荒无揖让之道”，“他年无今日之道”之类的说法，他讲的“道”的变化是和“器”的运用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平时我们谈论中国形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对此有所区分，才能显出其意义。宋明理学的“理气”形上学更接近于“存在”形上学，因为它要解释“存在”。宋明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用“理”来解释原来的“道”，它成功地赋予中国文化以说理的传统。在宋明理学之前，“理”没有那么重要，但在宋明理学之后，离开了“理”字就什么问题都没法说，所以“理”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如果我们今天要重新讲“存在”形上学，那么这种形上学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其目的是要给世界一个统一的、持续的存在的理解，在我们已经接受自然科学的前提下，这种思路并不会给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自然和人的一般关系的理解提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帮助，所以关键的问题是理解人。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怎么赋予世界和各种各样的事物以意义，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我觉得当代中国哲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而不是往自然及其根源的追问上努力。前几天一位中山大学的物理学家给我看了一篇题为《暗物质与宇宙的终结》的文章，文中认为宇宙是一定会终结的，人类只是漫长的时空中的过客。作者的情怀是令人感动的。但是，如果同科学家讨论这个问题，哲学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同时，我觉得它同我们要解决的其他问题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先性，它未必是今天哲学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