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道器形上学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22-12-02 22: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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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进入专栏)  

  

   摘   要:在中国的“形上学”传统中,“道器”说是比“无有”观和“理气”论更基本的思想图式。奠基于三代的器物文化,从工器到礼器,从货币到文字,从事人到敬神,无不体现古典文明的悠远、博厚与高明。所谓“道”即在形器上附着并发展出来的意义及观念系统,它呈现在形态不同的变换之中。即器问道,既可以揭示不同器类对塑造生活秩序的不同意义,还可以从同一器类的功能变化透视意义的历史变迁。儒家的修史与道家的谈玄,也得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器乱的背景下得到理解。从有形的器感知、掌握无形的道,在历史的原野上寻找文明的路径,勘察意义的地图,正是道器形上学的使命。

   关键词:道;器;形上学;中国哲学;意义

  

   形而上学(简称“形上学”)是个久假不归的重磅词。这个词原本有中文的经典出处,但在它被用来与西文的metaphysics配对翻译之后,一会儿是研究存在(being)性质的学问,一会儿是孤立、静止、片面的思想方法的代名词,最近还被用来当作断定中国传统没有哲学(philosophy)或哲学不够正宗的依据。了解这个词被“借出”后的是非得失或恩怨情仇,堪比研究一部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接受史。但本文不准备承担这一任务,而是打算把它悬搁起来,或者说让“形而上学”与metaphysics暂时脱钩,以便回到它的本义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在历史上的首次出场,就是与中国哲学最核心的范畴“道”搭配而来的。在中文语脉中掌握它的要义及演变,同时揭示其内涵与古典中国文化经验的内在联系,对今日做中国哲学,是更值得努力的工作。虽然,这个“形而上”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我们不敢妄称知“道”。但是,它如何呈现在我们的思想传统中,则可以尝试通过反思来探索。意义就在于隐蔽的精神机制之中。

   一、观器

   “道”不只是哲学概念,诸子百家都言“道”。《庄子·天下》就感慨“道术将为天下裂”,因此,“道”也是古典思想文化的核心词汇。实际上,只有道家特别是老子,还有《易传》所言之“道”,才最具哲学的意味,因为其“道”已成为反思的对象,故老子说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周易》则称它为“形而上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匹配,由此入手,可以打开进入古典文化世界的思想门径。

   道若隐若现,器则触目皆是,问道莫若先观器。有若干儒家经典,集中保存三代关于器的基本信息。以《易·系辞》《礼记·礼运》和《尔雅》为例,《系辞》概述了从“观物取象”到“观象制器”的原理:“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同时,借《易》卦象功能的揭示,概括描述了器的发明史。从“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到“神农氏作”,再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即从狩猎到农耕及早期工商时代各种器物的产生或应用。《礼运》则在论述从“夫礼之初”,到“礼之大成”的整个过程中,展示对各种器具及应用的描写。《尔雅》作为古典辞书,除专门的《释器》外,还有专篇的《释宫》和《释乐》。简言之,器的制作与运用,覆盖着物质、社会和精神(宗教与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器是人类力量(物质与精神)的见证。

   器为有形之物,但与一般自然物不同,器是人为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制作或利用的物品。上述文献展示的器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用物;另一类是象征物,它是用以表达观念与社会行为的器具。象征物的价值不在于其材料特性,而是被赋予的某种非物理的精神意义。人可通过对其作特定的操作(设置或展示)来表达自己的行为意愿。礼器是其中之大宗,它既可用于致敬鬼神,也可用于规范人伦,如别贵贱或辨主客。礼器可以从实用物转手,也可以特制,如各种旗帜、佩饰及乐器,包括权力的象征如古代的九鼎或帝王的服饰、玉玺。此外,还有另一些似乎也是象征物,但与一般礼器功能很不一样的品类,这就是货币与文字。

   《系辞》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对早期商品交易的描写。其中的“货”即货物或商品,本为日常用品,一旦用于交换,物就变成“货”,交易时其作为用物的使用价值便转变为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虽然使用价值是其交换价值的基础,但货的意义在后者。后来便发展出用于代表一般交换价值的特殊商品“货币”。货币就是象征物,即表示财富的符号。原始的货币有贝壳、玉石,后来是黄金、白银。把它们当作“器”,虽然其“器用”很特别,但很好理解。而且,一开始这“物”还有一定的材料价值,变成纸币后,材料价值与交换价值便完全不对称。当人们看到货币时,并非看到金银或钞票,而是直观到财富。结果是,货币僭越价值,手段取代目的。现在又有数字货币,只有“象”而没有形,连物质形态的材料都不需要。这意味着,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价值对载体的需要变得可有可无,它只是财富或社会经济价值的符号。

   不若钱币,文字很少被人当种一种“器”。但是《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就是在绳子上打结,用于提示某种事实。“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说文解字》第十五卷)“书”原本应是刻画出来的某种符号,契是两片骑缝上刻有记号的竹子的拼合,故书契可能是用于通过比对契合(或符合)的符号,它携带着让多人能够共同确认的信息,类似于兵符。今天知道,汉字的前身是甲骨文。那些刻在动物骨骸上的类象形符号,其传达意思的复杂性,远非结绳的作用可比。象形为文,声读成字,刻写即书。在特定的固体材料上镂刻某种符号,并以其作为某种信息的载具,完全符合制作器物的定义,只是它不是实用品而是象征物而已。那么,通常我们为何不把文字视为器呢?原因在于,作为载具的材料从石壁、木板,到甲骨、竹帛,再到纸张,甚至银幕、荧屏,不断变换,让人感到文字是脱离物质材料而存在的。虽然字义不能离开字形,但阅读现象学揭示,我们的阅读体验是,当眼晴读到文字符号时,意识注意的不是字形,而是直接指向字义,包括被字义唤起的意象或观念。(参见英加登,第16-21页)而且,阅读是以意群组合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一个个的字形辨识后再串联起来认识的。除非你不是阅读文章,而是欣赏书法。同时,文字可以转化为声音,当阅读转化为朗读时,听者不需要文字而是借助语音,便可获得相应的意义。字的形质一旦被忽略,作为“器”的形象就容易被漠视。当然,与日用器具相比,文字现象从器到义,需要以字形作为中介。此即文字呈现在材料上,而字义寄寓于字形中。这情形,颇类于从钞票直观到财富,对钞票的质地与图案常常不放在眼里一样,两者的结构是一致的。

   如果要归类,文字与货币,关系最密切。一开始,两者对材料的选择都有一定的要求,文字所附着的材料,需要合适的质地,货币则要求相对稀缺的物品。但两者的发展过程表明,材料只是临时的载具,意义在于其符号价值。不过,货币的意义单一或者抽象,它把所有的财富或物质的使用价值均折算为“价值”,把财富均质化,并以价格标示出来。其信息内容的区别,只靠文字中的数字便能显示。它可以储存,也可用来处理财富交换与流通。文字则是信息最基本的载体,其负载的内容丰富复杂。不仅思想,甚至物质都得借助它才能交换或流通。货币的数字也属于文字。与实用物的价值受制于人的生物需求不同,象征物的功能是社会形成的。之所以称象征物,是因为它起源于“象征”的思维机制。(参见陈少明) 如“观物取象”和“观象制器”,包括象形文字,一开始都是可以直观的,意义复杂化或影响扩大以后就靠约定。有些约定依习俗,有些则靠制度化。部分象征最终演变为需要定义的符号。礼器、货币与文字,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种情况。

   更特殊的器,不是物,而是人。拟人为器,并非新观点,而是从孔子开始的说法。《论语·八佾》中,孔子批评“管仲之器小哉!”《公冶长》中则把子贡比喻为有类于“瑚琏”一类的礼器。然而在《为政》中,孔子又声言“君子不器”。夫子重器,主要是礼器。其对人的观点,往往依礼的立场来看评价对象所起的作用或所处的位置。循此思路,每个人首先有自立的身体,即形。虽然生育不是制作,但对人的养育是一个寄托着希望的过程。不但父母有培养子女成才的理想,社会与文化也有施加其影响的价值标准。所谓成才,即是成器。其他生物再重要,如果与人的生活不相关联,都不会独立列入器的范围,因为它们没有人所寄托的理想。器需要保养维修,所以人不但要培养,还要修养。修养不只是修心,还要修身。(参见陈立胜,第67-72页)身不仅是心的载体,也是礼的承担者。有个专门词叫“躬”,指礼仪式的身体,如鞠躬或躬行之躬。要讲究容颜(所谓“色难”)甚至涵养气象。器是制作(或培养)出来的,但投入运用才显示其意义。然而,人有自我,而非人之器物则没有。自我包含形之神,或身之心。自然器具是由人使用的,人则不然,人既受他人的支配,也可能支配他人,更要自我支配。“成器”是社会的观点,“成己”则是自我的要求。自我的要求既包括接受或同社会要求妥协的一面,也有生命体的内在表达。后者除饱暖情欲外,还有身体机能的展示,如歌咏、舞蹈或运动。此外,更重要的是,这个作为自我的“神”(或“心”)在支配利用物的同时,还产生一套相关程序及其理想的观念。

   这样排列下来,器物世界可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自然物(器物的资源或“物欲”的对象),日用物(生产与生活用品),象征物(礼器、艺术品与文物),功能物(从象征物中派生,如货币、文字)与人物。人物几乎是不为注意的器。人作为器,既在整个器物系统之中,又在器物系统之外。人是器的组成部分,但器也为人所设。“君子不器”,人还有超然器外的抱负,是唯一会否定自身为器之“大器”。观器虽未必见道,但探其形之大略,则庶几找到进入文明之门的路径。

   二、即器言道

   道器相连,从道的观点看器,器可能就是道坚实的身躯;但从器的立场观道,则道是器曲折的投影。器之道,即器的各种作用、用法和秩序。先讲基础的器,实用器具。每一种器具都有特定的作用,衣裳可以保暖(或遮羞),车舟用以致远,宫室适于居住,刀枪用于战斗。早期的用品,特别是那些制作成份不高的简易器物,如石器,或者盛具、衣衫,作用是一目了然的。器的制作(或选择)与使用,可以是同一个人直捷操作。即使是结构稍复杂点的车马,由于古代技术变化缓慢,即便局部上有所变化,人们也能触类旁通加以利用。车用马拉,或者用牛、用骡,甚至用人拉,都不妨碍大家把其当车用。也就是说,很多器具从器形就可以直观到其器用。因此,道器相即,不必离器言道。

然而,在技术进步之后,更复杂的器具出现,制作与使用,便不是同一个人。器的目的,首先存在于制作者的构想中,通过设计制作,才成为器内在的用途。而这种作用是潜在的,只有通过正确的使用,这种内在作用即器之道才能得到实现。虽然马车、牛车常人都知道,但对诸葛亮的流牛木马就未必。掌握其驾驶技术的士兵,就能御器致用;不能掌握者,即使拥器也未见得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更分离出两套技术,一套是设计制造,一套是使用操作。制造者考虑如何操作,操作者则不必知道如何制造。由于器的作用是通过操作体现的,有可能存在使用者不懂或错误操作的情形,这就是器、道分离的现象。当然,这不等于说,原始的器具就没有操作的差别。想象《庄子》中解牛的庖丁就可知道。庖丁解牛的那把刀,原本平淡无奇。使用类似的刀,有人一月一换,有人一年一更,庖丁一把刀愣是用了十九年,还完好无缺,宛如新刀。庖丁的答案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操作要领是 “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庄子·养生主》)这个“天理”也就是“道”。这样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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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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