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从增长到均衡:实现共同富裕的挑战和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 次 更新时间:2021-08-22 21: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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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复旦)  

  

   中国课题:从增长到均衡

   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经过30余年高速发展,在2010年成长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一般来说,为了实现自身快速发展,后发国家都有机会利用后发优势实施赶超战略,并收获高增长的红利,但考虑到中国有14亿人口,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前,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但从人均GDP、产业结构、核心技术和贫富差距等指标来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依旧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大致可以分成五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主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为1991年到2000年,目标是使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第三阶段为2001年到2020年,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整体脱贫,笔者注);第四阶段为2021年到2035年,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五阶段为2036年到2050年,实现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进入本世纪后,党中央更加重视发展的平衡性。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总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正式提出“中国梦”。“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与“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时,逐步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强调国家、民族和个人是命运共同体,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终极追求。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GDP增速有所放缓,同时,经济发展重心发生了转移——更加注重质量和结构,更加重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强调经济总量的扩张。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步走”战略没有再提GDP翻番类目标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针对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再平衡”政策措施,具体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农村发展战略。如“村村通公路”(基础设施)、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战略)、脱贫攻坚战略(消除绝对贫困)等。二是生态环境战略。如在国内倡导节能减排,在国际上签署巴黎气候协定,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等。三是弥补民生短板。如城市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经济适用房建设、公共租赁房建设等),智慧城市建设(智慧生活、智慧服务)等。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推动以上海自贸区为首的自贸实验区建设,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化,出台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五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六是支持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参见本文最后部分的论述)。可见,从增长到均衡的新进程已然开启。在这途中,我们势必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挑战:复合型发展、全球化、收入分配机制的耦合

  

   复合型发展的挑战

   从单一的工业化建设,到“四个现代化”建设,再到全方位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具有一定的优势条件,即可以利用相对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吸引外资,同时可以借鉴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和技术,省去很多走弯路的过程。但与此同时,挑战也客观存在。其一,必须创造性、综合性地回应工业化各阶段的发展课题。当前,中国尚未完全完成工业化,但却必须同时应对以环境气候问题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议题,因为这已经是全球性议题,中国作为GDP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必须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在2015年召开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历史性地做出了积极减排的承诺。这既是发展中大国的责任,也是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公共话语权和领导权的重大决策。其二,后发劣势问题。后发国家面临的后发劣势,主要体现为子系统缺乏整合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是系统工程,彼此相互支撑。在实践层面,如果只注重迅速地从后发优势中获利,忽略各个子系统间的联系,当后发优势的红利耗尽的时候,后发劣势就会成为“发展的陷阱”。

   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化有利于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吗?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公式:资本收益率远大于经济成长率。由此可知,原本期待的“涓滴效应”(设想一下婚礼上常见的“香槟酒杯宝塔”,香槟从塔尖倒下来,自上而下注满所有酒杯)并不会自动发生。相反,发展差距、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他认为,不加制约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会加剧财富不平等。《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一个国家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榨取性制度,决定着国家的成败。

   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精英治理失灵,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很多国家改变了政治版图,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其中,美国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的背后,是贫富差距问题(以及移民问题)。一方面,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界和巨型跨国企业借助全球化的东风,不断增加资本收益(香槟酒塔最上面的酒杯自我膨胀);另一方面,“铁锈带”的蓝领工人的工作被剥夺,失业率增加(香槟酒塔最下方的酒杯容量萎缩,下方递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产阶级在美国总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50%。而在1971年,这一比例为61%。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已经从橄榄型社会走向哑铃型社会,不稳定性显著增加。2021年6月初,G7财长会议达成协议,对跨国公司划定全球最低税率(不低于15%),目的是纠正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制定更加合理、规范的游戏规则。这可以看作是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新政。

   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考验,亟需优化重大政策,加强国际协作,克服收入分配不均问题。

   改善收入分配机制,打造中国版福利国家的挑战

   就当下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了;相比之下,“共同富裕”的实现更为困难。无论在世界或是中国,贫困和收入差距问题是永远的焦点。在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但内循环的实现有赖于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从本质上说是收入差距的缩小。

   收入差距经由市场主导的一次分配和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形成。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也要从这两大机制着手。

   就市场机制来说,自由主义市场原理倡导自由竞争,相信通过涓滴效应,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就像托马斯·皮凯蒂所说的那样,在资本收益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也大于工资增长率)的前提下,任由市场进行分配会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什么情况?还是拿香槟酒杯塔来做比喻:在资本收益驱使下,最顶端的那几个酒杯会自我膨胀,这样,虽然倒下来的酒的总量有所增加,但越下层的酒杯就越难接到酒。此外,在两极分化的格局下,尤其要注意贫困的代际传递,也就是累积性的世代贫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久而久之会导致阶层固化,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参考下文“小镇做题家”的例子)。

   可以看出,单一的市场机制容易产生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为了应对市场分配的扭曲,需要切实保障劳工权利,尤其是保障劳动者顺利就业、得到合理分配。由此,应确立工会为集体谈判代表,并推动形成民主的企业治理机制。此外,在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中,需要通过灵活有力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让更多人有机会增收致富。在具体的公共政策中,实现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化尤为关键,因为它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为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公平公正的二次分配政策,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推进共同富裕值得关注的重点领域

  

   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更加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围绕共同富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领域?

   在动态治理视野下,持续推进反贫困政策

   当前,中国已经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贫困是发展的伴生性问题,是动态概念。只有切实破除贫困的生成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贫困问题,降低贫困发生率。目前,“脱贫不脱政策”还在持续,对脱贫户的观察和巩固仍在进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以及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内生性机制尚在完善。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参照国际经验,一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种。前者将生存必需的营养和物资折算成收入的水平,在此以下的人口规模,用“绝对贫困率”表示(发展中国家主要采用这一指标);后者指的是全体国民的中位数收入水平,同样地,在此水平以下的用“相对贫困率”表示(发达国家主要采用这个指标)。国内相对富裕的省份,有必要和国际接轨,逐步引入“相对贫困”的概念并在民生福利政策中加以体现。

   警惕资本的陷阱:产业资本化运作和垄断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兴风作浪,形成行业垄断,损害创新土壤和收入分配格局的例子屡见不鲜。

   以美国为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石油、钢铁领域逐步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一开始,人们认为在世界市场上攻城掠地,非大企业不可,由此,美国政府对垄断资本表现得很宽容。然而,恶果很快显现:在巨额利润面前,垄断企业开启资本狂欢,创新意愿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民众生活水平节节下降,引发了大规模社会批判。直到1901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继任,他先后对40多家托拉斯提起反垄断诉讼,最终拆分了包括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钢铁托拉斯、烟草托拉斯等在内的一大批寡头企业,维护了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

   如果说反贫困是二次分配领域的课题,反垄断则是市场领域(一次分配)的重点和难点。

   2020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必要性。针对互联网巨头企业相继投入大量资源入局生鲜社区团购事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告诫互联网巨头别只惦记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更令人心潮澎湃。疫情之下,社区团购有正功能,互联网巨头介入其中无可厚非,但必须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违反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需要明确的是,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优势和流量优势(市场垄断地位)攻城掠地,在各领域低水平扩张,后果是严重的:

一是埋头搞创新的企业会越来越少。道理很简单:既然很方便就可以获取垄断利润,为何还要辛辛苦苦去创新?现实中“屠龙少年成恶龙”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互联网巨头企业在嗅到新的商机时,便会迅速复制相似的技术或商业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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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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