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知在红楼第几层——三种红学观的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8 次 更新时间:2021-08-01 11: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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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季以来,《红楼梦》由文人们的谈资品评冉冉上升为一门学科,并在20世纪中期蔚为大观,以至于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学说都在红楼竞争角逐,形成了众多的猜测和解释,纷纭万状乃至针锋相对,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观。本书第十章,分析讨论了王国维、蔡元培和毛泽东三人的红学论述,重在说明各种现代理论是如何塑造了红学;第十一章,又进一步分析了20世纪红学的特点。本章将在此基础上,评论索隐派、考证派和阶级斗争的红学观在什么意义上解释了《红楼梦》。

   现代学者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在回顾了西方两千多年的文学评论后总结说:“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到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1]这就是作品本身、创造作品的艺术家、作品所关涉的世界、作品的听众(观众或读者)。“把这四种并列成分排成一种合适的图形,只须画—个三角形就够了”:

  

   我拟以此为分析框架,在对红学史上三个流派作一学术史的批评,以便引出下章对未来红学的设想。

  

   1、旧红学:本事索隐与主旨认定

  

   中国小说与野史相近,《红楼梦》确有其特殊性质。随着小说的流行,有关《红楼梦》写的是哪一家的家事的猜测、比附纷至沓来。乾降五十九年,也就是程伟元、高鹗印行程乙本一年多、抄本《红楼梦》广为流行之时,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据幼时父老所谈的张侯家事再证之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长侯行述》等书,确认《红楼梦》所写乃张侯家事,其说较为详细。此外还有明珠家、傅恒家、和坤家等说法。民国初年,随着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论著的问世,作为一个学术派流的“索隐派”才算正式成立。

   《红楼梦》作品本身提供了索隐的依据。其一,全书一开始作者就有所交代:“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至于所隐何事,自普通读者完全可以不予深究,但学者们却完全有理由通过这段话找到解读红楼的途径,追索作者“隐去”的“真事”。认定小说以真事为本,索隐派就力图把小说还原为这些真实人事,他们从历史者作野史杂记、诗词随笔、民间传闻当中,搜寻那些与已经成为小说一部分的情节有某些相近、相似、相通的人事,排比对照,连猜带想,确定某人影某人、某事影某事,于是把小说还原为一个个历史上的人事,并从这些人事来推测《红楼梦》的题旨。其二,作者交代其创作动机时,又说:“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淡之德,以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这段忏悔明显是在回忆一个家族的往事。普通之家当然不会有什么“天恩”可赖,索隐派也就合乎逻辑地猜想小说所叙为一勋贵之家。较多为人接受的是明珠家事说,—则因为这位康熙朝的权相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家族变故,二则因为他的儿子纳兰性德有着与贾宝玉类似的性格特征。当然也有人指出:“须知此书从大处落墨,初非一人一家之事。或谓雪芹曾馆明珠处,此实指其家事。以纳兰容若为宝玉,无论情事欠合,即如纳兰容若之侠义之学问,要非昏庸酣豢之宝玉可比,此说已不攻自破。”[2]其三,《红楼梦》给读者一种非同一般的印象。有人感到:“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实。”[3]系统的索隐派一般不再关注具体的某家某事,而是着眼于“康熙朝政治小说”、“明清兴亡史”等重大政治事故。由于“政治小说”说把小说和顺、康、雍“三朝政局史”联系起来,较之其他说法有更大的涵盖面和适应性,并可以在小说中找到一定证据,所以成为“索隐派”的共识与基本观点。总之,索隐并非毫无根据,王梦阮的一段话,可以代表索隐派的基本观点:《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中,即明言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云云,可见铺叙之语无非假语,隐含之事自是真事。儿女风流,闺帷纤琐,大都皆假语之类;情节构造,人物升沉,大都皆真事之类。不求其真,无以求是书包孕之大;不玩其假,无以见是书结构之精。”[4]既然《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掩盖着真实人事,那么只有用索隐的方法才能找到所隐去的真事,才能探知小说的真意。

   把小说情节和真实人事联系等同起来进行历史考证本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之一。索隐兴起之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尚未进入中国,小说的虚构性、理想性也较少为论者认识,所以索隐派多凭主观的直觉体会或传言猜想,以史料附会小说,从小说推测史实。王梦阮与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1916)认为《红楼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奇女子也。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以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919)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为吴梅村所作,后四十回是朱彝尊所作,两位明朝遗老皆存故国之思,故《红楼梦》即明清兴亡史,且曲折表达了作者的种族思想。索隐的前提,是认定小说所写均有事实根据。如王梦阮、沈瓶庵所说:“……书中无一妄发之语,无一架空之事,即偶尔闲情点缀,亦自关合映带,与寻常小说演义者不同”,故应以“注经之法注红楼”。[5]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后,索隐派受到打击,但相关著述仍不断问世。较重要者,有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1934)。1949年后,索隐派在台湾得到发展,重要的有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1972)、赵同的《红楼猜梦》(1980)以及香港学者李知其《红楼梦迷》等,这些著作都认同蔡元培的主要观点,即《红楼梦》所写为清初的政治历史,但在所影何事何人方面,与蔡不尽相同,即使相同的部分,这些论著也都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予以系统化。

   索隐派红学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影响最大,地位最高。此书把此前零散片断的言论和猜测系统化,把《红楼梦》问世以来流行的“本事论”与种族意识、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形成了一套有一定连贯性的论述。其基本观点是: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当时清帝虽躬修文学,且创开博学鸿词科,实专以笼络汉人,初不愿满人渐染汉俗。其后雍、乾诸朝亦时时申诫之。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使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不独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也。我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易·坤卦·象传》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也。《石头记》即用其义。第三十一回:“……翠缕道:‘怎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又道:‘知道了,姑娘(指史湘云——引按)是阳,我就是阴。’又道:‘人家说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清制,对于君主,汉人自称奴才,汉人自称臣。臣与奴才,并无二义。以民族之对待言之,征服者为主,被征服者为奴。本书以男女影清汉以此。[6]

  

   蔡元培完全明白,《红楼梦》是小说。这意味着,小说本身并非康熙朝历史,而是在真实历史之上加上“数层障幂”;这部小说不同于其他小说,书中有“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本事。是小说而又有本事,因此有一个复杂的层次结构:

  

   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等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等曲笔,惟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在误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傅会,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而于阐证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达一间矣。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7]

  

   《红楼梦》的表层情节是家庭俗事,第二层是“纯乎言情之作”,第三层才是康熙朝政局这一“本事”。层峦叠障,峰回路转,要充分理解这部小说的意义,就必须“索隐”。

   “索隐”不是猜测、想象,它需要有一定程序、方法和推理。蔡元培的索隐,不但每举一人,必先述其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而且遵循三条原则:“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8]这种审慎的索隐具有历史还原的性质,比原来的有限追索和随意猜测前进了一步。在此过程中,蔡元培也老老实实地“于所不知则阕之”,这一点,使其索隐具有学术考证的性质。

   在蔡元培的索隐中,用以支持《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这一判断的论据主要有两个方面。

贾宝玉所影为胤礽(康熙第二子)。此一索隐涉及到“揭清之失”。胤礽生而有太子资格,故贾宝玉衔玉而生;胤礽初次被废,罪证与贾宝玉被打相似;胤礽曾被大阿哥胤褆命喇“嘛”巴汉格隆施以镇魇之术,赵姨娘也要“马”道婆对宝玉与凤姐施以魇魔巫术。胤礽幼时,康熙亲自教读,又令张英、熊赐履等教其性理之书,贾政常逼宝玉读书,特别强调要讲明背熟悉《四书》。胤礽初次被废,完全是因为魇魅,复立两年后又被废,此后即永久被废,贾宝玉被魇后复原,第九十回失玉即叙其终废。胤礽被废是由于倾扎,主动者为胤褆、胤祀二人。第九十四大回林黛玉讲到一个故事:“当初田家有荆树一棵,三个兄弟因分了家,那荆树便枯了。后来感动了他弟兄们,仍旧归在一处,那棵树也就发了。“既说兄弟,又说三个,与胤礽、胤褆、胤祀三人相应。”[9]另外,巧姐也是指胤礽。“巧”与“礽”字形相似人。第九十二回巧姐慕贤良,即后熊赐履教胤礽读性理书也。巧姐被卖,由贾环、贾芸主某,舅舅王仁参与,这就是指胤礽为胤褆、胤祀所卖事,而国舅佟国维亦与闻。在说明贾宝玉影胤礽的过程中,被打与被废属于“轶事有征”;喇“嘛”巴汉格隆与“马”道婆,“巧”与“礽”,是“姓名相关”,前者字音,后者是字形。这里所缺的是“吕性相类”,因为史载胤礽好财富、性暴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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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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