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情之所钟 正在此辈——从杜丽娘到林黛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21-08-01 11: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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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有“痴情”,林黛玉也并不超脱高蹈。作为主人公的贾宝玉,在红尘中的最刻骨镂心的遭遇,就是爱上了林黛玉却又“心事终虚幻”。一般地说,薛宝钗并不令人讨厌,读者中多有欣赏宝钗者,贾宝玉也有迷恋于宝钗之时,但他真正认同的,却始终是林黛玉。王昆仑比较说:“宝钗在做人,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在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着当时一般家族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着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1]宝钗与黛玉分别代表着礼教文化与审美文化的精神。审美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情”的文化,“情”并不只是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包括身心在内的全部感性生命及其需要、欲望和想象。

   “情”在中国文化中勃兴,并不限于魏晋。《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林黛玉在回房的路上,听到梨香院的女孩子在演习艺文:

  

   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字。……”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

  

   作为文化生物,人的理解与认同可以跨越时空。林黛玉和杜丽娘是不同时代的富贵之家的少女,却可以发生人世间难得遇到的心灵共振。这一心理的瞬间蕴含着漫长的历史成果,从杜丽娘到林黛玉,是中国历史上人性情感觉醒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段广为人知、被文学教材一再引用作为欣赏心理说明的文字,正体现出传统社会后期情感方式的转变。本书即对此稍作展开,以有助于对《红楼梦》和传统文化的体认。

  

   1、爱:浪漫与感伤

  

   是一个明媚的春日,一直被困锁在深院闺阁中的太守之女杜丽娘,偶然来到后花园,立刻为眼前无限的春光和蓬勃的生机所陶醉:“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这不仿佛是她自己的青春吗?烂漫的春色立刻激活她的青春人性。“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伴随着自然的发现,是杜丽娘自我的发现,没有爱情,岂知生命美好? “默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春呵,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道。咳!恁般天气,好困人也。……天啊,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枝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以及笄,不得早成佳偶,诚为虚度青春。”大自然感召着她珍视生命,享受青春,一直被压抑着的几乎要丧失的爱欲象火一样喷涌而出,她要去寻找异性,她要去获得爱情。一次短短的春日游园,引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大胆的爱情故事。

   显然不能在一般的意义上理解这次春游。在那个仕宦之家,杜丽娘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啊!森严的家教不许午睡,不许跨入自家的后花园。那个迂腐塾师陈最良,居然以“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院”来炫耀。她的父母看见女儿裙子上绣了一对花、一双鸟,也十分惊慌,怕引起女儿的情思。那首美丽的爱情之歌,被解释成“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螈产哇,不嫉炻,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归,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传统和现实、家庭和教育联合起来堵压窒息着以爱情为代表的自然人性,在“训女”、“闺塾”两出中,汤显祖卓越地呈现了传统权贵之家日常生活中死一般的寂静。一面是腐朽麻木的礼教,一面是盎然恼人的春色,一个青春少女怎能不怦然心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难道就在这青灯残卷、女红绣架中度过?“关了的唯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最浪漫的爱情终于在家教最严的太守府发生了。

   从整体上看,传统的礼治社会一直没有给正常的爱情提供合适的位置,个体的情感被纳入礼的框架,爱情完全被婚姻所取代,服务于社会伦理。宋词人晏几道,稍微在词作中表现了对莲鸿频云等几个女性真诚而平等的追念之情,即为后人不满:“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文忠之右,然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凡是没有经过礼的节制、梳理、重塑过的情都是邪思妄念。如果说在下层百姓那里,男女青年由于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礼教钳制相对松驰而有可能产生真实动人的爱情的话,那么生活在体面人家、豪门大户的小姐则很难摆脱礼教的枷锁。汤显祖所表现的太守之家,就完全是传统伦理规范具体而微的象征。而把杜丽娘置于这样一个生活情境,又意味着物极必反,真实存在的情永远不可能被礼取消和异化,戏剧冲突的本质是礼法和情欲的冲突。

   也许是被压抑得太久了,杜丽娘的爱一旦成为自觉意识,就像春江潮水,一下子冲决了礼教的严防,统治中国数千年、戕害了无数少女的礼教在这不顾一切的浪漫爱情面前居然一下子无影无踪了。纵观杜丽娘爱情的全过程,虽然礼教一再出来阻拦:如杜宝夫妇的教训,陈最良的劝诱,甚至杜丽娘自己的虚荣、忍让、退步等等,但《牡丹亭》始终回荡着乐观、自信的旋律。森严的礼教、专制的淫威一碰到人类的天性就给砸得粉碎,唯有健全的、自由的、强壮的人性,才是唯一合理的。那些繁文缛节、谨慎小心的规矩是显得太可怜了,这样的东西难道也能称为枷锁和牢笼吗?怎么在杜丽娘面前这么容易就被推倒了?古板僵化的杜宝、滑稽可笑的陈最良,他们都是当时社会认可的正统代表,可他们配做杜丽娘的对手么?

   汤显祖的目的就是为了正面表现这个“情”:“嗟呼!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张之情于花月徘徊之间,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于笔墨烟波之际。董之发乎情也,铿金戛石,可以如抗而如坠。余之发乎情也,宴酣啸傲,可以以翱而以翔。”[2]为情造文、发愤写诗的美学传统在这里一变而为因情成戏。由于这种情是不为现实社会所允许的,因而就必然带有和外部环境撞击的蓄积之气、昂扬之色,表现在戏剧中便是势不可遏、浩浩千里。所以说杜丽娘的爱是浪漫的,就因为这种爱具有一触即发、冲决一切的力量,并富有挑战性和号召力。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毫无顾忌、淋漓尽致地抒发主体感情的,大概只有屈原和汤显祖。尽管《牡丹亭》缺少《离骚》那样的文化内涵和思维幅度,但从社会效应来看,《牡丹亭》则又有其警策动人之处。屈原生活在列国纷争之际,思想专制尚未形成,并且他的情感本质上是忠君爱国,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社会的统治意识所接受;汤显祖则有勇气在中国历史上专制严酷的明王朝素为“礼教之大防”的爱情推向直观性戏剧舞台,而且杜丽娘是这么大胆这么猛烈,完全超越、否定了敌视人性的社会礼法,这该是多么勇敢的行为?汤显祖是很欣赏屈原的:“天下英豪奇魄之士,苟有意乎世容,非好包者乎?君父不见知,而有不怨其君父者乎?”(《骚苑笙簧·序》)不平之气、批判锋芒直指君父,这是汤显祖过于屈原之处。

   杜丽娘激发了中国女性的想像,却不可能改变她们的处境。历史翻过了几页,爱情又一次成为一个贵族少女的焦心问题。曹雪芹饱蘸血泪为后人留—下了《红楼梦》,立刻,林黛玉的爱情深深激动了人们的心灵。林黛玉有她的前身。陈寅恪指出:“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理想中之林黛玉。”[3]但林黛玉与杜丽娘更近。乙卯本第三十二回回前总批云:“前明汤显祖先生有怀人诗一绝,读之堪合此回。”[4]其实何止这一回和汤显祖相合,整个宝、黛爱情都不妨看作是《牡丹亭》在新环境中的延伸。汤显祖的那首诗是:“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林黛玉和杜丽娘—样,是以情的化身和凝聚而活在古今千万人的心中。只是她没有先辈那样的幸运。谁都不会怀疑她和宝玉的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真挚的感情,他们一“见面就似曾相识,预示着后来心灵间的沟通和精神的契合无间。果然,他们不但朝夕相处,彼此相护,如宝玉所说的:“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吃饭,一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而且更以其共同的人生态度和叛逆倾向成为贾府的一对“怪人”。他们厌弃传统礼法和社会规范,珍视个体的感性存在,把爱情视为实现自己的生存方式。第十九回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这里,那边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儿。”宝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黛玉道:“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宝玉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哪个脏婆子的。”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己枕了,两人对面倒下。

  

   如果说杜丽娘的梦中之爱是古典文艺中最大胆的一幕,那么黛玉和宝玉的真诚之爱就是最动人的诗篇。正是这种小儿女的倾心相爱,所以尽管宝钗闯进两人之中,史湘云也曾向宝玉射出丘比特的神箭,乃至“槛外人”妙玉也隐抑着对宝玉的好感,但人们总相信,贾宝玉是不会背叛林黛玉的。他们真真是天生的一对,唯有他们在一起,才使人感到世界的合理和人世的美好。贾府下人一听宝玉议亲,都认为:“不是林姑娘,还有谁?”

   但也是在这人世罕见的爱情中,人们总为他们的爱情担心,总害怕会有什么不幸。她第一次和宝玉见面后,回来就抹眼泪:“今儿来,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狂病,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不是冤家不聚头,她的生活不能没有宝玉,可是因为有了宝玉,她又流了多少眼泪?《红楼梦》大有深意地写了她和宝玉第一次闹别扭的情况:“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既熟惯则更觉亲密: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这日不知为何,他们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黛玉又气的独在房垂泪,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作者没有具体交代他们不合的原因,但又何必交代呢?林黛玉的心性使得她即使在爱情最幸福的时刻也会感到忧愁。最妙的是他们之间的各种误解,正源自他们的相爱之深。黛玉把爱当作生命的唯一支柱,容得其中有任何一点含糊。“探宝钗黛玉半含酸”,每每宝玉和宝钗有什么暧昧之处,她都毫不留情地予以讽刺、刺激,“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宝钗并没有冤枉她。贾宝玉是怎样一个人,黛玉比谁都清楚,有时明明知道宝玉偏着自己,也还是责怪他。湘云看戏说黛玉像一个小旦,贾宝玉害怕黛玉着恼而使眼色制止,却已被黛玉发觉,大大埋怨了一番,宝玉感到出于好心而被误会,十分委曲。其实黛玉何尝不知宝玉的用心:“却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个偏又不领这好情,一般也恼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只因为他虽说和黛玉一处长大,情投意合,又愿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领会,从未曾当面说出。况兼黛玉心多,每每说话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为的是来劝解,不想把活又说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不怕黛玉恼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实在是为好,因而转急为悲,早已滚下泪来。黛玉起先原恼宝玉说话不论轻重,如今见此光景,心有所感,本来素昔爱哭,此时亦不免无言相对。”爱,原来也是折磨人的,何况黛玉是“颦颦”,宝玉是“情痴”。

爱使黛玉感到人生的意义,也使她感到人世的恐怖。就在那次“牡丹亭艳词警芳心”后不久,同样是一个烂漫的春日,黛玉泪流在葬花:“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明媚鲜艳能几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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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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