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徘徊在规范之外——贾宝玉的心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21-08-01 11: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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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说的《红楼梦》表达了反思伦理型文化,向往审美型文化的朦胧意向,主要表现在贾宝玉的另类言行和痛苦体验之中。如果不计那些大量的考证性文字,那么关于贾宝玉的各种议论便是红学史中篇幅最多的了。这位一贯喜欢和女孩子厮混的怡红公子,或许真如贾母说的是投错了胎的丫头,因此可以任人打扮:索隐派以诗人想象猜测他是清初词人纳兰成德甚至是清世祖顺治皇帝;新红学以史家的严谨力图考证他就是作者本人;20世纪中叶以后,贾宝玉又被分配到阶级斗争的框架中,俨然成了反封建的斗士和先驱。从作者的生活环境中寻找文学人物的原型,在虚构想象中发现作者的自传成分,以现实需要推论古典形象的社会意义,这几乎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三种基本模式。在认可了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今天,我们充分意识到,文学文本完全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实现方式,而没有一种阅读、一种诠释能穷尽其全部意义。由于每个读者都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充实文本的空白点,因此文本的意义是无穷开放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学史上三大流派均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可以也应当申论的是,现行的解释大多无视贾宝玉作为文学人物的完整存在和有机生命,或平面罗列几个特点而自相矛盾;或抓住一种倾向以偏盖全;或是以阶级分析来论述他的思想;或是从政治态度来判断他的价值,总之是很少真正深入到贾宝玉的心灵世界,在其现实感性的具体遭遇中全面理解阐释这个人物。借用现代诠释学的术语,就是尚未实现解释者和文本之间“视野融合”。

   有鉴于此,我这里试图对贾宝玉作一新的解释。首先是在审美感受的领悟中重建贾宝玉心理的结构模式,然后从具体的历史/生存条件追溯这种心理结构的所由成形,并用心理/逻辑的方法推导其发展转化,及其在特定时空中的当然归宿。希望这样能够比较清楚地呈现出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所涵蕴的人文意义。为表述方便,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把贾宝玉的心理分为四个相互渗透、融合推进的过程渐次论述。

  

   一、严重的分离

  

   在金屋绣榻、锦衣玉食的荣国府中,在花轻似梦、情柔如水的大观园里,贾宝玉却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心理危机——他无法认同他所承袭的文化传统与存在环境。

   这一严重的分离,贯穿了贾宝玉一生的始终。他还未露面,那位抱负非凡的贾雨村就对他作了一番半哲理的解说:既非秉“清明灵秀”之正气的仁者,也非秉“残忍乖僻”之邪气的恶者,而是正邪混合的产儿。“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非善非恶,亦善亦恶,是一特殊人格。“通灵宝玉”伴随他来到人间,正预告其非常的心性:“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在他跟着一僧一道出走后,贾政顿然醒悟:“那宝玉生下时衔了玉来,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历来关于贾宝玉分离叛逆的论述,夥矣。本文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无视传统和社会对自己的设计和规范,企求自我选择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在悠长而延滞的古中国,读书人的出路惟在仕宦一途,所谓“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这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是由人文惯例和社会建制保证的。而贾宝玉从小就怕读书,长大更厌恶科举八股:“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之言”;“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根本否认了习惯而又权威的立身扬名之道。但他同时又并非如贾政说的是“淫魔色鬼”,他与贾珍、贾琏、贾蓉等人的声色犬马保持距离,出污泥而不染,虽说不上完全的洁身自好,但始终保持赤子之心,既与传统的士子追求脱节,复与具体的生存环境对立。第二,拒绝承担家庭责任和人伦义务。在赖以生存的贵族之家急剧崩溃面前,贾宝玉毫不动心,对积极“补天”而改革家政的贾探春,他的劝勉十分消极:不要听,不要想,“只管安富尊荣才是”。连林黛玉都略有担忧的事,他也置若罔闻,这倒不是因为他麻木迟钝,而是把这一切都视为身外之事,他没有与家庭、家族休戚与共的关联和精神一体的契合,更没有“修齐治平”的宏愿。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他不仅成了贾府衰败的重要因素,也是传统社会结构趋于解体的征兆。第三,反思传统的经典教义与价值理念,嘲讽了、否弃了各种崇高神圣的理念与实践。他批评《四书》和理学,喜欢阅读《庄子》、《西厢记》等非主流作品;指斥“文死谏”、“武死战”的古训,认为各种忠君行为实在是“胡闹”,骂朝廷官吏是“国贼禄鬼”;对那些进退应付、贺吊往还之事不胜其烦,尽量躲避;贾元春被册封,合府上下大喜大贺,独贾宝玉不以为然。第四,也是最鲜明的,是贾宝玉喜欢与女孩子在一起,分享她们的欢乐与悲痛,赋予她们以一种形而上的美德和优点。中国古训,男女有别为君子立身处世之道,但贾宝玉却坚决地、毫无保留地礼赞女性而厌恶男性并具体落实到生活实践之中,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总之,君临一个泱泱大国数千年的价值标准和文化规范,包括“君臣之礼”、“文武之道”、“男女大防”等,都已不在贾宝玉的认同与选择之中。

   知子莫如父。僵化古板的贾政,对这个宝贝儿子十分了解:“在家只是和些女孩子们混闹,虽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云月露,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涉。”偌大的贾府,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像贾政这样对贾宝玉与“正事”的分离有如此清楚的认识,所以他要运用传统规范和父权之力迫使贾宝玉及时醒悟,迷途知返,皈依正道。对于贾政来说,外出做官是例行公事,家庭管理有他人代劳,主要工作就是教育子女,使之成为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所能容许的人,这也是传统文化赋予家长的最重要的责任。赖嬷嬷不是说吗:“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护在头里,当日老爷小时候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候何曾像你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还有那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像你这扎窝子的样儿,也是天天打。”(第四十五回)文化传统总是通过强制性教育传播下来的,贾政可以百事不问,只要把宝玉教育成“人”,他就完成了文化使命,他的途径是两条:督促他读书,培养他社交。读书是为了向他灌输传统文化的经典教义,使之自觉信奉传统;社交是为了适应社会,将来能为宗法社会服务,以其道易天下。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双管齐下,使贾宝玉彻底驯化,成为和他一样的传统文化的孝子贤孙。

      然而,贾宝玉是灵性已通的人,在传统伦理之外,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意识和生命哲学,“玉兄一生天性真”。贾政认为人之为人在道德教化、在遵守规矩,贾宝玉则坚持人性原来的状态,认为自然的状态才是真正的我。“我”的所有,就是和理、礼相对的“情”——“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失去了情,人究竟还剩下什么,贾政是极好的先例。传统文化并不像佛教、基督教那样完全否认情感和感性,“孝”就源自人的自然情感,但它却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规范,以调整节制情感和感性。比如五伦,就是从人最基本的五种关系人手建立人伦秩序的网络系统,其结果不但使这些感性得不到自由发展,而且由于理、礼的渗透最终歪曲人性、窒息人性。贾宝玉的悲剧,就在于他要在不允许“情”生存的文化系统中追求情、执着情。所以敏感的贾宝玉就非常痛苦,他真正体验到一个“存在于世界上”的人是多么别扭,多么难受。费孝通说:“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愈是基本的价值,我们就愈不假思索。行为时最不经意的,也就是最深入的文化表现”[1]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禁忌才是一个文化的深层所在,“三纲五常”并不只是抽象的戒律,也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贾宝玉反传统的特点也即在此。说到贾宝玉,我们最清楚记得的是他对《四书》五经的伦理教导及读书仕进的本能性反感和厌恶,在所这一切的背后,是他在情感意识和生活方式上对传统价值与道路的根本反叛。尽管他生在富贵官宦之家、长在鲜花锦绣丛中,当初到人间来的企图似乎都实现了,但他朦胧而执着地感到,传统伦理型文化不符合他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不能满足他的天性欲求。在那些经典著作的神圣教诲和长辈规训的善意言词中,他找不到他作为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

   贾宝玉拒绝成为传统价值观传递的一环。人类进化的历史决定了他成了一种文化生物。但是从个体的角度看,并没有决定他有哪一种文化。因此,问题不是人是否有文化,而是有哪一种文化。贾政灌输给贾宝玉的文化,是使他丧失存在、异化人性的文化,贾宝玉以朦胧的直觉拒绝这一文化承续,因此,处处怀疑、时时苦闷,他始终没有一点“知足”感,他始终与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就是失去自我的焦虑。贾政很不解地责问他:“我看你脸上一团思欲愁闷之色,这会子又唉声叹气,你那些还不足,不自在?无故这样,却是为何?”(第三十三回)是的,什么都有,惟独没有他所需要的感性生活和个性自由。贾宝玉在自身非人状态的痛楚体验中,发现了被传统文化省略了的个体人格。他喜欢一溜烟地从偏门出去看看广大世界,却极厌恶与士大夫诸男结交;他喜欢日常的家庭生活,却极反感家庭对他的约束、限制。“却因锻炼通交后,便向人间觅是非”。他要向规范要求感性,要向社会争取自我,从最具体的人的存在出发,从根本否定了纲常伦理。

   这是贾氏父子冲突的基本涵义。在此过程中,贾宝玉不是一时的精神变态或心绪波动,不是对某一具体人事的异议和分歧,而是自觉地把社会规范视为批判、否定的对象,所以贾政的同化努力只能导致更大的分离。当代学者舒芜认为贾宝玉是鲁迅“狂人”的先驱:“在《红楼梦》以前,中国文学作品里从没有贾宝玉这样与环境不协调的人。过去的文学作品里,也有忠良被馋,英雄失路,公子落难,佳人薄命,等等。但是,他们同所属的环境是协调的,就是说,同当时社会的政治道德观念,同当时的真、善、美的标准,是完全协调的。”“只有贾宝玉以他的整个性格,同他的社会相矛盾。除了林黛玉以同一类型的性格成为他唯一的知己而外,书中没有一个人了解他。”[2]

   法国心理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认为,所谓自我原是一个想象的建构,是随着事实而被认定的一种虚构,他称之为个体心理发展的“镜象阶段”,以此来表明长期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自我”其实是社会文化的建构。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中,建构“自我”被认为是文化的基本功能。具体地说,在一定的阶段,人的心理/行为类型从一开始就是被社会和家庭规范了的。外部世界的期待创造了一个人所应当扮演的角色,个体同化这一期待,转变为自觉的主体认同,最终满足社会需要,个人和社会从此处在相互推进不可分离的统一关系中。个体心理的这一发展规律在古代中国被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的见解,传统文化属于“后象征文化”:“祖辈的人把刚出生的孙儿抱在怀里,除了他们往日的生活以外,他们想不出孙儿还会有什么别的未来。他们早已为新生一代的生活定下了基调。孩子们的祖先度过童年期后的生活,就是孩子们长大后将要体验的生活。”[3]贾政的教训和棍棒所提醒给贾宝玉的,就是这一文化惯例和社会规范的顽强持续。

这无疑只是一种理想。个体的人总是在整体社会的历史运动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由遮蔽趋向敞开,由潜能变为现实,这是正面肯定的过程。而分离便是此一历史的中断,就是说,当一种成熟的文明要求个体作出越来越多的牺牲、越来越敌视人的时候,分离便成为人的本质表现,反抗就成为一种历史的现实,它预示着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巨大转折的到来。对中西文化有深切了解的傅雷先生,曾对他的儿子说:“对中国知识分子拘束最大的倒是僵死的礼教,从南宋的理学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养成了规行矩步、整天反省,唯恐背礼越矩的迂腐头脑,也养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伪君子。其次是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不仅拘缚性灵、也使一部分有心胸有能力的人徘徊于功名利禄与真正修心养性、致知格物的矛盾中。”[4]这不就是贾宝玉的生存现实吗?贾政就如是说:“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体验到这一规范和导向的非人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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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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