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可能是20世纪政治家中最重视文化的一位。在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中，第一卷的开篇和第八卷的终篇都是有关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一生的探索中和文化课题结下不解之缘，却是事实。”[1]这样一个决定性地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人物，理所当然地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与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极端重视和广泛研究相比，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研究相对单薄。其实，文艺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讲话》也只有纳入到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整体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对于像毛泽东这样乾纲独断、主宰了中国文化生活几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很具有研究的价值，但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来看，毛在1956年前后的思想变迁，可能是一个重要线索。
1、以农民造反文化为中心的三种资源
中国革命发生在西风东渐的“后五四”时代；革命直接从苏联取得理念资源和实践示范；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从而，近代西方文化、苏联革命文化、中国农民文化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资源。以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为主导，根据不同的时空环境与政治需要，有选择、有重心地提取、配置、转化、活用这三大资源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生成和演变的过程。
青年毛泽东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1912年下半年的自修期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2]“五四”高潮中，毛泽东受到《新青年》和陈独秀的深刻影响，完全赞成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间断地阅读京、沪、湘的日报，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还直接参与过学生活动，其风华正茂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接触并部分认同西方近代文化最多的时期。其中一些观念，比如无政府主义，在其一生中不断露头。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其暴力革命的生涯之后，毛泽东坚决告别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并陆续创造出一整套“改造世界观”理论和实践，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文化当做建立革命意识形态的前提。1942年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中，毛以厨师做饭为例说明实践的优越性：“像大大师傅煮饭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末，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甚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厨师做饭当然是一种知识，但这种知识不应当、也不可能否定书本知识。由于片面强调实践之于知识的重要性，并把实践狭隘化地理解为具体的生产劳动，因此就连带否定了知识分子在创造知识、传播知识方面的作用。也是在这次报告中，毛这样挖苦知识分子：“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甚么用处呢？”[3]毛泽东此论主要是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但实际上也包括一般知识分子，而且他从此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这一判断，其经典语录就是《讲话》中说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942年，毛泽东以赞赏的语气肯定彭湃与农民一起去拜菩萨并借机发动农民的做法。这一“适应和迁就”主要表现为要求从城市来的、主要受近代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4]作为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实践上就是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划清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后一面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成为“农民形式”，加重了党的农民化色彩，给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少困扰。1940年代的胡风即提出过异议，1980年邓小平又重提反对封建主义问题。尽管毛泽东思想可以部分地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但作为整体的西方近代文化基本上没有有机融化到毛泽东的思想整体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直接来自苏联。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陈独秀、瞿秋白等演绎和叙述，但从1925年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开始，毛泽东就根据苏联模式着意建立一套制度来统一和强化政党的宣传体制，从延安初期如饥似渴地学习从俄文翻译进来的唯物辩证法论著到对《联共党史》称赞推崇，并从吸取了以路线斗争解释党史的历史编纂学。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斯大林主义的烙印，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中，六个外国文件中有五个是斯大林的著作。但同样真实的是，毛泽东并不喜欢苏联的革命正统。正像他在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只取其“阶级斗争”四个字一样，毛泽东越来越善于在苏联的理念、口号、政策中补充中国的实际内容，从没有被苏联教条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为我所用、取其所需是他对苏联文化的基本态度。江西时期的文化思想和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基本认识，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二是对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倡导；三是在反映、表达和传播上述思想内涵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方式、载体。在这三个方面，毛泽东都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他所认识的中国实际出发，利用传统农民文化形式创造革命新文化。1927年后的武装割剧时期，“俄化”气氛极为浓郁。1928年1月，陆定一在陆海丰，协助共青团组织青少年先锋队，把团员和青年编成四个队，分别叫“马克思队”、“列宁队”、“李卜克内西队”和“卢森堡队”（女队）。[5]在江西苏区，则有“列宁小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工农红军赦西史大学”、“列宁师范学校”、“苏联之友会”等。这些不能简单地归之于“王明路线”。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对这些兴趣不大，当他在1932年以后受“王明路线”打击后，当然也就更反感了。严格地说，就是在中国革命最需要苏联帮助的时期，苏联革命文化也没有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扎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此后次第展开的整风运动就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清理党内俄化了的“教条宗派”。1940年3月，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6]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7]“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就是中国革命摆脱苏联模式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文化、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从“马列学院”先后改名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这一细节，即可看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中国文化极为丰富广大，对毛泽东来说，不是什么王朝体系、儒学正统，而是农民造反、农民革命。如余英时所说：“以领导主体而言，中国史上的造反集团从一不是务正业的农民，而是各式各样的边缘人。如黄巢是盐枭、李自成是做过站卒的乡村无赖、洪秀全是客家籍的不第秀才（这是双重边缘人）。边缘人在治世难有展布，但一到乱世便有机会大是身手了。最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动荡，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所以20世纪成都市中国边缘人最活跃的时代；而‘革命’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活动场所。”[8]
西方文化、苏俄文化之外，真正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底色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农民造反文化。延安初期毛回忆十多岁读旧小说和故事时说：“我爱看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种的。”[9]这一少年认知直接通向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名言：“中国历来只是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也是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立场从城市的“洋学堂”转到农民一边，其富有个性的革命文化建构之路，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的。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科学、大众三大特征中，他真正突出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的，还是“民族化”与“大众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前途也必然通向社会主义，但又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不是纯粹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10]一言以蔽之，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农民文化。1938年10月，已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的问题。对毛泽东来说，组织一场批判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摆脱苏联和共产国际错误影响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的农民化。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艺术的新旧，基本上决定于是否能为群众的利益服务”，“发展边区群众艺术运动，基本上就是发展与改造农民艺术。”[11]他所期望的延安文化面貌，一个是文化生产者的工农化，二是文化品格的大众化。在他指导下的延安文化建设，基本上围绕有三分之二文盲的农民展开，比如在教育方面，要求大设识字组，编写普及生产知识的教材，让农民学会打算盘、记帐、写信、写路条；在文艺方面，是发展秧歌、快板书、春联、小调、章回小说、年画等。这种文化形态与当时的革命环境高度契合，也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需要，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以任何轻慢的态度视之。
以农民文化为新文化的基础和主体，是一种政治策略。正如中国资产阶级因其落后与软弱而无法领导民主革命一样，弱小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也难以成为革命的主力，革命只能依靠人数众多而又有强烈反压迫传统的农民。毛发现并使用了蕴藏在农民身上的巨大革命力量，坚持认为没有农民革命，就没有所谓国民革命；没有农民的参与，革命就不能成功。革命就是推翻以地主为中心的剥削阶级实现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革命最深厚的伟力来自农民和大地，革命文化不能离开农民文化。所以，毛泽东所看重的，不是农民的逆来顺受、自私保守，也不是深耕细作、勤俭持家，而是农民的革命性。毛泽东把自己的领导的革命视为农民起义的继承者。走上井冈山是中国绿林的传统而不是马克思的遗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古中国“马上得天下”和“一条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的现代版却不必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1926年5月至9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就说过“梁山泊宋江等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12]1964年的《贺新郎·读史》一词如此写道：“一篇谈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逼上梁山，造反有理，但在毛泽东基本上肯定农民造反文化并以之为现代革命的动员时，他没有指出农民造反也有巨大的破坏性。甚至，这种破坏性的冲动也烙印到毛泽东的思想之中，“天下大乱”、“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等等，是他喜欢挂在嘴边的话。
当然，毛泽东个人并未无条件地认同农民造反文化。在个人趣味上，他虽推崇民歌和戏曲，但其欣赏趣味仍然偏重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从屈原到曹雪芹、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毛泽东的阅读生活主要不是由农民直接提供的。在治理策略上，毛利用农民文化又与其组织农民以改造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理想紧密相联，毛泽东历来认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必须改造，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毛泽东都主持推动了不同形式的农民组织。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13]1950年代鉴于农民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毛又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判断。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类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经常以“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为前提。[14]农民文化是必须借用的形式，却又是被改造的对象。在农民文化中，毛泽东取的是造反精神，舍的是一家一户的“自由主义”，他要借助农民的造反文化以创造现代革命文化，同时又以源自苏联而又中国化的严密组织和新的意识形态来控制农民的思想与行动。
所以，不但是西方近代文化、苏联革命文化，就是中国农民文化，也只能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资源。作为一个特异的诗人和成功的革命家，他的创造性和自由感古来少有；作为一个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既有只属于他个人的文化观念也具有服务于其政治理念的文化政策。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灵活使用各种资源，敢于突破各种规范，不断进行各种实验，提供了无数主要与他的名字紧密关联的文化观念、意象和符号，不但在中国、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在确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主要源自农民的同时，又不能把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简单地归结为农民文化，比如他对秦始皇的称颂等等。
2、短暂的重组与开放的探索
西潮东卷，西方现代性既给现代中国提供了变革与发展的示范和目标，也激活了多种多样的本土反抗。从章太炎、梁漱溟到鲁迅，都或明或暗地具有一种以乡土中国的经济方式、道德理想和日常智慧等反西方现代性的民粹主义倾向。从五四时代李大钊呼吁“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到毛泽东1927年热情讴歌“革命的痞子”、延安时期断言“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等等，现代文化中一直有一种深刻的民粹主义倾向。毛泽东的反资本主义、以城市化、反（西方）现代性的种种理念和实践突出表现为对农民文化的热情肯定和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警惕。
但是，1956年，毛泽东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新的要素和成分。这集中表现在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及其他文章和讲话中。
首先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把学习的对象由苏联扩大到西方世界。掌握政权以后，长期在山沟打游击的革命者并无充分准备就面临着建设国家的新挑战，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毛泽东明确提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5]“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学习”，“一定要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16]“照办”的结果，是在政治上建立并强化了党国体制和中央集权，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在发展战略上是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其亦步亦趋的学习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比如，“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17]正如陈晋等指出的：“如果概括当时的社会文化的氛围，说有一种‘全盘苏化’的倾向，大概也非过分之辞。”[18]然而，就像革命初期照搬苏联而后又为“中国实践”所否定一样，意在开天辟地的毛泽东也不会长期满意于苏联模式。1956年，历史为毛泽东的文化创造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机遇：三大改造完成意味着可以直接掌握国家一切资源，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表明毛泽东可以较少顾忌地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又调侃地说：“卫生工作也搬，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汤，害得我三年不准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总之苏联第一，一切照办，一切奉行。”[19]毛泽东不能容忍在他的治下，一切以苏联为标准和典范。《论十大关系》中一开头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0]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与对西方国家的好评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当时曾说过：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还有这样一段：“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21]在苏、美比较中，毛泽东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青年时代对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热情有所回潮。否定全盘苏化就是把眼界向西方世界打开：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2]
毛泽东因此强调：“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23]
其次，尊重普遍规律，不再以阶级论或中国特色拒绝西方文化。这一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月25日，毛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4]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这些都突破了狭隘的阶级论和民族主义，表现出对科学、文艺、学术自身特性的尊重。这方面的代表是这一年他与与音乐工作的谈话。毛明确表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在把中国农民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比较时，毛还明显地表现出对农民文化的不满：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25]
在传统农民文化、苏联革命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毛泽东第一次把西方近代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学习对象之一，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西方国家等在毛泽东思想中第一次具有了正面意义，说明1956年的毛泽东已经明确意识到在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文化需要转型。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农民，他希望中国农民保持原有的政治忠诚和道德热情，但要补上现代技术这一课，以达到“又红又专”的理想状态。
再次，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据当时听到传达的老人回忆，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还有如“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中央要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等思想极为开放的言论；一些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还记得毛同时还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一点，不要只靠他毛泽东一个人发展嘛”等只有毛泽东才能说的话。也是在这一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使中国有可能告别“阶级斗争”时代而走向发展经济文化的新时代。在邓小平所做的修改党章报告中，明确提出杜绝个人崇拜，八大通过的党章没写入毛泽东思想。这当然是受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影响，而且毛泽东对刘、邓的报告当时就是不满意的，八大闭幕后没几天，毛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但无论如何，这些重要的政治观点毕竟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上并公之于众。
在毛的带动下，党的多位领导人都发表了重要的开放言论。刘少奇提出：报纸可以“自由主义一些”的观点，认为报纸不宜多刊登公报和官样文章：“可以不刊登公报，把公报改写成很短的消息发表。关于刊登公报，过去有不少清规戒律要解禁。公报不应各报一律刊登，有一两家报纸登就可以了，其他报纸可以自由主义一些。”[26]周恩来在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年，周恩来还在经济上提出后来被认为是针对毛的“反急躁冒进”的主张；4月又发表《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在“八大”上，陈云发言论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主体、有补充的体制；董必武在八大上提出党政职能分开、加强民主与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观点。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进一步阐释了毛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治上的“解冻”展示出文化上的“早春天气”，文艺作品批评官僚主义、有限度地暴露黑暗，经济上提出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问题，社会学界提出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等等。“艰苦朴素”一直被为革命的传统，无论是1951年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还是1962年对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宣传，得到肯定的都是来自农村的纯朴妇女，受到批评的都是受到城市“资产阶级”感染的丈夫，但1956年的毛泽东却另有看法：“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27]
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界出现了“解冻”的苗头。作家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河北省石家庄奶牛场工作，在经过了1955年肃杀的“肃反”运动后，也感到了1956年的“早春气息”：
那一段时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对知识分子大加鼓励。每个人都得写出提高的规划，每早的政治学习也取消了，改在每周三的下午学习半天，让大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入钻研业务中。我订了一份俄文的畜牧杂志，搬着字典每期都看。图书室外增订了好些专业杂志，我用了专门的笔记本，把用得着的都记下来，还用到实际上。……
除了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家还实行了工资改革。我们这技术12级的由四十多元一下提到50元，11级的提到70多元，拉开了差距，也是鼓励上进。我还买了辆飞鸽牌的自行车。所里对伙房的管理也加强了，伙食改善不少。国家还颁布了职工休假、探亲制度。
令人高兴的还有牛场、猪场的工作顺利。……
……党宣布开展整风运动。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党觉察到自己有了错误，需要改正了，以后社会就能更民主，社会主义发的发展就更好了。[28]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在1956年达到最理性、最开放的程度，他不再仅仅以阶级斗争、革命理念说明其治国方针。从根本上说，这源自毛泽东当时的自信。到1956年，党已经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基本任务，如清匪反霸根除了一切反动势力，抗美援朝赢得了国际声望，文化思想的改造保证了思想统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等等，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包括毛泽东长期抱有疑虑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在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都热情地拥护新政权、歌颂毛泽东。所以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下一步的任务不再是向敌人进军，而是向自然进军，即从革命转向建设，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喜上加喜的是，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不但表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时期对中共的粗暴干涉是错误的，坚持反教条主义的毛泽东是正确的，而且为中国摆脱斯大林模式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可以从容地、按照自己的思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他在1956年就开始探索如何走自己的路。
如果这种“早春天气”真的顺利进入“春暖花开时节”，如果毛泽东从此更多地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国文化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盛世”。
3、重回过去与走向极端
遗憾的是，1956年新的取向刚刚露出一点苗头就被彻底冷藏起来，是夸大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经济文化，是倡导个人崇拜而不是发扬政治民主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心。1957年1月18日，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把1956年说成是“多事之秋”。1957年夏天以后，不仅一百万的党内外知识精英被打成“专政对象”，而且“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形式也被剥离，开始了真正的一元化领导和全面专政。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激越口号相应的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政治诗的流传。
文化思想上的这种回归当然有内外因素。国际上主要是1956年10月底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也出现了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以及上街请愿、游行示威等群体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来说，波匈事件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还不稳定，国内外反动势力结合起来煽动群众起来闹事甚至推翻共产党政权。当然，这一事件也表明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还存在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在敌我矛盾解决之后还有一个有待正确处理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此，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的重演，一方面，要狠抓阶级斗争。11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在谈论波兰、匈牙利事件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了，还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结果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并不断扩大化，把一切反对的声音和行动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要通过“整风”加强执政党建设，进而调整、改变党社会、经济、文化政策。这后一方面的选择，就是1957年的整风鸣放运动。这个运动的动机有积极的方面，但当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大学生提出若干尖锐批评之后，毛泽东把对党、对党的干部的批评意见认定为向党进攻，特别是这一年4月农村出现退社、工厂出现罢工的现象之后，毛泽东下决心从“整风”转向“反右”，把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为一谈。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而且越绷越紧，此后一次接一次地搞运动、抓敌人，直至“文革”。从政治文化上说，这是从1956年的倒退。
1957年“鸣放”期间，许燕吉在与奶牛场周场长的谈话中提了一些意见，当时曾受到周的表扬，后来却被划为“极右”。1958年4月1日，全场开会。首先逮捕了两个右派分子，
声静之后，周场长大喝一声：“反革命、右派双老虎许燕吉出来！”我赶紧绕到前排，……周场长随即宣布开除我，工会主席又宣布开除我的工会会籍，畜牧兽医学会也宣布开除我，开除完毕，一声：“离开会场！”我出来走下楼梯，那楼梯口已有人在等候，让我就站在那里。……我确是愚钝，就没想到会被开除，此去投靠何人？又怎样生活？正茫然时，隆隆地一列火车多我们地边驶过，脑子一闪：跑过去一碰，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正这一闪念间，肚里的胎儿动了一下，我马上回过神来。我还有妈妈，还有未尽的责任，孩子无辜，我也不能让他送死，无论如何我还得活下去！[29]
开除还不是最后的处理。因为许燕吉怀孕，所以对她的逮捕是在她生下孩子后的1958年7月30日。
在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下，拒绝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越来越浓烈的批判中，具有封闭性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毛泽东日益坚定地斩断与资本主义的微弱关联，迅速顽强推进并纯化社会主义进程。他认为：“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30]发展都离不开技术，中国的特色和优势却是“政治”。既然新制度的生产力前提和物质基础非常贫乏，那就应当以生产关系的革命主导甚至代替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人为的、主观的努力来强化和巩固这种超前的生产关系，经济目标要服从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所谓“政治”，一是牢牢掌握全部资源的党/国权力和统一严密的组织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指令实现党和国家甚至领导者个人的意志。政治挂帅，全国一盘棋，第一把手亲自抓，群众运动，人海战术等等是其主要内容。二是动员全国人民的道德/精神力量。毛泽东习惯于以“精神”、“政治”、“红”、“思想”等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从那些最少受资本主义影响的社会领域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身上，把仍然使用原始工具的小农生产视为新制度的经济主体，甚至用他们来改造城市和知识分子。“……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31]在毛看来，革命精神和政治意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把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嵌入中国现实，前工业社会的中国完全可以为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开辟道路。为此就要持续不断地发动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严厉清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残余和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进行的，而且是在与国内、党内各种“资本主义”的倾向、势力、残余的斗争中展开的。在无情摒弃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观念、制度、方法和程序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确实与西方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崇尚农民精神及其平均主义，轻视商品生产和反对市场，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腐化，企图在经济落后和不发达生产的基础上，一跃跳过工业化和社会大生产的阶段，直接依靠农民快速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民粹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穷过渡”、“共产风”和持续不绝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虽然强化了国家权力也满足了工业建设的需要，却给公民特别是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大饥荒”时期和“文革”期间“人相食”的现象成为经济增长的残酷讽刺。
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期间，许燕吉在劳改队的养猪组，浮肿的人越来越多。
风雪上冻的日子更加难熬，正所谓饥寒交迫。那天我走过阅览室，见文宣组姓刘的那个男犯拿了个大缸子正仰面而饮，我便进去问他：“你还渴吗？”他说是家里送来点酱油，兑着喝点儿。我告诉他酱油没什么营养，喝这些水还得排出去，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是负能。他也是个知识分子，能够了解，苦笑着说：“没办法，不喝受不了。喝了能缓解一会儿。”仅过了两天，我再看见他，他已躺在小车里，睁着眼张着嘴，还在呼吸，但已没有了意识。……
长期在生死临界线上耐受的感觉，非同于一般的饥饿。正常的代谢会分解积蓄的脂肪，而减缓了饥饿感，即所说的饿过劲儿了，而长期的饥饿是悠悠地，随时随地钳着人，脑子里总在想食物，谈话也总想说食物，看书也会在食物的字眼上重复几遍。困难时期开始之初，有一次大组长误了饭，伙房给她打了一份拿回宿舍来吃，全体女犯都聚焦在她嘴上，我也在其中。当我发觉后把眼光移开，可不自觉地眼睛又盯回了原处，眼睛不听脑子指挥了。[32]
在实践论的口号下，重新回到以农民文化为基础的种“反智论”。毛强调：“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3]就一种革命理论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因此而否定作为书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甚至一般理论知识，则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也长期抱有一种决裂的态度。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34]同年5月，毛又在成都会议上豪情万丈地宣称：“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35]1966年在一个批示中他几乎重复了这一意思：“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36]毛历来相信卑贱者最聪明、“老粗出人物”、工农最有知识。虽然此论有极而言之的意思，而且确也包含着部分的真理，但因此而来的否定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则是完全错误的，而片面强调实践、狭隘解释实践，也就成为“反智论”的民粹主义。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泥腿子”、“穷棒子”、“大老粗”等传统农民的形象不但都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正确、道德高尚的意义，甚至在知识文化上优越于知识分子：“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如此等等。革命成功之后，毛的农村情结与城市疑虑也没有放松。1949年离开西柏坡时，他以“进城赶考”来自我警戒，此后也把“进城以后”挂在的嘴边，提醒革命同志时刻警惕“城市”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的腐蚀。1960、1970年代之交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固然有停止“红卫兵运动”、缓解就业等现实考虑，但也确实包括着用以农村生活改造青年以塑造革命新人的政治/道德关切。“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37]
1964年许燕吉刑满后在河北省第二监狱缝纫厂就业。与她在一起工作的有一位叫王学宇的。此人是资本家出生，解放前夕随前夫去了台湾，后又返回天津想接回她母亲，后被捕。刑满后与本监狱机械石姓肖的一位男就业人员结婚。：
姓肖的比她小几岁，工资历比她多不少，婚后她带他回了趟天津，她母亲一直还保留着她在家时的房间。老肖是偏僻的农村人，没入过这种大宅门，看什么都稀罕。第二天她母亲就发现客厅里的小摆设少了几样，她还没在意。又一天，王学宇发现自己梳妆台上首饰盒的宝石戒指和手镯也不见了，问老肖说是不知道。晚上老肖睡着后，她翻看老肖的东西，果然都在，强忍耐住，走之前告诉她母亲小摆设与她的首饰她都带走了。回到石家庄她和老肖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我既嫁给了你，我的东西也可算是你的东西了，为什么不说一声地藏起来？问你还说不知道！这叫什么行为？”那老肖恼羞成怒，蛮横地说：“这些东西都是资本家剥削来的，早就该还给劳动人民了难道还得资本家太太、小姐批准吗？”
老肖是农民，但他不但不具有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美德和革命精神，而且也不具备普通农民的真诚、勤劳和忠实。当然，仅仅一个老肖，不能代表农民。1971年，许燕吉为了从冀中新乐县迁到相对富裕的关中，就嫁给了武功县杨陵公社的官村的农民魏兆庆。结婚登记之后，许与谈判，要求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善良且有社会经验的魏兆庆当即回答：“那是当然，你是知识分子，我是农民大老粗，就不能一样嘛！”[38]
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重新回到农民造反的“无法无天”。1945年4月，毛在“七大”上谈到对国民党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时说：“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马克思主义。”[39]在这里，毛泽东是从压迫与反压迫的之间的关系来讲阶级斗争，尽管用“斗争哲学”来概括全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哲学是不完整的，但这在当时形势下毕竟有其现实功能。1958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评彭德怀的正确意见时又说：“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40]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依然崇拜矛盾、热衷斗争，进而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引向党内，并把它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革命造反”、“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联系起来，进行残酷的“路线斗争”。同样，“实践论”中的“实践”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但到1960年代，毛真正强调的实践主要是阶级斗争：“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去，今冬明春就下去。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41]从此，“矛盾”日益被简化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既被规定为哲学理念，还被解释为治国良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斗则进，不斗则退”。虽然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政策，但没有区分两者的法律界限，阶级日益走向扩大化，不但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普遍国民和党员干部也可能成为阶级敌人。
许燕吉1964年刑满后，先在河北省第二监狱就业，五年“附加刑期”满后，被送到河北省新乐县坚固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这里也是斗争激烈的地方：
河北省中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都是两个敌对政权打拉锯战的地方，村里就存在拥护不同政权的人，相互的斗争尖锐复杂，而且很残酷。坚固村人多，斗争更不一般，死过好多人，害人的被害的，仇恨不会化解。“文化大革命”又掀起新一轮的敌死我活的斗争，也闹出了人命。……
我在坚固村时，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但村里还常开斗争会，我也不敢不去。有一次是斗争涉及民兵惨遭案的人员。那是解放战争时期，还乡团摸黑进村，杀死了十几个民兵，……主犯当然早就被正法了，沾边儿涉案的就是被斗争的对象。会上，当着众人，一个被害民兵的亲属抡起了长板凳砸向被斗者，若不是那人躲了一下砸到了背上，准会砸到头上，脑浆迸溅。我不是同情被斗的人，而是感到了群众斗争的无法无天。。本村外队一个姓曾的老头儿，……给我讲了“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他们的九死一生，让我看他双腕上可怕的伤疤。他说抗日战争时期，也有杀错人的冤案。原来，这华北大平原上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村，表面平静，内里藏着非常复杂、各种各样的仇恨，“文化大革命”挑动起这些仇恨，激化那些已经淡化、缓解的各种矛盾……[42]
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957年的倒退，除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之外，就毛泽东本人来说，对这些主要与西方近代文化相关的新观念还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内在认同，青年时代固然是“大杂烩”，1956年也没有把这些新观念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之中，更没有就这些新观念如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体落实作长期、有效的设计和安排。在政治上，如杨奎松所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43]在文化思想上，如胡乔木所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是在二月间讲的，到后来发表时，就修改了很多。开始是一种看法，后来是另外一种看法，这儿插一段，那儿插一段，这里改一改，那里改一改，所以，这篇文章中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另一方面又说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一个地方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调节它的内部矛盾，没有对抗性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可是，反右派不是对抗吗？所以，有的地方又作别的话来改掉。”[44]在经济上，如李锐所说：“《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以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被冲掉了。……人们无法掌握‘并举’的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较关系。”[45] 1956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背景还没有足够的动力促进毛泽东对自己的文化思想结构进行结构性调整以适应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一系列新认识还停留在个人的观念性层次。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探索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识与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比如，鉴于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反复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在党内实行民主，但正像薄一波指出的：“这次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46]在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越来越浓烈的批判中，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日益走向封闭，1960年代初开始，同时向“封”（中国传统文化）、“资”（西方近代文化）、“修”（苏联革命文化）宣战。1963年10月，哲学家冯友兰在毛泽东与刘大杰、周谷城、冯友兰握手交谈的照片上，书写了文化革命的豪情：“握手示关怀，三人并立文史哲；开会明任务，一笔横扫帝反修。”至此，曾经以不同方式成为毛泽东文化思想基础和资源的所有文化都成了革命对象，而“文革”则以毁灭文化而留在历史上。以至于李锐认为：“毛泽东基本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47]这对于1958年以后一心想超越斯大林的毛泽东来说，当然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说毛泽东是20世纪上半叶成功的革命领袖，却在下半叶的建设发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那么文化上的解释就是：他对中国农民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充分利用可以有效地配合农村游击战争，却不能支持中国“站起来”后所需要的真正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革命。
以事后之明来说，1956年的中国出现了两种发展苗头。以斯大林罪行的暴露为契机，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开酝酿民主取向；以前几年一些极左政策所造成的弊端的局部暴露为契机，中央与毛泽东有意进行一些政策调整。国内外的合力，共同酝酿了宽松、开放的1956年，但这一大好局面因1957年的反右而彻底断送，中国走上了一条“通向文革”的道路。
浩劫结束后，1956年成为当代改革的思想起点之一。在国内政策上，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就建议整理出版《论十大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与八大路线遥相呼应；在对外政策上，面对苏联越来越大的压力，毛泽东1973年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由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作了阐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联合第二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和利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矛盾的战略思想。“三个世界”的理论“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在当时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设和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48]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文章中还赞扬“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毛泽东这种对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相对友好的分析，与其1956年的观念曲折相通。从“拨乱反正”实践到“先进文化”的倡导，从对外开放到与国际接轨，改革后的中国文化建设逐步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可以获得对中国当代文化清醒的历史认知，并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有一个理性的自觉。
（原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6期，后有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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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2]《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7页。
[3]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27日。
[4]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5]参见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6]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版年，第127页。
[7]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8]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1991年12月1日），《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9]《毛泽东自述》（1936年10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页。
[1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692页。
[11]引自陈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91页。
[12]引自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13]引自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43页。
[14]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2年10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01页。
[15]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
[16]引自《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458页。
[17]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18]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126页。
[19]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20]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1]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
[2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页。
[2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
[24]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
[25]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7、77—78、78、79页。
[26]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1956年6月19日），载《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82页。
[27]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
[28]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217页。
[29]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第224页。
[30]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0页。
[31]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78页。
[32]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第288页。
[33]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34]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35]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
[36]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1966年4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37]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页。
[38]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第322、402页。
[3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40]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
[41]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42]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第360、362页。
[4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85页。
[44]胡乔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误》（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45]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第186—187页。
[4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71页。
[47]李锐：《毛泽东晚年悲剧》，第74页。
[48]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