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现代革命的文化实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 次 更新时间:2021-08-01 08: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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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类经验的核心,文化既是人类行动与思想的产物又反过来塑造着人类的行动与思想,而政治则被视为控制人类命运的一种活动。尽管古今中外都有分离文化与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但实际上它们一直在相互缠绕,难分难解,有时干脆合二为一。只是,文化并非天生的、永恒的就是政治,只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即当文化陷入一个统治和反抗的过程并成为政治斗争场所的时候,它才具有政治的性质和功能,成为一种“文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e)。在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20世纪前半期,全球文化的结构之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以无产阶级和社会正义的名义,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国家拒绝西方现代性所建构的审美自由和文艺自律,通过彻底的文化革命以争取文化领导权。作为对传统文化秩序的反叛,革命文艺宣称工农群众是文化的主人;作为对资产阶级自由文化的批判,革命文艺要求在感情世界实施强有力的政治纪律。文艺既既是政治对抗的一种表达,也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部分地具有“文化政治”(culture politics)的性质。如果说当代西方“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以多样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之名否定现代政治的单一和同质,通过突出偶然性、临时性、可变性、试验性、转换性和变化性来实现政治的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 [1]那么,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仍然以阶级政治为轴心,是革命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即“文艺为政治服务”。

   从苏联到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波澜曲折而又终归平静。本章以瞿秋白和毛泽东为中心,阐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为文化实验与政治工具的双重性质。

  

   1、“我们来了”:苏俄文艺的创世豪情

  

   追根溯源,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起源并不十分清晰,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期待一个新的但丁(Alighieri Dante)“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时,没有对无产阶级文艺作出充分论述。修养精深、知识丰富的马、恩对古典文艺有精细的鉴赏和独特的见解,其大量著述也极善使用从但丁、莎士比亚到巴尔扎克、海涅以降的文艺材料,但其文艺观点并非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学说的直接产物,有关言论既不系统,也非定论。第二国际时期的重要理论家考茨基(Karl Kautsky)、拉法格(Paul Lafargue)、梅林(Franz Mehring)、普列汉诺夫(Georgii Valentlnovich Plekhanov)等人基本上都把马、恩有关文艺的言论看作是个别论述而非“理论”,并试图以唯物史观解释文艺以补上马克思主义在美学方面的不足。“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者和权威发言人是普列汉诺夫,在当时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选本和论著中,马、恩言论只占极小部分。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卢卡契(Georg Lukács)和一些苏联学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才得到系统重建。

   其实,重要的不是唯物史观是否包含着或潜在地包含一种美学,而在于是否有一种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应的“无产阶级文艺”及其理论表达。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马克思本人曾想建构一种文化理论,但没有完全建成。例如,他对文学创作的随兴的议论只是作为那个时期的一位有识之士的感想。很难把它看成是今日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有时,他也会凭借他非凡的社会见识来作一番议论,但人们并不觉得他是在应用一种理论。他讨论这些问题的口气是变通而无教条独断之气,而且无论是文学的理论还是实践上,他都明于自制,限制那种他显然认为将他的政治、经济、历史的结论过分热心地、机械地移用到其他领域的做法。他的远见卓识使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困难性与复杂性以及实事求是的立身行事的准则。”[2]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基本上不认为有一种“无产阶级文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而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未来,阶级已经消失,也不会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学。他们也怀疑工人阶级是否有能力在夺取政权之前就能出现卓越的艺术家。不但考茨基认为:“开创艺术中的新时代的将不是无产阶级,相反地,艺术的新时代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消失才会开创出来。”[3]写有大量文艺论著的梅林也认为没落的资产阶级再也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而上升的无产阶级则还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所以不应当过高估计艺术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作用。“如果说德国的资产阶级在艺术领域有过它的英雄时代,那只是因为它在经济和政治的阵地上被排斥出去了。与此相反,现代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至少还占有一席之地,它在这里集聚它的力量,这既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只要无产阶级在这个阵地上还在进行炽热的战斗,那从它的母腹中就不能也不会诞生出伟大的艺术。……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每天都取得对资本主义和警察的胜利,它在艺术里却无力反对这种优势。”[4]在现代社会体系中,无产阶级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而不是文艺作品的创造者,即使在社会主义高潮时期,致力于政治、经济斗争的无产阶级也毕竟没创造出可比美于资产阶级伟大杰作的文艺作品。马、恩的缄默绝非无意的疏忽,人类文化史上是否有一种“无产阶级文化”,是一个远为复杂的问题。

   马克思的友人海涅(Heinrich  Heine)曾以指出过文艺与革命的对立:1830年代,德意志在政治上处于不自由的状况。“我们德国人几乎连一张讥评政治的报纸也没有,可是美学报刊却越来越多”,但“德国只要一旦爆发革命,剧院和剧评便就此完蛋。”[5]此论在说明审美与政治的对立方面当然有其正确性,但革命与文艺的关系却并非如此对立,因为现代革命需要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而文艺当然是宣传方式之一。事实上,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及其表现符号,在争取政治解放和经济平等的斗争中,他们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化斗争,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纲领,也是一种政治/文化运动。正如卡尔·兰道尔(Carl Landauer)指出的:“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能有什么样的缺点,它还是给千百万工人进行了智力训练,……社会主义使处于下层阶级的运动文明化,使之从捣毁机器和自发暴动转变为能沉着而又合理地运用政治和经济的组织,使之与现代技术协调起来,并使之成为人类自由的一个有效的保卫者。”[6]社会主义既是一种“文明”运动,则其文化就不能与文化遗产、特别是资产阶级文化脱节。正像社会主义继资本主义而起一样,无产阶级文化也不能脱离资产阶级文化。德共领袖卢森堡(Róża Luksemburg)在纪念梅林时指出:“如果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继承人,那么你就是这一遗嘱的执行者。你从资产阶级阵营里,把过去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黄金宝藏里留下来的一切珍宝全都抢救出来交给我们,带到这些被剥夺了社会继承权的人们的阵营里来。……你用你神妙笔端的每一行字,教育我们工人,社会主义不是个吃饭问题,而是个文化运动,是个伟大的、令人自豪的世界观。”[7]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合法继承者,这正提示着文化问题的复杂性。梅林的理论与实践并不矛盾。

   无产阶级的文化创世源自“十月革命”令人吃惊的胜利。在权力更替、战乱不已的日子里,各类无产阶级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兴起,并在事实上掌握了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其中最重要的是1917年10月成立的苏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共有40多万人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种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活动,其中80%的是工人或工人家庭的子女,他们分别在戏剧组、音乐组、文学组、造型艺术组等从事活动。协会还创建工人剧院,培养农民诗人,出版文艺刊物。他们坚信自己有伟大的未来:

  

   我们举着红色的旗帜来了,我们来了,

   唱着红色的歌,在阳光照耀的红色的路上前进。

  

   我们的路像岁月一样漫长无边,

   但这是最纯洁、最红色的路。

  

   我们是少数,我们是少数——不要怕——

   还有几百万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8]

  

   “无产阶级文化派”相信随着无产阶级成为政治上胜利的阶级,它必然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无产阶级为了在社会的工作、斗争和建设中组织自己的力量,必须有自己阶级的艺术。这一艺术的精神是劳动的集体主义:它从劳动的集体主义观点出发,认识和反映世界,表现其情感的联系及其战斗的和创造的意志的联系。”[9]一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鲜明对立一样,无产阶级创造的也将是“不被任何杂质所混杂”的纯粹文化。第一,它是不需要“知识分子保姆”和“职业艺术家”的工人文化。建筑工人、石匠、技师可以代替职业建筑学家,油漆工人、印染工人可以代替职业画家,印刷工人可以代替职业作家和诗人。“在艺术创作中,就其整个生产过程,或者就它的一部分来说,例如:锤子旁边的那种劳动的紧张,只有在直接参加到其中的人,即无产者本人,而不是袖手旁观的人,才能够传达出来。”[10]只有工厂及其“严格节奏的王国”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形象,只有工人自己可以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化。第二,它是一种与传统决裂的新文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在文化上必须、也只能从零开始,而“不应当消极地接受旧艺术的宝藏,不然它们就会以统治阶级文化的精神,从而也就是用屈服于他们所创造的生活制度的精神去教育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接受旧艺术宝藏时应做出自己的批判说明和自己的新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去提示其隐藏的集体基础及其组织意义。”[11]尽管以波格丹诺夫(Aleksandr Bogdanov,1873—1928)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流理论反对那种“烧掉拉斐尔、砸烂博物馆”的极端之论,而工人的文学创作实际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强调无产阶级文化的纯洁性,因此其对传统的拒绝在态度上是真诚的。“在无产阶级诗歌与文学中,我们已有足够的力量与能力来来表现战胜资本主义旧社会的一切,不仅表现克服资产阶级文化,而且也表现摧毁资产阶级文化的一切。”[12]第三,它有其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章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无产阶级不受任何法令的拘束,在充分主动的条件下,才能发展。”他们认为,党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工会领导经济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革命文化创作斗争”。[13]实践不会像宣言那样纯粹,但在无产阶级刚刚夺取政权的那些日子里,“无产阶级文化派”确以其天真而彻底的立场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诉求,明晰了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分野,把文化与革命政治、劳动生产内在地联系起来,尝试一种重大的文化实验。

列宁和俄共曾一度支持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但很快就对它作出严厉批判。在文化上,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只能是此前一切社会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学习吧,把资产阶级文化拿过来,别让那些神话故事欺骗自己,说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在某个密封的房间里成长出来了,不管这个密封的房间叫什么名字。要辩证地考虑无产阶级文化的诞生。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千百万人在苏维埃国家的条件下,掌握资产阶级文化的成果。”[14]直到去世前夕,列宁仍然强调:“对那些过多的、过于轻率地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5]在政治上,列宁回绝了“无产阶级文化派”有关党和国家不应干涉文化领域、文化应享有“最充分的自决权”的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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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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