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梁启超的国际观与晚年思想转向——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的思想新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74 次 更新时间:2021-07-19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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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提要】梁启超的国际观是在观察欧战中逐渐形成的。在当时展开的东西文化论争中,梁启超经历了一个从缺位到补位的过程。欧游归来后,他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为东西文化论争增添了新的成分。他要求思想解放,提倡法治、宪政、自治、国民运动;他告诫人们不要着急,反对在中国实行过激的国有化政策;他主张未来中国文化要走中西结合之途,中国要对世界负责任。这些观点都是新鲜且具有建设性意义。有些学者将梁启超归为文化保守主义或东方文化派的做法并不恰当。

【关键词】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游心影录》;国际观


长期以来,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总是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种情形直到21世纪初才有所改观。实际上,在短短的四年欧战期间,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帝制遭遇顿挫,共和制作为中国政制基本定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暂时得以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和压迫,获得前所未有的喘息和发展;新式教育依托共和体制迅速发展,清算儒学意识形态的新文化运动兴起。正是在这段充满动荡、混乱、无序的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向现代转型迈上了新的台阶。这一切不可仅仅视之为中国自身转型的结果,它们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的成果。一战后国内舆论要求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呼声大涨。

不像近代中国的前七十多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总是处在非常被动的境地。欧战的爆发,拉近了中国与欧美的距离,中国朝野主动探寻战争的动态及其与自身的关系,从而开始形成新的国际观。梁启超是北洋政府内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对欧战的观察不仅对政府决策具有智囊作用,甚至左右国内舆论。因此,梁启超的国际观是一个值得检视的思想标本,对认识一战及其随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一、从梁启超对欧战的观察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迅即投入关注的目光。1914年9月,杜亚泉在其主编的《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发表《大战争与中国》,提醒人们:“故此次大战争之关系于吾中国者,一为戟刺吾国民之爱国心,二为唤起吾民族之自觉心。此虽为间接之影响,而关系于吾中国十年内之变局者,当以此为最巨。”至于其对大战争与中国关系之认识,显示了他作为新闻编辑专业人士捕捉世界信息的特殊敏感力,《东方杂志》在当时的确成为国人了解欧战动态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

欧战爆发时,梁启超任币制局总裁,本欲有所作为,但天不遂人愿。于是,梁启超花大力气研究刚刚爆发的欧战,1914年11—12月撰写长文《欧洲战役史论》,11月6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演讲《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1915年1月20日、2月20日在新创刊的《大中华》第一、二期发表《欧战蠡测》。其中《欧洲战役史论》长达20节,在当时如此全面分析欧战爆发的前因后果,这可能是最长的一篇文字,展现了梁启超广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惊人的国际洞察力。此文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显示梁启超的审慎。不过,梁启超虽为一代启蒙思想家,但缺乏欧洲经验,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战的分析有其局限,他为德军在战争初期所发动的凌厉攻势所震撼,看好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他表示:“自开战之始,吾尝昌言德之必胜,且言其决胜甚速,比则频有难吾说者,吾亦几不能自坚持。虽然,吾终信德之决不能败也。”梁启超对德国的极端崇拜,在战后曾被人诟病。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讽刺梁说:“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矛头直指梁启超。如果将梁启超对欧战前期战况的观察与严复所撰《居仁日览》作一比较后可知,梁氏对欧战的分析确不及严复专业,严复为海军专业出身,又有留学英国、游历欧洲大陆的经历,具有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报刊,严复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德国的实力。严复因任总统袁世凯的外交顾问,他的分析在当时对最高决策自然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作为思想家,梁启超敏锐地预感到欧战可能对世界思想演变大势的影响,即:“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也,当别为专篇论之。”梁启超将欧战定义为“民族国家的战争”,把欧洲的近代史看成是一部国家主义的发达史,对欧战暴露的西方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作了大胆批评。目睹德国在战争中渐趋劣势的表现,他的立场也在调整。1917年初欧战双方进入决战阶段时,他多次上书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公开发表《中德国际前途观》《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绝交后之紧急问题》等文,申诉中国参战之理由,从积极进取来说,“处今日国际关系复杂之世界,虽以至强之国,犹不能孤立以自存……凡此皆足证明今日之对局,凡国于世界者,皆不能不求与国。”“吾之所谓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以结纳友邦获得奥援增高国际地位为前提,而以孤立退婴为大戒。”从消极维持来说,“我国二十年来惟托命于均势,此事实之无可讳言者也。”“中国所托命之均势,则英、俄、法、美、日五国均之而已,而当欧战疲敝之余,能生死我者尤莫如美、日,我若能提絜美、日,而自伍于此五国者之林,虽进焉无所获,而退焉必足以自保……德而全胜,则中国必亡,无论吾参战与否,皆无可逃避也。”梁启超为打消人们对参战的种种顾虑,针对美不参战说、俄国革命由德人煽动成功说、德胜报复说、俄德单独媾和及德俄日同盟说、日本乘机侵略说、影响商务说、影响民食说、酿成内乱说等反对参战的各种说法,一一回复、批驳,预判中国参战可获之利益。这与严复等人坚决要求对德宣战的主张不谋而合。当时,反对中国参战的声浪颇盛,朝中有总统黎元洪之抗拒,酿发所谓“府院之争”,国会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群起反对;外有国民党孙中山、唐绍仪,遗老派康有为反对宣言和通电,段祺瑞之部属徐树铮也“日日扬言,谓合肥为梁某所误”,所以主张参战面临的阻力甚大。冯国璋上台后决定参战,梁启超又代拟《大总统布告(对德对奥宣战文)》。1918年11月18日,梁启超发表《对德宣战回顾谈》,详细回忆中国参战的来龙去脉。梁启超说,他在中国对德宣战后,还曾建议段祺瑞“更勿投身国内政争旋涡中,惟当亲身先赴法国战场,而大兵之运输徐随其后”,此议不见采纳。徐世昌当选总统时,梁正患大病,“展转床蓐,以不肯舍忘此伟大妄想故,托人致词于彼,请速行切实计画,为赶明年春期战场之准备”,亦未能成。梁启超将其咎推之于南方的国民党人,“推原此次参战目的后半段所以不能贯彻之原因,其最大罪恶,固在南方好乱之徒,兴无名之师,牵制政府,致不能有余裕以发展于外。”当时中国南北对立的局面对中德关系影响殊深,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南方军政府则暗中与德交好。对此,梁启超无可奈何,只能扼腕长叹。

欧战结束后,梁启超前瞻战后世界大势,发表《欧战议和之感想》《中国国际关系之改造》《欧战结局之教训》《世界和平与中国》等文或演讲,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作了新的论述,对世界和平抱以新的期望。梁启超充分肯定中国参战之价值,他说:“我国民实亦以一种极大觉悟,破除其数千年闭关自守之故见,自进而参加于人类全体之正义和平活动,以尽其为国际团体一员之天职,使人类全体共同生活之基础更进一步,斯即我国参战最大之意义,最大之价值也。”他希望借此新机,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永绝战乱之源”。“吾敢信我国人对于世界为和平后之贡献,其所尽之义务,决不让他国。以我国原料之丰富,劳力之勤良,以之补偿战后疮痍,实负一莫大责任。”对于中国参加巴黎和平会议,解决中国问题,梁启超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第一,可以开放外蒙、西藏,实行威尔逊所谓民族自治自决主义,多予各该地人民以自治之机会,但持宗主权,居指导之地位,且不妨许外人公同指导也。第二,青岛之当归还中国,本不待论。即外人租借地之威海、旅顺,从前本为对待德国青岛胶州湾而起,今目的已消失,则各该处或请即予归还,或请明白保证,租借期满即行见还,不再展延。第三,中东铁路本为中俄合办,今鉴于东北形势,宜声明以我之名义,而用各国之力,共同管理之。第四,领事裁判权固为中国之耻辱,即在各国侨民,受裁判于非法官之领事馆员,亦岂有利?宜即请求撤回此权,或于租界地方,由中国政府任命外人为法官,以当审判之衔……第五,关于关税,虽不能遽望互相平等,然一部分之自由科税,务望得许。如消费税之类,为各国税收之中坚,亟当加以整革,以裕财源。”梁启超的这些建议,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的决策有一定影响。考虑到舆论对外交的可能影响,梁启超在欧行前夕,特别提醒国人:“故我国民于此时宜发挥一种舆论,内以督促政府,而外以博世界之同情,寔今日所最当有事也。然欲舆论发生效力,第一,当求有价值;第二,当求一致。”他还提出开展“国民外交”,他说:“各国无不注重国民外交,其政府之外交政策,恒依以为转移。吾国夙无所谓国民外交者,一方固由当局者之不知注重,一方亦由我国民素未造成此等势力。此后应当切实研究,并造成此等势力,以与各国国民为国民的外交。是则吾人所应努力者也。”注重公共舆论,推动国民外交,这是欧战后梁启超新的外交思想,对当时朝野都有相当影响力,五四运动的兴起与此有直接关系。

从看好德国的优势兵力,到主张对德宣战,到最后展望欧战后世界和平、希望建立新国际秩序,这就是梁启超观察欧战走过的心路历程。探讨梁启超思想时,人们总是喜欢以善变、多变来形容他的演变,梁则用“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来自辩,笔者认为用“识时务者为俊杰”来形容梁启超欧战观的调整可能更为适合。梁启超欧战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对战后世界和平抱持积极的态度,对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给予礼赞,他后来倡谈基尔特社会主义并非偶然。

二、梁启超介入东西文化论争:从缺位到补位

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曾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热议的问题。陈崧编选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一书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著作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在该书的“前言”,陈崧将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论战内容及代表人物作了分析,她的分析除了行文带有当时的时代风味外,其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的过程描述大体不错。唯用“论战”一词火药味较浓,五四时期的许多讨论和论争其实大多属于文化、思想的范围,这与后来那些党派之间的政治思想论战毕竟不同,应当区别对待。

阅读五四以前东西文化论争的文字,往往给人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论争双方的主要代表杜亚泉、陈独秀都没有去过欧洲,缺乏实际的“欧洲经验”。他们比较东西方的现象,往往大而化之,很多带有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误差。双方都认可的所谓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重个性、东方重家庭等说法其实难以成立。事实上,中国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多年又何尝静止,真正安定、平和的“盛世”并不多见,无序、动荡、混乱在历代王朝常常占有较长的时段,下层民众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造反起义且不说,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内斗和皇权与藩镇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来自北方、西北少数民族的侵扰更是未曾中断。古代欧洲国家何尝不重视家庭,天主教对一夫一妻制有比东方国家更为严苛的规定和约束;反之,中国古代充满个性的诗人作家又何其多矣,不胜枚举。自戊戌维新以来,因战败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中国思想界在反思自身传统时,更多地是从负面来理解它,逐渐出现新的偏颇,对中西特性的认识即是最明显的例证。

梁启超与东西文化论争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缺位到补位的过程。1916年以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就东西文化的特性和优劣展开论辩。争论持续到1919年以后,东西文化能否调和成为双方争论的新焦点,由比较东西文化的差异发展为如何处理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旧文化能否融合。梁启超前期因忙于国内政务,加上自己缺乏欧洲经验,无暇顾及这场论争,所以我们在论争的前两个阶段看不到他发表相关文字。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归国后,他因为新的欧洲经验而获得介入东西文化论争的底气,在《时事新报》《晨报》连载《欧游心影录》,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新文化界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成为五四以后东西文化论争的新议题。过去人们在谈及五四以后的东西文化论争时,喜欢将梁启超与梁漱溟并列,习称“二梁”。这种把梁启超与梁漱溟相提并列的做法,我以为并不恰当。梁启超对中国文化抱有信心是一回事,他是否应被看作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又是另一回事。阅读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们会感到越是没有西洋经验的作者,胆子越大,纵言放论,无所拘宜,怪不得胡适私下批评梁氏:“梁漱溟既不曾到过西洋,又连电影戏都不屑看,他那配谈东西文化!”梁启超提倡以中国文化补救西方时弊,同时又主张思想解放要从“研究西洋思想入手”,他的眼光不同于杜亚泉,也明显与梁漱溟有别,他的思想孕育着某些新的元素,出现了新的转向。

1918年底欧战结束之际,梁启超率团赴欧考察,这是他思想的一次再出发。丁文江曾提示:“先生这次与同行诸人的游欧,原在他们将来的整个事业上抱有极大的目的和计划。”对此次出访之目的,梁启超有一个逐渐放大的过程。行前在各种公开场合,他数次强调访欧之行的私人性质,言词比较低调。之所以冠以“私人名义”出游,一则低调,二则便于对外发言,诉诸公开舆论。与亲朋好友言及此行时,梁启超则明白交代底细:“此行全以私人资格,(经费殊不充,公家所给仅六万,朋旧馈赆约四万耳。)不负直接责任,然关系当不小。近数日来陆使在日本闹笑话,舆论哗然,复有将我资格化私为公之议,然吾殊不欲也……然万一到必须化私为公时,仍当借重希哲,届时则惟设法先送汝归耳。”从各方面的舆论呼声来看,梁启超自感有“化私为公”之责。从其出游所获资助的经费(公费占六成)、从法国等国给予梁启超一行的礼遇,都可看出梁启超一行实难脱公务之干系。

到达欧洲后,梁启超对自己的访欧之行,又别有一番新的表示,显示他雄心勃勃的怀抱:“出游之主要目的,在考察战后世界文明变迁之迹,以归饷国民。”在参观巴黎和会后,梁启超更是自感责无旁贷:“仆此行虽以私人考察,然苟可以为国家雪耻复权者,不敢辞匹夫之责。”他的这一表态,甚至对时任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陆征祥构成压力。梁启超对访欧之行的这些不同说明,表明他的认识随着时空的转换,有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这与国内张东荪等人的要求也有一定关系。

《欧游心影录》写于巴黎西南的白鲁威(Bellevue)。1919年10月11日以后,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徐新六等人把白鲁威当作深山道院,闭户读书与写作。11月5日,梁启超《与令娴书》说及当时的生活:“吾自十月十一日迄今,未尝一度上巴黎,且决意三个月不往,将此地作一深山道院,吾现在惟有两种功课,日间学英文,夜间作游记……吾日记材料,由百里、君劢、振飞三人分任搜集,吾乃取裁之,现方着手耳。此亦非同居不可,在此多住数月,亦为此也。”这里所说蒋百里、张君劢、徐新六“分任搜集”日记材料,表明这三人至少参与了《欧游心影录》的准备过程。该信还透露10月中、下旬他曾大病一场:“双十节之次日,吾从意大利返巴黎,新从热带入寒带,在车中已冻了一夜,归寓无煤无薪,大伤风,半月乃愈。”这立即令人想起当时蔓延欧美的大流感,疫情定然对梁启超的身心产生某种冲击。《欧游心影录》对当时写作境况的描述也会勾起我们类似的联想:“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这样一种闭门的集体生活,对梁启超的写作自然会产生影响,《欧游心影录》的思想虽不能说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但包含同室他人的思想影响应该是确定的:书中对“科学”的议论,似有张君劢思想影响的因子;而对“德国失败之原因”的分析则直接附录蒋百里的《德国败战之诸因》一文,即可为佐证。与梁启超1903年所写《新大陆游记》的游记体裁不同,《欧游心影录》更像是一份考察报告。

1920年3月2日,《欧游心影录》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连载,至7月18日止。3月6日,它又在北京《晨报》连载,至8月17日止。之所以先在《时事新报》刊出,可能与梁启超寄发稿件先达上海有关。《时事新报》《晨报》为研究系主控的两大报纸,如此连篇累牍地刊登,显然有舆论造势之用。1922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梁任公先生近著第一辑》,上卷收入《欧游心影录节录》,均为《晨报》《时事新报》已发表的文字。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林宰平等编辑的《饮冰室合集》又将《欧游心影录节录》原版收入。既然题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就意味该著并未写完,这可能是梁启超生前未出版该著单行本的原因。丁文江等编著年谱时对此也有说明:“先生在欧游期中,其随时随地所经历观察和感想都有记述,他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整理出一部分来,回国以后就因为百事待理,无暇及此了。所以结果全书迄未完成,行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里有《欧游心影录节录》数篇,便是全书的一部,也就是先生归国后在《近著第一辑》上卷中所发表的几篇。”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欧游心影录节录》,实为林宰平等编辑《饮冰室合集》的副产品。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梁启超全集》删掉“节录”二字,而直用《欧游心影录》书名,易给人该著完结的错觉,这样处理并不恰当。

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取向与挑战

《欧游心影录》现刊八篇,为东西文化论争提供了新的成分。其一,为东西文化论争增加了新的“欧洲经验”。梁启超一行刚从欧洲考察归来,带回了欧洲现场的最新信息,如《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之“大战前后之欧洲”、《伦敦初旅》对战争现实影响的披露,《巴黎和会鸟瞰》报道巴黎和会的实际情形,《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战地及亚洛二州纪行》两篇对欧战遗迹的观感,都为国人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其二,为东西文化论争补充了新的内容。如《国际联盟评论》《〈国际劳工规约〉评论》两篇,都是以往较少或根本没有涉及的话题。其三,为东西文化论争提供了新的宏阔视野。梁启超曾以如椽巨笔驰骋报界,是舆论界的大家。《欧游心影录》以新的气势纵横捭阖、驰骋中西,对访欧之行作了深度报道,并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中西关系和世界前途的感想。梁启超归国即发表此文,志在重振雄风,其意是争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权。过去人们谈及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常将梁启超与杜亚泉、梁漱溟的作品相提并论,这并不确当。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首先透露了他对战后欧洲的观感。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他先从欧战前后的残破局面说起,视欧战为“人类历史的转捩”,“觉得这回大战,还不是新世界历史的正文,不过一个承上起下的转捩段落罢了”。战后国际上的隐患依旧存在,虽然“如今战事停了,兵是撤了,和约是签了,元气恢复,却是遥遥无期。永远的平和,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保险。试就国际上情形而论,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结愈深。”国际上的这些危险情形,在梁启超看来“真乃令人惊心动魄”。而各国生计及财政纷纷破产,社会革命暗潮汹涌,贫富矛盾所造成的阶级分化,“绝非前四年来国际战争可比”;工业化国家内部劳资矛盾,“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拚个你死我活”。自19世纪以来,生物进化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影响所及,“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梁启超造访欧洲,到处听到人们对前途“悲观的论调”,美国记者赛蒙氏(Frank Simond)甚至对梁启超悲叹“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整个欧洲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气氛,西洋文明破产的“世纪末”情绪充斥着人们的心理。梁启超对欧洲的这些观察和印象,并不是渲染“西方的没落”,而是本诸于自己的亲身体验,有其现实的客观依据。梁启超对战后欧洲残破景象的报道,在国内产生的反响不一,那些曾视西欧为现代化样板的人们可能因此会产生失落感,转而将希望的眼光投向新大陆美国,或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

通过自己的观察,梁启超重新估价科学在欧洲近代文明中的作用。既不承认科学破产,又批评“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这是他饱受争议的一个观点。尽管梁启超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1922年8月31日,梁启超在《什么是新文化》的演讲中还说:“一、在知识上要有科学的理解;一、在品格上要有自律的情操。”他虽仍将科学纳入新文化范畴,但对科学所产生偏失的议论毕竟已给人们留下难以消解的印象。他因触及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之一——科学,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的主张不尽一致,从而引发了他与新文化阵营的冲突,遭到了新文化派炮火般的反击,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人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手法,以嘲笑的口吻调侃梁启超,对其大加挞伐,在策略上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还试图为中国应对世界的变局开出药方。梁启超首先做出一个判断,“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他明白提出一个如何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的问题?“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这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新的爱国观,一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开放的国家观。由此,梁启超鼓励国人:“不可有丝毫悲观,说中国要亡了。”他以古语“知病即药”提醒大家:“只要知道病就赶紧去医,不要因为病就垂头丧气,把自己营卫的本能减掉。”这里所展现的爱国观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的观点大体相同。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对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取向的强烈认同,认为“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他甚至以“彻底”作为思想解放的原则,“‘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就学问而论,总要拿‘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的意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这里涉及对新传输的西方思想的态度,梁启超主张思想解放要从“研究西洋思想入手”。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他;二则因为他们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可见,梁启超对待思想解放和西方思想的态度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

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梁启超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一方面反对激进革命,坚持其一贯持行的循序渐进的温和改革;另一方面认定社会主义是世界的大势所趋,同时又强调要根据中国的国情,选择社会主义的方法。梁启超检讨中国过去的政治改革,认为20年来种种失败,都是因其“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他提倡一种与“阶级政治”不同的“国民政治”,即:“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他表示“着急不得”,“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对现行的社会政治,他批评道:“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这似乎在重提当年《新民说》的老话。面对民国初年“民意机关终久不得实现,政治终久不得改良”的局面,梁启超提醒人们注意:“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大关目,必要切实办到,政治的大本才能立哩!”面对由西向东席卷而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一方面他将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加以区别对待,“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另一方面,他认为采用哪种方法要视国情而定,欧美学者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有无数派别”,“应该采用那一种,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很明显是提倡一条有别于具有革命倾向的国民党和新兴马克思主义者的循序渐进的、温和的改革路线。

梁启超对欧洲的观察由表及里,有很多自己独到的心得。他在介绍欧洲的所见所闻时,一方面指出欧战带来的巨大破坏,以及战后民生的凋敝;另一方面也赞扬英国的宪政、法治精神,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第一站就是英国伦敦,刚一登岸,“战后惨淡凄凉景况,已经触目皆是”,但梁启超能够感受到,英国之所以能经大战而不败,靠的是人民“养成一种沉郁严重的性格,坚忍奋斗的习惯”,他由此反省,若是国民“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在参观英国下议院以后,最令梁启超感动的是英国人讲究法治、严守政治游戏规则的习惯。“英国人爱政治活动就像爱打球,同是一种团体竞技的顽意儿。须知他们打球也是最讲规则的,不尊重规则,就再没有人肯和你顽了。”“他们不制定一种法律便罢,一经制定,便神圣不可侵犯,非经一定程序改废之后,是有绝对效力,无论何人都要服从。所以他们对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肯放过,人民有了立法权,就算有了自由,都是为此。”反观中国,“我们办了几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戏”,方“才觉得中国人法律神圣的观念,连根芽都还没有”。英国给梁启超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法治精神,法国让梁启超感动的是它的爱国精神。在参观亚尔莎士、洛林二州时,给梁启超刺激最深的是:“法国人这点爱国热诚,他们全国人无论男女老幼,识字不识字,对于这件事都当作私仇、私恨一般,痛心刻骨,每饭不忘。法国能够轰轰烈烈站在世界上头,就是靠这点子精神贯注。”他盛推法国人的这种精诚爱国精神,由此梁启超想起了沦落于日本之手的台湾,“我们失台湾,还是在法国失亚、洛二州后二十年哩,都是战败割地,情形全然一样。人家是深痛彻骨,五十年间没有一刻忘记。我们在当时,何尝不也是人人惊心动魄,不过三五年,早已撇在脑后,像是公认抢劫的人有正当权利了。”对甲午战争后中国失去台湾的耻辱,梁启超一直耿耿于怀。

梁启超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尖锐的劳资矛盾。他说:“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生计,不得不“到处成立工团,决心要和那资本家挑战。他们的旗帜,是规定最低限的工钱和最高限的做工时刻”。他分析了解决这种矛盾的两种派别:一派是“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的各国社会党;另一派是主张推翻现存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工人管理工厂的俄国“过激党”。他预估世界:“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但梁启超并没有因此立即倒向俄国式的革命,他对中西之间的社会矛盾作了比较,认同在中国采取温和的社会改良政策,不同意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学说,特别是其提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搬到中国来。“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罢,说要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你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以上所举,拿来做个比方,并不是论他的方法良不良,只是论我们用得着用不着。”这里显示他对在中国运用社会革命方法的谨慎姿态,预示了他与国内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区隔。

关于《国际劳工规约》,梁启超特辟一篇加以介绍。他首先区别了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改造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加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手段,或用平和渐进手段。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政策,是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救济方法,或是从租税上求负担平均,或是保护劳工,不叫资本家虐待。虽然许多良法美意,却与根本改造问题无涉,这就是社会政策。”在他看来,《国际劳工规约》属于社会政策。不过,他并不怎么看好《国际劳工规约》的现实效用,认为“《劳工规约》防止横裂的效力,恐怕比联盟规约防止纵裂的效力还要薄弱些哩。”梁启超对中国的境遇表示严重关切,他把欧美的劳资矛盾化约成了中国的民族矛盾。“我们全国人所处的境遇,正是外国劳工阶级所处的境遇……这劳工问题,在欧美各国,不过国内一部分人的苦乐问题,在我们中国,却是全个民族的存亡问题了。”至于世界未来的趋向:“或是社会党柄政实行了社会主义几个根本大原则,气象自然一新;或是有些国家竟自继俄国之后,做一番社会革命,虽一时大伤元气,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也未可定。所以我对于欧洲,觉得他前途虽然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至于分国观察,或者有一两国从此雄飞,有一两国渐行衰落,这又是别问题了。”他并不是看衰欧洲的现状,而是在考察欧洲的劳工问题、社会革命后,对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前途表示了审慎的乐观。

梁启超评估战后欧洲出现的思想混乱局面,列举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各种主义,如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贸易主义,表示对这些主义并无成见。因此,世界的未来对他来说,充满了不确定性。访欧之前,梁启超表达过对现实的困惑:“惟今日世界潮流急转之时,从前旧思想旧主义,概已不能适用,不许存在。吾国即亦不能不应此潮流,以力求进步。”“鄙人此行考察,如有所得,将愿研究一新主义,标示一新旗帜,图政治上根本之更新,为吾党增一番新气象也。”从他归国后的表现看,欧洲之行似乎并没达到这一目的。

梁启超对国际联盟的态度相对比较理性。1919年2月12日,国际联盟同志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因梁不在国内,由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等为理事。欧战结束后,国人对国际联盟抱有极大的期望,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遭受的挫折,国内舆论哗然,反应激烈。梁启超对此有自己的见解:

我们中国人一年以前,期望国际联盟,未免太奢了;到了如今对于他的失望,又未免太甚了……我们对于他的希望,并不在解决目前局部问题,——譬如我们的山东问题,他能够给我们一个圆满的解决,固然最好;就令不能,我们也断不厌弃他。因为他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缔造的东西,我们既已是世界上一个人,总要尽我们的能力参加着缔造他,扶持他,发育他。我们做中国国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凡属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我们总要参预,而且确信我们参预之后,一定能够增长他的价值。

这种主张积极参与国际联盟的态度,应该说不失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一种比较可行的途径。相反,拒斥国际联盟,自立于国际联盟大家庭之外,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大有帮助是值得怀疑的事。访欧归来后,梁启超一行“行箧得论国际同盟之书可数十种,率皆各明一义”,将其集于一册,并特作序申明其义,表现了他朝这个方向的持续努力。

梁启超展望世界前途是调和中西矛盾,认为未来世界文化的趋向是中西结合,建设一种综合型的新文明。其办法“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这与杜亚泉看好战后东方文化的前途、梁漱溟所谓“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论调显有区别。梁启超明确批评了国内两种倾向:顽固的老派与崇洋的新派。他说:“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这就预设了他进步的限度实际存在于这二者之间。面对西方纷至沓来、五光十色的各种理论,梁启超限于自己固有的知识结构,尚来不及消化,并无精心研究,他概以唯心与唯物、宗教与科学,“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和”。在他看来,“心物调和”不仅是西方现代哲学的理想,也是中国古典思想的精髓,中国先秦诸贤“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这大概是他主张中西调和的哲学基础。梁启超对先秦诸家思想现代价值的发挥颇得心应手:“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岀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梁启超对西方思想理解的粗糙和对中国古典发挥的纯熟恰然形成对比,这也许是人们指摘他与杜亚泉、梁漱溟同调的缘故。

梁启超是一个极富时间感的思想家。20世纪来临前夕,他首用“世纪”一词,创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讴歌新世纪的到来。访欧前夕,他又发表《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特别强调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其强烈的“将来观念”分不开:“我国是个狠有文明历史的国家,这种文明历史,都是从我们祖宗狠深强的将来观念构造出来。我们受了这种好遗传,就令不肖,何至便像阿非利加洲黑人今日想不到明日的事?”访欧归来,他强化了重振中国文化的信心,要求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责任,这似与他内心顽强的“将来观念”发酵有关。为此,他希望青年一代,“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这种对中国文化四步走的规划,构成其与新青年派不同的思想理路。可以说,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谱系中,与杜亚泉、梁漱溟相比,梁启超多了一些西方文化的新元素;与新青年派比较,他又多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分量。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定位在1920年9月创刊《改造》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在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之时,梁启超并不愿失去新文化的旗帜,被时代讥讽为过时的保守者;在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百出、矛盾激化之时,他倍感珍惜中国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寻求“中国之文艺复兴”。这是一条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新思路,《欧游心影录》的指向和意义即在于此。

结语

欧战后,中国知识分子赴欧美考察并留下游记或报告并非只有《欧游心影录》这一个案。1918年范源廉赴美国专门考察教育半年,留有《赴美调查教育情形》《美国教育行政谭》。1919年,陶孟和赴欧洲考察,撰有《游欧之感想》。1920年底,蔡元培赴法国考察教育,归来后在北大师生会上发表感言,但这些文字都没有产生较大影响。相对来说,梁启超一行首尾一贯,团中成员除这部《欧游心影录》以外,蒋百里撰《欧洲文艺复兴史》,丁文江与张君劢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旗鼓相当,可以说,欧洲之行为梁启超一派人马注入了新的兴奋剂。回国后,他们力图重新振作,争夺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形成新文化运动主流之外的另一选择。

梁启超并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要求文化开放、思想解放,主张学习欧洲文化的长处;他对中国文化保持信心,但主张利用西洋文化对之加以改造。他是一个渐进主义者,告诫人们不要着急,不鼓励采取激进的社会革命手段,认为立即实行国有化于中国并不利。他接触了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是多种主义的混合体。他主张未来中国文化要走中西结合之途,中国要对世界负责任,要积极参加和支持国际联盟,这些观点都是新鲜且具有建设性意义。过去论者给《欧游心影录》简单地贴上一个标签,或视之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作,或以为充满了文化保守主义情调,而对该书所包含的新的思想元素缺乏分析,显然是一种比较片面的处理。

五四以后,新思想界朝着建构“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走向主义的时代。梁启超一派对此反应相对迟缓,尽管他们开始探讨基尔特社会主义,以与新兴的比较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抗衡,但这样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路线与时代急速行进的步伐明显脱节,正如在辛亥革命中,保皇派的改良策略不敌革命路线一样,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在经受几个回合的论战以后,很快边缘化。梁启超本人选择脱离政坛,逃避政治,专注学术文化事业,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激荡岁月,这是一种自我边缘化的策略选择,他也许可洁身自好、明哲保身,但只能经营自己的那块自留地了,梁启超因此也就从历史舞台的主角渐渐退居为二线的配角。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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