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的专著《道与真》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后的第二年年初就接到著名汉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墨子刻先生寄来的贺信，说是钦佩我的著作，指出我对金岳霖相关问题的分析深入、透彻、细腻。不久此书又先后获得了国家社科奖、北京市社科奖、金岳霖学术奖等。我对金岳霖哲学思想的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积极认可和高度评价。这使我经常回想起汤先生当时是如何引领我走上这条学术研究道路的。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是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学生。四年的大学学习我认真、刻苦，各门课程成绩均为优秀，并且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有益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毕业前逻辑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教研室都有计划留我的意向。但是，由于中国哲学教研室的负责老师德高望重，我也就别无选择地被留在了中国哲学教研室。然而当时的我却对于中国哲学史知之甚少，于是我也就于1982年2月被派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中国哲学史课程。进修期限是一年半。进修期间的指导老师是楼宇烈先生。我早就知道汤先生，但从未有机会见面。我第一次见到汤先生却是在楼宇烈先生的课堂上。应该是汤先生前来做教学检查吧。汤先生的儒雅与温和在当时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好学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但我自己却从来没有一定要攻读硕士或博士的雄心大志，尤其是北京大学的硕士或博士更是从来不敢想象的。就在那时好像教育部关于高校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评审办法有了新的规定，即申报此类职称者必须有相关的学位。当时我所在的地方大学的师资科科长认为我的英语很好，就劝我去考硕士、博士。但是地方院校的校方又怕我们借考研究生的途径走人，所以我们又都必须通过委托培养的途径考研究生，因此当时我也就胆子变得很大了，竟然敢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生。

当时报考的方法似乎与现在有所不同，即报考时必须要填写导师的姓名。可能对委托培养生要求不是很严，报名时我也就没有填写导师姓名。考试的时候，试卷上有两类题，一类是共同的考题，即不管你考那位导师的都必须要答的题。另一类试题则与此不同，即你已报考了那位导师就必须答那位导师出的题。答完第一类题目后，我突然发现第二类题目中汤一介先生出的题目很是适合于我，因此我也就直接地选答了汤先生出的题。考分出来后，我的英语考分是90多分，中国哲学史也是90多分。当时我所在的高校盛传说我考了全国第一。我去北大读研究生前我所在的政教系特意给我召开了一个欢送会。以上所说也就清楚地表明我与汤先生之间确实有着某种特别的师生缘分。

来北大学习期间也就自然与汤先生接触很多。听了汤先生不少的课收获良多。由于自己攻读的是中国哲学史课程的硕士学位，而且可能是自己做事向来较真或者说死板，所以读研期间自己一直在中国传统哲学范围之内来考虑选取什么题目来写学位论文。那时的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大概的研究路向，计划写关于禅宗顿悟说方面的学位论文。应该承认自己当时对此确实是有很大的兴趣，也为此花了不少时间，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材料，更看了不少关于直觉或顿悟方面的书籍。

记得是在读硕士期间的第四个学期中的某一天，汤先生约我去他家谈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那时汤先生住在中关园。

谈话的具体内容至今已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可以说就是那次谈话基本定下了我以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

汤先生说，他曾经约了一位硕士生写关于金岳霖的哲学思想的学位论文，但该生出国后尚未回校，所以建议我来接着写这方面的学位论文。当时我也就马上答应下来了。应该承认的是，那时的我根本没有看过金岳霖写的任何一本书，只是大致知道他是一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说来凑巧，我虽谈不上是学逻辑学出身的，但与逻辑学科却有着一段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

所以当汤先生建议我来做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时也就爽快地答应下来了。

1969年9月至1978年3月我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下乡，后三年在嫩江农场场直中学当老师。在此期间有位老师送给我一本书，是南开大学哲学系温公颐教授编写的《逻辑学》教科书，萌发了我自学逻辑学的强大兴趣，于是就开始认真而反复地读了这本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读本科生四年期间可以说我的主要兴趣在逻辑学和英语学习方面，经常是我一个人坐在教室的最后面做着大量的逻辑学和英语方面的习题。逻辑学的习题集是厚厚的一本。逻辑学老师很看好我，帮我批改了大量的逻辑学练习题。无疑，这一段经历确实为我后来研究金岳霖的哲学思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使我对他的研究逐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我现在感觉到自己很是庆幸，由于汤先生的点拨，自己没有走上研究禅宗顿悟的途径，因为这样的研究确实很不适合我已有的学习经历和研究能力。现在看来，在那一方面我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像样的学术成就。在这一领域，似乎国内外学者也难见有什么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发表。就此而言，我要深深地感谢汤先生为我指出的明确的研究方向。

于是，我也就开始深入而系统地阅读金岳霖的著作及其他相关的著述。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金岳霖的《论道》一书所系统表述的本体论思想体系。张岱年、朱伯崑、汤先生、楼宇烈等等各位名家参加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我的论文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记得答辩时，朱伯崑先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金岳霖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属于中国哲学吗？朱先生的意思是说，金先生的本体论思想，尤其是他的知识理论体系是属于西方哲学的。我当时委婉地答道：金岳霖先生是位中国学者，所以我也就将其哲学思想体系自然地归属于中国哲学的范围之内了。

顺着硕士论文的研究途径，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是关于金岳霖的《知识论》的研究。此书有九百多页厚，字数达七十多万，我读了十几遍，才逐渐理解了这个知识理论体系研究及其叙述的体系结构。我尽管不是很同意金岳霖的本体论及知识理论体系，认为其中充满着不少问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凡被称之为哲学思想的必须有自己的思想结构或思想体系。此处所说的体系具有这样几个要素：系统的思想、论证的方法及经过推导而形成的体系或结构。众所周知，哲学具有批判性。这里所说的批判性主要针对于哲学思想体系内部的论证这一环节而言的，我们要严格检查其论证是否合理、充分，系统等。我就是从这样的批判性的视角来系统地分析和研究金岳霖的知识理论体系的，揭示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深入地谈了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按照学位论文审查条例，博士学位论文写完首先得由导师审查。汤先生很认可我的论文，认为我的论文有深度、分析透彻细腻、论说充分。汤先生认为，我在学术上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论文答辩时，老师们也都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1991年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我也就顺利地结束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过程，回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工作。当年年底我就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又破格晋升为教授。这两次破格晋升的主要依据就是我在北大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尤其是由于汤先生的积极推荐，我的学位论文题为《金岳霖》收入了由傅伟勋、韦政通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中，1993年1月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此书成了我当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的主要材料。回想往事，内心深处就自然而然升腾起一股感谢汤先生的激情。

我在哲学方面的主要兴趣在知识论和中国现代哲学。在知识论方面出版过专著。在中国现代哲学方面也写过不少关于冯友兰、梁漱溟、贺麟等人思想方面的文章，由于我已出版了《金岳霖》，所以我本人不愿意再出版关于某个人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倒是对于某些哲学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有着强烈的兴趣。记得1998年前后汤先生主编了一套“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约我撰写《分析哲学在中国》一书。那时我住在北大燕东园38楼甲608室。由于刚到北大，课程不多，也没有其他的杂务缠身，于是我也就心无旁骛，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作此书。汤先生认为我最适合写这本书，并建议我不要局限于分析哲学，而要兼顾科学的方法理论。同时他又建议我可以将我自己的关于认识论或哲学方面的看法写进书里。我采纳了汤先生的第一点建议，所以此书的第一章就是关于科学方法的。胡适的思想远不是分析哲学的，但他在国内首先宣传了实验主义的方法理论，该书第二章叙述的就是这一方法论。汤先生的第二点建议我没有落实，倒不是我谦虚，实在是感觉到自己关于分析哲学或认识论方面的思想尚未成熟。《分析哲学在中国》一书2002年下半年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收入《中国文库》之内。

由于长时间地阅读与研究分析哲学方面的书籍与问题，我自己就明显地感觉到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常常有着很不同的看法，而与分析哲学走的却很近了，经常参与这类活动。如2015年夏季我就担任了金岳霖学术奖的评选组的组长，组成了分析哲学学术奖评审组，我主持评审活动。2016年初我收到美国加州州立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子江的先生的邀请为其大作《罗素与分析哲学》大作撰写序言。之前我们之间毫无任何联系，他完全是从网上查到我关于分析哲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认为我有这样的资格为其大作写序。于是，我也就奉命写下了《罗素：20世纪世界级的哲学大家》一文。同样也是在去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思想家瑞.蒙克撰写的《罗素传》，此书厚达一千四百多页。出书之后，出版社计划在北京大学东面的“万圣书园”召开一个题为“罗素与20世纪的中国”的读者见面会，我受邀成为主讲嘉宾之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2016年12月参加深圳大学举办的儒学大会上，竟有一位外国学者说我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我说不对啊，我是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呀。看来我的学问真是不中不西啊。

我是很倾向于分析哲学的方法理论及其问题意识的。经典注疏与解读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要再传统经典的基础上去研究我们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之所以走上这样的治学之路，显然是与当年汤先生建议我研究金岳霖的哲学思想是密切相关的。金岳霖就具有一种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能力，而且特别的注重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

我是1985年9月进入北大读硕士学位的，1991年7月离开北大。离校前夕曾有位当时担任北大哲学系领导的教授与我谈起了留校的事情。他认为我在那段时间内各方面的表现得都很不错，各位老师对我的评价也很高。但当时我是委托培养的研究生，所以必须回地方院校工作。1997年下半年北京大学人事部就向哈尔滨师范大学发来了商调函， 我是1998年3月初正式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的。在这一工作调动的过程之中，无疑汤先生起了关键的作用。早在1985年新生入学的见面会上就谈到像我这样优秀的考生毕业后应该留校。1994年他又向美国天主教大学的麦克先生推荐我去该校的研讨班学习。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在天主教大学所待的十个礼拜期间，麦克先生几次向我谈及说汤先生曾给他写信，给予我高度的评价，希望麦克先生能否在美国给我争取一些机会，如此等等。总之，自我离开北大之后，汤先生始终在关心着我，希望我能有机会回北大工作，并积极为我创造各种条件。

每每想到上述的那些往事，我内心深处就升起对汤先生的感激之情。

真诚地祝愿汤先生在彼岸世界一切安详美满。

胡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博导，北京市哲学会会长、中国创新战略研究会主任、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