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3 次 更新时间:2021-06-11 08:55:13

进入专题: 智慧民主   代主   投票制度  

赵汀阳 (进入专栏)  

  

   摘要:民主在当代条件下已经蜕变为“代主”,即失去社会共识基础而被系统化权力所操纵的失效民主。民主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够恢复理性,从“意见为本的民主”转变为“知识为本的民主”。基于“双票民主”的投票方案与“箕子民主”的思想资源,民主制度可以通过技术改进来保证合理而智慧的公共选择,从而把偏好加总的民主转变为知识加权的民主,最终发现并实现思与心的聚点。

   关键词:智慧民主  代主  投票制度

  

   一、制度的一个深层问题

   任何制度如果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就难以维持,或者说,制度的存活力基于信任。例如货币是一种最直观的制度或人为秩序,货币一旦失去人们的信任就可能一钱不值。自然秩序是给定的物理规律,而人为制度是可选择的,具有可变性,其稳定性取决于集体心理。于是,制度的确定性只是集体信任的函数。如果说自然秩序的表达是物理学,那么制度的问题在于心理学。现代社会的信息供给量、社会流动性和知识传播性都远高于传统社会,因此现代制度的有效性越来越依赖于集体信任,或者说,在现代制度的效率公式中,集体信任的权重越来越大。在现代条件下,民主经常被认为是相对最合理的制度。然而,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任何制度中几乎是个常数,民主也不例外,同样以集体信任为基础。如果信任消失,民主也随之崩溃。集体信任问题正是任何制度的脆弱点。在古代,集体信任问题称为“民心”向背,而民心从来都是一个最不稳定的因变量,对任何变量都敏感,无论利益分配、机会分配、技术进步还是天灾人祸,都足以导致民心变化。

   据说相比各种传统制度,民主有着制度优势。比如,与专制相反,民主能够带来自由、平等、公平甚至经济繁荣。基于如此多的假定优点,民主在现代被认为是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但这些优点或有些名过其实,或部分有名无实,在实际操作中多有疑问。事实上,民主从来没有充分或必然实现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公平和繁荣,甚至在某些时候反而破坏所承诺的那些好处,比如曾经有过的激进暴乱时刻或今天的失序状态。为民主的辩护往往强调,即使民主的承诺从未充分实现,民主也已经是“最不坏的”制度。这个命题的真假却难以证明。因为,制度成败涉及的变数太多,不容易分清各种因素的相关度,而且人类尚未穷尽制度的想象力,无法排除还有更好制度的可能性,或许民主本身也存在改进余地。但民主无疑好过专制,尤其是民主与现代的社会条件更为相配。不过民主好过专制早已不成问题,重复这个已知论点已无理论性或思想性。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现有的民主理论已经无法对付民主遇到的实践难题,那么,是否存在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或者,是否能够发明一种更好的民主?在这里我将讨论一种更优民主的可能性,称之为“智慧民主”(smart democracy)。

   我们无法回避制度的脆弱点或“鲁棒性”(robustness),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所谓鲁棒性,其通俗含义是,一种事物能够经受任何考验,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百用不坏;其学术含义是,如果一个系统、一种制度或一种理论,对任何外在变量都不敏感,其稳定性几乎不受外在变量的影响,就具有鲁棒性。反之,就具有脆弱性。在制度上存在着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一种制度的独特优势往往正是其脆弱点之所在。就是说,如果一种制度具有某种独特优势,反而往往难以保证制度的鲁棒性。为何如此却不得而知。

   一般相信,民主的独特优势在于实现人民主权的普选。而民主暗含的另一个深层制度优势是,民主在大概率上规避了一个社会发生政治暴力革命的危险——但这只是相对概率,民主并不能必然排除暴力革命,尤其在民主被破坏的时候。总之,发生暴力革命的几率低,这才是民主最独特的制度优势。奇怪的是,人们更喜欢谈论民主的其他未必独特的优点,却忽视这个最特别的优势。民主之外的其他制度都更容易发生造成社会深刻创伤的暴力革命,其中的秘密是:如果政府占有国家公共权力的全权,这种全权就自动承诺了与权力相等的完全社会责任,一旦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天灾人祸或外部侵略等超出国家应对能力的灾难,国家权力无力承担社会责任,追责运动就可能引发政治暴力革命。与此不同,民主赋予政府有限权力而且是代理权力,这意味着权力与责任的分离。而人民拥有权力就将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此,即使人民错误选择了无能政府,也没有合法理由发动革命,因为人民必须自己承担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体更为牢固。但正是民主的这个优势同时造成了民主容易被利用的脆弱点,强大的政治势力只要掌握了金融、媒体和信息传播甚至制度运作机构,就能够利用民主来获得实际权力而不负责任。在迄今为止的民主模式下,就收益而言,获得最大收益的既不是人民也不是政府,而是强势集团(特别是资本集团)。更直白地说,有能力操纵市场和民意的强势集团是民主的真正受益者,它们是整个社会或国家的“股东”并获得最大利益和最大权力,而把有限的经理权力留给政府,尤其把社会责任留给人民。因此,民主虽然大概率规避了暴力革命,却非常容易陷于政治斗争、价值观分歧、意识形态对立或文化冲突,乃至导致社会分裂。深层的问题在于,如果社会失去基本共识,民主就无法实现人民的共同利益,反而把人民分裂为多种互为对立面,人民的选举权变成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力,而无论谁反对谁,资本集团都能够获得最大收益,于是民主就蜕变为反民主。

   二、从民主到“代主”

   当代的后现代民主社会正在发生内部撕裂,社会共识逐渐消失。这提示了民主内部隐藏着一种“特洛伊木马”,攻击的正是民主的制度漏洞和脆弱性。这说明,民主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如想象的那样成熟,而存在着原则性和技术性的双重缺陷。因此,民主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代主”(publicracy)便是隐藏在民主中的“特洛伊木马”。我用“代主”来指称以民主的方式来歪曲、解构或误用民主,即以民主误导民主的一种自相关的自败方式(self-defeat)。在当代,代主表现为社会中存在着某种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公众意见生产系统,这个强大系统以心理学技术和市场化支配众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由此批量生产出与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不一致甚至相悖的伪“公众意见”,而代替了本该如实反映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本真公众意见。一旦公众意见背离了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就会导致以民主的方式反民主。这种民主变质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民主对“代主”没有免疫力,“代主”就潜伏在民主内部,甚至就是民主基因的一部分。“代主”有着民主的合法形式,以民主的合法程序运作,因此难以被民主的防火墙识别。民主防火墙的设计功能针对的是传统的专制,主要用于限制传统模式的政府权力,以法治限制权力空间,以分权限制权力运作,以普选选择政府,因此权力无法以传统的专制形式形成权力垄断。然而,这些用来限制传统权力的功能对新型权力却几乎不起作用,无法识别、更无法阻止以民主破坏民主的“特洛伊木马”。换句话说,导致民主变性的“新病毒”具有合法的民主转基因,不仅符合民主的游戏规则,甚至具有民主本身的性质。当代社会可利用的所有公共平台,都含有民主的原初基因,即公议广场(agora)的基因。传统的纸媒和电视、效率更高的互联网以及自由互联的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特别是脸书、推特、微信等基于互联网的所有平台,都成为“代主”可资利用的工具,甚至被纳入“代主”系统本身,终于使民主走向民主的反面。

   当代所有互联网平台正在导演社会的划时代质变。这种质变可以理解为“性质叠加”,这是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性质。现代性对生产、市场、社会结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都进行了功能切分,所谓分工。分工是对事物的反自然建构,把原本完整一体的事物或生活切分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多种事物或多种生活。万物切分的秩序是现代社会高效率的基础。然而,当代性系统却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全球化物流等高能技术重新建构了万物普遍联系的秩序,其革命性结果远不止是初始想象的万物互联,而是任何一种事物都同时兼备多种性质或功能,或者说每个事物都具有多种性质的叠加。于是,一种事物同时是多种事物,一个问题同时成为所有问题。根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而推送的任何生活方式、文化趣味、生活用品、野外风景、城市景观、服装发型、室内装修、健身房、健康生活、文化身份、流行话语等,这些商业或文化推送活动同时也是在推送政治、宗教和价值观。就是说,推送任何一种生活,就是在推送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得助于大数据,商业化推送的是投其所好的生活概念,人们很容易把推送感受为正合吾意的称心信息,因此,伪装为服务的商业化推送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其成功率远大于政治宣传、宗教布道或传统广告。在当代,服务就是力量,最好的服务产生最大的力量。除了在思想和道德上具有康德式自主自律性(autonomy)的人,大多数人的意识实际上都是被推送的意识,而非自己的意识。当说到“我认为a”的时候,事实是“按照被推送的价值观A,我以为是a”。

   当意识推送造成了社会的普遍意识,所谓民意就只不过是被推送的意识,民主就蜕变为“代主”。与康德主张的“在公共事务上使用自己的理性”(the public use of one’s own reason)相反,“代主”是“在公共事务上滥用集体非理性”(the public misuse of collective unreason),即以推送的意识来形成集体非理性从而控制公共领域。结果是,在公共事务上,理性原则被替换为集体非理性诉求。

   古希腊的公议广场(agora)是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开论辩的早期公共领域,但它的另一面是意见相争的公共市场(agora本来就有广场和市场的双关含义)。对于有着基本共识的理性人来说,公议广场是一个良好的公共领域。但在现实中,公议广场从一开始便预示了现代民主的潜在困境,即公共性(publicity)难免会被利用而产生“代主”。按照概念,公共领域的开放且有理性的辩论能够将人们的思想从专断教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然而,相比于事实和理性,人们在心理上更喜欢虚构,在利益上更服从于私心。于是,作为agora正面的公议广场很容易被翻转为其反面的意见市场。就是说,公议广场的本意是建立一个理性化的公共领域,但如果缺乏与之相配的理性制度,就很容易反转为非理性的意见市场,适得其反地为那些更能吸引眼球的偏见、成见、笑话、谣言和谎言提供更大的舞台,而缺乏自保能力的公共领域却无力捍卫理性。因此,谋求社会合作的民主就无力免于变质为争权夺利的“代主”。

   如果说“代主”的初始基因根植于古希腊的公议广场,那么它的另一个重要基因则来自基督教。基督教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概念,即改变了政治本身。基督教有着“政治四大发明”,并因此奠定了后来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概念。所谓“政治四大发明”包括:(1)脱胎于说教的意识形态宣传,(2)由告解演化而成的政治自我审查,(3)由宗教的精神体制化发展出现代的群众原型(“群众”的发明早于现代对“个人”的发明),(4)从与异教徒的宗教斗争演化出来的现代政治的精神敌人概念。

现代之初,“代主”只是隐患,尚未形成致命问题。然而当代世界发展出了能够高效实施“代主”的技术条件,以全球金融资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以及所有新传媒系统合成的全球系统化权力(以下简称GSP)成为“代主”的操盘者。这是具有当代性的新型政治权力,是伪装为商业服务的政治权力,它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概念,因此无法以现代性的政治概念加以分析,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现代政治权力的控制。GSP是一种综合实力,集金融资本、价值观、大数据、传统市场、互联网平台的力量为一体,成为了统一最大资本、最新技术和最大传播平台的系统化权力,并在全球系统上运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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