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白乙等:变局下的中美欧关系与新型大国外交的发力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 次 更新时间:2021-05-13 23: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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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白乙   贺之杲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国内外环境处于剧烈变化之中,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球经济下行和贸易摩擦为全球治理带来压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需把握自身国情与世情,找准中国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通过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战略进一步营造内外发展的良好环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维护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关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中国和欧洲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作什么,对于双方及各有关方合作应对日趋复杂和多变的世界变局同样会产生历史性重大意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妥善处理中美欧三边关系,扩大战略回旋空间,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当前,中美欧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阶段。拜登政府将加快对欧协调和重构跨大西洋关系,中美竞争态势总体不变但需探索一条和平共处的新路径,中美欧三边互动将由此迎来新的变化契机。为此,本刊特约记者贺之杲就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拜登上台后欧美协调的前景以及对中国主动塑造三边关系的可能性等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吴白乙研究员。

  

   贺之杲:中美竞争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是什么?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影响是什么?

   吴白乙:美国对华战略涉及霸权和秩序、实力和利益、制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这决定了中美竞争是一种“混合型竞争”,具有多方面的特点。中美战略竞争是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这一变局走向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借用官方的表述语言,世界发展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近年来中美关系之变与此互为因果,高度叠加,不仅极大地增加了人们认知的困难,而且也给前一阶段中美关系造成了一种“失去确定边界”的深重危机。这是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一说的本质含义。简单地说,中国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是注定的方向和目标,但美国能否经过有底线的战略竞争最终承认和接受这一点,取决于中国富有智慧地处理和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干扰甚至挑战,更取决于美国内部矛盾的发展运动和最终理性的回归,还需要国际社会对任何非和平、非理性竞争制约作用的回应效能。

   从中美竞争大幕拉开的过去四年来看,中美之间“混合型竞争”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第一,动态性失衡和短期效应。即中美双方每次妥协所达成的目标和效果都是短暂的,影响有限,而且很快就会失去其稳定性作用。第二,既有管理范式弱化和缺乏新的互动规范。在美方种种霸凌行为和中方被动但坚定反应现象背后,双方都在试图探明对方最终意愿和战略底线。其结果是过去 40 年基本框定的中美相处之道急剧变形,两国消极互动的风险性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第三,双方基本战略互信被严重削弱,明显表明美方对全球战略稳定的忽视和漠视。美方既是中美互信的主动破坏者,也因其国内政治危机和利益寻租等原因一再升级对华敌视政策和举措,甚至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发动和制造反华危机。这不仅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合作,而且可能引起世界发展、安全和治理方面诸多矛盾的连锁性爆发。第四,双方战略竞争导致“他者陷阱”增多。随着竞争加剧,中美都在着力争取借重第三方(如中等国家)实现格局性再平衡,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第三方的“选择性恐慌”,另一方面也为第三方“投机”创造了机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第三方在中美“跷跷板”游戏中投机究竟会加重自身的危机,还是会扩大自身取利的机遇,并非是都能明智作出判断和把握的。第五,中美经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长期基础遭到破坏,其修复难度极大,也会给经济全球化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缺少中美共同推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多边合作都会出现更多的困顿、波折甚至衰减,国际治理机制改革的前景趋于暗淡。

  

   贺之杲:美国采取这一消极战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吴白乙:美国是个高度市场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国家,其公共政策本身就是反映这一体制特点的产物,同时也必然是市场、政治多重利益相互竞逐、统一的矛盾体。总体而言,其对华政策趋于消极、负面是同美国国力、制度矛盾和治理不力密切相关,但根本上是由美国维持其世界霸权的终极目标所决定的。特朗普治下的对华政策虽几经起伏,但回顾起来美国人的内部争论基于三个视角。一是关于霸权和秩序之争。在美方看来,中国已经直接挑战其霸权。这一基本定位主要来自反华鹰派的“原则性现实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可能会彻底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二是关于实力和利益之争。美方认为中国在实力上可能超过它,会挑战和做空美国的全球利益。持这一观点的人多是由对华“接触派”转来,构成比较复杂。他们对美国的竞争优势和对华关系主导性地位日趋疑虑,对中国体制、能力乃至目标的敌意增多。三是关于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美方认为中国是西方民主制度、文化最危险的挑战者。这一派思想的拥趸既包括散布在学界、智库和政府咨询圈内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深层国家”(Deep State)组成部分的关键人物。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氛围所起到的消极塑造作用是深刻和长远的。

  

   贺之杲:拜登政府上台后,欧美协调的前景如何?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

   吴白乙:拜登胜选后欧盟及各成员国纷纷示好,拜登也表示将修复美欧关系作为外交优先选项。从拜登上台后的政策动向、外交团队成员构成以来双方前瞻性表态来看,欧美将重点协调在经贸、安全、价值观、科技、气候变化五个领域的政策,力图达到跨大西洋关系的再平衡。

   (一)经贸合作再协调力度较大。欧美同属发达经济体,其经贸关系高度依存,密不可分。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9年双边贸易额超过8500亿美元,为全球第一;双方互为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和目的地,2019年美外来投资的50%来自欧洲。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困顿,双方均有意通过加强经贸合作“抱团取暖”,可能重启类似于奥巴马时期《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一类谈判,以实现双边经贸的“三零”(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目标。亚太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以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达成给欧美都带来相应压力,会推动二者推进经贸一体化,力保其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

   (二)安全防务合作有望增强。欧美安全关系经久难离,德、法及中东欧、北欧多国对美依赖度未减。拜登政府拟强力修复双方在北约框架内的安全合作,同时继续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预算,共同承担北约防务的开支。对此,欧方不再回避和拒绝。2021年2月19日,拜登总统参加慕尼黑安全视频会议,正是美力图修复跨大西洋安全关系,保证对欧安全承诺,弥补特朗普政府留下的跨大西洋安全裂痕的最新例证。

   (三)价值观联盟可能再度整合。冷战开启及结束后欧美关系主轴是双方共同尊奉西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随着美民主党再度执政,欧美双方有望在价值观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拜登团队已表示,拟召集民主国家峰会,以组成应对俄罗斯、中国等国挑战的国际统一战线。欧洲对美国霸权主义虽有强烈反感,但仍抱有深厚的身份认同,愿意与其联手维护西方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四)科技合作是欧美关系“重置”的重要一环。面对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技术竞争带来的紧迫挑战,欧美都力图维持其既有的实力优势,占据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前沿领域制高点,欧美可能达成“技术地缘政治”和“技术非价值中立”等共同概念,以此便于协调彼此行动,应对来自非西方竞争者的技术安全“威胁”。近期欧美对待华为5G的政策协作已开出先例。但是,欧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也面临着欧洲战略自主诉求的冲击,协调效果需要进一步观察。

   (五)气候合作是重中之重。拜登政府上台后,宣布美国将回归《巴黎协定》。欧美双方不仅将此举视为修复彼此关系的最优选项,而且也是美重回多边主义的标志。美战略考虑一是促进国内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和环境改善,二是通过跨大西洋能源和环境合作,最终减少双方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三是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领域保持西方的整体竞争优势。欧盟正在大力推进绿色新政,打造以氢燃料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在这一点上与美不仅有共同利益,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和国际道义优势。

   然而,美国国内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并未“退市”,加上疫情走势不明、经济不振、政治分裂和社会不稳等因素的持续困扰,美对欧政策协调力度和实效可能不尽理想。同时,在全球战略竞争加剧和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背景下,欧洲不甘落伍,战略自主意识上升,其对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内部各方的多元诉求也使跨大西洋关系难以回到过去。客观地认识欧美关系的局限性,有助于我国清醒把握和经略下一步与美西方关系,冷静应对其局部围堵和胁迫之图谋,有效延续我国未来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

  

   贺之杲:拜登与特朗普不同,强调回归多边主义。若西方再度形成规锁中国多边规则联盟,中国面对的外部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大。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特别是提高战略主动性和反向塑造能力?

   吴白乙: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需要各方面集思广益。首先要看到中国与西方进入明显对撞期是难以避免的,“怕”解决不了问题,“躲”也躲不过去,我理解这就是新时期“伟大斗争”的题中之意。一是方向的选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体制的不同,中美不可能选择同一个道路和发展方向。这构成了双方长期竞争和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们不可抱有任何幻想。对于如何避免恶性竞争和关系倒退、破裂,是否还有调整、变通、延缓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出应有的探索、努力的。当然,单靠中国一方也不行。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肩负重大责任,应该具有相同的紧迫感,我们要开动脑筋,团结美方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激活一切具有建设性的因素。任何事物,也包括人,都是发展变化的,我们要做好促进对方转化的工作,就不能僵化地看人看事,不能在做人的工作中搞“绝对化”“脸谱化”,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和孤立极少数,在对美对欧的工作中扩展基础,占据主动。

   二是范式的选择。未来中美相处常态是冲突和对立,还是和平共存,都必须经过反复磨合甚至付出代价,才能够完成先解构,再建构的全程。美国的种种“不讲理”,仅仅是“解构”过程的极端表现,正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拜登声称“美国回来了”,我们也不可迷信他真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本事。比如,拜登就说在对欧关系中还是要以美为主,那么欧洲是否就能忘掉特朗普主义(“美国第一”)带来的教训,仍然要唯美国马首是瞻呢?拜登还声称对华政策要“耐心”,我理解这是基于其内政外交困境之下的慎重考虑,但并不意味着美对华政策会回到“接触加防范”的老路上去,而是会延续特朗普政府定下的战略竞争总方向和总基调,只是要用“无限竞争+有选择合作”来做策略性调整而已。所以,美国对欧对华政策仍旧是一个“试错”的路子,因为它还有点本钱,能部分地主导一下对欧对华关系日程,错了还能转弯子。但如果一味错下去,就只能加速美国的失败和衰落。

三是策略层面的选择,即应变之道。处于激烈博弈中的中美,都希望放大对方的失误。美国试图把主要着力点放在促进中国社会的分裂上,产业碾压、舆论攻讦、意识形态毒化等都指向中国发展和改革的难点、痛点。对此,我们要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不犯战略急躁的错误,不给对方输送挑事找茬的大败招,其实就能对美方的“试错”起到抑制作用。长远而言,对我们的发展、安全是有益无害的。要在保持战略定力和体制稳态的同时,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开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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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领导文萃》,2021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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