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行”与“止”——兼及“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1 次 更新时间:2021-04-30 1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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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事端,次日占领沈阳,到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为止,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1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之多的领土。3月12日,日本一手扶植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9月15日,日本政府以签订日“满”议定书的方式,对其予以了外交承认。至此,日方所谓之“满洲事变”,总算告一段落。

   对于历时一年、如此大规模的日本侵华行动、长期以来却被冠之以“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事件,在90年后的中国史学界,相对于汗牛充栋的事变前史、事变史的各种研究,关于事变以后的历史研究,尽管有一些关于“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前史的追溯式探究,但仍然不能不说还是一个较为缺失与薄弱的领域;而在日本学界,与“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问题有关的争论,也证明了继续探讨这个领域的必要性。笔者拟在此前有关拙著的基础上,对于1931年9月—1933年5月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日本对华政策与侵华行动,继续加以述论。

   九一八事变期间:从“满蒙政策”到“中国本部政策”

   按照1927年6月至7月间田中内阁“东方会议”上的决策及此后所谓“田中奏折”中的表述,“分裂满蒙”乃是此时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其后则是要继续“征服中国”。这也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应有之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中国政府与军队的不抵抗主义,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南下北上、纵横驰骋,到1932年初占领锦州,侵占东三省已成定局,分裂满蒙亦指日可待。1月6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应陆相荒木贞夫的要求,返回东京与陆军中央部进行商谈时,得到了一份由犬养内阁的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协定的方案《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虽然这份文件的出笼过程尚不得而知,但其特点却不能不特别加以指出:(1)在名称上,它处理的不再是满蒙问题,而是关于中国问题的;(2)在形式上,它是由犬养毅内阁的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协定而成的,犬养首相当时即兼任外相;(3)在内容上,它几乎就是去年12月23日陆军省与参谋本部拟定的《处理时局纲要案》的翻版,即分别规定了日本对于满蒙与中国本部的政策。14日,芳泽谦吉出任外相,表示对于上述《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的主旨,完全同意。这份文件作为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决定的国策文件,证明了日本在即将实现满蒙政策的同时,已经规划了对于中国本部的政策,其标志性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了。

   犬养内阁对于扶植伪满政权以实施满蒙政策是坚定和积极的,但又顾虑国际视线而踯躅于承认之,故最终葬身于法西斯势力发动的“五一五”政变。随后上台的斋藤实内阁,以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出任外相,强力推行“焦土外交”以承认伪满洲国。关于对中国本部的政策,内田担任外相后,围绕着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时局处理方针问题,与陆相、海相进行了多次协商,后经过首相和其他阁僚的同意,8月27日,由斋藤内阁以“阁议”的方式决定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处理时局的方针》。它首先规定:日本外交的核心是“采取自主的立场,为实现治理满蒙而迈进”,这就肯定了“焦土外交”的立场,为不久之后(9月15日)的承认伪满洲国奠定了基础;并规定治理满蒙的根据仍然是犬养内阁3月12日的阁议决定,从而继承了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以来关于满蒙政策的一贯立场。

   但是,这份文件的主旨并不在于此,而主要是关于日本今后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处理时局的方针之规定。其中,首先就是关于对华政策。它规定日本今后要采取将“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区别开来、分别对待的原则与方针“日本的对中国本部政策,要与帝国的对满蒙政策分离开来,主要使其发挥贸易及企业市场的性能”;但尽管如此,却又规定当前是按照附件甲号的“对中国本部政策”来进行处理,并在该附件中规定“我方要密切注视因近来中国本部的地方政权愈加明显的分立状态而带来的政局演变。对于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政权,应尽可能尊重其立场及体面,或者进而采取善意态度,使其有利于我方”;“在情况允许之时,努力谋求与各地方政权之间实际解决各种案件,并避免发生事端”;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上海方面、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以及“山东地方及华北”的不同对策,而对于“山东地方及华北”规定“万一该地区治安发生显著混乱、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重要权益绝对需要保护时,就应当出兵”。

   在上述文件中,斋藤内阁以较为隐晦和原则性的“正文”内容以及与“正文”相矛盾的“附件”方式,表明了日本将仿效伪满洲国,对中国本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因此,它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的重点已转向了“对中国本部政策”,从而完成了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政策由“满蒙政策”向“中国本部政策”的过渡。在193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发展史上,该文件可谓具有承先启后的标志重要意义。

   上述阁议决定后,10月5日,陆军次官以“陆满1489号”电报,向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通报了这份文件关于对华政策的内容,即《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年2月23日,内田外相致电驻华各总领事,重新解释了上述对华政策。他说这不过是把以前的一贯方针,重新以阁议的方式加以决定;为了防止被中国方面作为恶意宣传的材料,他把上述文件中的对华政策内容加以综合,取消了附件的形式,改以《处理对华时局的方针纲要》,由驻华官员加以掌握。其要点计有五项:(1)对中国本部政策,要与对满蒙政策分开处理,主要使其发挥贸易及企业市场的作用为主;(2)我方要注视最近中国本部日益显著的地方政权分立的倾向,及其带来的政局演变,对于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政权,要尽可能尊重其立场与体面,或者进而采取好意的态度,引导其有利于我方;(3)对于各种悬案,要尽可能在各地方政权之间加以解决,努力避免发生事态;(4)万一中国本部发生危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的重大事态,除重要地点以外,要适当撤退侨民;(5)对于侨民中的惹是生非之徒,驻华外交官员要与陆海军方面合作,加以严重取缔。

   日本军部的通报和内田外相的上述详尽解释,消除了原来阁议决定的文件中的矛盾,从而使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对中国本部政策”进一步得到明确与完善。而这个政策,实际上就决定了此后日本对华的“行”与“止”的界线:实现从“满蒙政策”向“中国本部政策”的过渡(“行”),乃是完成其大陆政策的结束(“止”)。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并非仅是关东军“独走”而攫取中国东北的行动,而是拉开了日本实施其以全中国为主的大陆政策的序幕。

   新的侵华开端:热河—长城作战与华北政策

   不同于中国学界一般将“九一八事变”的下限划分到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认伪满,日本学界一般将“满洲事变”的下限划到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本学界战后的划分,虽不无一定的道理(满蒙政策还有东部内蒙古这一部分;关东军当年就有侵占包含热河省在内的东北四省的计划),但应该指出的是:1、这种划分其实违背了日本政府与军部当年的界定: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柳条湖挑起事件以后,21日,日本政府举行“阁议”,决定将此次事件称作“事变”。11月28日的“阁议”决定把天津事变包括于该事变的范围。1932年1月29日的“阁议”又决定把上海事变也包括于该事变的范围。据此,陆军省分别在1931年9月23日、12月5日及1932年2月5日发出通告:将这些事变一律称为“满洲事变”。2、这样的划分也不尽符合或者基本不符合“塘沽协定”签订以前日本已经开始的新的侵华行动的史实。

   1933年1月1日夜,日本中国驻屯军的部队在山海关挑起了进攻中国守军的事端。这支被称为“天津军”的日军部队,自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就积极配合行动,并制造了两次“天津事变”。“山海关事件”只是一个序幕,关东军随即开始了新的侵华步骤——进攻热河、长城的作战。2月9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宣称进攻热河乃是满洲事变的“画龙点睛之笔”。23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上村伸一,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不亚于宣战的声明书,内称:日军在热河的行动“原则上仅限于满洲国领土以内,惟张学良军队等若采取积极行动,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由于热河省主席汤玉霖的不战而退,3月4日,承德沦陷。关东军马不停蹄,迅速分兵向长城各口推进,开始了新的作战。

   在此期间,2月13日,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受到军部中央的指派,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实施所谓“华北谋略”,其工作对象的重点是“反蒋派”,工作目标的重点是“蒋介石派”;也即是说要以华北各地的反蒋势力,来反对张学良与蒋介石。板垣机关着重对吴佩孚进行了“工作”,但终未得手。随后又看重了原皖系军阀的另一重要人物张敬尧,但他发动政变的阴谋一再搁浅,张本人亦于5月7日在北平六国饭店被刺杀。板垣的谋略计划因此严重受挫。有鉴于此,5月22日,参谋本部命令天津特务机关“贵机关的任务至此告一段落。”关东军在入侵热河、长城期间,军部以板垣机关为首实行的“华北谋略”,配合了军事行动的进展,并达到了胁迫南京政府妥协求和的目的。期间,它所策划的以旧北洋系人物为首组织“反蒋派”,以平、津为中心,树立华北“新政权”乃至企图树立“华北五省政权”的谋略,为此后日本新的华北政策打下了基础。

   5月22日参谋本部训令天津机关结束工作之后,日本一项新的华北政策已经出台了,这就是“扶植以黄郛为首的亲日满政权”的政策。黄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衔蒋、汪之命北上,来华北跳这个“火炕”的。为此,他派殷同秘赴长春,向关东军表明“黄郛并非国民党员,此次建立的华北政权亦并非以国民党为基础,而是一个网罗华北各派、且不与日军为敌的政权,此意已取得蒋介石、汪精卫的谅解。”经过上述一番谅解之后,25日,关东军终于正式表态支持黄郛:“希望在华北树立与国民党绝缘的亲日满政权,而以黄郛为中心来树立这样的政权,无论东京政府还是满洲国政府,均当予以支持。”

   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也考虑要在停战协定成立后,与中方进行第二次谈判,以签订一项包括与华北战事相关的紧急善后问题在内的“另外协定”。关东军也认为,只有签订了这项“另外协定”才能使停战协定完满起来;并且这项协定须囊括相当广泛的范围,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一)彻底取缔排日侮日;(二)严禁策动扰乱满洲;(三)在缓冲地带(中国军队不进入的地带)的治安维持与交通规定。” 5月22日夜、23日清晨,参与北平密谈的日本驻北平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也对黄郛提出过类似的政治要求:“为扫除日本政府及国民的误解,要解决一直悬而未决的排日问题,包括解散排日团体与党部,废止排日教科书等。”内田外相随后回电,要求中山在停战协定成立后,不失时机地迅速开始与黄郛进行与该协定相关的谈判,以达成一项与该协定相并行的“政治协定”,其内容大致有:“(一)北平政整会镇压辖区内的一切排日运动;(二)由该委员会镇压发生于其辖区内给予反满义勇军的一切支持援助;(三)该委员会对其辖区与满洲国领土间的适当而和平的交通,扫除一切障碍(该项的主要目的是便于从华北方面向热河省供给物资);以上三项,重要的是要达成某种形式的协定;(四)要商定停战区域内的治安维持方法,并将此协定与军部协商。”29日,内田外相又以“大至急、极秘”的电报致北平中山书记官,再次提出了有关华北停战的政治协定的内容,特别指出该政治协定已与陆海军方面协商过;还指出完成这项协定的时机有:“(1)塘沽停战协定之际一气呵成;(2)停战协定成立之后在北平与黄郛之间进行协商”;签约的方法是:不采取条约或协约的形式,仅限于记录了解事项,并由日中双方负责人签名盖章即可。

从此后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结果来看,上述日本政府与军部酝酿的“第二次协定”即“政治协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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