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极力回避与强国日本发生武装冲突，随着日军侵占东北的进度，逐步对日绥靖，最终事实上承认中国东北易主，邀请日本重新划定势力范围。苏联对日政策背后，更有错综复杂的欧洲政治因素。当时，法国、波兰利用远东危机，逼迫苏联在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中让步；日本则趁苏联深陷欧洲政治漩涡之机对苏挑衅。在此背景下，苏联调整亲德反波政策，再以规避远东纷争确保对欧政策的稳定基础，随后用欧洲外交成果反哺对日交涉。苏联为维持本国和平，几乎坐视日本侵略东北，又对波兰做出重大让步。九一八事变不仅推动了苏联欧亚外交政策转变，更加速东亚、欧洲国际格局的分化重组，其影响远超出东亚一隅，成为影响全球国际局势演变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对日绥靖；欧亚国际格局；中东铁路
1931年11月16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已近两月，日本关东军兵锋直逼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已然有北犯苏联之势。然而，英国驻苏大使奥维（E. Ovey）发现，“莫斯科的公众舆论似乎不怎么激动，俄日之间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想法似乎并没有出现在街头巷尾”。苏联之所以对日军在中国东北横冲直撞保持冷静，根源在于苏联政府自事变肇始以来奉行的严格不干涉政策。问题在于，苏联是否在事变之初即决定采取不干涉立场？在日本侵吞东北的过程中，苏联具体对策有何变化？为何苏联甘愿坐视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威胁自身远东利益？
学界就苏联的九一八事变对策已有深入研究，对基本史实已进行了相当清晰的梳理。至于苏联选择不干涉中日冲突的理由，各家观点不一。哈斯兰姆（J. Haslam）较早基于多国史料，全面论述了大萧条背景下的苏联外交政策。他认为苏联国力因外部环境恶化和内部政策不当被削弱，由于经济和军事疲软，苏联对日本做出看似无休止的让步。沙青青提示道，在观照时代大背景之余，也应兼顾历史现场的即时性因素，苏联的外交模式及其在事变期间的情报缺失及误判等多种因素，也是促使苏联采取不干涉政策的要因。
若检视既有研究成果，仍有深入讨论空间。学界更多是在东亚国际政治的框架下，研讨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把全球局势和苏联欧洲政策等因素作为背景。有论者指出当时苏法、苏英关系恶化，促使苏联对九一八事变保持严格中立态度，但并未展开论述。其实，九一八事变期间，苏联正积极推动与法国、波兰和其他东欧邻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巩固欧洲安全。无论是与法、波等国谈判互不侵犯条约还是不干涉中日冲突，均为苏联实践国家安全战略的手段，二者具有内在关联。有论者注意到日本侵略迫使苏联加紧保障欧洲安全，但自觉该论点缺乏决定性证据。因此，本文拟以俄、日、英文史料为基础，从苏联欧亚外交的视角出发，以苏联对波、对日政策为主要线索，探讨苏联对九一八事变因应的得失，以及中日冲突对苏联远东、欧洲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审视九一八事变在全球国际政治中的历史意义。
一 九一八事变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危机
1929年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令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尽管苏联未受直接冲击，但外贸大受影响；以法西斯主义为主的极端思潮抬头，使苏联深感战争威胁。基于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立场，苏联高层素来担忧资本主义国家再次掀起反苏战争。1930年1月30日，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下简称联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指示对外情报部门：披露英、德、法、波兰、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对苏联的军事干预和经济封锁计划，并探查其相互间的秘密军事、政治协定。
其中，苏联格外忧虑法国及波兰。法国曾在1920年积极支持波兰及其他代理人对苏俄作战，故苏联一直致力于消除法国威胁。而波苏之间本就宿怨深重，又因苏波战争结下新仇，加之双方长期争夺东欧政治主导权，苏联历来视波兰为反苏急先锋。1930年2月8日以来，奥维多次听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М. М. Литвинов）忧心忡忡地谈论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策划突袭苏联，李维诺夫认为如果英苏关系恶化，将刺激波兰军方激进分子对苏冒险。奥维分析：苏联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苏军内的不满情绪，担忧波兰将借机启衅。苏联领导层的观念也放大了他们对战争的焦虑。如联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所论：世界经济危机将引发普遍的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对外“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苏联忧虑波兰铤而走险，8月底，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处负责人向英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斯特朗（W. Strang）控诉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敌视和挑衅，并着重强调：现在波兰经济状况令人绝望，连法国人也不知道波兰实际掌权者毕苏斯基（J. K. Pisudski）是否会冒险开战。1931年1月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指责波兰持续扩张军事工业，危害国际和平。尽管此后苏波关系有所缓和，但仍不容乐观。相比波兰的直接威胁，法国则支持以白卫军为代表的各路反苏势力，间接威胁苏联。《消息报》曾为此公开责问法国政府此后，苏联仍不断得到法方联络白卫军的情报，12月16日，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事处侦知，法方正设法联系白卫军重要将领谢苗诺夫（Г. М. Семёнов），资助他在苏联远东地区起兵。这类情报无疑会加深苏联对法国的戒备。
不过，大萧条也加剧了欧洲各国间的冲突，给苏联改善国际环境带来机遇。1930年9月，纳粹党在国会大选中取得惊人胜利，一跃成为德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进入1931年，大萧条对法国的影响陡增。法国为摆脱经济、外交困境，一面直接打压德国，一面改善法苏关系，于4月向苏联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下简称苏法条约）和贸易协定。苏方认为苏法条约将消除法国进攻的危险，予以高度重视。8月10日，苏法条约秘密草签，不过，由于贸易协定谈判不顺以及法国朝野反共意识浓厚，法方不准公布消息，以免反对派阻挠。为推进谈判，22日，李维诺夫催促法国驻苏临时代办，指出苏法条约草签的消息已经走漏，苏联处境尴尬，希望法国公开承认草签。对方表示愿意回国游说，但新任驻苏大使在10月前不会到任，暗示短期内无法正式缔约。
苏法谈判遇阻时，苏波关系却出现转机。德国右翼势力崛起也严重威胁波兰，波兰为避免同时与东西强邻交恶，决意调整对苏政策。1930年11月，波兰释放对苏谈判互不侵犯条约（以下简称苏波条约）的空气，但苏联态度冷漠。苏法开始谈判后，波兰也积极行动。1931年8月4日，波兰驻苏特使帕特克（S. J. Patek）向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Л. М. Карахан）提出发展良好的苏波关系的建议，并拟提交一份新的苏波条约草案。加拉罕听过介绍后，认为草案并无新意。23日，帕特克要求再议苏波条约，加拉罕为避免外界将二人谈话解释为苏波条约开始谈判，警惕地要求立即做出澄清声明。帕特克同意，并提交草案。塔斯社27日声明波方新草案是“退步”，也未提出恢复谈判。李维诺夫也在柏林的记者招待会上否认苏波谈判。然而，以上举措招来联共中央强烈异议。在索契休假的斯大林30日致信他的亲信、联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冈诺维奇（Л. М. Каганович），质问他为何不汇报波兰提出苏波条约草案一事。斯大林强调兹事体大，几乎决定了未来几年的和平问题，他担忧李维诺夫会屈服于舆论压力，要求政治局专项督办，彻底办成此案。若迁就“‘反波兰主义’风潮，哪怕一时忘记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就太可笑了”。据此，卡冈诺维奇判定外交人民委员部错误地未经政治局讨论，便公开否认苏波条约谈判。波兰可能意图为法国制造破坏苏法条约的借口，故苏联有必要等待、试探。可见，苏法条约悬而未决令苏联高层猜疑法国的诚意，甚至担忧法波联手破坏缔约。基于法波关系紧密的认知，斯大林等人决定抓住这一机会，解决苏波条约问题，并借机推进苏法条约。
9月3日，卡冈诺维奇要求外交人民委员部在10日前向政治局报告，并向斯大林批评李维诺夫行事仓促。卡氏判断：波兰的目的可能是威慑德国，并给法国提供撕毁苏法条约的理由，同时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而苏联外交官却一意安抚德国，并顺从所谓公众舆论。问题在于是否应继续谈判苏波条约。政治局听取李维诺夫报告后仍不满意，卡冈诺维奇11日致信斯大林：政治局决议20日再答复波兰，外交人民委员部要在16日前提交严肃报告。李维诺夫等人对德国“太过殷勤”，想借拒绝波兰来安抚德国舆论，但实际上，德国更需要讨好苏联。可李维诺夫仍坚持己见，15日，他在长函中陈述道：苏波关系极其重要，会影响苏联整体外交政策的基础。不过，德国是首先与苏联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大国，而苏德关系的基础是与法国为首的集团对抗，甚至更受苏德与波兰关系的影响。目前，德国正与美、英、意等国建立友好关系抗衡法国，又寻求对法和解，可能不再那么倚重苏联制衡法国。但只要德国不对波兰妥协，就必须格外重视苏波关系。故一旦苏波关系剧变，很可能破坏苏德关系的基础。现在除德国外，苏联和法、英、意等国关系短时间无法根本改善。波兰历来争当波罗的海国家集团的霸主，并一直得到法国，有时还有英美的支持。立陶宛抵制了波兰的图谋，但其不向波兰妥协的重要原因，是苏德与波兰关系不佳。帕特克提交草案后就休假，意在散播苏波谈判的传言，刺激德、立怀疑苏联，扩大波兰影响力。法国虽在苏法谈判中没有提及波兰，却助其传谣，对德施压。尽管苏法谈判有可能失败，但这与波兰无涉。苏联可以等到法、波正式提议后，再考虑谈判苏波条约。此外，他不理解，此前他明明一直在驳斥苏波谈判的消息，为何这次却遭到中央反对。
联共中央对波政策转变，与悄然而至的日本威胁有关。早在1930年12月30日，苏联红旗远东特别军参谋部第四处已侦知日本的蠢动，并警告称：日本经济危机加深和“奉系军阀”希望摆脱日本自立的愿望，正促使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东北，同时反对中苏两国。1931年3月，苏联截获了日本驻苏陆军武官笠原幸雄致参谋本部电报，其中鼓吹日苏战争不可避免，“考虑到苏联国防能力和其他大国的情况，苏日战争越早到来对我们越好”。这些情报迫使苏联更加关注远东国防。7月5日，政治局决议让陆海军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于7月11日至9月20日间到远东地区视察。而日本不仅可能直接开战，还可以策动各路反苏势力攻击苏联。8月31日，红军司令部第四局提交的远东白俄状况报告称1930年底以降，有人加紧团结远东白俄，而日本在远东反苏力量中起主导作用。这恰好与法国支持谢苗诺夫的情报相契合。苏联高层慑于列强联手反苏的可能性，更力避日苏关系恶化。9月11日，外贸人民委员罗森戈罗茨（А. П. Розенгольц）提议以经济手段回击日本大幅提高苏联出口木材关税。卡冈诺维奇害怕此举将太过激化日苏矛盾。14日，斯大林复信不同意罗森戈罗茨之见，指示称：小心日本，立场要坚定，但策略要灵活，现在进攻并非时宜。
可见，斯大林外交战略的最终目标是确保苏联和平的国际环境。他热情支持苏波条约，意在尽快巩固欧洲安全，消除欧亚两线作战的风险。李维诺夫仅考虑欧洲事务的长函自然无法打动联共中央。9月16日，卡冈诺维奇批评李维诺夫“偏好德国”，使苏联对外政策受制于苏德关系，请斯大林尽快电传指示。然而两天后，日本关东军按计划炸毁柳条湖附近一段铁路，掀开侵吞中国东北的序幕，苏联对外政策随之面临全新变数。
二 九一八事变爆发与苏联欧亚政策的调适
面对突如其来的中日冲突，苏联首要措置是尽快查明状况，并维护苏联在东北的利益。9月19日晚9时半，加拉罕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表明苏方高度关切此事，随后指出：不能认为此次冲突与之前一系列摩擦、误解和谈判无关，中东铁路正常运营必受影响。若日军占领中东路南段终点宽城子，后果将非常严重，苏方正在核实。同日，加拉罕也将有关状况告知中国中苏会议谈判代表莫德惠，希望了解中方对策。
不过，政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应对事变的方针存在分歧。9月21日，李维诺夫积极主张对日发出官方质询，并在媒体上使用强硬措辞。政治局因掌握信息极其有限，未做决定，而是保持“谨慎和克制”。同时，李维诺夫未因远东危机改变反对苏波谈判的态度，政治局只能责成他在20天内拿出解决苏波问题的方案。卡冈诺维奇向斯大林求助，希望待后者返回莫斯科后亲自决断。22日，加拉罕密电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外交官：确保当地不举行相关集会，报纸口径要与《消息报》《真理报》一致。23日，斯大林来电判断：日本出兵很可能“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甚至可能得到中国反苏军阀的支持。苏联不应进行军事或外交干涉，“因为它只能使帝国主义者们联合起来”。现在应该向中日双方了解情况，让共产国际高度关注日本动向，并通过媒体表达苏联的反帝立场。同日，加拉罕向莫德惠明示苏联不会采取加剧危局的行动，鼓励中国设法自救。
恰在此时，苏法关系横生枝节。苏法条约草签的消息走漏后，法国赖伐尔（P. Laval）内阁受国内反共势力的攻讦日烈。9月15日，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A. Briand）告诉德国外交部长：法国若与苏联单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会引起盟友抱怨，因而法国议会将不支持政府。23日，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贝特洛（P. J. L. Berthelot）突然告知苏联驻法全权代表多夫加列夫斯基（В. С. Довгалевский）：白里安主张在缔结苏法条约之前或同时，缔结苏波条约。多夫加列夫斯基大惊，坚决反对将苏波和苏法条约挂钩。贝特洛为示安抚，称愿劝波兰软化对苏谈判立场，但未承诺取消两项条约的关联。显然，法国另有所图。20日，谢苗诺夫拜见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法国领事，保证他将率领一个实际上由日本人组成的外国军团，支援日军进攻中国东北。法国不仅与远东白卫军活动有联系，还向欧洲其他国家兜售反苏理念。27日，赖伐尔对德国总理发泄对苏德友好关系的不满，大谈苏联将“赤化”全欧，声称法国将是欧洲唯一对抗“布尔什维克混乱的营垒”，所以不能裁军。可见，法国外交政策依旧有浓厚的反苏色彩，其更多将苏法条约当作欧洲外交场上纵横捭阖的筹码，无意尽快缔约。法国对苏的两面政策间接印证了斯大林对日本根据大国约定出兵的判断。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到一周，日内瓦就有传言称苏联敌视国民政府，已与日本达成谅解。类似说法也在莫斯科使领圈中广为流传，且不乏深以为然者。这种风言实际上会让苏联卷入冲突。为转移矛盾，李维诺夫9月24日告知斯特朗：苏联政府认为事态严重，反对日本违反《非战公约》的帝国主义行径，但苏联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李维诺夫在辟谣之余，将日本违约问题抛到英国面前，这显然符合斯大林让资本主义列强“争吵起来”的策略。伴随远东危机爆发及苏法关系异动，波兰趁机运动苏联东欧邻国。25日，英方了解到，波兰曾多次鼓动拉脱维亚配合自己同苏联进行谈判，不过拉方未轻举妄动，只称愿意考虑苏联的任何提议，“但他们不能首倡”。而苏联更担忧波、法阴谋破坏苏联远东安全，其所获情报也证明这并非杞人忧天。26日，保卫总局特别处得报称波兰驻哈尔滨外交代表团领事斯科伦斯基（E. Skowroński）与波法两国情报人员谋划支持西伯利亚的分离势力。法国人认为：“解放个别地区（州）不需要什么成本，且比一下解放整个俄国更可能成功。”苏方于10月又知悉9月25日斯科伦斯基对西伯利亚分离主义者声称波兰希望苏联垮台后，俄国成为一个联邦国家。日本领事向他保证，一旦哈尔滨爆发反日活动，日本“将不顾一切地进军北满”。波兰当时的对苏政策得到了法国及周边国家的协调和完全赞同。
知晓上述情报后，苏联更不愿意卷入中日冲突，以免落入法国、波兰彀中。为全局战略安全计，苏联开始对日做出一些微妙的退让。9月26日，广田弘毅告诉加拉罕，日军在19日上午“被迫占领了宽城子军营”，因难民涌入车站，日本只得驻军维持秩序。加拉罕追问日军何时撤离，广田推说不知。可随后苏联并未严肃追究日军占领宽城子，以免激起日苏冲突。26日，卡冈诺维奇向斯大林状告“李维诺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我们积极干预”，并允许诗人德米杨（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直接攻击苏联当前政策的诗歌刊在23日的《消息报》上。斯大林闻讯甚是不快，要求对《消息报》编辑追责，并质问为什么不严肃追究德米杨和李维诺夫二人。在斯大林和政治局主持下，尽管内部存在异见，但苏联得以坚定执行不干涉中日冲突的方针。
9月24日，日本政府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第一次声明，关东军扩张步伐暂时中止。苏方未因此放松警惕，9月末，保卫总局驻哈尔滨情报机构发现，日军已资助白俄团体监视、扰乱哈尔滨；还有白俄武装在中东路上滋事，乃至侵入苏联领土。谢苗诺夫也抵达奉天，准备以内蒙古为基地进行军事冒险。26日，莫德惠以私人身份表示希望中苏复交，加拉罕以国民政府态度消极为由，称只有中方提出官方请求，苏联才能回应。28日，加拉罕报告卡冈诺维奇称当时日军向北推进可能性已降低，但日本人将极力通过白俄巩固自己在中东铁路区的地位；针对苏联机构煽动舆情，企图恶化苏中关系；让白卫军侵入中东路，诱使苏联干涉；可能准备在巴尔虎地区发起重大行动，切断中东路并威胁外蒙边界。他25日曾提请注意北满白俄在日军支持下，准备采取各种行动妨害苏联利益及中东铁路。另据消息称，前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范其光，准备联合莫德惠的反对者取而代之，并勾结白俄、日本。加拉罕建议在媒体上披露日本的全部反苏计划；推动中国当局逮捕白俄；警告莫德惠注意范其光；指示中东铁路的苏籍职工，若无南京政府或东北当局任命，不承认新来的中方职员。总之，苏联为免卷入冲突，对莫德惠的复交试探仅以外交辞令敷衍，并要求国民政府官方主动提出复交请求。不过，苏方确有意隐蔽且小范围地支持中方，以阻止日伪侵扰中东路。日军则十分警惕苏联出手援华，甚至准备对中苏同时开战。30日，参谋本部第二课判断，苏军可能集结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周围，并在滨海边疆州附近待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对此，日军计划在2个月内集中十二三个师团迎战，“戡定”中国北满、苏联滨海边疆州，并“扫荡”平津。
为免因中日冲突触发苏日冲突。10月1日，加拉罕函示驻日代办：苏联对中日冲突的基本态度，是仅限于保护苏联利益，极力避免卷入其中；除非国民政府正式提议，否则不考虑中苏复交。关东军在奉天、吉林等地站稳脚跟后，准备在华扶植伪政权。日军可能会设法挑动巴尔虎人起事，进而夺取海拉尔、兴安岭。可见，苏方对东北局势发展的预判颇为敏锐，其虽未预料日军将继续北上，却估计日本会借助伪政权向北渗透，侵犯苏联势力范围。为此，苏联多次警告日本。李维诺夫2日向广田弘毅指责日军支持谢苗诺夫活动。不过，他也给日本政府保留情面，提醒其可能被日军欺瞒。他特意警告：正是日军的存在导致东北局势动荡，日方莫将苏联朝野的克制理解为对中日冲突无动于衷。此外，苏联还着力辟谣。5日，加拉罕报告卡冈诺维奇：日本正系统性散播苏军行动的谣言，借此吓唬美国及其他大国。虽然苏方2日驳斥了苏军越境进入中国的谣言，但这可能让外界听信苏军在中苏边境附近集结之说，因而有必要全面澄清。尽管有意见认为，苏军调动的风闻可迫使日军谨言慎行，但当时日军扩大占领区的可能基本消失，反而是日本人正造谣挑衅。可见，苏联意在避免外界形成苏日行将冲突的认知，这既能预防欧美趁火打劫，又让日本无法以反共之名挑衅。果然，日军正有意借反苏旗号扩大侵略。参谋本部第二课于8日成稿的对苏策略中提出，一旦苏联对北满采取积极行动，日本可以趁机飞速推进满蒙政策，即便对苏开战也有较高胜算，且对苏强硬政策受列强掣肘较小。波兰则试图借远东危机增强对苏交涉地位。9日，波兰驻苏武官向英方透露：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已从伯力移驻伊尔库茨克，日本人“威胁说如果俄国人制造麻烦，就会诱使中国人提出外蒙问题”。12日，波兰驻土耳其大使报告波兰外交部和总参谋部：苏联对日俄战争记忆犹新，不会卷入远东冲突，但会被长期牵制，这将严重影响苏联“在国际棋局上的地位”，且大大改善波兰的政治处境。
为免夜长梦多，苏联决定积极推动苏法、苏波谈判。10月1日，李维诺夫电令多夫加列夫斯基尽快会见贝特洛，询问法方是否、何时签订苏法条约，且为何推迟缔约？5日，贝特洛通知说：已经说服波兰外交部长扎列斯基（A. Zaleski），初步按照苏法条约文本修改苏波条约。多夫加列夫斯基在重申拒绝苏法、苏波条约牵连后，同意在本周开会确定条约俄文文本、恢复苏法贸易协定谈判。他建议苏联政府：既然法国愿意斡旋，苏方应借力法国，达成“本已很好”的苏波条约，并使法国无理由延宕苏法条约。李维诺夫颇以为然，他9日致信卡冈诺维奇，判断法国决定将苏法、苏波条约挂钩，可能是波兰和法国右翼运动的结果，抑或是赖伐尔试图以苏法条约将安定东欧为名，说服国内反对派。他提议首先应尽快缔结苏法条约。多夫加列夫斯基可以向贝特洛声明，希望波兰政府正式确认可以接受的苏法条约文本，以便尽快签署苏波条约。若不成，则直接向波兰发出该声明。而加拉罕主张直接与波兰交涉，原因有三：既不帮助法国扮演和平缔造者，又得到苏联渴望的和平；不通过法国中介，使法波两方难以拖延谈判；既能“把波兰逼入墙角”，又能要求法国兑现协助苏波谈判的承诺。次日，政治局决议认为，同时吁请法波两国是有利的。14日，李维诺夫会见波兰驻苏临时代办，要求他确认波兰政府是否同意参照苏法条约，果如是，则可认为缔结苏波条约已无障碍。讵料几日后扎列斯基忽然称病，波兰外交部官员也不承认在苏法条约的基础上进行苏波谈判。贝特洛也抱怨波兰意图拖延，决定向波兰施压，明确表示苏法条约独立于苏波条约。虽然法方态度较为积极，但在法波交涉有结果前，苏波谈判一时陷入停顿。
三 日本侵略扩大与苏联对日对波退让
与此同时，中国东北的战火向北燃烧，10月16日，马占山指挥的黑龙江省军在嫩江桥阻击张海鹏伪军。17日，美国驻日内瓦领事提议：希望国联援引《非战公约》处理中日冲突。随后，时任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承诺正式提请各缔约国，照会中日双方注意《非战公约》义务。受此启发，莫德惠25日紧急求见加拉罕，希望苏联政府择机就《非战公约》与中国政府接触。加拉罕重申《非战公约》没有赋予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公约卫士”的职能，又尖锐指出：公约并不重要，事件本质在于，日本想用武力夺取通过和平手段得不到的东西。最后，莫德惠仍希望苏联作为《非战公约》缔约国挺身而出，加拉罕再次婉拒，并要求中方不能宣传苏联已正式就中日冲突问题与中国接触。可见，由于国际协调机制无力约束日本，苏联坚拒参加可能引发日本反感的国际组织或行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更挞伐国联“对日本是软弱的，但谈到对苏战争时，它就不软弱了，表现得很有决心”！
10月26日，加拉罕在给斯大林的备忘录中分析道：莫德惠试图摸清苏联的中立是否基于日苏合谋，并引苏联介入中日冲突。国联24日决议其实是允许日本在11月16日前自由行动，因此中国将更倾向于争取苏联。中国不仅会试图将苏联拖入竞逐，还会努力造成中苏合作的印象，借此恶化苏日关系，并以倒向苏联来要挟美国。最近中日都在谣传苏联支持齐齐哈尔当局，中方是为了激化日苏矛盾，日军是为了制造进攻北满的借口。苏联应当辟谣，揭穿拖苏联下水的阴谋。27日，加拉罕电示苏联驻齐齐哈尔领事：中日报纸都在宣扬苏联支持中国当局，所有人都想诱使苏联“参与游戏”。苏联不拒绝同中方联络，但要坚持和平及不干涉的立场，对中方任何请求，使馆只承诺转达莫斯科，而不表达任何意见。可见，随着日本侵略对苏联在东北利益威胁日增，苏联进一步疏远中国，标榜中立，以免引火烧身。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正伺机向北进军。28日，广田弘毅会见加拉罕，列举苏联支援中国军民抗日的传言后，威胁说：若苏军进驻中东路，日本将被迫采取必要措施护侨护路。加拉罕立斥苏联援华乃无稽之谈。广田称这些谣言在当地日侨中闹得满城风雨，希望苏联政府澄清。然而，在确认苏联力避冲突的态度后，日军行动更少顾虑，11月2日，关东军借口嫩江桥受阻，出兵北上。随后，不仅关东军不顾军部和政府的约束，准备进攻齐齐哈尔，就连当地外交官和外务省中坚官僚，也不太顾忌对苏冲突。5日，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私下对美国总领事夸口：目前东北的冲突只是日本以后对苏更大规模冲突的准备。10日，日本外务省欧美局第一课强调苏联在远东的虚弱，其深陷内忧外患，将极力维持和平，不会积极援华或对日作战。
眼见自身势力范围被入侵，苏联首先确保中东路的中立地位。11月10日，政治局决议，令苏籍中东铁路局副理事长库兹涅佐夫（С. М. Кузнецов）严格落实中东路无条件中立。11日和13日，政治局采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意见，指示苏籍职员严守中立，决不同意铁路警备队在中东路地区进行军事行动或中日军队使用中东路；公开抗议交战方破坏中东路中立地位的活动，并向莫斯科汇报；不许铁路罢工或破坏道路、车辆。此外，外交人民委员部应每天向政治局提交回应日本造谣和挑衅言论的草案。13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告诉中国外交部吉林省特派员钟毓：苏联不允许铁路警备队帮助马占山部队通过中东路。钟毓依据相关条约力争：中东路应该运输中国政府军，且西段警备队是归马占山指挥的。苏方辩称调动警备队可能会给日本人提供先例。钟毓无奈，只得先向马占山和丁超汇报，并重申日军无权使用中东路。苏方只同意向理事会传达中方观点，以免误会。日军察觉到中方正联络苏联，遂大力散播苏联暗中援华的消息。13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美国记者宣称：可能源于苏联的对华援助，只会加剧当地紧张局势。为遏制日方舆论攻势，塔斯社15日公布了李维诺夫对广田弘毅的声明：要求日本政府注意日本军方和驻满外交当局正不断造谣，搅乱日苏关系。孰料次日，参谋本部制成了对中苏同时作战计划，认为日苏可能因北满利益冲突而走向战争，而苏联为准备大规模出兵，正积极支援中国军队抗战。对此，日军应在维护既占领土的基础上，相机击溃中苏联军。
为应付远东变局，苏联决心尽快推进苏波谈判。11月14日，多夫加列夫斯基向白里安抱怨：苏法条约因波兰延宕而无法正式签订，是不正常的。白里安表示拟与扎列斯基讨论此事。17日，贝特洛抨击波兰故意误导和拖延后，称波兰政府已准备取消一些苏联不接受的条款，让波兰、苏联及边境国一起签署类似《莫斯科议定书》的条约。多夫加列夫斯基称苏联不能签署多边互不侵犯条约。贝特洛只好表示会劝说波方。不过，法苏两国立场到底不一致。20日，贝特洛认为不必太过担心边境国问题，而多夫加列夫斯基反复要求法方劝波方撤回相关要求。贝特洛大感不悦，称不能断言与波兰的谈判能否成功，苏方可以去找白里安或赖伐尔，寻求一个满意答复。法波的态度不免让苏联怀疑两国正唱双簧。为争取主动，政治局20日决议：在今明两天，从苏联旧草案出发，正式开启苏波条约谈判。这表面上与波方立场相反，可政治局私下已同意在8月23日波兰草案基础上展开谈判。因取得苏方让步，塔斯社22日公布消息后，波兰半官方报纸次日也确认苏波条约谈判正式开始。英国驻波大使观察到：苏联最近对苏波条约的态度变得主动。同时，法国正对波兰强力施压，促其以和解精神进行谈判。苏联通过暗中对波兰让步保全了面子，对外界展现自身立场不因外部动荡而动摇，同时推进苏波谈判，可谓用心良苦。
在苏波谈判走上正轨后，斯大林对欧洲安全稍感安心，遂于11月27日致信视察远东未归的伏罗希洛夫，陈述了他对九一八事变的研判：日本图谋夺取中国东北后，扶持冯玉祥、阎锡山侵占华北，再继续攻击苏联、蒙古，“通过获取新土地来满足其中国傀儡的虚荣”。日本可能最快在明年“帮助中国封建主夺取中东路、蒙古和远东滨海地区”，激起中苏仇恨，借此在东北站稳脚跟。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消除对日本和华北的所谓“赤化”威胁；阻挠中苏和解；在大陆建立对美作战的基地。否则，日本会自认陷入美中苏三国的“捕鼠器”。日本企图在苏联“一五”计划完成前实现上述目标，而这依赖诸多条件：美国为首的其他大国不制裁日本；中国不迅速发起强力的抗日运动、作战；日本不爆发强大的革命运动；以及苏联不立即采取严肃的预防措施。目前，日本假意对苏联中立表示愉快，并提议签署长期通邮条约、谈判渔业问题，意在麻痹苏联，同时对列强炫耀日苏“友谊”。对此，苏联顺势向波兰夸示苏日“正常”关系，并让塔斯社宣布苏波条约谈判已启动，“帕特克的闪烁其词徒劳无功”，只能被迫接受事实。虽然谈判前途未卜，但虑及远东变局，仅是苏波开始谈判，也是重大利好。斯大林的结论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坏”，但现在最首要的任务是建设远东国防。可见，斯大林已预见到日本不仅正侵吞中国东北，还将剑指华北，且很可能于明年转头对苏开战。此外，他怀疑华北地方实力派已与日本勾结，联手反苏。对日戒惧和对华猜忌，促使斯大林选择对华疏远、对日绥靖。这不仅是为和平发展争取时间，也是为解决当时的苏波谈判问题。苏联借确保远东和平，对外界宣示苏日关系平稳，从而打破波兰拖延谈判、等待远东动荡削弱苏联立场的企图。反过来，苏波谈判顺利进行，能降低苏联两线作战的风险，增加日本对苏作战的成本，使其投鼠忌器，巩固苏联远东安全。斯大林的这番论述，生动反映了苏联国家安全欧亚一体的特性，九一八事变已成为影响苏联欧洲、远东政策的重要变量。
四 苏联欧洲安全初定与对日政策转向
尽管苏联力避卷入中日冲突，但日本却一再对苏直接施压。11月26日，广田弘毅提议废除渔场招标制度，将目前使用的渔场经协商分配给双方。苏方颇感震动，12月1日，政治局决议：务必维护渔业条约和渔场招标制的基本原则，拒绝日方任何破坏。但作为最大限度的让步，允许日本在条约期满前继续使用招标获得的渔场。同时，苏方又得到了波兰正策划对苏战争的情报。11月29日，保卫总局外事处报告称：波兰驻哈尔滨外交代表试图招募当地俄语杂志社社员加入在苏波开战时反苏的白军武装，他声称：波兰一直在全力对苏备战，法国对此大力支持，苏波战争或将在来年5月后爆发。法国已将武器输入中国境内，日本也会大力协助。远东白俄侨民在广泛武装后，向苏联远东领土集中，牵制苏联远东兵力，此后波兰即可对苏宣战。
苏方不得不对波兰搅乱远东局势的可能性保持警惕。12月7日，苏波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分歧仍多，帕特克被要求回国听训。李维诺夫判断，波兰可能竭力拖延谈判，“必须假设，至少在远东局势更明朗前，毕苏斯基不会允许条约生效”。10日，扎列斯基告诉英国外交大臣：苏波条约将和苏联与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的同类条约一并达成。苏联与西邻各国缔约的部分原因，是希望保障欧洲安全，以应付远东变局。可苏联驻波外交代表声称，苏联“除了中东路，对满洲无任何兴趣”，若中国买得起，可以卖给它。可见，波兰的确期待苏联会因远东局势紧张而在苏波谈判中退让，但苏联不遂其愿，摆出不受远东动乱牵制甚至愿意放弃当地特殊利益的姿态。18日，波兰驻日陆军武官也说：苏联总兵力的八成位于波兰方面，它在远东无能为力。换言之，苏联通过对日妥协，得以集中力量震慑波兰，以求尽快缔结苏波条约。苏联的坚持得到回报，8日、19日和23日，爱沙尼亚、芬兰和拉脱维亚分别向苏联提议恢复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且没有提及波兰。21日，德国对苏波条约最新文本表示部分和勉强迁就。迫于形势，波兰已难以坚持原立场。与此同时，中国东北危局持续加深。国联行政院11月25日做出第三次决议后，仍无法约束日军行动。12月13日，犬养毅内阁上台后，参谋本部同意大幅增强关东军，紧锣密鼓地筹备攻击锦州。日本侵略有增无减，引起苏联侧目。19日，保卫总局呈给斯大林一份笠原幸雄于7月1日制定的对苏调查及作战备忘录。笠原在分析了苏联五年计划和武装力量状况后总结道：随着国力增长，苏联将采取更主动的政策，但它目前不具备发动战争的条件。现状对日本解决远东问题格外有利，波兰、罗马尼亚可能与日本共同行动，但这种可能会逐年减少。如果日本做足战争准备，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便引发战争，也不会难倒日本。斯大林做出许多批注，并在最后一句话旁写道：“所以，我们会被武装干涉吓倒，故而对一切忍辱含垢？”
从苏联实际施策看，斯大林相当顾虑苏联再被多国围攻，故而对日极力隐忍。12月22日苏联政府报告明确指出：苏联“最重要的”外部问题是远东的中日冲突。如今冲突愈演愈烈，国联的措施适得其反，派遣李顿调查团实际上正当化了日军侵略行动；此外，帝国主义国家正把国联裁军会议变成闹剧，实现自由扩军而非裁军；经济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战争并不遥远，当年对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仍在策划新一轮进攻；“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图谋让苏联卷入中日冲突。对此，苏联将以坚持和平政策、抓紧建设来回应。显然，欧洲外交博弈虽错综复杂，但毕竟处于和平状态。日本侵华虽发生在远东，却直接对苏联国防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引起苏联格外重视。
恰在此时，突然出现了刺杀广田弘毅的风波。12月23日，加拉罕紧急召见广田，密告称：据一名苏联政府职员自首，近日捷克斯洛伐克驻苏使团秘书，教唆他暗杀广田，以引爆日苏战争。苏联立即驱逐该秘书，次日向外界公布刺杀广田未遂案。25日莫洛托夫借题发挥，宣称暗杀广田意在彻底破坏日苏关系，证明苏联的敌人会毫不犹豫地挑起对苏战争。对此，日本政府宣布：日本信任苏联政府，且该事件“太过奇幻，不必刨根问底”，不再追究此事。实际上，有关各国并不真正信服苏方说辞，捷克驻苏外交代表25日向广田申辩：捷克没理由刺杀日本大使，此次事件纯属苏联自导自演，其目的之一是向国内外证明苏联消极应对中日冲突的合理性。无论真相如何，苏联故意打草惊蛇，至少取得以下效果：得到日本政府友善表态与低调处理，确认它无意立即对苏开战；制造第三国挑动日苏战争的疑云，巩固中立政策，为缓和日苏关系提供契机。
12月28日，日军开始向锦州推进。眼见日军不断扩大侵略，苏联紧急调整对日政策。29日，加拉罕致函驻日全权代表特罗亚诺夫斯基（А. А. Трояновски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苏关系变得特别紧要。日军中的极端侵略分子挣脱了束缚，对苏“鹰”派势力地位上升，广田弘毅正是其中一员。欧洲各国也虎视眈眈，广田的暗杀阴谋说明，捷克在执行“控制着斯柯达的施耐德-克雷索的任务”。特罗亚诺夫斯基应尽快提交关于日本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作为苏联维持日苏关系稳定的参考资料。施耐德-克雷索和斯柯达分别是法捷两国最大的军工企业。加拉罕的论断，反映了苏联高层的帝国主义战争论，以及对受外国围攻的焦虑。为分化潜在的反苏阵营，加拉罕指出：日本政友会组阁及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后，苏联必须系统性地开展深入广泛的日苏和解运动，防止两国关系恶化或破裂。应设法买通一些日本报刊，因地制宜地鼓吹日苏和解，如宣称苏联专注于内部事务，“没理由干涉日本的满洲计划”，只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干预、延长中日冲突；美、英才是日本在远东的主要竞争者。更重要的是，苏联在事实上承认日本是中国东北的新主人，决定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31日，李维诺夫趁日本驻法大使芳泽谦吉途经莫斯科时，热情描绘了苏联与各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的现状和前景，建议日本与苏联缔约，否则日本将是苏联“唯一没有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邻国”，并指出西欧、美国正对日苏关系前途充满猜测。他的这番话含有两个暗示：苏联即将确保欧洲安全，日本对苏开战将无人响应；欧美列强图谋恶化日苏关系，日苏应共同抵御外部挑拨。但芳泽对此不置可否。1932年1月12日，特罗亚诺夫斯基面见犬养毅，在探讨日本对东北局势和中东路的态度后，询问其对互不侵犯条约的意见。犬养冷淡表示尚未开始研究。尽管对日互不侵犯条约提议开局不利，但李维诺夫乐观地表示：日本接受当然很好，他们拒绝也有好处。苏联可以将远东边境发生的暴力冲突解释为日本侵略，从而确保在西方不受侵略。足见苏联对多国联合发起对苏战争的戒惧，深刻影响其欧亚外交决策。
为尽快减轻国家安全危机，苏联不得不在欧洲牺牲部分利益。1932年1月13日谈判后，苏波主要分歧在于条约第三条：“缔约双方均承诺不参与任何明显敌对另一方的，以及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与本条约相抵触的协定。”作为让步，李维诺夫建议可将此条移入特别议定书，并放弃对换文时间和调解公约的要求。19日，帕特克希望撤回涉及多国同时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第五条，换取苏联放弃第三条，遭苏方严拒。他又建议将第三条缩小为“不签订‘违反本条约’的协议”。李维诺夫指摘此条几与芬兰、罗马尼亚的方案相同，显系相互串通。帕特克最后表示，只要苏方接受他对第三条的修改，便可尽快签字。随后，李维诺夫同意将第三条改为不参加“从侵略角度看明显对另一方怀有敌意”的协定，条件是立即正式签约。但波方在苏联与罗马尼亚正式缔约前，只同意草签。最终，苏方再让一步，苏波条约于25日草签。苏联不仅在苏波条约的核心条款上让步，还软化了防止承认波兰在边境国中领导地位的立场。连波方都感到“有些意外”。苏德关系亦因此削弱。然而，尽管苏联作出重大退让，波兰的威胁仍在。2月26日，扎列斯基向李维诺夫威逼利诱：若苏联与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的互不侵犯条约不生效，苏波条约不会正式生效，而波兰愿意劝说罗马尼亚让步。法国新内阁反对法苏条约，并将阻挠苏罗互不侵犯条约。
同时，苏联对日妥协已导致关东军的轻视。早在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后，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对英国陆军武官调侃道：日军直到穿过中东路后，才摸清苏联不打算采取行动，即使日本占领海参崴，“苏联仍会无所作为”。见苏联节节退让，日军很快打起了中东路的主意。1月28日，库兹涅佐夫以中立为由，拒绝日军使用中东路运兵至哈尔滨护侨的要求，日方当场威胁：目前日军尚无迫切需求，但在必要时将坚决用中东路运兵。现在他将向中国中东铁路局代理理事长李绍庚说明情况。同日，加拉罕急电指示驻哈尔滨总领事斯拉武茨基（М. М. Славуцкий）对日方如此答复：中东路由中苏共同经营，运兵问题不能由一方单独决定，若中方同意，苏方不会反对。苏联当然不愿让日军染指中东路，却更不希望因此与日本翻脸。苏联将球踢给中方，其实是准备偏袒日本。不料当晚6时，日军自行在宽城子车站装载列车，苏方经理鲁迪（Ю. В. Рудый）奉命拒绝列车发车和提供服务。29日，广田弘毅才向加拉罕说明日军需要借用中东铁路至哈尔滨护侨，加拉罕指责日本未经许可侵扰中东路，却强调，只要中方同意运输日军，且不损害苏联利益，苏方不会反对。30日傍晚，鲁迪令中东路南线放行。可日方得陇望蜀，2月1日，大桥忠一要求使用中东路西线运兵，并以日军可能强行扣押车辆相要挟。斯拉武茨基重申了苏联不能撇开中方单独同意的立场，但答应上报日方诉求。加拉罕次日来电指示：“未经李绍庚或张景惠同意或不反对”，苏方不能单方面同意。苏联在中东路南线开绿灯后，并未立即向日本开放西线。表面上，苏联仍坚守中立，实际上，李绍庚孤悬哈尔滨，已被迫向日本屈服；而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已暗中投日，台面上也与日本暧昧不清。让他们来决定日军能否使用中东路西线，证明苏联已经准备好在适当时机继续对日让步。
与此同时，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团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尚未参加实战，此时急不可耐，于2月1日请求武力收缴车辆。关东军司令部认为时机未到，拒绝其要求。然而，西线纠纷未及扩大，沿中东路南线北上的日军便于5日攻占哈尔滨。至此，中国东北全境基本沦陷。苏联通过逐步对日退让，成功避免卷入冲突。但日本鲸吞中国东北后，苏联远东的国防压力也骤增。2月底，保卫总局发现，民众对远东局势的关注明显增加；许多敌对分子开始活跃，“希望中日战争是对苏联全面干涉的开始”。乌克兰出现了“让日本人或波兰人来吧，反正不会更糟”的流言。苏联依旧面临两线战争的危险，维护国家安全任重道远。
结 语
1932年1月13日，伏罗希洛夫在给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Я. Б. Гамарник）的信中，简述远东日军、白卫军对苏备战情况后，游刃有余地表示：“我们需要努力工作，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弥补失去的时间。”以后见之明观之，苏联最终争取到了大量备战时间，为远东国防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但若回到历史现场，应当如何认识苏联对九一八事变因应的过程及性质？
从东北亚国际局势看。苏联继承了沙俄的远东政策及扩张成果，并通过1925年《日苏基本条约》继续承认《朴次茅斯条约》划分的两国东北亚势力范围。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中不惜对华出兵，可在九一八事变期间，面对强国日本则不敢动武。可见，苏联的和平政策十分灵活与务实。事变爆发之初，苏联虽不与日本正面冲突，却十分谨慎地引导东北当局对抗日本扶植的傀儡，略微偏向中国。随着日军不断侵占东北领土，特别是侵入苏联势力范围后，苏联开始与中国划清界线，固守中东路。而当中东路中立或将激起日苏严重冲突时，苏联逐步对日本开放中东路，纵容其侵占中国东北。苏联对日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其实质是在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情况下，重新划定日苏势力范围，稳定两国关系。此举不啻于苏日再次私相瓜分中国东北。中日苏两强一弱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苏联倾向于直接对日交涉、妥协，而非冒激怒日本的风险联华制日。中国的东北利权，沦为日苏交易的筹码。
从更广阔的全球政局看，苏联对日绥靖背后，更有错综复杂的欧洲政治因素。客观上，1930年代以来，苏联已在欧洲面临复杂的外交挑战，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苏联在欧亚两面受敌，国家安全形势更为严峻。法国、波兰利用远东危机，逼迫苏联在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中让步；日本乘苏联深陷欧洲政治漩涡之机，在侵华之余挑战苏联势力范围。主观上，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决策层判断法、波阴谋加剧远东冲突；日本可能配合欧洲国家侵略中国东北，对苏构成直接战争威胁。因此，苏联陷于外交场上的两线作战，其苏波谈判策略和对中日冲突的因应，始终是整体欧亚外交政策的一环。苏联在欧洲调整传统的亲德反波政策，极力推进苏波、苏法条约；在远东对日战略收缩，力避卷入武装冲突。苏联借规避远东纷争确保对欧外交政策的稳定基础，随后借欧洲外交成果反哺对日互不侵犯条约交涉。苏联为谋本国和平，在远东几乎坐视日本侵略，在欧洲对波兰做出重大让步，以分化潜在的欧亚反苏阵线，巩固整体国防安全。要之，九一八事变不仅推动了苏联欧亚外交政策转变，更加速东亚、欧洲国际格局的分化重组，其影响远超出东亚一隅，成为影响全球国际局势演变的重要因素。
〔本文选题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教授主持的《英国外交事务文件》读书班讨论启发，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