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政治传播学视野下“民主”观念的中国接受

——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读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0 次 更新时间:2021-04-26 22: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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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进入专栏)  

  

   中国近代民主的接受过程之所以引起学者持续关注的兴趣,不是因为它已经结束,由此可以盖棺定论,而是因为这个过程至今仍在延续。当然,史学研究永远面对的是过去,但这个“过去”却出自当代人的叙事,因而不可能不带有当代视角和当代意识。

   如所周知,民主在在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总体上看,都存在着不够成熟或不尽如人意之处。这种不成熟或不尽如人意,既体现在民主参与和民主意识上,也表现在制度设计及其实行之上。不过,作为观念的“民主”,虽可以呈现各种形态,对“民主”的理解,或仍是一个根本问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闾小波教授的《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以下简称闾著、直接标注页码)[①]一书着重于西方“民主”观念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和接受,其关注的核心就是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接受和理解以及“民主”何以不能在近代中国顺利生成。

   观念史的研究本身有两种取向。注重思想本身,且进行哲学分析的内在论者,以洛夫乔伊(A. O. Lovejoy)为代表;而注重语境的外在(历史)论者,则由斯金纳(Q. Skinner)领衔。从中国大陆的观念史研究看,外在(历史)论似乎占据着优势。这一方面是因为以往的哲学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基本是内在论,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作为新兴的观念史自然会有意加以区隔;另一方面,虽然有意区隔,但学者思维中所受到的唯物史观注重社会环境影响的惯性,也比较容易地接受外在(历史)论。尽管作者一开始便声明希望兼顾两派的特长,但从内容上看,对于语境、文化等因素,特别是对接受效应的勾勒和解析,更具讨论的价值。

  

   一、“民主”在不同时期对应的关键词

  

   以往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系统研究的著作,其特色各不相同。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②]主要是以历史人物的民主思想为主轴,通过人物的思想接力来立论的;而张玉法《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③]、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④]主要侧重于民主制度的变迁及相关的宪政运动,徐宗勉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⑤]则从时代变迁上讨论西方民主东渐的问题。而闾小波的另一部专著《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⑥]亦是从民主发展的阶段论上着眼的。

   就整体的阶段论与观念本身的传播阶段来看,它们虽有所重叠,但仍有不同。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的阶段论从来只有方便研究者和学生学习的意义,在史料无限扩充的今天,其所涵盖的范围总会受到质疑,因而也渐渐失去了意义。因此,笔者并不认为,书中划分的几个阶段有多少意义,甚至觉得这种类生长的有机体式阶段论太过于教科书化,但闾著中对各阶段关键词的确立和定义,却是非常清晰、准确而有价值。

   从“民主”本身而言,它乃是一个总体的观念,其同时也内涵着具体的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概念(如自由、共和)。而仅就观念本身看,与之相联的关键词也是“民主”得以体现的关键。依照跨文化传播从直观有形开始的原则,“民主”观念东渐的过程亦不例外。如闾著所归纳的,“19世纪后期西方文明的辨识期”的关键词是“议会”,而关注点是“代议制”。制度虽然无形,但议会却是直观而有形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观念的输入期”的关键词是“民权、自由、宪政、权利等”。从制度到观念显然有所深入,此时,“东学”起到了媒介的作用,而最重要的媒介人物自然是梁启超(闾著第20页)。

   “民主”的内涵并不止于字面的意义,其形态随时代而侧重不同。到1903年至民国初年的“浪漫主义民主的输入期”,其关键词被“革命”、“共和”所取代。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观念的分岔期”,“科学”与“民主”相勾连;“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为民主观念的期成期”,此时,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人与中国共产党皆以批评“党国体制”为主(闾著第20页)。

   跨文化传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接受过程较原创过程明显的加速。近代中国对“民主”观念的接受亦是如此。如果从19世纪中期,在《万国公法》中,丁韪良(W. A. P. Martin)首次将“democracy”译为“民主”,以及1875年《万国公报》刊登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宪法)及公议堂(议会)解》对democracy本义“人民治理”准确理解和欧美宪政原则、三权分立、议会制度的准确描述开始,诚如学者所言,虽然“民主”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传统“价值逆反”的词义,[⑦]因而也影响了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接受,但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民主”观念在中国的接受仅仅经过了六、七十年,期间便不乏观念本身的变化、制度建构的名与实的差距,更有腾挪转换。如闾著所说“中国民主化的速率太快了”(闾著第92页)。

  

   二、出版、报刊兴盛和阅读革命对民主传播的影响

  

   严格来说,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多是民主观念的传播者,正因为是传播者,所以既拜出版业、报刊业的兴盛所赐而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又因为接受的过程也是理解的过程,同时也是面对现实变幻受刺激的过程,故往往又有一个自我思想转变过程。

   由于有深厚的期刊史和传播史的功底,闾著的一大特色便是对观念传播、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的关注,这也是与上述几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民主的著作最大的不同之处。作者注意到,1895年前,虽然不断有思想家、官员介绍和引进与“民主”相关的知识,但传播不畅直接影响到了新知的接受。例如宣传新理念较多的教会出版机构同文书会(1894年改为广学会)多靠免费分发,一是借科举考试之机向考生发送,其途径:一是向各衙门邮寄,流通范围亦可想而知。1891年,李提摩太(T. Richard)估算其出版物的读者数量合计44036人,其中30000人是“秀才以上文人”,但也仅占六十万“文人”总数的5%(闾著第130-131页)。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对鼓吹改革的著述接受的迟钝和滞后上。如魏源之《海国图志》对日本接受外来思想和催生改革,乃至明治维新的作用与其在中国至戊戌变法时期才得到重视,在程度和时间上所产生的反差十分明显。而同样的反差也体现在中日之间量级相当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和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的代表作在两国的阅读待遇和传播范围上。福泽《劝学篇》第一篇正伪版共发行22万册,而梁启超的《新民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丛报》初期发行量为2000份,至22期虽增至9000份,但与福泽之书的发行量亦相差悬殊。“《劝学篇》与《新民说》印刷的绝对数量约为20:1”。作者分析说:“新知传播不畅,说到底是由于社会的需求不旺。中国历史虽然进入了‘近代’,但人们的观念还普遍停留在传统社会”(闾著第133-134页)。

   而这一切的转折则是在1895年,即甲午战后。这也是“民主”观念正式落实的起始。作者着墨较多的《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共计出版69册,累计发行约100万册(第151页)。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更是称“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⑧]彼时官方人士,如张之洞、严复都对《时务报》的“开民智”作用赞赏有加,前者还率先下令湖南全省官销《时务报》,“其后有十余位巡抚、学政、布政使、知府先后令属地的书院、学堂订阅《时务报》”。与此相对应的是,民间的“阅报会”在维新运动时期已经出现,作者发现不仅是大城市如省垣(金陵,即南京),1898年,山东诸城县、江西义宁县、广东顺德县等均有“阅报会”存在。这个发现也纠正了以往学者的疏漏。此后,随着白话文报纸的涌现,用作者的话说,进入了一个“读报时代”(闾著第152-153页)。

   当然,有正面的兴盛,就会有反面的限制,而限制本身也是传播影响的一环。在近代中国,限制者又可能是以往的赞赏者,作者是以张之洞为例来展示这个悖谬的。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0册上发表《知耻学会叙》,痛心疾首地言及官、商,乃至国人“不知无耻之为耻以有今日”,[⑨]张之洞读后以为“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便致信陈宝箴要“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今天看来,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知识人由于地位和认知上的差异,往往会发生冲突,但体制内的知识人(官员)又往往借助手中的权力压制体制外的知识人,这也成了一种常态,因而不仅“对报刊的查禁随之产生”,“报案”亦成为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一个现象(以上均见闾著第155页)。

   作者对报刊从业者个人交往在观念传播广度上的关注,也颇具匠心。汪康年是晚清著名报人,亦是《时务报》的总理(经理)。今存《汪康年师友书札》收录七百多位读者的三千余通来信,上至封疆大吏,下至布衣。这些人士无论是嘉许,还是异议,都反映出《时务报》的传播范围。实际上,不仅《时务报》,晚清民初的报刊,像《民报》、《甲寅》、《新世纪》以及后来的《新青年》多刊登读者来信或径设“‘通信’栏”,这类与读者互动的方式不仅扩大了报刊的影响力,它与“书院、学会、读报会,甚至部门衙门内的读报者,逐渐形成新的知识共同体。”如作者所言,这个知识共同体的存在,“不仅使得阅读革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且成为日后中国民主运动的动力或同盟军。”而“读报时代的到来,提高了政治动员、政治观念社会化的效率与速度”。“随着阅读革命深入,大众接触新式媒体的机会越来越多,碎片化的大众正在向‘大众社会’跃迁,而大众社会的降临又使得各种社会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以上见闾著第152-154页)

  

   三、强势与弱势:“民主”传播的现实际遇

  

   “民主”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就其实质言,就是一种世俗化的观念。[⑩]因为世俗,故民主理论并不复杂,而由此生发的民主体制也不以高蹈为号召,丘吉尔(W. Churchill)的名言[11]证实了这一点。而胡适称之为“幼稚园政治”[12]虽引起政治学者的诟病,却并不能否认此说实质上或者说在比较层面上的直白和透彻。

   因为以胡适的“中国经验”,“民主”从传入伊始便被高扬,闾著中详细分析的梁启超就是例证。无论是引介初期,对积极民主的鼓吹,还是1903年以后,逐渐转向消极民主之后,在梁那里,民主都是精英化的话语。而即便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倡导的直接民主形式的“大众民主”,也只是在指向上和政治动员上的庶民(大众)化,而实际亦是由知识精英去传播、引导、规划和完成的。

   无论是从具体语境看,还是就“民主”在中国近代的境遇言,有关近代中国的“民主”研究都需要考虑到强势与弱势的态势及其相互作用。当然,就具体的思想家来说,也有强势与弱势的转化问题。如梁启超,1903年前,基本还是在强势的阵营中,此时亦是取攻势的姿态。但1903年思想转变后,则只能取守势,因而成了弱势的一部分。

   实际上,作者所引用的科恩(C. Cohen)有关民主与专制的比喻,与上述丘吉尔、胡适的说法异曲同工,科恩说:“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差异,可比为木筏与机缆具全的帆船之间的差异。前者航行安全,但很缓慢,在浪中起伏,有时后退,风暴冲击时,乘客的脚常常被弄湿。后者则航行时情事壮观,舒服而有把握,有时却撞在木筏可安然渡过的礁石上,造成灾祸。”(闾著第304页)

科恩指出的是“民主”本质或形式上的不宏大、不雄壮,不擅长构想未来宏伟蓝图(即所谓“弱”)的一面。如果再加上他对“民主”诸如“愿意妥协”、“容忍”等基本要素的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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