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保守的20年代,革命的30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7 13: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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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兰尼  

   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是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组织解体与30年代人类文明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无形联系。除非我们能认清这个因素的根本重要性,否则将无法正确理解这个将欧洲带上末路的制度,也无法理解可以说明一个文明之内涵与形成得以建立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这个惊人事实的一些客观形势。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国际体制的本质直到它失败时都没有被真正认识到。当时几乎没有人了解国际金融制度的政治功能,所以这突然的转变震惊了全世界。在当时金本位制已经是传统世界经济仅存的支柱;当它倾倒时,其影响自然非常突兀。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而言,金本位制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制度;他们甚至拒绝将它看作社会机制中的一部分。因此,民主国家是最后认识到这一灾变之真正本质并且最后应付其影响的国家。即使在灾变已经临头的时候,一些政治领袖仍未看出在国际制度行将崩溃的背后,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有一连串的发展使得此制度变得落伍。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本身的失败仍然没有受到他们的注意。

   这个转变的来临比一般所了解的更为突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的革命仍然是19世纪的一部分。1914~1918年的冲突只不过是加速并无限地恶化一个外来的危机。但这个困境的根源在当时并没有被人认清:在生还者看来,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恐怖及破坏是阻碍国际组织运转的主要原因。世界的经济组织及政治组织突然之间都变得无法运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可怕损伤似乎可以对此提供一个解释。但事实上,阻碍战后和平与安定的因素其实与引发大战的因素是同一个。190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逐渐瓦解要对政治紧张及1914年的战争负责;因为消除了德国的竞争——这使局势紧张之原因更加恶化,并且因而大大地增加了达成和平之政治与经济的障碍——战争的结果以及和约的签署使得局势的紧张在表面上看来是减缓了。

   就政治而言,战后的和约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矛盾。对战败国单方面解除武装阻止了均势制的重建,因为武力是这样一个制度之下不可或缺的要件。日内瓦会议曾徒劳无功地以一种称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之扩大的、改善的欧洲协调的方式去重建这样一个制度;由于这时缺少独立霸权的基本前提条件,国际联盟规约所提供的磋商及联合行动也都徒劳无功。国际联盟从未真正奠定基础;其第十六款“执行条约”,以及第十九款“和平修正案”都从未被实行过。它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和平问题所能采用的唯一可行方案——均势制的重建——方面毫无进展;所以,这些20年代最出色之政治家们的真正意图根本就没有被一般人所了解,他们继续活在一个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混乱状态中。面对解除一些国家的武装,而让另一些国家保有武力(这种情况排除了任何可行的步骤以迈向有组织的和平)的这个惊人事实,一般流行的态度是认为国际联盟具有一些神秘特性,可以使之成为和平时代的前驱,所需要的只是经常在口头上加以鼓励使之成为永久性。在美国就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如果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话,事情的发展就会很不一样。没有比这更能说明人们根本不了解所谓的战后制度在机能上的弱点——我们在此称之为“所谓的”是因为如果语词有一个意义的话,此时欧洲根本没有任何的政治制度。像这种无可掩饰的现状只有在各国筋疲力尽之前才可能持续下去;无怪乎只有回到19世纪的制度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在那个时候,国际联盟似乎至少应该像欧洲协调在其全盛时期一样扮演欧洲督导团那类的功能,但由于在处理重大事件时必须得到全体一致通过这个要命的规定,一些难以驾驭的小国竟成为世界和平的仲裁者。对战败国永久解除武装的荒谬措施排除了任何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应付这种灾难状况的另一个可行途径是建立一种世界性的秩序,并赋予其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的有组织力量。然而,这个措施是全然超出当时的视野的。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更不用说美国,会顺从这样的一个制度。

   就经济而言,日内瓦的政策一致强调重建世界经济以作为保障和平的第二道防线。即使是成功地重建了的均势制也只有在国际金融制度复活之后才可能致力于和平。在缺少稳定的交易及贸易自由的环境下,各国政府就会像以往一样将和平视为次要的兴趣,只有在和平不会与它们其他的主要利益相冲突时,才会加以追求。当时主要的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似乎了解到和平与贸易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不但是贸易的保障,也是和平的保障。无怪乎国际联盟一贯致力于重建国际货币及信用制度,并以其作为维护主权国之间和平的唯一可能保障,而世界也前所未有地依赖着国际金融。此时,J.P.摩根(J.P.Morgan)已经取代了罗斯柴尔德成为这个再生的19世纪的守护神。

   依照上一世纪的标准来看,战后的第一个十年被认为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但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却正好相反。那十年的内涵是极端的保守并且表现出一个普遍的信念,认为只有重建1914年以前的制度,“这一次是奠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才可能重建和平与繁荣。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恢复旧制度的努力失败了才产生30年代的转变。战后十年虽然有极为壮观的革命及反革命,但它们或只是代表对战争失败的机械性反应,或至多只是在中欧及东欧重演西方文明中熟悉之自由与立宪的戏剧;一直要到30年代才有全新的要素进入西方历史的模式里。

   不论其情节如何,1917~1920年在中欧及东欧的动乱及反动乱都只是以迂回的方式重新建立那些战败了的政权。当反革命的烟雾消逝后,在布达佩斯、维也纳及柏林重建的政治制度与战前并没有多大差别,直到20年代中期,这对芬兰、波罗的海诸邦、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甚至意大利及德意志等国而言也都是如此。有些国家在国家自由及土地改革方面取得极大的进展——这些成就自1789年以来在西欧是很普遍的。就此而言,俄罗斯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趋势是不假思索地去建立(或重建)一个与英国、美国及法国革命之理想近似的制度。就这个广泛的意义而言,不但兴登堡(Hindenburg)和威尔逊是在西方传统的主流之内,连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也是。

   到30年代早期,改变突然发生了。其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苏联的五年计划,罗斯福实施新政,德意志的国社党(即纳粹党)革命,以及国际联盟的崩溃而有利于专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世纪的理想仍然至高无上,它们的影响也笼罩了其后的十年,但到了1940年,所有这些传统国际制度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而且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各国都生存在新的国际环境中。

   我们认为这个危机的根源是国际经济制度的崩溃。它从20世纪以来就已经只能忽停忽进地运作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和约终于将它彻底破坏。到了20年代就变得更为明显,当时欧洲各国内部的危机,都是在最后变为国外经济问题而达到高潮。这时的政治学者并不按照大陆的分布来区分各国,而是依其对稳定币制的附着性来区分各国。卢布在苏俄的崩溃惊动了全球——此时卢布已因通货膨胀而变得一文不值。德国重复了这个绝望的手法以便把问题推给协约国;接着没收放贷者阶级的财产,为后来纳粹党的革命奠定基础。日内瓦的声望建立在它成功地帮助奥地利及匈牙利重建其货币上,而且因为对奥地利克朗(Krone,奥地利的银币——译者注)施以极为成功的手术(但不幸的是患者却并未生存下来),维也纳成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保加利亚、希腊、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及罗马尼亚等国,货币的重建给反革命者提供了分享权力的机会。在比利时、法国及英国,左派也在健全的货币制度之名下被逐出政坛。一连串层出不穷的货币危机经由一个有弹性的国际信用系统将贫穷的巴尔干与富庶的美国联结起来,它先将一些未经完整重建的货币的紧张从东欧转移到西欧,然后再从西欧转到美国。最后,美国本身终于被这些未完全稳定的欧洲货币所淹没。最终的崩溃开始了。

   最早的震撼发生在国内的层面。有些货币,诸如苏俄的、德国的、奥地利的、匈牙利的,在一年之内就被扫除一空。这些货币的价值改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在完全货币化了的经济中。一种细胞组成的过程被引进了人类社会,而其影响却是在人类经验的范围之外。国内外都相同的是:缩减中的货币带来了分裂。各国都发现像有一道裂缝将它们与邻国分离开来,而各国国内不同阶层的人此时也感受到完全不同的而且经常相反的影响。知识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贫困化了,高利贷者则满载着可憎的财富。一个难以捉摸的融合与分解的力量已经进入舞台。

   “资本外逃”是一个新现象。在1848年、1866年及1871年都不曾有这种事件。然而,资本外逃却在1925年及1938年法国自由派政府的倾覆事件中,以及1930年德意志之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货币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的中枢。在现代货币经济之下,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都会体验到币值的收缩或膨胀;人们变得很关注货币;大众也将通货膨胀对实质收入的影响预先加以扣除;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稳定的货币是人类社会的主要需求。但是,这种认识却不能与另外一种认识,亦即货币的稳定有赖于国内外的政治因素分开。因而上述社会动乱不但动摇了对某一货币内在稳定性的信心,也粉碎了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体制内金融自主这种天真的观念。此后,与货币相关的国内政治危机会引起严重的国际事件。

   对金本位制的信赖是当时的信仰。对有些人而言这是天真的,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是吹毛求疵的,对其他的一些人而言则是一个魔鬼的信条,意味着只接受肉躯而排斥灵魂。但这个信念的本身却是不变的,也即银行的币券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代表着黄金。不管黄金本身的价值来源是如社会主义者所称的体现了劳动,或者如同正统学说所称的因它实用而稀少,在这里都没有差别。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战争忽略了货币这个问题,而将资本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奇迹般地联合在一起。李嘉图与马克思在什么地方合而为一,19世纪时已知之甚详。俾斯麦与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年,德国社会主义者,他强调国家的地位,并偏好成立工人合作社的国家制度,他于1863年帮助成立第一个德国工人政党——译者注),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之子,功利主义者——译者注)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年,美国经济学家——译者注),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1864~1937年,英国社会党政治家,鼓吹自由贸易——译者注)与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年,美国第30任总统——译者注),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译者注)与托洛茨基等都接受同一个信念。马克思不厌其烦地指出蒲鲁东乌托邦式的工人券(用以取代货币)是基于自我欺瞒;而《资本论》则在李嘉图理论之形式上蕴涵着货币的商品理论。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索科利尼科夫(Sokolnikoff)是战后依黄金而重建该国货币价值的第一位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年)则因坚定地主张稳定的货币原则而危及他的政党;[1]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尔(Otto Bauer,1881~1938年)支持他的政敌塞佩尔(Seipel)以重建克朗为目的之货币政策;英国的社会党人斯诺登在他认为英镑制在工党手中不会安全时转而反对工党;墨索里尼则将90里拉(意大利货币)对黄金兑换的价值刻在石上,并宣称会为保卫其标准而不惜牺牲自己。就这一点而言,在胡佛与列宁,以及丘吉尔与墨索里尼的言辞中很难发现他们之间有何分歧。事实上,金本位制在国际经济制度运作上的重要性,是当时所有国家与所有阶级,以及奉有不同宗教信仰及社会哲学的人之间唯一共通的信念。就是由于这个无形的事实,人们在振作起来以重建他们破碎的生存时,有求生的意志。

重建币制的企图——后来失败了——是全世界所曾见到之最全面的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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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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